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走資派特色黨還是為工農服務嗎
討論中國人大的代表結構是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因為人大的正式名稱是人民代表大會，中共也稱人大是代表人民來行使權力的機構。按照一般理解，既然是人民代表，代表的是人民，那麽人民——也即普羅大眾——理應在這個“人大”裏占有多數席位。
可現實並不是這樣。不妨看一組數據。據不完全統計，第四屆人大（75年）工農代表——占51.1%、第五屆（78年）工農代表占47.3%、第六屆 （83年）工農代表占28.6%、第七屆（88年）工農代表占23%、第八屆（93年）工農代表占20.6%、第九屆（98年）工農代表占10.8%，第 十屆（03年）工農代表所占比例不足4%。按照官方的說法，“工農”指的是“一線工人”和“基層農民”。這兩個階層不僅占普羅大眾的多數，理論上他們也是 構成中共政權的基礎，因此，這兩個階層的人大代表人數實際可反映中共政權的真正本質。
從上述數據看，人大中的工農代表比例一直是走低的，從高峰時占“半壁江山”跌落到新世紀“無足輕重”的4%，時間隻用了28年，不能不使人驚訝。但這確是工農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真實地位演變的寫照。
那麽，最近兩屆的狀況是否有所好轉？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工作結束後，官方曾宣稱，順利實現了“兩升一降”目標。所謂“兩升一降”，即來自一線 的工人、農民代表和專業技術人員代表比例上升，黨政領導幹部代表比例下降。十二屆工農代表401名，占代表總數的13.42%，比十一屆提高了5.18個 百分點，其中農民工代表數量大幅增加；專業技術人員代表610名，占代表總數的20.42%，提高了1.2個百分點；黨政領導幹部代表1042名，占代表 總數的34.88%，降低了6.93個百分點。由此推算，十一屆工農代表比例是8.24%，包括三個農民工代表，黨政領導幹部代表比例是41.82%。
看起來工農代表的比例提高較快，考慮到最近10年，由於城市化的發展，農民數量大幅減少，因此這個轉變值得讚賞，它似乎表明，中共已意識到改善普羅大眾政治待遇的重要。
然而，這隻是一個“偽裝”，真實情況並非如此，隨意把一個地方的人大代表結構和身份拿來辨析，很容易拆穿官方的“西洋鏡”。
我們選取河南、山東和廣東的代表情況看看。這三個地方很典型，都是人口大省,河南是農民工的輸出地，後兩地是輸入地，官方的說法是，增加的工農代表主要在這幾個省。
先看河南，官方公布的數據是，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有171名，其中，中直機關代表13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7.60%），工人代表10名（占全部代 表總數的5.85%），農民代表18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10.53%），黨政領導幹部代表60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35.09%)，專業技術人員代表 34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19.88%)，企業負責人代表35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20.47%)，歸僑代表1名 (占全部代表總數的0.58%)。
這裏引用有關人士對河南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的結構分析，10名“工人代表”中，有5人的真實身份是專業技術人員，3人是企業負責人，1人是私企老 板，隻有1個是疑似工人。說疑似，是因為其為鄭州鐵路局下屬的一個小車站的站長，可歸類於產業工人隊伍。18名“農民代表”中，真實身份為村幹部、工商企 業負責人的有10人，私企老板的有5人，公務員、工商企業負責人的有2人，村醫有1人，來自種糧的農民則沒有。
這樣，根據人大代表的真實身份重新分類排列，結果是：中直機關代表13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7.60%)，工人代表1名(火車站站長)(占全部代表 總數的0.58%)，農民代表1名(村醫) (占全部代表總數的0.58%)，村幹部、工商企業負責人10人(占全部代表總數的5.85%)，黨政領導幹部代表63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 36.84%)，專業技術人員39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22.81%)，企業負責人44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25.73%)，其中公有企業負責人20名 (占全部代表總數的11.70%)，私企老板24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14.04%)。
可見，真正的工人、農民代表一個也沒有；疑似工人農民各一名(車站站長、村醫)，占代表總數的1.16%。如果把10個村幹部都算農民，工農代表占 代表總數的比例也隻有7.01%；黨政幹部代表76名，占代表總數的44.44%；；知識分子代表39名，占代表總數的22.81%；企業負責人代表44 名，占代表總數的25.73%；私營企業老板代表24名，占代表總數的14.04%。黨政幹部+知識分子代表114名，占代表總數的66.67%，絕對多 數；黨政幹部+企業負責人代表120名，占代表總數的70.12%，絕對多數；黨政幹部+私企外的企業負責人代表96人，占代表總數的56.14%，超過 半數；黨政幹部+私企老板代表100人，占代表總數的58.56%，超過半數。
河南如此，山東呢？按照山東披露的代表情況，在山東98名新任全國人大代表中，有4位來自基層的代表，其中1人是工人，3人是農民工，占新任代表的 比例為4%。山東全部175名全國人大代表中，來自農村的代表6名，他們都是村幹部，也是工商企業負責人，真正的農民沒有1位。工人代表除上述4位，還有 2位中學教師，一共6位。
廣東的情況似乎要好一點。廣東全國人大代表中，共有12位是來自基層的工農代表，包括2位農民工、3位種糧農民、1位產業工人，其餘雖然也有一官半 職，但都是含金量不高的芝麻官，如村支部副書記、車間主任、清廁隊長、婦女主任、工會主席之類。這12位工農代表占廣東全省150名全國人大代表總數的 8%。
這三省的工農代表應該能夠反映其他地方的情況。所以，這裏就需要追問不官方公布的13.42%數據是怎麽得來的。隻能猜想，官方把凡是在企業、產業 和農村工作的代表都算做是來自一線的工農代表，而不論他們的真實職業和身份如何。比如，“你”是國家公務員，但在村委會掛職鍛煉，也算是農民代表。如果這 樣，官方實際上玩了一個“偷梁換柱”的把戲。
之所以要玩這個把戲，原因是為了堵輿論的“口”。如果人大的代表職位大部分被黨政幹部和企業老板占住了，對中共來說，總歸是不好看的。而工農代表在 前幾屆的急劇下降也引發了人們對人大是官員富豪代表大會還是人民代表大會的強烈質疑，如此下去，對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肯定有損害。所以中共必須適當增加工農 代表的名額，這也是適應不斷分化的階層結構的需要。比如農民工，過去規模很少，但現在分化獨立成一個階層，在代表中就必須有他們的名額。
但實際上，增加的工農代表名額多數落實不到一線和基層的工農身上，而是被各種“偽工農”所竊取。因為在黨指定代表的情況下，要的隻是工農的名號，並應付輿論壓力而已。這說明，工農的政治地位越來越邊緣化。
其實，官方就曾把十二屆人大代表的“兩升一降”作為一個成就來宣傳，認為這反映了人大代表的結構優化。雖然中國人大代表實際所能發揮的作用有限，且 考慮到工農代表的議政能力和水平，真的把他們選為代表，也不太可能為自己階層謀取很多利益。但從另一角度說，如果增加的工農代表的確是貨真價實的工人和農 民，回歸中共傳統宗旨，增加執政合法性不論，有利於平衡代表的結構，從而有利於決策和監督。因為人大作為監督機構，假如領導幹部的代表過多，甚至按照代表 的官位和級別高低排序，就會模糊監督和被監督的界限，不可能自己監督自己。即便工農代表目前的議政能力不高，可不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在人大這個平台進行一 定的“民主”訓練，這一階層就永遠不可能成長起來，為自己階層爭得利益。
當然，從現實來看，人大代表不一定隻為自己出身的階層代言，官員、知識分子甚至企業老板出於公義也會為其他階層和社會的公共利益說話，但從接近性上而言，地域和出身對一個人關注的議題和政治主張有很重要的影響，也便於選民聯係和監督自己的代表。
以富豪人大代表的財富增長速度為例，就能見出這種關聯性。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計算，過去8年來，中國最富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平均財富增長 了3倍以上，相比之下，中國最富有的1000人的財富增長不到兩倍。胡潤中國百富榜中155位億萬富翁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平均身家為97億元人民幣，遠 高於最富有的1000人平均64億元人民幣。這多出的一倍價值和30多億元的財富，就可以看作是由富豪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政治身份帶來的，是他們這一政 治身份的商業價值。
因此，人大代表的結構並非不重要。人大代表要不僅體現數據和形式上的平等，更應是一種實質的正義。想想看，當河南的10名村幹部同時還是企業負責人，它們作為人大代表，其建言會偏向村民利益還是企業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