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勞苦人民的文藝作品登上了舞台
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後，無論在邊區文藝界還是國統區文藝界，都產生了強烈反響，廣大文藝工作者對這樣一種“普遍的啟蒙運動”表示讚同，有的文藝工作者還發生了思想觀念上的重大轉變，美術、音樂、詩歌、小說、話劇等各個藝術領域紛紛湧現出表現工農大眾生活情感，為工農大眾所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充分體現了人民立場，展現出全新的創作追求和美學風格。文藝工作者也不再居高臨下地扮演啟蒙者，而是融入廣大民眾，成為普通勞動人民中的一分子”。應當說，《講話》確實起到了“整風”的作用。
文藝工作者思想觀念的轉變，是其創作全新的勞動人民的文藝作品的前提。比如小說家周立波，親自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座談會之後曾經發表《思想、生活和形式》一文，闡述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對實現作品內容與形式統一的指導作用，也曾經表達過這樣的懊悔：“中了書本子的毒。讀了一些所謂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覺地成了上層階級的文學俘虜……看不見群眾，看不清這現實裏的真正的英雄”。他深刻意識到文藝“工作對象問題”的重要，於1947年5月深入東北農村土地改革運動中，積累大量百姓生活素材，終於創作出長篇巨製《暴風驟雨》，熱情歌頌了共產黨艱苦卓絕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也極大地教育和鼓舞了廣大革命群眾。全新的新文化的文藝作品也相應帶來了教育民眾起了變化。在這方麵，延安邊區“革命民歌”的創作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例子。
老百姓喜歡的以民間流傳的民歌形式上改編的“革命民歌”是較早由著名音樂家李煥之提出的一個概念，是在與“舊社會的民歌”的新舊對比中提出的。李煥之也是延安時期重要的音樂工作者，他在為《陝北革命民歌選集》一書所作前言中，對革命民歌的發展曆程及教育勞苦民眾的意義上作了簡要說明：如果說產生在舊社會的民歌主要是反映了勞苦人民受盡壓迫剝削的悲慘生活以及對那種生活的控訴和反抗，那麽，當勞苦大眾的命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特別是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農民戰爭之後，農民群眾隨即創作了反映他們如火如荼的戰鬥生活的革命民歌，也創作了對新社會熱情讚頌的革命民歌。這是新社會裏的新文化新的社會主人所自己革命生活的真實形象第一次以主人登上舞台。
從這裏可以看出，革命民歌的創作主體主要是勞苦大眾，革命民歌反映的內容主要是農民新生活及陝北新社會，而革命民歌得以產生的重要原因，正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使其勞苦大眾的命運發生了根本變化，“革命”二字亦正此意。有學者稱，“在自古以來流傳在陝北、隴東、寧夏東部山區的民歌中，我們並沒有發現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的信條和‘溫柔敦厚’的詩教……我們見到的是無所顧忌的詛咒王政、公開對抗專製家長、責問上天不公的憤激詞句以及‘手提上人頭懷揣上刀//潑上性命與你交’的愛情”。而“革命色彩”作為新民歌與舊民歌的重大差別，這恰是邊區新社會賦予音樂的新的時代內容，正所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禮記·樂記》）。這是中國幾千年曆史上的第一次大變化。
在《講話》精神的指引下，邊區革命民歌的創作與發展呈現新的麵目。
其一，湧現出李有源、汪庭有、孫萬福等一大批優秀民間歌手，創作出《東方紅》《十繡金匾》《咱們的領袖毛澤東》《邊區十唱》《翻身道情》等一大批優秀革命民歌，備受邊區百姓喜愛，傳唱極廣。需要注意，這些民間歌手的身份首先是底層勞苦大眾，生活經曆大都艱苦悲慘，正是有感於陝甘寧邊區的新氣象和自己政治地位的深刻變化，才創作出如此題材的音樂作品。
比如《十繡金匾》的作者汪庭有，本是陝西商南人，1923年因旱災隨父逃難至鄜縣羊圈溝，後自己流浪至陝甘寧邊區新正縣馬欄川。他於1943年完成《十繡金匾》的詞曲創作，此時的邊區文藝創作和群眾文化，由於《講話》的感召而空前高漲。如汪庭有本人所言：“我一直受苦，這兩年心寬敞些了，才編下歌來哩。”著名詩人艾青作為邊區專業文藝工作者，曾經對汪庭有做過一個專訪，談及《十繡金匾》的創作時說：自從八路軍來到了他的村莊，他的光景改變了，他不再受凍挨餓，也不再被人欺侮了。他過的是自由的生活，一邊用鋸子和刨子做著活，一邊在嘴裏就自然地哼出歌來。他的歌，不是用文字寫下來的；他的歌，是由感情化成一串一串的聲音，在自己的腦子裏記憶下來的。
1944年11月，汪庭有還參加了邊區文教英雄大會，並被邊區政府評為“甲等藝術英雄”，《十繡金匾》因此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歌詞“十繡”體現出的對“八路軍”“軍生產”“民勞動”“恩情寬”等邊區新貌的讚頌，極大地鼓舞著全國人民的熱情。此時的汪庭有很大程度上發揮著“啟蒙者、教育者”的作用，這一身份的轉換是前所未有的。應當說，汪庭有、李有源等勞苦大眾通過創作反映邊區革命新貌的文藝作品，表達了對新政權、新社會的熱情讚頌，使這一群體也充當著“啟蒙者”的角色，帶動更多群眾真正成為中國革命事業的組成部分。在這裏，文藝事業與革命事業得到了有機統一。
其二，邊區的專業文藝工作者充分認識到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等的極端重要性，紛紛深入生活，向人民大眾學習，從而創作出更為大眾接受和喜愛的革命民歌，其自身也受到了革命的教育。
在民間音樂整理研究方麵有突出貢獻的音樂家安波，親身經曆了這場文藝整風運動，並曾經將汪庭有的《十繡金匾》改編而成《三繡金匾》，對於這首歌經典地位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他從正麵肯定了《講話》提出的文藝要“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的重要，認為“這樣較廣泛地利用民間形式，對於我們也是一種嚐試。這次工作給了我們很多實際的教育，進一步認識了毛澤東指示的正確：惟有我們麵向工農兵，工農兵才能麵向我們的藝術”。
李煥之也說：“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專業文藝工作者也都熱情澎湃地改編了一大批優秀的革命民歌，革命民歌的創作活動發展到了一個高潮……音樂工作者遵照毛主席在《講話》中的光輝教導，在深入工農兵鬥爭生活、為工農兵服務的實踐中，對學習民間音樂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與體會。大家都十分重視民間音樂的學習和改編，這對音樂創作更加民族化、群眾化是一個有力的推動和促進。”向工農大眾、向民間音樂的學習，其收獲不僅是音樂創作專業上的進步，更包括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情感上的融合。
其三，《講話》對於革命民歌創作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歌曲題材更加貼近和反映工農兵群眾生活上，還體現在作品藝術水準的提高和教育勞苦大眾自己的作用的提升。《講話》雖然強調文藝作品“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但並非“都不是從文藝特別不是從審美出發，而完全是從政治需要出發”，相反，《講話》對審美和藝術性提出了很高要求：
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與藝術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與盡可能高度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內容有害的藝術品，也反對隻講內容不講形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
就革命民歌的創作而言，無論是汪庭有、李有源等民間藝人，還是安波、公木等專業文藝工作者，都使革命民歌在音樂上經曆了一個“再創造”的過程，“從選擇什麽樣的曲調，再根據新內容的需要而經過演唱上的加工創造，並當它為群眾所接受而在新的生活土壤中生根之後，原有的民間曲調也就具有了新的生命力了”。
比如作為移民模範的農民藝人李有源，在之前流傳的《芝麻油》《騎白馬》等樂調的基礎上，重新填上“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詞，反映了人民群眾對於革命領袖的愛戴，並激發了群眾移民開荒的熱情。這些歌詞樂調後又經公木、劉熾、王大化等專業文藝工作者加工，而成為後來流傳極廣的經典歌曲《東方紅》。
汪庭有也是在《繡荷包》《五哥放羊》等民間歌唱的基礎上，無論在歌詞還是在曲調上，都經過重要改造而創作出著名的《十繡金匾》，表達了工農群眾對邊區社會新貌的讚美與歌頌，成為另一首經典革命民歌。這一類革命民歌完全符合《講話》所提出的“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的統一，產生了良好的教化民眾的作用，“有的革命民歌雖然也知道它是脫胎於某某舊民歌，但新的藝術形象已經深深地紮根在人民的心中，隻要一聽到《東方紅》、《繡金匾》、《抗日將士出征歌》的歌聲，我們心中就油然升起了偉大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崇高形象”。
例如創作《繡金匾》這首歌的作者，叫汪庭有。他祖籍陝西商南，生於1916年。1918年因災全家出外逃荒，其父攜帶全家沿門乞討度日，受盡磨難。直至1936年，汪庭有流落至新正縣馬欄區三鄉——楊家店子落戶定居。他在馬欄開荒種地，學做木匠活。由於他心靈手巧，勤奮好學，幹活認真，不計報酬，逐漸成為方圓一帶小有名氣的巧木匠。汪庭有未念過書，但他很喜歡當地的民間秧歌。他所受的文化教育，得益於當放羊娃的時候，比自己年齡大的同伴經常傳唱的《五更道情》《繡荷包》《五哥放羊》等民間歌謠的熏陶。在馬欄期間，由於生活環境的改善和邊區的種種的新氣象，給庭有生活注入了無限的激情，使他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愉悅和歡樂。再加上他悉心的搜取、薈萃和升華，於是他就在揮動鋸子和刨子的間隙裏，不由自主地哼出歌來。他的歌,不是用文字寫出來的,而是由感情化成一串串聲音唱出來的，反映了窮苦農民翻身作主、自由生產、生活的心聲。在編歌的過程中，他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不識字。有時剛把第一節編好，編第二節時，往往就把前麵的又忘了。他想了個法子，每節編好後，教給村裏孩子唱，當他忘了時，村裏孩子記住了，這樣就克服了不識字的困難。從而他編出了許多優秀的民歌，在當時的馬欄川，大多數老百姓都會唱。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後來唱了幾十年經久不衰的《繡金匾》。
《繡金匾》歌詞欣賞：正月裏鬧元宵，金匾繡開了， 金匾繡咱毛主席，領導的主意高；
一繡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氣， 你一心愛我們，我們擁護你！
二月裏刮春風，金匾繡得紅， 金匾上繡的是，邊區陝甘寧；
二繡陝甘寧，世事多太平， 軍和民大團結，大家一條心。
三月裏是清明，金匾繡三層， 金匾上繡的是，模範八路軍，
三繡八路軍，抗戰下決心， 對民眾多恩情，愛國愛人民。
四月立夏天，金匾繡得寬， 金匾上繡的是，八路軍大生產；
四繡軍生產，比民忙大半， 夜晚間守警戒，白天務種田。
五月五端陽，金匾繡得亮， 金匾上繡的是，邊區老百姓；
五繡老百姓，抗戰最熱情， 組織起自衛軍，打倒小日本。
六月熱氣騰，金匾繡花雲， 金匾上繡的是，民眾的勞動；
六繡民勞動，有利有名聲， 行行出狀元，二流子成英雄。
七月裏七月半，金匾繡得寬， 金匾上繡的是，婦女的生產；
七繡女生產，織布又紡線， 加入識字組，要當女狀元。
八月裏八月半，金匾繡得圓， 金匾上繡的是，邊區合家歡；
八繡好家常，衛生身體強， 全家人都和氣，民主好商量。
九月裏九重陽，金匾繡得長， 金匾上繡的是，移民上天堂；
九繡難民來，政府好優待， 老戶們幫助他，吃用有辦法。
冬裏天氣寒，金匾十繡全， 金匾上繡的是，政府恩情寬；
政府恩情寬，冬學到處辦， 有吃有穿有文化，快活過新年。
這首《十繡金匾》唱的是《繡荷包》的調子，很有鄉土氣息。荷包本是民間男女表示愛情的信物，汪庭有覺得給政府、領袖、部隊送荷包不合適，因此借用其調改為《繡金匾》，來歌頌邊區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翻身過上好日子的欣欣向榮景象。這首歌一經傳唱，不脛而走，很快唱紅了陝甘寧邊區。抗戰勝利後，為了配合革命鬥爭形勢的需要，在專業文藝工作者的幫助下，《十繡金匾》的“十繡”被精煉為“三繡”： 正月裏鬧元宵，金匾繡開了， 金匾繡咱毛主席，領導的主意高。 二月裏刮春風，金匾繡的紅， 金匾上繡的是，救星毛澤東。 一繡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氣， 你一心為我們，我們擁護你。 二繡總司令，革命的老英雄， 為人民謀生存，能過好光景。 三繡八路軍，堅決打敵人， 消滅了反動派，全國享安寧。而共產黨八路軍大多數來自勞苦人民，這一群勞苦人民有了自己的文藝作品，並登上了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