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軍醫學校瑞金成立

中國工農紅軍軍醫學校瑞金成立

 

1931年11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軍醫學校在江西瑞金成立。1932年的2月22日，在江西於都一個老舊教堂，從200多名戰士、通訊員、看護員中招考錄取的25人成為中國工農紅軍軍醫學校第一批學員，這個被毛澤東稱為“衛生小學”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第一所醫學院校，從此開啟了榮光熠熠的紅醫傳奇。

播種在井岡山，誕生在瑞金城，錘煉在長征路，成長在延河畔，馳騁在東北疆場，騰飛在遼沈大地。毛澤東親自確定辦學方針，提議學校更名為“中國醫科大學”，七次到訪學校，三次作報告，兩次題詞，其中廣為人知的“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這句話就是毛澤東1941年為學校第十四期畢業生所題。

風雲激蕩，當年全部家當用一匹馬就可以拉走的“馬上衛生小學”，如今已經成為培養10萬餘名醫學專門人才的一流大學，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國家衛生管理的領導幹部和醫學界的人才。時代在變，學校“政治堅定，技術優良，救死扶傷，生命至上”的紅醫精神沒有變，時刻聽從共產黨黨和人民的召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初心沒有變。

雪山草地就是課堂，全部家當一匹馬就能馱走。走進中國醫科大學校史館，巨幅弧形浮雕牆映入眼簾：最左側的一間小教堂，是學校最早的校址和臨時教室。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同年11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軍醫學校在瑞金建立，開學伊始，毛澤東為學校製定了“政治堅定，技術優良”的紅色辦學方針。

建校之初，戰事頻起，辦學條件也異常艱苦：用墨汁塗成黑板，碎磚亂石砌成桌椅，幾個會點木匠手藝的學生，除了修理好門窗外，還打了兩隻解剖課盛屍體用的木盆；教材由教員自編，講義由學員自刻蠟版、自己油印，僅有的教學設備是幾張掛圖、一具人體骨骼標本和兩台顯微鏡。所有這些家當僅用一匹馬就可全部馱走，當時的軍醫學校被戲稱為“馬上學校”。

1933年4月，第一期學員畢業，朱德總司令在接見學員時高興地說：“你們畢業了，好啊！我給你們一個名字：紅色醫生。”

第一期學員畢業後迅速奔赴前線，不少人戰死沙場。範同麟曾任江西省軍區衛生部部長，在梅嶺被俘後死於敵人牢獄；胡雲庚曾任紅軍第十軍團衛生部部長，在贛東北被俘後，壯烈犧牲於雨花台；石大祥曾任紅一團衛生隊長，長征到陝北後在消滅胡宗南一個旅的戰鬥中犧牲……這些紅色醫生的種子，深植在革命前進的道路上。

1934年，學校跟隨紅軍從瑞金出發，開始長征。過湘江、戰黎平、四渡赤水、兩過烏江……在二萬五千裏的漫漫跋涉中，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的師生們堅持招生、學習、救護傷員。師生們克服一切困難，利用短暫的休息時間講授和學習各種知識。行軍時，教員將《藥物學》編成各種各樣有趣的歌曲，教給學員唱；學員們還把題目抄在紙上，掛在背包後麵，以便在行軍時讓後麵的同學學習。

1934年入學的第六期學員，在長征中繼續學習，1936年6月1日，71名學員在四川爐霍畢業。學員們非常高興，他們手捧著用當地抄寫經書的厚紙製作的畢業證書，豪邁地唱起了自己創作的畢業歌：“1931年衛校開辦了，培養紅軍衛生幹部，努力再努力，科學檢驗是真理，我們必須理論聯係實際……”第六期學員、曾任軍事醫學科學院科技部部長的何曼秋，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六期學生的生活是非常有意義的，是值得銘記的歲月。”

讓學校師生引以為豪的是，長征路上，他們還成功救治了周恩來。1935年，周恩來在長征路上病倒了，當時就要進入草地，是最艱難的一段路程。周恩來高燒不退，幾天來一直處在昏迷中，醫生確診為“阿米巴痢疾合並肝膿腫”。據記載，這種病死亡率極高，隻有個別患者在化膿部位與腸接觸的地方穿孔，膿液經腸子排出體外才得以生存。當時根本沒有做穿刺和開刀手術的條件，於是，醫生們決定，除了讓周恩來服用藥物之外，還采取古老的“冰敷”療法，最終使周恩來轉危為安。

毛澤東7次到訪，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在校史館的玻璃櫥窗裏，中國醫科大學木製校牌格外引人注目。“校牌雖然是新中國成立後製作的，但學校的校名早在1940年就有了，是毛澤東親自提議的。”

1936年10月，學校隨中央軍委到達陝北。1940年3月，學校遷至延安。同年9月，學校正式更名為中國醫科大學。

長征後，毛澤東曾7次到訪中國醫科大學，其中有6次都發生在延安。

1940年秋，毛澤東親臨學校視察，並為全校師生作報告。他在報告中親切地說：“你們在黨的領導下，從江西中央蘇區的‘衛生小學’，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的鍛煉，現在成長為‘衛生中學’了。我們的革命軍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是因為我們能為群眾謀利益，為全國廣大工農群眾所擁護，我們一定能夠戰勝敵人，建設一個新中國。你們衛生學校也是這樣，將來一定會發展成為一個‘衛生大學’。”

也是在延安，毛澤東為學校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為全國醫務工作者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從小我就聽父親講過毛主席給學校題詞的故事。我父母都曾在延安時期的中國醫科大學學習，親自見證了題詞的過程。”學校第十四期畢業生林春芳之女林朝勝說。

1941年初夏，學校第十四期，即更名後的中國醫科大學第一期畢業生即將畢業，同學們都熱切地希望毛主席能題詞留念，當時的十四期期長林春芳將同學們的要求向校長王斌匯報。王斌很快撥通了毛主席的電話：“主席，十四期學員就要畢業了，這是中國醫科大學第一期畢業生，希望您能給我們作個指示。”毛主席在電話中高興地答應了。

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林春芳看見一個人騎馬向學校奔來，仔細一瞧，原來是毛主席的秘書。林春芳迎上去，秘書手裏拿著一個紙卷翻身下馬，高興地對林春芳說：“毛主席給你們題詞了！”到了學校，林春芳把紙卷交給了王斌，他小心翼翼地展開，隻見裏麵露出一張白紙，上麵用毛筆寫著13個遒勁有力的大字：“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王斌連說：“好詞！好詞！”“好字，好字！”然後對林春芳說：“你快找人放大幾張，這是黨中央、毛主席對我們的教導和關懷啊。”放大後的題詞分別貼在校部、禮堂、圖書館、十四期的教室，全體同學無不歡欣鼓舞，奔走相告。

學校決定將毛主席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用紅色字印製在十四期的畢業證書上。1941年7月15日，十四期61名畢業生得到了與以往不同的畢業證書。直到今天，中國醫科大學的畢業證書上依然印著這句題詞。

1950年3月1日，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在訪蘇回國途經沈陽時視察中國醫科大學。這是毛澤東第七次視察這所學校，也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視察的唯一的醫科院校。當時學校希望毛主席為學校題寫校牌。毛主席欣然應允，眼看落筆時，他問道：“你們現在的校牌是誰題的呀？”當得知是郭沫若先生的墨寶時，毛主席放下了筆說：“郭沫若是大才子，他題的比我題的好。你們還是用他的吧。”

在延安，學校規模逐漸擴大，教學工作走上正軌。一大批來自各知名大學的進步青年補充到教員隊伍，其中包括一批留學回國、醫學造詣較深的同誌，之後大都成為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開拓者、管理者和醫學教育專家。

學校除完成本身的教育任務外，也幫助邊區醫專培養了許多醫務人員。為了預防天花，學校還為邊區居民試製生產了35萬支牛痘疫苗。除此之外，學校還經常派出醫療隊或防疫隊，幫助地方進行流行性疾病的防治和衛生知識的普及宣傳，為邊區人民服務。

抗美援朝的戰場上響起了中國醫科大學校歌。“站在衛生工作的最前線，我們是新醫學的技術工作者，我們是新中國救護的先鋒……我們正是社會的治療家，使受傷的祖國走向健康，走向新生！同學們努力學習，勇敢前進，建設新醫學的責任，擔落在我們的雙肩！”這首誕生於戰爭年代的中國醫科大學校歌如今仍然回蕩在每個醫大師生的心中。

陶峰是中國醫科大學第二十四期畢業生，畢業時正趕上抗美援朝，他積極要求奔赴前線。讓他一生難忘的是，在前線和朝鮮人民軍換防召開的文藝晚會上，一名朝鮮人民軍戰士在台上唱起了這首他再熟悉不過的母校校歌。“原來這名人民軍的同誌也是中國醫科大學的畢業生！異國校友在戰場上相認，甭提多高興了。”陶峰回憶說。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醫科大學動員組織教職工，全力以赴投入到醫療救護保障工作中。一所承擔傷病員搶救治療任務的醫院——北安醫院就此成立。北安位於黑龍江省北部，靠近邊境，最低氣溫能達到零下42攝氏度。中國醫科大學在1950年10月接到成立北安醫院的命令時，那裏已是冰天雪地。中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120名醫護人員頂風冒雪在北安紮下根，高護一期、二期、三期學生因工作急需，提前畢業。部分同學一同前往，承擔起大部分護理任務。

據史料記載，傷員多的時候，北安醫院全體職工和學員需要緊急聯合行動。每個人都是擔架員、護理員、救護員、辦事員、後勤供給員，不分晝夜、廢寢忘食安排處置傷員。緊急手術有時每天40餘例，醫護人員有的48小時連續工作，不眠不休。

中國醫科大學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能夠屢立戰功，離不開興山辦學的歲月。“1946年，中國醫科大學按照黨中央指示到達黑龍江的興山，兩年多之後遷至沈陽。雖然時間不長，但先後有2302名學生畢業，這些畢業生被分配到部隊各級衛生醫療院所或研究單位，短時間為革命培養了大批醫務幹部。”郭秀芝介紹。

相對於興山辦學時期培養的學員，1950年在沈陽入學的“軍醫期”，在軍內和醫界名聲更加顯赫。“軍醫期”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醫科大學為人民軍隊培養的唯一一期六年製授銜醫學畢業生。

2021年6月2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紅毯鋪就、禮兵佇立、青少年手持鮮花的場景對於“軍醫期”畢業生吳天一來說終生難忘。在雄壯的樂曲聲中，他獲得了一枚沉甸甸的“七一勳章”。

這好像一下子把他拉回了65年前，那個莊嚴而喜悅的日子。1956年12月1日，600餘名中國醫科大學“軍醫期”醫療專業的同學正式畢業，奔赴新疆、西藏、蘭州等高原、邊海防艱苦地區。吳天一依然記得，他們剛剛相識的時候，還是一群年輕氣盛的青年學生，還會說出“抗美援朝前方戰場正在流血，我躲在這裏學習受不了”這樣略顯幼稚卻熱血沸騰的話。時光荏苒，今天，他們中已經走出了以王正國、李朝義、姚新生、吳天一、陳洪鐸等院士為代表的一大批知名專家學者。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衝擊波也震撼了距離震中千裏之外的沈陽市，學校附屬第一醫院醫生張錦從睡夢中驚醒。職業的敏感使她意識到，一定是發生了大地震，災區一定急需醫務人員。匆忙吃過早飯，她把正在吃奶的女兒交給了婆婆，並對丈夫說：“如果我今天下班沒回來，就是去災區了。”當她趕到醫院時，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黨支部正在安排去唐山救災的人選。張錦毫不猶豫報了名，並與同事們一起著手準備藥品和器械。

在辦理登機手續的間隙，張錦借用值班室的電話告訴家人她即將登機離沈，並叮囑丈夫要照顧好正在發燒的孩子和家中老人。她和她的同事們成為震後首批飛抵災區的救援醫療隊。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場上，醫大師生也正在續寫往日的輝煌。在湖北疫情最為危急的階段，中國醫科大學馳援湖北醫療隊共計429人，被分配在武漢市和襄陽市的多家醫院。兩年來，中國醫科大學已有2000餘人次逆行奔赴抗疫一線。在中國醫科大學“以紅醫精神培養白衣天使”的辦學理念下，一代代醫大人的生命深處都烙印著鮮明的紅色印記，鼓舞著他們無懼危險地“逆行”奔赴戰場，全方位踐行“紅醫”的使命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