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真實背景

“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真實背景

 

《“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真實背景與內涵》看《人民日報》曆史記載，再看“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真實背景與內涵。

作者:農奴戟    來源:原創

[農奴戟按]:所謂的“割資本主義尾巴”，一說，近四十年來一直是被右派汙蔑為毛澤東時代農村“極左”政策的罪狀之一。而且被 精英們延伸、歪曲為毛澤東時代禁止農民個人進行一切形式的農副產品的生產與銷售。他們顛倒黑白、肆意歪曲。其實，無論是政策規定還是實際情況，那時農村農民可以有適量的自留地、自留山進行個人農副產品生產，城鎮有自由市場或者農貿市場進行銷售。我參加過三次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楚地知道，這種政策性保護的生產和銷售，既是農民貨幣的主要來源，也是農民和城市居民最主要的日常生活資料來源。毛主席和中央政策就多次強調“以糧無綱，農林牧副魚全麵發展”。

下麵，轉錄曆年《人民日報》有關資料。資料雄辯地證明： 所謂“割資本主義尾巴”，實質上就是農村堅持走集體化、機械化的社會主義集體道路還是走個人發家致富的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絕非是對農民合理、正當的農副產品的生產與銷售進行限製。1957年11月28日《人民日報》登載的“劉介梅”的事實，就發生在筆者的故鄉湖北黃岡縣。當時還是初中生的我，就曾經聽過他介紹自己如何翻身忘本，又如何浪子回頭的現身說法的報告（當時他被安排到全國各地作現身說法的報告）。收錄在當時中學語文課本中著名作家李準的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正確地、藝術地反映了那個時代廣大農民堅持走社會主義的決心；當時的農民和農村的真實狀況，決非“傷痕精英”們所歪曲的那樣悲慘，更不象某些人鼓吹的小崗人那樣自私。

1950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共有393篇文章提到割資本主義尾巴。以下是人民日報登載的信息摘錄（按文章發表的時間順序）：(摘錄一小部分）

1957年11月28日：富裕中農和社會主義——在湖北黃岡縣劉介梅所在農業社所作的調查（摘錄）本報記者 江夏 林晰

富裕中農走哪條路？走資本主義個人發財的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回答這個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富裕中農這個階層的人數，占全國農村人口的２０％至３０％。他們的動向，往往足以影響整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

最近，我們在湖北省黃岡縣群力第三農業社，對七十九戶富裕中農幾年來經濟變化情況作了若幹調查。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這個社為數不少的富裕中農，對國家的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事業抱有抵觸情緒，根本原因在於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限製和堵死了他們走資本主義個人發財的道路。在這次兩條道路的大辯論中，暴露和批判了自己有忘本思想、想走資本主義剝削道路的富裕中農劉介梅，就是這個社的典型代表。

1955年秋，全鄉轉入高級社以後，土地統一使用，他不再發愁田地被淹了；１９５６年由於勞動力（共兩個）能夠充分發揮，他家共做了四千二百多個工分，合二百七十多元，比土改後合作化前的三年中，每年的農副業平均總收入一百九十元零三角七分增加了八十多元，增長率為４３％。今年，社裏派他到耕畜交易所工作，加上他兒子的勞動，預計收入比去年還有增加。

另一戶新富裕中農劉潤生，土改前給地主當過十年長工，土改後生活不斷上升，於是開始販魚秧、販牛、販木材。但是，搞商業投機有時並不能使他增加收入，兩年來他甚至還蝕過幾次本錢。經過幹部的說服教育，他的思想搞通了，表示決心割斷自己的資本主義尾巴。

1966年6月14日：遂溪縣城月公社家寮大隊，原來是個有名的落後大隊，許多人對公私關係處理不好。有不少社員顧家庭副業，不顧集體，好肥往自留地上，不好的才向隊裏投。這樣，集體生產當然搞不好，依賴國家貸款、貸糧、貸化肥，是個“三依賴大隊”。人們說他們尾巴長（資本主義尾巴）。過去上級派人到這個大隊做整頓工作，剛一整，尾巴斷了，可是過後又出來了。經過學習毛主席著作，人們思想變了，破私立公，大家爭著“割尾巴”，一心為集體，肥料、資金、糧食全靠自己，不向國家伸手，現在大家叫他們“三不要大隊”。去年早造插秧九百畝，今年插了一千八百畝；沒有肥料大家投，單位麵積施肥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1968年3月6日：通過憶苦思甜，推動了廣大社員自覺地鬥私。他們說：“‘私’字是個大禍根，‘私’字不倒，江山難保！”‘私’字是修正主義的根子、資本主義的尾巴，我們要自己來挖，自己來割。”“大公無私，才是咱們貧下中農的正道。”在學習班裏，人們搶著亮私，鬥私，把“私”字搞得又髒又臭，自己見了不想沾，別人見了不想聞。三道橋公社永躍大隊有個老漢，過去專買別人的羊，宰了賣羊雜碎湯。他以為這是一門生財之道。經過在學習班裏鬥私批修，他認識到這是中國赫魯曉夫鼓吹的資本主義的道路，堅決洗手不幹了。

1970年3月31日：輦江大隊打草鞋本來是一項家庭副業，有個時期，一小撮階級敵人在開展家庭副業的幌子下，刮起一股專打草鞋，不出集體工，搞副業單幹的歪風。大隊黨支部發動群眾批判了這股歪風，他們又拋出“消滅草鞋耙，割掉資本主義尾巴”的謬論，妄圖從極“左”的方麵破壞黨的政策的貫徹執行。

1972年5月22日：有一段時間，這個縣有些社隊取消了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說這是“割資本主義尾巴”。對於這種做法，縣委雖然覺得不符合黨的政策，但卻沒有及時去製止，造成一部分社員收入減少，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

1972年6月3日：黨的養豬政策我們早就知道，為什麽卻不能落實呢？問題出在我們領導思想上。我們對來自右的方麵的幹擾比較敏感，對來自“左”的方麵的幹擾卻往往失去警惕性，缺乏鑒別力。當劉少奇一類騙子推行形“左”實右的一套黑貨時，我們就不知不覺地受到了毒害。有一個時期，我們就是把社員家庭養豬當作“資本主義尾巴”來割的，以致把黨的正確政策也當作“資本主義”鬥掉了。

1972年6月20日：對劉少奇一類騙子在新形勢下煽起的極“左”思潮卻認識不清。一九七○年春，在狠批資本主義傾向時，他們又把正當的家庭副業當作資本主義去反，搞什麽“割資本主義尾巴，長社會主義翅膀”，損害了群眾的利益，影響了集體經濟的發展。

1972年7月6日：有一次，公社黨委分頭下去檢查政策落實情況。在三港大隊發現，少數幹部認為現在群眾為革命種田的覺悟很高，搞“按勞分配”已經“不適應形勢”了。在其它隊還了解到，有的社員的某些正當的家庭副業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進行了批評和限製，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

1972年7月10日：有一段時間，由於受到劉少奇一類騙子宣揚的極“左”思潮的影響，少數社、隊有些人認為，群眾覺悟提高了，農村基本政策可以改變了。他們把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錯誤地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起初，我們也認為這種做法“方向對頭”。過了一段時間，這種做法影響了多種經營全麵發展，我們雖然感到有問題，但講不出道理來。後來，我們學習了列寧和毛主席的教導，聯係實際進行認真分析。

1972年8月12日：去年春天，我發現有的大隊和生產隊幹部，由於受了劉少奇一類騙子散布的極“左”思潮和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毒害，錯誤地認為“對於家庭副業這個‘資本主義尾巴’，就是要卡緊，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傾向”。還有的說：“發展集體副業是大方向，家庭副業管死一點，關係不大。”這正是由於他們對黨的關於農村副業的政策，沒有從思想路線上和政治路線上來理解的緣故。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農村兩條路線鬥爭的焦點。加強黨對家庭副業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大方向，就體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自發地發展家庭副業，則是劉少奇一類騙子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流毒的反映。

1972年8月27日：由於受到劉少奇一類騙子極“左”思潮的影響，一度把社員個人栽樹當成“資本主義尾巴”來割。這樣一來，社員不敢栽植自留樹，集體造林也不多，造成“山變禿，坡變黃，大道兩旁無陰涼”的情況。

1972年8月27日：幾年前，這一帶棗區在劉少奇一類騙子形“左”實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破壞下，大搞“一平二調”、“割資本主義尾巴”，嚴重地挫傷了棗區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使老的棗園管理不好，新的棗樹越來越少，棗子產量下降。這幾年，棗區公社的各級領導，認真貫徹執行黨在農村發展多種經營的各項方針和政策，把棗子生產列入革委會工作的議事日程，作為落實農村經濟政策的一件大事來抓，棗子生產有了新的發展，產量一年比一年增加。

一九六九年，劉少奇一類騙子又煸起一股歪風，提出什麽“割掉資本主義尾巴”的黑貨，妄圖大搞大隊核算和平均主義的分配辦法。我縣個別大隊也這樣作了。當時，我們回想起十年前劉少奇一類騙子大搞“一平二調”破壞生產力的經驗教訓，認為今天還是應當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和按勞分配的原則，但是誰都講不出多少道理。聽到別人講他們的做法“符合共產主義大方向”，就更不敢表明自己的態度了，聽憑個別大隊搞下去。直到一年以後，事實證明他們要“割掉資本主義尾巴”是假，要砍掉社會主義政策是真，我們才下決心去糾正。

1972年9月5日：《“割尾巴”的教訓》湖北省安陸縣報道組

聽說六合公社白合大隊第五生產隊生豬發展比較快，我們請隊長張正明介紹一下經驗。他笑了笑說：“哪裏是經驗，是教訓哩！”接著，他談了兩次“割尾巴”的事：

前年夏天，社員們在稻田除草時，順便把扯的草帶回家喂豬。有的人向我反映了這件事，我心想：我們是先進隊，社員扯的草不給生產隊，拿回家怎麽行呢？會上，我不指名地批評了一下，要求社員“割資本主義尾巴，長社會主義翅膀”。以後，再沒有人帶草回家了。看到這些，我心裏還挺高興。

但是，到了冬天，社員家庭的生豬存欄數下降了。我們找貧下中農查原因，他們說：“隻管集體養豬，不幫助社員私人養豬，跳‘獨腳舞’，怎能不下降？！”聽了貧下中農的批評，我重新學習了黨的有關政策。政策明明規定“公養私養並舉”，那麽，社員為了養好豬，在不影響生產的情況下，帶幾把草回家有什麽不可以？而我們卻把社員的正當副業生產當作“資本主義尾巴”給“割”掉了。我們糾正了這種錯誤做法，積極鼓勵社員利用業餘時間養豬。去年年底，生豬存欄數就達到平均每人一頭。

生豬發展了，需要增加飼料糧。這時，我們又怕飼料糧給多了，集體儲備糧就會減少，肥了社員，虧了集體，沒有及時給社員解決飼料問題。結果，又走了跳“獨腳舞”的老路，全大隊生豬下降到平均每人零點八頭。

為了總結兩次“割尾巴”的教訓，今春，我們隊委會認真學習了黨在農村的各項經濟政策，大家邊學邊議。有的說：“我們總想在農業學大寨的道路上把腳步走快點，但是少了一條腿，反而走慢了。我們割的不是‘資本主義尾巴’，而是割掉了社會主義政策。”有的說：“看起來，我們為集體著想是番‘好心’，其實，我們是擔心‘先進’保不住不好辦，這種想法正是私心作怪。”我越聽越激動，認識到執行政策所以有偏差，是我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路線鬥爭覺悟低。第二天，在社員會上，我聯係兩次“割尾巴”的教訓，挖了“好心”背後的私心。貧下中農高興地說：“幹部私心雜念的尾巴割掉了，政策落實了，我們養豬的積極性就足了。”目前，又接近平均每人一豬了。

1995年12月11日:題：先有『市』，還是先有『場』？（摘錄）......市場，本意就是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場所。為敘述的方便，這裏將“市場”一詞拆開：“市”，指交易活動；“場”，指交易的場所。“市”與“場”，何者在先？無疑，是先有了“市”———買賣雙方的需求，為滿足這種需求，人們才到一定的場所進行交易，才形成了“場”。譬如，全國最大的小商品市場在義烏，為什麽不在別處？蓋因義烏人有買賣小商品的傳統，有一批挑著擔子走鄉串巷“雞毛換糖”的小商販隊伍。即使在極左路線猖獗、“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他們也在悄悄地活動著。改革開放後，生意越做越大越紅火，終於生長為全國最大的、年交易額上百億元的“小商品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