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在文革中被犯嚴重錯誤
毛澤東說的非常清楚：“我們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階級鬥爭。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進行整風了。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產生了，有一批好的同誌變質了，隻有發動群眾才能整掉，單靠中央和各級黨委本身是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1963年9月9日，《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頁)。而在當年特權階層已經產生，社會主義已經命懸一線的危急關頭，晚年的毛澤東，不得不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擊特權階層倒退行為的偉大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或者說，一切辦法都試過了，成效甚微，他才意識到，要鏟除特權階層，不發動群眾是不行的，不讓人民起來監督是不行的，不實行大民主是不行的。遺憾的是，毛澤東的這一切努力，在他身後被鄧小平以一出不管黑白摸著石頭爭先富走資本主義私有化的悲壯劇的形式所代替，文革永遠地成了動亂和經濟崩潰的邊緣了。
毛澤東之所以對特權階層深惡痛絕，不能容忍，必欲除之……是因為：這是一個關係到新中國是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回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 是一個關係到新中國工人農民是繼續當家做主，還是重新淪為被資本家996剝削壓迫成為奴隸的大問題; 是一個關係到新中國的曆史是繼續前進，還是發生複辟資本主義大倒退的問題; 是新中國當年存在的所有問題中最為重要的問題。階級鬥爭是不可調和的。中間道路是沒有的。既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也不走資本主義道路; 既不前進，也不倒退，是不可能的。
因此毛澤東提出了一係列科學的、可行的反對和防止產生特權階層的措施。主要是：
第一，取消高薪製度。
毛澤東說：“我讚成在和平時期逐步縮小軍隊幹部跟軍隊以外幹部的薪水差額，但不是完全平均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1977年版，第328頁)
毛澤東提出：“……廠長、副廠長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現在相差太遠，要減下來。”(1968年8月19日，《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頁)
這是對巴黎公社“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隻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原則的具體實施。而恩格斯曾把這一點看做是“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法蘭西內戰·導言》)的“可靠辦法”之一。遺憾的是，由於黨內一些人的抵製以及其它原因，這一措施並沒有貫徹到底。
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後又恢複了高薪製度。
第二，取消軍銜製度。
毛澤東說：“我讚成走回頭路，恢複到老紅軍的樣子，隻要一顆紅星，一麵紅旗，其他的統統都吹了。過去搞什麽將、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興趣的。”
“毛澤東當即在中共中央軍委關於改革現行帽徽、領章和軍帽式樣的請示報告上批示：‘照辦。’”(1965年4月，《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3頁)
試問，世界上哪個國家沒有軍銜製度? 唯獨中國沒有——把它取消了。它的意義在哪裏呢?在防止和克服封建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等級製度，在避免走上農民軍的道路。
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後又恢複了軍銜製度。
第三，精簡黨政機構。
毛澤東說：“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1977年版，第280頁)
歐洲當年的資產階級革命，主張建立“廉價政府”。社會主義革命理所當然的應當建立一個不僅“廉價”而且“廉潔”並“高效”的政府。機構越龐大，官僚主義分子就越多，人民的負擔就越重，效率就越低……從而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贅瘤。
1970年6月，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將各部、委、直屬機構由原來的九十個精簡、合並為二十七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頁)這恰恰就是將機構砍掉了三分之二。
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後走資派們學西方搞起了"高薪養廉"的公務員製度。不但沒有養廉而且更加貪腐。
第四，幹部參加勞動。
毛澤東說：“建議各地領導同誌利用適當機會，對於幹部參加勞動這個極端重大的問題，在今年內進行幾次討論，並普遍宣讀山西昔陽縣那個文件。……我們希望爭取在三年內能使全國全體農村支部書記認真參加生產勞動，而在第一年，能爭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書記參加勞動，那就是一個大勝利。城市工廠支部書記也應當是生產能手。”(《轉發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1963年5月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292頁)
請注意這裏所說的“極端重大”。用這樣的語句強調一件事情的重要，在毛澤東的著作中是極為罕見的。為什麽“極端重大”呢?因為“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於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毛澤東親自主持“討論修改”的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發表的文章：《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
毛澤東說：“支書不參加勞動，還不相當於保甲長？《紅樓夢》第二回上，冷子興講，‘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說得有點太過，探春也當過家，不過她是代理。但是賈家也就是那麽垮下來的。”(1963年5月7日，《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頁)
保甲製度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種統治製度。把不參加勞動的支部書記比作“保甲長”，這實在是夠嚴厲的。這裏也流露出了毛澤東對封建專製製度的痛恨。更重要的是，“賈家也就是那麽垮下來的”這句話。共產黨的幹部如果都“安富尊榮”，那麽，遲早有一天，也會像賈家一樣垮下來。
在這裏，應當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創辦的“五七幹校”。這當然是落實幹部參加勞動的一項具體措施。但是，這更是一項防止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和特權階層的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偉大戰略措施。
通過在“五七幹校”參加學習和勞動，許多幹部克服了貪圖享受、厭惡勞動等資產階級壞作風，變為有覺悟的共產主義戰士。例證如毛，僅撮一則。臧克家在他的詩集《憶向陽》序言裏寫道：“同誌們床連床的頂著頭睡，肩並肩的一同勞動，心連心的彼此關懷。一切等級、職位的觀念，統統沒有了，大家共有一個光榮稱號：‘五七戰士’。小的個人生活圈子，打破了，把小我統一在大的集體之中。在都會裏，睡軟床，夜夜失眠，而今，身子一沾硬板便鼾聲大作。胃口也開了，淡飯也覺得特別香甜。心，象幹枯的土地得到了及時的雨水一樣滋潤。”
列寧說：“在一次深刻的政治變革以後，人民總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了解這種變革。”(《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1921年10月17日，《列寧全集》第1版，第33卷，第54頁)
是的，今天，當我們站在這個散發著腐敗臭氣的土地上，回首往事，遙看毛澤東這項深刻的政治變革的時候，我們才對它的意義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
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後取消了幹部參加勞動的製度。幹部成了官老爺和貪官汙吏。
第五，限製資產階級法權。
毛澤東說：“要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智力勞動者工資多、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都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殘餘。將來坐汽車要不要分等級？不一定要有專車，對老年人、體弱者可以照顧一下，其餘就不分等級了。(1958年8月19日，《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4頁)
毛澤東說：“資產階級的法權，一部分必須破壞。比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跟群眾接近，不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不是靠工作能力來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這方麵必須破除，堅決要破，經常要破，破了又生，生了又破。”(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頁)
毛澤東說：“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87頁)
上文說到，資產階級法權是產生特權階層的主要根源之一。所以，無產階級要對資產階級法權加以限製。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就是限製特權階層產生的土壤。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多次強調這個問題，多次對諸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等等現象，做出最嚴厲的批評，並且從製度上加以防範。但是，“他們有反感”……最後，這件事情隻能放在一種更為激烈的自下而上的階級鬥爭的方式中，加以解決。
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後又恢複了資產階級法權。
第六，防止幹部子弟特殊化。
毛澤東說：“(一)如有可能，應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學。(二)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幹部子弟學校應逐步廢除》，1952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32頁)
毛澤東說：“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複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對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1967年4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310—311頁》)
毛澤東說：“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複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占幹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原文注釋：這個批語寫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辦事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編印的《要事匯報》上。這期《要事匯報》說，據雲南省公安廳報告，二十二日晚，十七個自稱紅衛兵的人抄了雲南省副省長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機等物和現款、存折，在取款時被抓獲。參與者都是中學生，其中有六個是北京學生，其餘十一人，除兩人外，都是高幹子弟。)(《對一些高幹子弟參與抄家一事的批語》，1967年5月2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358頁)
毛澤東的話，揭示了防止幹部子弟特殊化問題的實質，即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同時也是防止在他們中間產生特權階層。此外，文化大革命初興起的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不僅起到了讓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反修防修、屯墾戍邊等重大作用;同時，它對防止幹部子弟特殊化，也是一項十分有效的措施。
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後又恢複了幹部子弟特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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