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追求的人生境界和普世價值
縱觀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曆史, 中國人一直沒有"走出自私自利,舍小利求大利,舍小愛求博愛"的周期律。唯有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文革期間對其進行了短時間的批判和衝擊。改革開放後一切又恢複原樣。經四十多年的社會實踐後, 再進行理性的反思和認真地思考, 不得不承認毛澤東主席不僅是偉大的戰略家和理論家,而且還是偉大的教育家,他以其特有的方式教育了中國人,改變了中國人的人生境界和價值追求,也徹底改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他的思想才是中華民族追求的人生境界和普世價值。
一、實事求是
——讓中國人變得更務實、更塌實
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人曆來重麵子、好走形式、講究所謂的正統、道統、法統,熱衷浮誇和吹捧,還有阿Q精神。特別是1840年以後,在西方列強淩辱下,中國人既不現實,也不務實,更不塌實。現實是認識或視角的問題,務實、塌實都是作派問題。
這嚴重影響了中國人處事的態度和方法。沒有現實的態度就不可能有科學的理論和正確的認識,沒有良好的作風就沒有良好的隊伍,毛澤東深諳這一點,他找到了一個消除這些不良習氣的幹擾的辦法,那就是實事求是。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對實事求是作出了新的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係,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
從此,“實事求是”不僅成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概念,而且成為黨的思想路線和優良作風,讓無數中國人變得更現實、更務實、更塌實,改變了中國人對形式主義的熱衷,扭轉了盛行的吹捧之風,做到知行合一,幫助人們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思路、角度和辦法。
二、為人民服務
——走出自私自利,舍小利求大利,舍小愛求博愛
古書《大學》開篇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在儒家看來,人們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達到至善。關於善,儒家賦予了它豐富的內涵。幾千年來,中國人是沿著這樣的追求軌跡奮鬥著。但毛澤東改變了這一傳統,在他看來,作為官人,最高的道德境界是“為人民服務”。這是毛澤東為適應新時代的要求而提出的一種全新的道德理念。
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備團戰士張思德在陝北山中燒炭,因炭窯崩塌而犧牲。毛澤東在演講中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是完全為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他再一次強調:“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
新中國成立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為整個中華民族追求的至高境界。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思想引導人們,走出自私自利,舍小利求大利,舍小愛求博愛,把自身利益與國家、民族發展融為一體,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的集中和升華,提升了整個中國人的道德境界。
三、糖衣炮彈
——讓中國人在勝利麵前更理智,讓警鍾長鳴,是危機教育的延續
中國人向來信奉“天下熙熙,皆為名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信條。所以中國人是極趨利的,在名利麵前很感性,加上中國是一個講仁義與規範的國度,強調人性善和與人為善,防人意識差,因此對各種誘惑的免疫力也極差。這既是文化和傳統熏染的結果,也是不理智的表現。
然而,自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侵入,已經把中國人推到風口浪尖,中國人要生存,必須學會適應、變化、鬥爭。必須借鑒曆史,麵向未來,把握生存的藝術,因此中國必須有危機意識、鬥爭哲學、生存發展思維,因此也必須研究戰略、策略和生存的法則、鬥爭的藝術。
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蔣介石等人都曾這樣做過,但要麽是學者的說教,要麽是政治家玩弄的權術,而毛澤東卻遠遠走出了他們的狹隘,用以教育廣大黨員幹部,讓更多的人成為名副其實的戰士和領袖。在他漫長的革命生涯中,他談的最多的就是戰略、策略和生存法則、鬥爭藝術問題,始終竭力去改變中國人民骨子裏的劣根性。
他對黨內錯誤思潮和不良習氣的批判,對革命勝利後,防止糖衣炮彈侵蝕、保持“兩個務必”的提醒,堅持把《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國人民共和國國歌等,他的批判、提醒和堅持,正是他對這一信念的固守和踐行,是對民族的危機教育,是對居安思危傳統的繼承和發展。這讓中華民族麵對挑戰和在勝利麵前變得更理智,警鍾長鳴,居安思危,在挑戰中尋求優勢、生存和發展。
四、紙老虎
——讓中國人找回了勇氣、骨氣和自尊、自信和自豪
生在泱泱帝國裏的人始終是自尊、自信和自豪的,但在與西方戰爭中一敗再敗,幾乎在所有領域,中國人都找不到尊嚴。幾乎每年聽到的都是與洋人打交道的壞消息,許多中國人在外國人麵前沒有了骨氣和勇氣,甚至連大聲說話的勇氣都沒有,變得怯懦,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中國文化也遭到全麵否定,全盤西化成為潮流。
中國人沒有了可以依靠的根,因此沒有了思想和底氣,因此也沒有了幾千年建塑的傲骨。很多先進中國人曾想試圖改變這一點,但不借助社會革命和政治是很難做到的。
霍元甲打敗洋人的故事之所以能在中國家喻戶曉,關鍵在於一個“打”字,誰敢打洋人?如果日本人不把戰爭強加給中國,中國人是不敢對抗日本人的,但戰爭讓中國人認識到“是禍躲不掉”的道理。
毛澤東是位民族主義者,他“智、仁、信、嚴、勇”,大無畏是他的基本品性,他不會向任何強敵屈服。在他看來,一切都不可怕,沒有戰勝不了的敵人,一切反動派是這樣,帝國主義也是這樣。所以他能夠領導中國革命由小到大,最終贏得了整個中國大陸的勝利,也趕走了所有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
當年,帝國主義不可一世,而今都秋風掃落葉一樣被清除得幹幹淨淨。他從來沒有把帝國主義放在眼裏,他告訴他的戰友和人民,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不要怕他們,要敢於向所有反動權威挑戰。在朝鮮戰場上,中國軍隊麵對的是強大的“聯合國軍”,但中國軍人沒有後退,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中國與蘇聯、印度、越南等國的戰爭,中國人都沒有畏懼,都以勝利而告終。
美國總統杜勒剛說要保護台灣,毛澤東就命令萬炮齊鳴,炮轟金門,試圖武力解放台灣,嚇得杜勒親飛台灣,勸說蔣介石退出金門。毛澤東用他特有的方式教育中國人,讓中國人充分找回勇氣、骨氣和自尊、自信和自豪,使中華民族有了生氣,從而也有了強大的凝聚力、戰鬥力。
五、自力更生
——不再依賴,不再求人,克服懶惰,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勤勞和自強不息都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它的現代版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向群是動物的本性,相互依賴是人的本性,社會是個合作機器,無論是原始社會還是階級社會都是如此。但階級鬥爭常常割裂這種關係,使社會集團之間相互對立。
特別是在革命發生的時候,各社會集團必須尋求自立,這對於被壓迫階級、集團尤為重要,對於整個民族特別是被西方敵對勢力封鎖的中華民族來說,更具有決定性意義。別人依靠不上,中國有句諺語叫“求人不如求己”。別國更依靠不上,麵對日本侵略,國聯照樣無所作為。對別人或別國寄希望越多,失望越多。倒不如走自己的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延安時期的大生產運動,讓解放區人民豐衣足食,走出了物資匱乏的困境;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依賴蘇聯的援助,掀起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高潮,中國人建立的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有了自己的工廠、企業、油田、鐵路、水利和軍工,爆炸了原子彈、氫彈,擁有了自己的威懾力量。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一個漫長時期裏,中國人民靠智慧、勤勞,艱苦奮鬥,建設出一個全新的世界,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中國。
今天,我們取得的輝煌正是我們民族長期自力更生的結果。毛澤東,正是他讓中國人不再依賴別人,讓整個中華民族都從事生產和創造。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整個民族都在生產、創造,人人都自立自強,都在追求自身價值。
在19世紀,像麻木、呆板、孱弱一樣,庸懶和缺乏開創性成為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形象。毛澤東不僅要讓中國人振作起來,還要在革命洪流中自食其力。這一點他做到了,中國人通過自力更生伸直了脊梁,享受到了豐裕和繁榮。
中華民族因此有了動力、活力和創造力,也因此有了希望和威望。
六、獨立自主
——讓中國人變得自尊、自信、自立、自強
中華民族世代生活在東亞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幾千年生生不息,繁衍發展,創造了燦爛的東方文明。然而,現代工業國家的興起改變了這一切,大量外來產品的湧入,摧毀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社會結構,也摧毀了中國人原有的生活模式,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命運掌控在異域人手裏。
中國人不僅喪失了主權,還逐步喪失了自主的能力,對外國人的依靠幾乎是全方位的,包括心理的,甚至連自己的文化、信仰和宗教都沒有了。
工業、鐵路、資源開采甚至政治、軍事、外交都需要別國來指導,在強悍的競爭麵前,中國人弱視,還顯得弱智,對中國的權力和實體而言,如果沒有外來支持往往是短命的。毛澤東深知,中華民族必須找回自我,隻有獨立自主,才能立國,才能不受製於人,中華民族要自強,首先要自立,隻有走自己的路,身板才硬朗,中華民族才會有希望。
他曾接受蘇聯的援助,但前提是不喪失自主。毛澤東用他的獨立自主的思想讓中國人有了自身的原則、立場、品格、價值取向和彌足珍貴的尊嚴,靠獨立自主,中國人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贏得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沒有獨立自主,就沒有民族的振興;沒有獨立自主,就沒有國家的繁榮發展;沒有獨立自主,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希望和未來。是毛澤東讓中國人成為獨立自主的新人,讓中國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讓中華民族成為獨立自主的民族。
七、星火燎原
——讓中國人絕望中看到了希望,讓一個有百年悲情和正在沉淪的民族走上了自我拯救的道路
1840年以後的百年,中國人在一次次失望中絕望,整個社會處於悲情之中,人們不知道路在何方,不知道希望在哪裏。洋務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北伐戰爭等等,無數次的抗爭在整個社會沉淪中變得微不足道,越來越多的人甘於這種沉淪,並逐漸成為一種可怕生活的常態。
無數先進中國人的呐喊是那麽微弱,幾乎不留痕跡,尤其是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大革命失敗,中國人重新燃起的希望破滅,整個社會再次陷於自我殘殺。
山河破碎,國家四分五裂,四周豺狼虎視眈眈,整個中華民族沉入黑暗之中。而此時,毛澤東和他領導的隊伍需要覺醒的民眾、自強的民眾和戰鬥的民眾,麵對殺戮和死亡,他需要啟動這個龐大的機器,需要為民族指出希望。
於是,他在1928年,大革命處於低穀時,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等文章,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1930年,毛澤東又撰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他在該文中指出,紅軍“現在雖隻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毛澤東告誡革命同誌不要悲觀,要看到前途和希望。
他說,現在“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幹柴,很快就會燃燒成烈火。”“隻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是‘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在中國革命最黑暗的日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為無數革命誌士的精神動力,引領各革命力量不畏艱險,由小到大,如燎原之火,燃遍中國大地,最終發展成為可以埋葬一切敵人的戰無不勝的力量。
特別是當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戰火燒紅大半個中國,國民黨政府一再敗退的時候,許多中國人陷於絕望之中,一向堅強的中華民族變得格外脆弱,甚至不堪一擊,在那些亡國悲情甚囂塵上的日子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讓許多人悟到了戰勝侵略者的道理,領悟了持久戰的真諦,許多中國人鼓起了勇氣,開始拿起武器,與強大的敵人作鬥爭。
可以說,毛澤東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思想,啟發無數中國人認清了事物發展的規律,對未來充滿信心,在絕望中看到了希望,讓一個經曆了百年悲情和正在沉淪中的民族轉而走上了自我拯救的道路。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沒有信念和沒有理想一樣是致命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和他領導的黨首先是從精神上拯救了中華民族,並引導中華民族從此走上了自強發展的民族複興之路。
八、愚公移山
——是思維方法,是意誌信念,也是同外在世界作鬥爭的偉大號召,第一次讓渺小的人類敢於蔑視自然的力量,並在戰天鬥地中改變了世界
自古以來,人類在自然麵前是渺小的,洪水、地震、瘟疫等都曾無數次威脅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在人們的思維裏,誰也不敢蔑視自然,即使是大禹也隻能感歎自然的偉大,因此戰勝自然隻能存在於上古的神話裏。但毛澤東和他生活的時代,需要一個堅強的民族,要有敢於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的意誌和豪情,無論是革命過程中,還是革命勝利後,都需要這樣的意誌和豪情。
於是,他在中共“七大”作閉幕詞時,用了愚公移山的典故。他說:“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 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隨後,“愚公移山”成為表現中國共產黨人堅韌不拔、不懈奮鬥精神的典型用語和口號。解放之後,又發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國”,成為鼓舞全國人民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後麵貌的動員口號。“愚公移山”的精神造就了一個“瘋狂的時代”,人們開山、築路、架橋、挖礦、修河、墾田,百業俱興,建大慶油田、修紅旗渠、開墾北大荒、爆炸原子彈等,都創造了人間奇跡,湧現出像鐵人王進喜等一大批現代愚公。
可以說,那是一個無畏的時代,一個敢於向自然全麵發起挑戰的時代,這徹底改變了世界。一個從來迷信自然、神化自然的民族,一下子變得與神不相幹,至少意誌上成為了自然的真正主人。中國人從何時變得如此堅毅和“張狂”,其思想的源頭當在毛澤東“愚公移山”的教誨,他不僅讓這個普通的寓言一下字家喻戶曉,而且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
毛澤東用這個典故,教會了中國人新的思維方法,具有了新的意誌信念,並通過千百萬民眾戰天鬥地的努力,實現了他“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的目標和理想。
九、人民萬歲
——把中國人對權力的認識翻了個個,從“權力至上”到“人民至上”,由人民服從權力變成了權力服務人民,當權者成了公仆,以此為起點,共產黨在世界東方建立起一個全新的真正意義上的民本世界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廣場上人群沸騰了,不知道是誰喊出了第一聲“毛澤東萬歲”,頓時,山呼海嘯般的“毛澤東萬歲”的聲音響徹廣場。突然,帶有毛澤東那濃厚鄉音的“人民萬歲”的聲音如平地驚雷響徹雲霄。
“人民萬歲”,在那個莊嚴而熱烈的時刻,毛澤東完成了一個曆史觀念的切換,向人們傳遞一個與過去一切剝削階級社會根本不同的曆史觀念,一個中國社會主義的新社會價值觀。
毛澤東繼承了曆史唯物主義“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的觀點,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把對權力的傳統認識翻轉過來,從“權力至上”到“人民至上”,由人民服從權力變成了權力服務人民,當權者成了公仆。從此,人民不再害怕權力和權力所代表的階級。
過去人們為“清官”一句“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而感動了多少年,而今我們沒有了“官”,隻有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我們都成為平等的、自食其力的民眾,我們還有等級,不過這個等級不過是責任的等級、服務的等級。人民領袖也與人民一樣生活,各級“公仆”與民眾一樣擠公交,沒有多少特權。中國人過去以能夠高高在上而自豪,今天我們以能與民眾一道為建立社會主義新社會而感到自豪,勞動光榮,不勞動可恥。
官僚思想和官僚一樣受到了批判和唾棄。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在新中國得到了真正的貫徹和落實,中國勞苦大眾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受到尊重,權利得到維護,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自豪和榮耀過。中國共產黨在世界東方建立了一個全新意義的民本世界。
這一精神得到了後來者的堅持,改變了中國人的政治觀、權力觀、價值觀。中國不僅沒有了高高在上的皇帝、總統,沒有了高高在上的權力,也沒有了不可戰勝的權威,社會因此不再對立。
十、黨八股
——這不僅僅是文風,還是為人處世的作風,幾千年來的封建教化帶來的是根深蒂固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就是要砸碎思想的鎖鏈,在心靈深處與一切舊習氣作別,從而使自己成為新人
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說《反對黨八股》,他說,我現在想講的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怎樣拿黨八股做它們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以清算,那它們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它們還可以躲起來。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對於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最後地“將一軍”,弄得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兩個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
他指出,從曆史來看,黨八股是對於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
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閑者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醜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五四運動還有和這相聯係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功績;這個反對老八股,老教條的鬥爭,也是它的大功績之一。
但到後來就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我們黨內的一些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則發展這種洋八股,洋教條,成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東西。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條。這種新八股,新教條,在我們許多同誌的頭腦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
這樣看來,“五四”時期的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主義的老八股,老教條的運動,後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麵,產生了新八股,新教條。它們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後退的東西;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東西。這就是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是五四運動本來性質的反動。
但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
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曆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曆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
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個形式主義的束縛.至於我們黨內一部分(當然隻是一部分)同誌所中的黨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
如果不除去,那麽,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啟發,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而對於老八股和老教條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條在全國許多人中間的影響,也就不能進行有力的鬥爭,也就達不到加以摧毀廓清的目的。
在這裏,毛澤東同誌把反對黨八股的意義說得很清楚了,但我覺得其意義還遠不止這些。對於一個因幾千年封建教化而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根深蒂固的民族來說,反對黨八股就是砸碎壓在中國人頭上的第四座大山——思想的鎖鏈,真正在心靈深處與一切舊習氣作別,從而使自己成為新中國的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