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從農民那裏認識中國農村

毛澤東從農民那裏認識中國農村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說：“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想認識中國農村,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辦法就是向社會做調查”。可以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馬列主義的創立和發展，馬列主義就是在總結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在批判資本主義舊世界的鬥爭中建立起來的。所以毛澤東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做了許多調查。”

毛澤東十分強調對中國革命的調查研究，他說：“中國革命也需要作調查研究工作，首先要了解中國社會中大多數人需要的是什麽（包括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由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十分落後。使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非下大力搞調查研究不可，因為“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於社會情況的比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一句話中有三個“中國”，足見毛澤東對中國革命調查研究的重視。因此，無論是《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還是《長岡鄉調查》等，毛澤東都是立足於國內進行調查。這些調查研究對他認識農村、分析問題是極為有利的。“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貧農與雇農的問題，是在興國調查之後才弄清楚的”。可見，認識世界，特別是認識中國的情況，中國農村的情況,  必須進行調查研究是基本途徑。

所以毛澤東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科學論斷，闡明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從《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看毛澤東關於調查研究的理論,  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論述調查研究的文章，一部分是調查報告和土地法。其中第一部分收入了毛澤東寫的《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1931年）、《<農村調查>序言和跋》（1937年、1941年）及《關於農村調查》（1941年）。這幾篇文章是毛澤東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對調查研究實踐經驗的總結，內容豐富，理論性強。第二部分收入了《尋烏調查》（1930年）、《興國調查》（1930年）和《才溪鄉調查》（1933年）等多篇調查報告。在收入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進行調查研究的時間之久、規模之大、次數之頻、內容之廣在黨的領導人中是獨一無二的。毛澤東在實踐中形成的調查研究理論對於我們進行社會調查無疑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而同走資派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摸石頭讓少數人先富的治國謬論是水火不相容的。

對於調查研究是解決問題、製定正確政策的前提，毛澤東說的很清楚：“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他認為“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製定正確的方針政策也必須建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毛澤東指出：“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在1930年10月寫的《興國調查》中，毛澤東又強調：“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

在《文集》中，可看出毛澤東進行農村調查研究的一個特點就是與解決土地問題相結合，根據實際情況，製定出正確的土地政策。在總結湘贛界1927年至1928年土地鬥爭的經驗中，在毛澤東的主持下，起草了《井岡山土地法》，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第一個土地法。1929年，紅四軍向贛南、閩西發展，為了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毛澤東又深入興國縣農村進行調查。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製定了《興國土地法》。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更改，就是把《井岡山土地法》中“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這一原則性修改。明確規定了土地革命所打擊的對象是地主階級，是封建土地所有製，這就使黨的土地政策更加完善。

毛澤東於1930年5月發表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本本主義的突出特點是隻唯上和唯書，而不唯實，以為凡是領導講的都是對的，以為凡是上了書本的都是對的。毛澤東批評了這種盲目崇拜的迷信觀念，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並把“隻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作為糾正這種本本主義的方法，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和使用了“思想路線”的概念，把調查研究同黨的思想路線問題聯係起來，強調共產黨人要堅持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麵的思想路線。就是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就是實事求是。在毛澤東看來，調查研究、實事求是，是反對和糾正主觀唯心主義的手段，是理論聯係實際的橋梁。

毛澤東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這實際上是強調了調查研究的方法問題。毛澤東在1931年的《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怎樣做“正確的調查”呢？這就要掌握正確的方法。

社會經濟調查是社會調查的重點。毛澤東明確的指出：“社會經濟調查，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鬥爭策略。”因為“作為我們社會經濟調查的對象是社會各階級，而不是各種片斷的社會現象”，所以必須重點進行社會經濟調查。針對紅四軍中很多人的調查方法有錯誤的問題，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就象掛了一篇狗肉帳，象鄉下人上街聽了許多新奇的故事，又象站在高山頂上觀察人民城郭。”“這種調查的用處不大，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情況。”毛澤東把社會調查規定為工作製度，紅軍政治部製訂了詳細的調查表，包括經濟生活情況和農村各階級占有土地的情況等項目。紅軍每到一個堤防，都要首先弄清當地的階級關係狀況，然後再提出切合群眾需要的口號。

階級分析法是調查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毛澤東曾說過：“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在階級社會裏作社會調查，必須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他說：“采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做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隻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認識。”

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根據自身經驗提到：“我們調查工作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要明了各種階級的相互關係，確定哪些階級是革命鬥爭的主力，哪些階級是我們應當爭取到同盟者，哪些階級是要打倒的。”接著毛澤東給我們列出了13個階級（有的是階層），並認為“我們的鬥爭策略就是對這許多階級階層的策略。”階級分析法像一條指導性的此案所，貫穿於他調查的全過程，體現在他的《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等等調查材料中，通過這些調查研究，使他逐漸形成了關於中國農村土地關係的基本概念，“因此得出結論，隻有兩個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這個革命是能獲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的擁護和讚助的。”毛澤東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對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和同盟軍等問題的解決都是建立在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及其關係的調查了解基礎之上的。

深入化和持久化是作好調查研究的要求。毛澤東認識到膚淺的調查研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他在《關於農村調查》中指出“我做了四個月的農民運動，得知了各階級的一些情況，可是這種了解是異常膚淺的，一點兒不深刻。”後來的深入調查，毛澤東才認識到農民運動“並不都是向他們所說的‘過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為農民太痛苦了。”隻有“深切地了解一個地方或者一個問題，往後調查別處地方，別個問題，便容易找到門路了。”

毛澤東強調了長期堅持調查研究的必要性。在他看來，“事物是運動的、變化著的、進步著的，因此，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做調查，然後才能不斷地認識新事物，獲得新知識。”由此可見，持久化的調查研究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才能正確地認識世界。

提出要“眼睛向下，甘當小學生”，也就是說在調查態度上必須尊重和依靠人民群眾。在《農村調查》的序言二中，毛澤東指出“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因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他在《<農村調查>序言和跋》的序言二中，回憶起十多年前進行調查的情景，深有感觸地說：“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誌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他在興國調查中，請來8個農民談話。毛澤東和他們“熱烈地討論，無話不談”。

翻開毛澤東的調查文章，我們仿佛看到他冒著風雨串街走巷，沿途調查，“他們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毛澤東在農村調查活動中，總是非常尊重普通人民群眾，虛心地、熱情地向他們學習，把他們作為自己的老師。翻開《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毛澤東眼睛向下，甘當小學生的精神令我們十分敬佩。

毛澤東在總結農村調查研究的經驗時，深有體會地說：“怎樣使對方講真話？各個人特點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點是要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偵探，使人家討厭。要在談話過程中和做朋友過程中，給他們一些時間摸索你的心，逐漸地讓他們能夠了解你的真意，把你當作好朋友看，然後才能調查出真情況來。”由此可見，調查者要深入群眾、承認自己的無知，掌握一定使群眾講真話的方法，才能使調查者和群眾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進而才能保證調查研究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