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農業現代化上的分歧
《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丨
作者: 金寶瑜
第一部份:農業發展的兩條路線鬥爭
激流按:台灣“批判與再造社”出版的金寶瑜新作《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麵世了,這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及,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資產階級法權在此階段中一直存在。它的存在使得社會主義社會中始終存在一股試圖複辟資本主義的力量。在上個世紀的蘇聯和中國,前進和後退的鬥爭一直在發生。金寶瑜老師悲哀於美國左派運動的浮沉,亦不忍見中國曾經獲得的革命成果付諸東流,在八十餘歲高齡、新冠病毒肆虐美國之際,寫就《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書,欲以曆史為鏡鑒,警醒當下之民眾,可敬可佩。感謝金寶瑜老師授權激流網對此書進行連載,本次刊載內容為本書第一部分,相信大家一定能在文中感受到金老師的一腔熱忱。
金寶瑜:為什麽要寫這本書?——《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
第一部份:農業發展的兩條路線鬥爭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土地改革
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在最初發展時經曆了一場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是新生資產階級取代了地主成為統治者,資本主義取代了封建主義。在第三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包括1949年革命之前的中國,多少年來都無法完成土地改革,以便結束封建製度,因此無法完成民主革命,進行資本主義發展。為什麽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無法領導和完成民主革命?毛主席在他1940年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給我們作了解答。毛主席的分析不僅根據中國長久的封建曆史,而且根據總的世界情勢。毛主席這樣寫到,在1914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前,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然後,毛主席接著說,在1917年之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卻改變為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來說,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毛主席對中國社會發展和整個世界的發展連在一起作了分析,說明了二十世紀初俄國革命之後,整個世界革命性質的改變,因此,也就決定了革命策略的改變。
毛主席接著分析了在俄國革命之後,帝國主義將更加依賴蘇聯之外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才能生存,在這個新時代裏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反帝國主義,及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屬於舊式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而是屬於新的範疇了。這個新的範疇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因此,這種殖民與半殖民國家的革命不再是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線的同盟軍,而改變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因此,這種革命,就不能不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再接著說,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絕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而是要建立以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完成革命的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即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
毛主席更進一步說明了,在帝國主義時代,革命與反革命的區別,他說的完全適用於80年後的今天。他這樣說,“處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麵,變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麵,變為革命力量的一部份。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
我們了解了毛主席對世界革命的分析就了解了,1949年後中國的土地改革是無產階級革命後取得的成績,它是為社會主義鋪路,它不是為資本主義鋪路。我們也同樣可以了解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80年之後,落後國家的“英雄好漢”們即使是打著民族解放的旗號,自稱為“民族資產階級”他們還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麵,變成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因此,他們無法完成土地改革。今天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仍然是由地主和資本家結成的,與帝國主義和國際壟斷資本合作的反人民、反世界革命的力量。
新中國在無產階級的領導和與農民緊密的聯盟下完成了土地改革,結束了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統治,土地改革將幾億的農民從暴力的、殘酷的、極端剝削的封建體製下解放出來,中國的土地改革無論從土地和人數的規模上,還是從速度上來說,都是史無前例的創舉。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所領導的土地改革並不是一般從上到下的將土地分發給農民,中國的土地改革是經過一場發動群眾運動來完成的。在廣大的農民(尤其是占大多數的貧農和下中農)積極參與的運動中,他們深深地認識到他們世世代代所承受的痛苦根源來自地主對他們的剝削與壓迫,在土地改革的運動中,農民在意識型態上發生了跳耀性的變化,這場土地改革的群眾運動為未來農業集體化奠下了一定的基礎。
(二)中國共產黨在農業現代化上的分歧
從革命開始,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由工人階級領導,工人與農民建立緊密的聯盟。毛主席深深了解在發展落後的中國,工業化尚未真正開始,取得革命的勝利,少數的產業工人必須要和中國廣大的農民結成緊密的聯盟。中國的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中國的工人和農民,改善勞動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首先完成由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結束中國數千年的封建製度,取消地主世世代代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在革命戰爭中,農民貢獻出他們的一切,包括用他們的生命來支持革命。沒有主要由農民組成的遊擊隊的英勇戰鬥,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在參加了武裝鬥爭後,普通農民變成了革命戰士,在反帝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們對日本侵略者和反動的國民黨作出英勇奮戰,取得勝利。在後來社會主義建設中,這些革命戰士成了共產黨的中堅幹部,他們領導了土地改革,和土改之後農業集體化,以及集體化後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的建設。
中國共產黨內對土地改革沒有爭論,因為不管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都必須結束封建製度。但是差別在中國的民主革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革命之後,隻能走社會主義的路。
土地改革之後,中國共產黨內最大的爭論就是中國未來的農業政策。長久以來,耕地不足一直是中國發展農業難以克服的問題。土地改革後,每戶農民平均隻擁有0.2 公畝的土地,貧農、下中農和雇農所分到的土地更小。除了耕地麵積小之外,土地非常貧瘠,其中一個原因是長久以來地主隻顧用收租來剝削農民,但是卻不肯花錢來保養土地,這說明封建的生產關係已經無法發展生產力。再加上長達一百多年的戰爭導致大部份農田灌溉設施(包括解放前修建的水利設施)都已荒廢。1949到1952年,除了土地貧瘠和荒廢了的農業基礎設施外,農民更缺少農具,很多貧農、下中農和以前的雇農連最簡單的農具都缺無。土地改革完成後,農民第一次擁有一小塊土地,他們盡了最大努力,雖然在短期內提高了糧食和棉花的產量。但是基於所有的這些客觀上不利的因素,即使他們有更大的積極性也無法繼續增加生產。到了1953年,糧食不再增產,棉花產量反而下降。不僅如此,一些農村在1953和1954年間還經曆了旱災和水災,個體小農戶無法抵抗這些天災。另外,五十年代初期,農民因為長期營養不足和農村根本沒有醫療衛生設施,一個家庭裏有人生病,甚至早逝都是經常發生的,但是這些天災和人禍都是個體農戶無法應付的,他們常常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不得已欠下了債,當債堆積起來之後,農民開始出賣剛才分到的土地來還債,自己再去給別人耕田。在集體化開始前,賣地的農戶和受雇的農民都在增加。這些現象都說明了在土地貧瘠的中國小農耕種經濟是不能長久持續的。經過一段日子,在兩極分化下,土地必然會再度集中起來。而且落後的小農經濟無法滿足人民食物的需要和工業發展原材料的需要,隻有將農業現代化才能解決中國麵對的生產力不足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內對於中國農業必須要現代化是沒有爭議的,共產黨內的分歧在於如何將中國農業現代化。由劉少奇所代表的共產黨員主張中國農業現代化必須要在有了工業基礎之後,他們認為隻有到中國能夠生產足夠的鋼材,和掌握了製造農用機械的技術後,中國農業才具有現代化的條件。雖然唯物主義認為在生產力和生關係的矛盾中,生產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麵,生產關係是矛盾中的非主要方麵,但是在一定的條件下,生產關係可以轉變為矛盾的主要方麵。毛主席把生產力永遠地、固定看成是矛盾的主要方麵的主張批評為機械唯物論,也就是說機械唯物論者認為提高生產力當作作為農業現代化的唯一必要因素,他把這樣的看法批評為“唯生產力論者”。毛主席的看法和他們不同,他認為當落後的生產關係妨礙一個國家生產力的發展,像中國的封建製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時隻有改變生產關係(消滅封建製度),生產力才能得到發展。土地改革之後,毛主席認為農業的發展可以進可以通過將農民組織起來,改變私有的生產關係為集體所有,把生產規模擴大,來為現代化創造條件。也就是說,在一定的條件下生產關係可以轉變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麵,這就是毛主席的辯證唯物論。
毛主席的偉大之處很多,他最偉大的地方之一,就是堅定不移地相信人民的力量,試想看如果毛主席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如何敢在中國發動革命?中國人民麵對著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由美帝支持的國民黨,如果不相信人民的力量,隻看軍事力量的對比,誰能相信小米加步槍的人民軍隊可以戰勝他們?毛主席看到在農民參加了革命後,他們已經不再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他們經過思想和意識形態上的轉變已經成為革命戰士。在革命戰爭上,毛主席不但相信中國人民可以戰勝帝國主義,而且認為中國人民一定會戰勝帝國主義。在農業發展上,毛主席同樣地看重人民的力量,他對農民的認識是從他的革命實踐中得到的,從毛主席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對農民組織的能力和他們的戰鬥決心非常佩服。農民有能力有決心組織起來與地主對抗,當然他們也會有能力和決心組織起來改造他們的生產條件,全心全力地,為改進他們和他們後代的生活而努力。毛主席看到經過集體化,農民完全可以克服作為小生產者對他們的局限。
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成功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製度,不管是在規模上,還是在速度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但是在土地改革完成後,雖然農民擁有一小塊土地,極少的生產工具,因此,在缺乏農具和農村基礎設施蕩然無存的情況下,隻靠農民個體的力量生產是無法提高的。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正是因為毛主席對人民力量的信任,他認為當農民組織起來,通過集體所發揮的力量將是其大無比的。無論是中國的解放戰爭的勝利,還是中國農業集體化的成績都證實了毛主席是對的。解放之前,大部份中國人都是農民,在封建製度下,他們從早到晚辛苦耕耘養活著中國這大塊土地上的人,但是卻被“知識人”看成是最無知、最愚蠢的人。舊社會的“知識人”不會去想,農民之所以無知是因為他們生產的剩餘都被抽走去養活統治他們的官吏和士大夫了,農民不但沒有任何剩餘可以用來提高他們的知識和文化,更是連飯都吃不飽。但是毛主席卻從來不從“知識人”的視野來看農民,他相信農民,他相信中國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農業集體化的成績再一次證明毛主席是對的。而走資派則是跟毛主席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們從來不相信人民,他們把中國最勤勞的農民汙蔑為“懶漢”,他們認為隻有用“三自一包”把農民的利益分割成一家一戶,農民才會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