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雙美國男女萬裏良緣聖地花燭

一雙美國男女萬裏良緣聖地花燭

 

美國人陽和平的父母被外界譽為“白求恩式的共產主義戰士”，母親寒春在中國養奶牛62年，父母在中國的理想和踐行孕育了他的精神河床。
他在中國接受馬列主義，在美國接受西方主流思想，兩種思想老打架。他困惑了好長時間：“很多人都是從信仰危機的深淵裏爬出來，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陽和平穿著短褲和白色跨欄背心，手裏拿著一把“癢癢撓”，鼻梁上的眼鏡就快要滑落到鼻尖上。他慢條斯理地說著帶京腔的中文，接受記者采訪。要不是大鼻子、深眼窩的“洋人”臉孔，他看起來和北京胡同裏的隨便一個老頭沒區別。盡管出生在北京，陽和平可是地地道道的美國人。

2010年6月8日，他的母親寒春在北京病故，享年89歲。而他的父親陽早在七年前過世。6月21日，兩位老人的骨灰被一齊撒在陝北定遠縣三邊牧場——這是在六十多年前，他們為了追尋革命的信仰，最早來到的土地。

他的父母早在1940年代就從美國來到延安，開始了他們的“國際共產主義者”生涯。他們在中國養奶牛，研究農業機械化，也轟轟烈烈地學大寨，鬧革命，貼大字報，送子女上山下鄉，甚至在新時代，還給中央領導遞紙條反對拆遷。這一家美國人，以獨特的方式見證著新中國60年的曆史。004年，寒春獲得中國第一張“綠卡”;2009年，她還成為“感動中國”候選人。

對於很多媒體和中國友人送給他父母的敬辭——“白求恩式的共產主義戰士”，這幾乎是中國對外國人的最高禮讚，陽和平的反應則是，“說不上，沒必要”。實際上，他和他的父母一樣，常常緬懷毛澤東時代，而對當下中國的腐敗、崇洋、物質至上的現狀表示不滿，“我母親在最近幾十年裏，經常在一種失望的情緒中度過，非常痛苦。”

陽和平送走了母親寒春之後，與早已在國外定居的弟弟和妹妹不同，他說願意在中國一直住下去。他說，“有些中國人是‘香蕉’，黃皮白心;我是‘雞蛋’，白皮黃心。”陽和平毫不諱言自己是一個“左派”。“我在中國接受馬列主義，在美國接受西方主流思想。兩種思想老打架，我困惑了好長時間……很多人都是從信仰危機的深淵裏爬出來，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宋慶齡為其取名“和平”。陽和平今年67歲，在22歲前從未離開過中國。他的人生大致可以以1974年為界，前一段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後一段則主要生活在資本主義美國。2006年，陽和平還在美國特拉華大學(University of Delaware)教經濟學，但他開始困惑，自己到底圖什麽?“也就是混飯吃。學校裏麵沒人能溝通思想，而中國有好多有共同理想的人，有好多談得來的人……落葉歸根好像有點道理。”他也曾谘詢自己的左派朋友、中國工人研究網的主編張耀祖，“我回到中國有用嗎?”張耀祖的回答也很幹脆：“反正你在美國對中國革命沒有用，對世界革命也沒用。”加之母親寒春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他回到中國長居。他在對外經貿大學找到了教授計量經濟學的教職。

在中國養牛超過60年的寒春這時操心的是，她所在的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農機院”)小王莊牛場，正麵臨被拆遷的傳言。陽和平說，最初聽說這裏要建“大學城”，寒春也同意拆遷;可她後來發現，開發商打著大學城的名義，在附近建起了商品房，她就生氣了，“農業用地都成商品房了，人吃什麽?”於是寒春四處反映，甚至找到中央領導的秘書，遞紙條“告狀”，被人稱作“洋釘子戶”。“現在釘子戶死了，這沒障礙了。”陽和平說。作為陽早和寒春的長子，陽和平是標準的“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1952年，已懷孕7月的寒春應宋慶齡邀請，從陝北來到北京，作為美國代表參加亞太和平會議。隨後，宋慶齡替她肚子裏的孩子起名“和平”。寒春還叫Joan Hinton時，她是美國一名年輕的核物理學家，楊振寧是她在芝加哥的同學。作為“中子物理學之父”費米的助手，Hinton也參與了研製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

當美國將原子彈投向廣島和長崎之後，和其他一些科學家感到“靈魂被出賣”，她不能想象自己醉心研究的科學竟被用來製造殺人工具。1946年，陽早賣掉在美國的所有財產，輾轉來到延安。2年後，在掛著毛澤東和朱德像的窯洞裏，陽早與寒春成婚。牆上掛著紅旗，繡著“萬裏良緣，聖地花燭”八個大字。

記者問陽和平，他的母親放棄在美國做科學家，來到中國養牛，會不會感覺有些可惜?陽和平露出了略有些狡黠的笑容，“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我了，可惜什麽?”出生40天後，陽和平就和母親一起回到了陝西西安的草灘農場。直到14歲之前，陽和平童年時光都在這裏度過。寒春說過，在陝北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盡管物質條件匱乏，但精神很愉悅。“白天下地幹活，晚上理論學習，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寒春看來，這是一種理想的社會模式，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沒有等級和壓迫。

1966年，寒春夫婦被調到北京。陽和平很快發現母親已參加了造反派組織，每天開批鬥會、寫大字報。但單位還要接待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食堂人手不夠，於是陽和平就去食堂幫忙揉麵做饅頭。他覺得這個活“特別有意思”。做了幾個月的饅頭之後，陽和平找到了更有趣的事。他跟隨表姐卡瑪，還有幾十個北大、清華的學生，想踐行一個宏偉的計劃：從北京走到延安，再走到井岡山，然後走回北京。可實際上，走到山西陽泉以後，陽和平和卡瑪就留了下來，在一座煤礦裏一待就是兩個多月，“參加革命”。1969年，17歲的陽和平被分配到北京市光華木材廠，用熱壓機做膠合板、塑料貼麵板，正式成為一名工人。

陽和平認為“文革”是人民第一次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還在學習的過程，也難免會做蠢事、過激的事，而且“革命難免有犧牲”。但他怕的是被隔離的孤獨感。“我在工廠裏，人家就說‘內外有別’。每次開會都說，‘和平，今天的會你可以不參加’，我說，我要參加，然後他們偏說，‘你可以不參加’。”中文講得再流利，也改變不了他大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刻板印象，這讓陽和平感到痛苦。此時，陽和平的弟弟、妹妹都被送去了安徽茶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最好的玩伴之一，表姐卡瑪，卻已回到了美國。對於孤獨的陽和平來說，卡瑪來信中對美國的描述，幾乎同1940年代陽早為寒春描述的紅色中國一樣充滿神秘色彩，煥發出巨大的吸引力。終於，在1974年，陽和平決定去美國，去看看自己父母的國家。他特地跟記者強調，“那不能說是‘回’，有來有去才叫回，那時候叫‘去’美國。”

盡管有種種設想和心理準備，陽和平還是對資本主義美國發出驚歎。在舅舅的農場裏，陽和平對美國農業的機械化程度“震驚”、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發現他舅舅居然一個人能管理一千多畝農場，有好幾台拖拉機、聯合收割機!但很快，陽和平感到孤獨了。他聽不懂其他美國朋友們講的笑話，他沒有看過其他美國人在童年看的動畫片。“他們講米老鼠唐老鴨，我聽不懂，也不覺得好笑;我給他們講孫悟空，他們也不懂。”他的英文甚至也結結巴巴的，一張口別人就覺得他不是美國人。

帶著被孤立的情緒，陽和平有些生硬地強行讓自己融入美國社會。他先後在農場、修理廠、汽車廠各地工作，充分體會著“資本主義的剝削”。很快，他每個月大約可以掙到400美元，而此前在光華木材廠，他的工資是“38塊6毛1”。想家——就是想中國時，他甚至特地買了一台收音機，就為了在晚上最安靜時，隱隱約約聽一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現在是新聞播報時間”。回憶之前58年的生涯，陽和平有兩次流出了淚水。一次是他講到父親去世後，母親寒春的孤寂，另一次是講到1976年時，他在廣播裏聽到毛澤東去世的消息。

此後，在1977年和1980年，他的弟弟陽建平、妹妹陽及平先後來到美國定居。之後，他結婚、生子，並於1981年開始半工半讀上大學，一直到1987年畢業。他畢業後在中國停留了近10個月，卻發現中國有更多自己不能解釋的東西，於是他又回美國讀博。拿到了博士學位，他卻依然難以完全融入美國。在貓王和鮑勃·迪倫的年代，他不喜歡搖滾樂，聽到爵士樂更感覺像“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種聲音，是一種折磨”。他同樣不喜歡美國的派對文化，對酒精、大麻統統不感冒。偶爾陽和平也想在音樂中跳跳舞，可他似乎變成了一個羞澀的東方人，完全不知道該怎麽舞動。

“還有多少人在為農民服務?”而他們在北京的父母，也終於又幹起了自己的“老本行”——養牛。1982年，他們從北京南郊的紅星農場搬到了北郊的沙河小王莊農場，開始迎接中國一個嶄新的時代。盡管在美國長居，陽和平每隔兩三年就要回中國看看。每次到中國，帶給陽和平的衝擊都難以言表。他的父母也不斷麵對新事物——從發獎金、按勞分配到“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市場經濟”、“體製改革”到“發展是硬道理”。

農機院前黨委書記李維民還記得，自己也和寒春發生過關於“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爭論。盡管誰也不能說服誰，寒春卻總記著這件事。大約是在1990年的一天，延安有一封來信寄給陽早、寒春。由於字跡潦草，他們就請李維民代為閱讀。李維民記得，信的內容大約是：“老陽、老寒，當年我們在延安一起養奶牛，負責擠奶送給毛主席喝。現在我退休了，企業很困難。去年一年看病的醫藥費沒給我報銷，今年1-6月的退休金現在也沒發給我。你在北京，能不能去跟中央領導說說，把我調去一個能發得出退休金、能報銷醫藥費的單位?”讀完後，陽早當時就掉了眼淚。寒春沒有哭，她指著信問李維民說：“老李，這個退休工人，他什麽時候能共同富裕啊?”

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逐漸摸索生活的陽和平，回到中國後也與父母爭論各種問題，認為父母在有些問題上不夠開化。而父親陽早則半開玩笑地說陽和平是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者”。陽早和寒春此時已是農業機械部的副部級顧問，但依然固執地住在小王莊農場的平房裏，桌子是磚頭壘了架起來的，沙發也早都壞了坐著甚至會覺得彈簧有些紮人。他們很不能接受的是，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說，錢似乎成為了惟一的標準和最重要的東西。他們懷念在之前革命歲月中，大家鬥誌昂揚、工農一家、齊心協力的精氣神兒，似乎都不見了。1990年春節，農業機械部領導看望並宴請老專家。在宴席上，部長隨口問農機院的書記李維民，“咱們農機院的改革搞得怎麽樣?”李維民回答說：“搞得不錯，現在搞技術轉讓，誰有錢就轉讓給誰，效益不錯。”部長點頭微笑的時候，寒春站起來說話了。她用手指著部長說：“誰有錢就給誰服務是不是，那農民沒有錢怎麽辦?你們還有多少人在為農民服務?”頓時，現場安靜了下來，沒有人出聲，尷尬極了。李維民隻好出來打圓場，說，我們的很多技術、很多設備還是在為農民服務的。

“你們對資本的警惕完全不夠”。與此同時，陽早和寒春在中國越來越煥發出活力的30年裏悄悄地老去。他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奶牛場。小王莊牛場的獸醫金慶懷記得，寒春八十多歲了還常常下地幹活。“老寒早上起來就去地裏拔草——有一種麻，摻在飼料裏牛就不愛吃，她就去拔草，經常一上午累得臉都通紅。”中國工人研究網主編張耀祖剛認識寒春、陽早時常在思考一個問題，“革命和養牛到底有什麽關係?”後來他發現，“他們的革命不是喊口號、當領袖，而是常人也能做到的東西，在一點一滴的細節裏。”寒春和陽早常常對中國的現狀感到失望。老人們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研製的養牛場各種設備，諸如飼料攪拌機、計量儀等，在改革開放後，漸漸被國外進口設備取代了。陽和平理解父母的這種痛心，他說：“我媽就是覺得，中國不搞自主研發、自主工業怎麽行，能全靠進口嗎?現在看看，資金換技術，中國換來了嗎?”

陽和平的博士論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研究》在1997年通過答辯後獲得博士學位，他覺得自己通過知識的積累，慢慢找回了分析社會、明辨是非的自信。他與父母的觀念越來越靠近了，他說自己“堅定了”。甚至於，想到之前就“姓資姓社”等話題跟父母的爭辯，他有些慚愧。陽和平在中國的這些年，寫文章、做講座，從自己的父母講起，講自己的思想變遷——從動搖到堅信。他也講自己親見的美國民主，他認為那就是有錢人的遊戲。他說：“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外交上是一致的，隻有在國內政治上差別一點。但是後來我發現，共和黨起碼講真話，民主黨是騙人。就是，共和黨一直說要割你肉，民主黨許諾不割你肉，但照樣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