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高考為爭特權的中國文人

讀書高考為爭特權的中國文人 

四.“優勝劣汰”與中國文人  (一)

作者：黎陽

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讀書起家的勞心者一概稱為“知識分子”不妥。這不但等於在邏輯上不加區別地無異議地承認了這樣的人有知識、代表了有知識的人，而且客觀上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誤導效果，讓人覺得“知識”=“讀書”，“讀書”必有“知識”。實際上這樣的人得一分為二，有真才實學的才是“知識分子”;徒有其名的隻不過是“知識騙子”。為了避免誤導，對讀書起家的勞心者不能不加區別地一概稱為“知識分子”，隻好簡稱為“文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中國文人作為整體自古以來便享有高於普通老百姓的特權。不管哪朝哪代，隻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不變，中國文人的特權地位就不變。這種特權使中國文人不需要與普通老百姓同命運，不需要與國家同命運，不需要鑽研學術，隻要鑽研權術即可。隻要保有這種特權，中國文人就不怕跟老百姓“優勝劣汰”，因為特權使中國文人跟老百姓相比永遠處於“優勝”地位。這導致中國文人曆來最關心的事是尊孔，隻要尊孔就能確保中國文人的特權。

孔孟之道的統治地位隨著中國的落後挨打淪為殖民地半殖地而破產。中國文人寄生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千古特權也隨著孔孟之道一起土崩瓦解。中國文人要繼續保持對老百姓的特權，就隻能投靠國際資本主義，仰仗國際資本主義的支持繼續獲得特權。要獲得國際資本主義的撐腰就必須充當國際資本主義侵略中國、壓榨中國、向中國轉嫁危機、把中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的“排毒垃圾場”的幫手，就必須幫助國際資本主義摧毀中國的一切抵抗，就必須用西方的“普世價值”消滅中國的民族主義。

孔孟之道是讓中國文人直接獲得特權。“普世價值”是讓中國文人間接獲得特權——講“普世價值”就得講“民主”、“自由”，而隻要一講“民主”、“自由”，中國文人就能確保自己有高於普通老百姓的特權，因為“民主”、“自由”的確切內容是由他們來解釋和發揮的，涉及多少億人生死的決策是由他們私下決定的——決策“優勝劣汰”、規定誰是“優”誰是“劣”時“民主”了嗎?決定“下崗分流”、“買斷工齡”時“民主”了嗎?決定強行推廣轉基因主糧時“民主”了嗎?

文人“精英”們一再強調要“民主”不要“民粹”。普通老百姓都參與決策作主的大民主就是“民粹”，決不允許。把占絕大多數的普通老百姓都排除在“民主”之外，剩下來真正能享受“民主”、決策作主的可不是隻有文人“精英”了嗎?這難道不是特權?

“自由”意味著“不受製約”、“不負責任”。而整個社會實際上隻有成了知識騙子的文人“精英”才真正有條件不受製約、不負責任——工人出了廢品要受懲罰，醫生開錯了刀要受追究，而決策把幾萬億的中國人民血汗變成外國白條、把中國搞得汙染遍地有毒食品泛濫、把中國社會搞得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的“專家學者”們何曾有過任何製約、受過任何追究、要負任何責任?換了普通老百姓，如果出了差錯造成的損失哪怕隻有他們的百分之一也必然受到嚴懲，甚至判刑。這些文人“精英”整天要求製約這個，製約那個，唯獨從來不要求製約自己——唯一的製約就是“學者的良心”、“道德的血液”。

出了那麽多禍國殃民的餿主意，一句“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就全賴了帳。這難道不是特權?“精英”這個提法本身就是特權的象征，就充滿著“優勝劣汰”的傲慢。隻要自稱“精英”，立刻就來了一大堆言外之意：老子是“優等”，老子高人一等，老子要“優勝”，你們都是“劣等”，隻配被“劣汰”掉——別看僅僅一句“精英”，背後卻包含著無限的凶狠殘酷殺氣騰騰。

把持著話語權的中國文人鼓噪“民主”、“自由”其實跟“老虎張貼告示”是一個邏輯：“至於利爪尖牙，理應例外寬大，允許自由使用，無論啃咬撕抓。本虎決不壟斷，權利均分大家”——“普世價值”就是這樣使中國文人獲得特權的。

隻要有特權，中國文人就有恃無恐，就不怕跟老百姓“優勝劣汰”，因為特權使他們能夠決定誰是“優”、誰是“劣”、決定如何評判“優”、如何評判“劣”;使他們能夠始終讓自己處於“優勝”、讓別人處於“劣汰”。特權使中國文人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做學問，不需要嚴格認真地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不需要靠創造財富或靠為創造財富服務來謀生;隻要想方設法把“文人精英至上”的軟權力轉化為現實的硬權力或與現實的硬權力掛上鉤就能夠高高在上不勞而獲。

特權使相當部分中國文人成為精神貴族，本能地把一切是非問題都歸結為高低貴賤問題——這樣的人判斷是非的原則不是實事求是，而是地位身份;看待一切的出發點不是“皇帝沒穿衣服”，而是喊“皇帝沒穿衣服”的小孩沒有資格說話。這樣的人與人爭辯的基本邏輯不是爭辯是非，而是爭辯身份優劣——全力以赴證明對方是不配生存的“劣等”，然後咬定其觀點也屬於“劣等人”的劣等見解，一文不值，無需一駁，從而不戰而勝。這樣的人搞爭辯必是一開口就搞人身攻擊，必是靠宣布對手“腦殘”、“智障”、“弱智”、“精神病”、“無知”、“愚蠢”、“孤陋寡聞”、“低能”、“懶惰”、“失敗者”之類來代替事實、邏輯和道理。

在正常人看來，爭辯靠擺事實講道理。說對方“腦殘”、“智障”，如果不是事實，那自己就是在撒謊，理虧在先;如果是事實，那自己就是在欺負殘疾人。欺負殘疾人算什麽本事?誰會認為打瞎子、罵聾子、耍瘋子之類是了不起的英雄壯舉?而那些擁有特權、迷戀“優勝劣汰”的中國文人卻從不這樣看，因為他們隻會把問題性質變成欺負殘疾人，隻會用人身攻擊來代替是非爭辯，隻會用比賽身份特權的“優勝劣汰”取代比賽真理事實的“優勝劣汰”。

特權使中國文人作為整體從不與普通老百姓處於平等地位，從不真正關心老百姓的疾苦，從不真正關心國家命運，從不真正關心科學研究，從來隻真正關心自己名利。特權使中國文人作為整體徹底退化。雖然最愛喊“優勝劣汰”，實際毫無競爭能力，有特權才“優勝”，沒特權必“劣汰”，一旦失去特權立刻一籌莫展，一事無成——“百無一用是書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們從來不能理論聯係實際，從來不能聯係人民群眾，從來不能凝聚人民，即便個別人在一時一事上能正確地認識世界，也從來不能凝聚起成功地改造世界所必要的物質力量，在曆史麵前仍然毫無作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無一出自於中國文人之手。

兩千多年來中國文人作為整體毫無建樹，隻會重複孔孟之道。如今同樣毫無建樹，隻會重複西方的“普世價值”——連給“普世價值”起個象樣的名字、下個確切的定義的本領都沒有，隻會一味地鸚鵡學舌照搬照抄。

且不算曆史上對中國科技進步毫無貢獻、對世界一無所知、對中國的落後挨打大有貢獻的老帳，就簡單算算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人作為整體都幹了哪些大事：是領導了救國，還是領導了建國?是當了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還是成了統一中國的領導核心?是使中國從農業化轉為工業化的決定因素，還是扭轉中國命運的主要力量?作為一個群體，中國文人在所有這些中國命運的關鍵過程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老實講，無足輕重，甚至可以說毫無作為，都是別人流血犧牲拚命拚搏，他們坐享其成還指手畫腳。

國難當頭之際，從不見中國文人能挽狂瀾於既倒;民不聊生之時，從不見中國文人能懸壺濟世救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曆史實踐已經一再證明中國文人作為整體來說沒有任何組織能力，沒有任何領導能力，沒有任何凝聚力，沒有任何正確認識世界的能力，沒有任何成功改造世界的能力，甚至形不成獨立自主的政治觀點，政治上隻會鸚鵡學舌、照搬照抄、機械模仿、簡單重複、刻舟求劍、東施效顰。他們從來爾虞我詐、一盤散沙、自私狹隘、鼠目寸光、多謀寡斷、有言無行、不切實際、紙上談兵、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甚至從來成不了一支獨立自主的政治力量。從古到今他們除了給國內外強者當“政治二奶”之外從來別無出路，別無選擇。

中國文人作為整體領導不了別人，隻能被別人領導。但作為個人則並非人人一概如此。追求真理的優秀者能夠超越文人特權的局限，在變革世界、救國救民的實踐中進入正確領導的行列。真正的知識分子能接受別人建立起來的正確領導，在正確的領導之下學以致用，發揮所長，如魚得水，找到為國家為社會為民族做積極貢獻的用武之地。隻有死抱住特權不放的知識騙子不自量力，沒有能力領導卻偏要領導，自己建不起正確的領導又拒絕接受別人的正確領導，從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樣的人生存離不開特權，有特權才“優勝”，沒有特權必“劣汰”。擁有對普通老百姓的特權是這類中國文人的生命線和核心利益。因此對他們來說，高於一切的利益是獲得特權，高於一切的恐懼是喪失特權，高於一切的政治訴求是確保特權，高於一切的主人是賦予特權的人，高於一切的敵人是反對特權的人。

這就決定這種人永遠把中國文人對普通老百姓的特權狀況作為判斷一切是非的唯一標準：

——中國文人沒有特權的時代必須是最壞的時代，不壞也必須說壞;

——中國文人享有特權的時代必須是最好的時代，不好也必須說好;

——任何主張賦予中國文人特權的人都必須是好人，不好也必須說好;

——任何反對賦予中國文人特權的人都必須是壞人，不壞也必須說壞;

——任何社會問題都是中國文人的特權還不夠多所致，必須靠增加文人特權來解決。

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得出一個自己私利所需要的結論：隻有賦予中國文人高於普通老百姓的特權，社會才能進步，國家才能搞好。

明白了這點就可以明白這種中國文人的全部邏輯：為了確保文人特權，必須證明中國文人擁有特權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必須證明中國文人沒有特權的時代是最壞的時代。自己吃不著的葡萄必須是酸的，自己做不到的事必須是不必要的。自己在中國曆史轉變關頭毫無建樹，就必須讓人們相信中國的這個曆史轉變是錯誤的、毫無價值的。不能用救國和建國的實際成就證明自己，就必須讓人們相信救國和建國都是假的，不但多此一舉，而且是大災大難，否則就無法自圓其說：為什麽自己對國家命運毫無作為還必須擁有特權。

這種私利的需要使這些中國文人必須把外國侵略、中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變成殖民地、中國人飽受壓榨欺淩甚至南京大屠殺等等都說成“文明進步”的好事;必須一筆勾銷中國人一切反抗，必須全麵否定全部中國革命——從辛亥革命到中國革命、從國民黨到共產黨一概否定，甚至連愛國都必須否定，所以才創造出“愛國賊”這一舉世無雙的“罪名”。同樣，為了確保自己的特權，所以又創造出個“迫害知識分子罪”這同樣獨一無二的“罪名”。

明白了這點就可以明白為什麽這種中國文人如此瘋狂地仇恨毛澤東時代：在毛澤東時代他們對普通老百姓不擁有特權，不能不勞而獲，不能招搖撞騙，不能仗勢欺人，隻能跟大家一樣實事求是地用實踐成就證明自己，隻能靠自食其力為生。

所以他們必須否定毛澤東時代的一切——隻有把毛澤東時代說得暗無天日漆黑一團，才能證明“中國文人沒有特權的時代是最壞的時代”，才能證明“中國文人享有特權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才能確保今後再無人挑戰“必須使文人擁有特權”的結論，才能確保自己的私利。因此毛澤東時代以外的任何時代都必須是好的，即便那時中國挨打受侵略、變成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國老百姓如何受壓迫壓榨屠殺也沒關係。因為如果承認毛澤東時代以外的時代不好，就等於承認了“原來知識分子享有特權並不能把國家搞好”。同樣，如果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任何成就，不管是大陸統一、社會安定、和平環境、奠定工業化基礎、兩彈一星、抗美援朝、邊界自衛反擊、國家從毀滅走向強盛……承認任何一項是正麵成就都等於承認了“原來知識分子沒有特權時國家也能搞好”。這一切都有損於確保文人特權，都不能容忍。由此可知，這些中國文人無孔不入汙蔑誹謗毛澤東並非當真無知，而是私利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