走資派強迫下崗工人中的女工們

走資派強迫下崗工人中的女工們

 

真相求索不管對以前的觀眾還是現在的觀眾，都具有強大吸引力。對於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對國有企業的解散美其名曰“改革“，早已蛻化變質為複辟資本主義私有化鋪路，成了古今中外最大的謊言和忽悠，對於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是背判，是反動，是複辟，是偽改革，所以工人階級尤其是下崗工人強烈反對。

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的偽改革意味著幾千萬熟練工人一刀切地失業，強迫幾千萬工人下崗。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的偽改革意味著新中國的工人階級隊伍被強迫解散，成為一盤散沙。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的偽改革意味著新中國的工人們昨天創造的財富和已有的福利全部強行被剝奪。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的偽改革意味著新中國的工人們的生活負擔在加重，不少工人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不少被強迫下崗工人中的女工們無奈為生存出賣肉體當了妓女。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的偽改革意味著權貴和富人們對公共財產和國有財產的瓜分與掠奪，四十多年來讓少數人先富製造了無數資本家。

就是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的偽國企改革時代巨變中工人階級中的每一個下崗工人的劇痛下。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不久就開始所謂的“國企改革“已經來臨，而懵懂的工人們還不知情，他們還沉浸在廠區裏工作生活。但被安排好的生活和優越的福利一旦失去，更讓工人們無所適從……。或者他們也隱約感覺到了崩塌的前奏，但不願意去相信，一輩子依靠信任集體，怎麽能接受被拋棄。

據報道僅97—98年東北就有12%的工人下崗，冰冷的數字背後全是血淚，沒有工資也沒有福利了，吃飯都成了問題，那個年代多少東北男人自行車後座上載著賣淫的妻子……實在無以為生了，隻好出賣最原始的肉體。《漫長的季節》這部電視劇中也還原了這一悲哀場景。中年下崗的巧雲去坐台，陪酒間隙給孩子唱《小星星》，實則她內心的光已經全部熄滅，而生活的壓力還是如影隨形……。

轉載《“鐵飯碗”砸碎後，一代工人的沉浮與迷茫》

《陰雲下的女性與家庭》

2002年，社會學家潘綏銘、黃盈盈等人曾在東北進行了一次關於東北小姐的調查研究。在他們訪談的103位小姐中，擁有城市戶口的人占到95%，她們大多在國有或集體企業工作，經曆下崗後，又做過美容美發、按摩、保姆、小商販、服務員等活計，最後在工作帶來的收入、聲望、權力等綜合回報的考量下，選擇了性服務行業。和民謠裏唱的一樣，上有老、下有小是這些下崗妹的普遍處境，為了家計，她們不得不出來工作，為了顏麵，她們不得不到離家遠一點的地方上班，最後又為了能時常回家照料老人孩子，首選離家50公裏以內的地方。

新中國成立以後，女性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號召下走出家門，參加勞動。“男女都參加工作，共同掙錢養家”成了許多中國人對男女平等的樸素理解，也是中國家庭普遍采取的經濟策略。另一方麵，女性又需要勤儉持家，承擔家務勞動。

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強迫解散國運企業，讓幾千萬的熟練工人被迫下崗，在下崗工人中的女工們下崗之後，被迫破壞了她們獲取經濟收入的渠道，卻沒有減輕其養家的負擔，在生計與家務的雙重重壓下，女性大多隻能就近找活路。

提供性服務看起來像是一種自暴自棄式的對抗，但從潘綏銘的研究來看，性工作恰恰是出於理性計算，女工們並非從驕傲的工人一墜為墮落的小姐，而是從穩定體麵的單位跌入缺乏尊嚴與保障的非正式就業，在洗碗工、小商販與小姐之間進行轉換隻是一種“職業平移”現象。因為性的關係，東北小姐的困境顯得尤為突出，事實上，還有很多下崗女工都麵臨著相似的處境。

女性工人們在1970年末，城市勞動年齡內婦女的就業比例已經達到90%以上，而在90年代下崗人員中，女性卻占大多數，據中國勞動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數據顯示，這一比例在2000年達到57.5%。同期，社會上又刮起了一陣“婦女回家”的風潮，女性再就業比率遠低於男性，僅占再就業群體中的38.8%。

要求婦女回家，一來對人們的情感和觀念造成衝擊，二來，這種看似回歸家庭內部傳統性別分工的做法實際損害了許多普通雙職工家庭的利益，它打破了這種家庭生計的策略，也打破了原有的家庭關係、女性的尊嚴感和意義感。

1990年代中期，出現了“二保一”、“一家兩製”的說法，意思是雙職工家庭下一個、留一個，一個進市場，一個保體製。總體來說，雙職工家庭保工資更高的丈夫，讓妻子下崗，下海經商創業的也是丈夫較多，妻子要麽留在家中，要麽盡力掛靠在體製內，給家庭一個收入穩定的象征和安全兜底。

女性工作的意義逐漸從“勞動光榮”、“自立自強”下沉為“養家糊口”。對比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調查”數據，1990-2000的十年之間，為維持家庭和個人生活而工作的女性上漲了13.6%， “經濟上自立”、“充實生活”、“發揮才能”等動機全部呈負指數下降，“為社會做貢獻”一欄甚至從40.1%跌落至5.8%。與此同時，2000年，有37.3%的受訪女性認同“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甚至於許多當過領導、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讚同此種說法。

蔣永萍和美國明尼蘇達聖克勞德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左繼平於2005年到2007年間，在北京、上海、蘭州等城市就城鎮婦女工作和家庭生活進行了調查訪談。她們的采訪對象大多都經曆了下崗潮，其中已婚婦女按對家庭和工作的投入多少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回歸家庭型；兼顧工作和家庭型；傾向工作和事業型。全身心投入事業的女性往往對自我價值的實現有追求，較強的社會家庭支持幫助她們衝破了充滿性別歧視的就業和工作環境。這部分女性是少數，更多的還是為了家庭不得不工作，或者在職場大環境對女性不友好情況下退守家庭的婦女，她們的家庭婚姻關係在社會經濟轉型的動蕩中經受著挑戰。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這是周舒璿對下崗工人婚姻狀況的大體印象。她告訴界麵文化，下崗人群中離婚率普遍很高，一是家庭的困難增加了夫妻雙方的爭吵概率，二來，為家庭生計，夫妻雙方往往異地而居，在不同的地方打工或照顧老人孩子，分居離異的案例非常多。

丈夫經濟能力強，妻子安心在家相夫教子，也未必能家庭美滿。蔣永萍至今記得自己在蘭州采訪過的一位家庭主婦。黃女士原本所在的單位連續幾年走下坡路，2005年，她終於下定決心買斷工齡，回家操持家務和子女教育。一方麵她的兒子上學離家較遠，成績也不太好，黃女士想花更多時間照顧輔導他，另一方麵，自己的丈夫是電視台編導，收入不錯，一直在積極鼓勵她回家。黃女士在采訪之中反複強調相夫教子的必要性，可是又對自己買斷工齡的決定感到後悔，長期居家後，她發現自己在社會交往上變得笨嘴拙舌，麵對婚姻，又有極深的恐懼，害怕自己越來越配不上步步高升的丈夫。有一次，她問丈夫出差帶幾個記者，男的還是女的，丈夫隻回了她一句話：“你好無聊。”

猜忌、冷漠、貧困、家暴，很多下崗家庭在不同程度上遇到這些問題，比這更普遍的，是隱秘難言的暗流湧動。考上市重點中學的李默和雙雪濤享受著鍍金的夏天，騎著自行車滿世界借錢湊學費的母親被他們有意無意地拋在腦後。那是介於兒童和少年之間的年齡，對時代大震蕩的一種迂回反饋——目視自己如新星升起在兩個行將淘汰的老工人頭頂，陶醉於肩上的重擔與廠房外的無限可能，同學的哂笑、老師的冷眼、身上的舊衫、父母的命運、舊居的鄉愁，通通延遲至夏日的盡頭，而停駐進生命的長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