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有奶便是娘”“人總得活著”是漢奸的理論
任何一個國家遭受外族入侵時，出現“有奶便是娘”“人總得活著”的賣國賊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為何冒出這麽多漢奸來？
漢奸，並非生來就是漢奸，也不都像影視片裏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個“皇軍”的樣子，那實在是小瞧了漢奸的水準。
想當初，曾經追隨孫中山的汪精衛是如何了得的熱血青年。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汪精衛親赴北京行刺清朝攝政王載灃所作《致南洋同誌書》何等壯懷激烈！誰能想到，這個曾經有著荊軻刺秦般豪邁和勇氣的人，最終卻淪為出賣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
誰又能想道，汪偽政權中僅次於陳公博、周佛海的骨幹頭目，官居汪偽政權組織部長等要職的梅思平，當年曾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點第一把火的學生領袖，這個慷慨激昂大罵曹汝霖是賣國賊的人，抗戰期間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實的大漢奸。而陳公博、周佛海也曾是顯赫一時的中共一大代表。他們先是背叛了共產黨，又背叛了國民黨，死心塌地地將自己的命運牢牢綁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戰車上。“卿本佳人，奈何作賊？”然而，這就是人和曆史的詭異、深刻之處。
其實，看似偶然的社會現象，背後一定有必然的東西在支撐。“漢奸現象”的繁衍，有其複雜的社會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之所以有漢奸，一定是因為有外部敵人。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是日本侵略者實施“以華製華”策略並與漢奸親日派相互勾結的結果。
抗戰初期，日本首相發表對華宣言，就公開聲稱“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日本侵華無異於“小蛇吞大象”，沒有漢奸，他們就是聾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視采取威逼利誘等各種手段，扶植漢奸偽政權達到自己的目的。
1935年3月18日，以民國“美男子”著稱的汪精衛畫像出現在美國《時代周刊》封麵上。頗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經曆時把他比喻為“鯨魚的胡須”，意思是容易彎曲，也容易反擊，暗諷汪對日態度變了，已經彎曲了。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敗和主政挫折後，曾一度主張積極抗戰的“鯨須汪”，完全改變了立場，成了堅決“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積壓下，他的“鯨須”徹底彎曲了，再也找不到那個熱血青年的影子了。
正如毛澤東同誌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義根源於民族悲觀主義，即民族失敗主義”。對外反侵略戰爭的屢戰屢敗，使國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發展。抗戰初期“民眾經過上海撤退、南京淪陷的大變，在愛國的心情上呈著害怕敵人的薄霧”。
“不戰亦亡，戰亦亡”。汪派漢奸們恐懼於日本力量的強大，片麵認識中日力量的差距，視敵人如神物，看自己為草芥，無視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汪精衛、周佛海認為，以落後中國與強盛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自知”，“日本感覺著癢的時候，中國感覺著痛了；等到日本感覺著痛的時候，中國已會因痛而死了。”
正是這種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們自作聰明地得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結論，以為隻有采取“非常舉動”“堅定地與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脫離抗戰陣營，走上自絕於民族的“和運”之路，實際上完全成為受日本人擺布的傀儡。
有學者研究“漢奸文化”時發現，在汪偽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別是一些甲午戰後赴日留學接受了“洗腦”的中國學生，輕而易舉被侵華日軍所利用成了鐵杆漢奸。他們自以為對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準確，因而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破壞性。從中我們也不難發現，日本通過留學教育在中國留學生中培養親日派的險惡用心。
“漢奸現象”的泛濫，說到底是人的價值觀的淪喪。“居其地，而獻其土，視為不忠。食其祿，而弑其主，視為不義”。忠奸正偽是中國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道德命題。
漢奸的本質特征是背叛、出賣民族利益。既然是“出賣”，就必然會有“進益”，賠本買賣漢奸是不會做的。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是漢奸定義的基本條件，也是漢奸真實心態的記錄。
所謂“小奸出於愚，大奸出於智”，汪精衛敢跳火坑做漢奸，與其野心勃勃、權力欲望膨脹有較大關係。汪精衛本來擁有優越的政治優勢，長期與蔣介石爭領袖地位而居於下風，隻得到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虛名而無實權，自嘲為蔣記“賬房先生”“秘書處”。故此，另辟蹊徑，再起爐灶，企圖借助外力以滿足其“領袖欲”，成為汪精衛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被川島芳子勾引下水、身居偽江蘇省長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對其部下說，可以在河邊摸大魚，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魚。我李士群什麽都沒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說我是漢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現在有的是錢，有的是力量。
收入優厚的汪偽頭子周佛海，當年竟以“每月交納20元黨費太多”為由，宣布脫離共產黨。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等要職後，對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仍不滿足，而做漢奸從事“和運”，自感“始覺與兩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從這些赤裸裸的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靈魂是多麽肮髒、醜陋和低下。
與大漢奸相比，低級點的漢奸理論就是“人總得活著”。當問及作為中國人為何當偽軍不當八路軍時，有的偽軍竟作答：偽軍有軍餉，能養家。其實，漢奸們活得很悲哀，因為他們沒有祖國；漢奸們活得很卑賤，因為他們沒有靈魂。
漢奸的繁衍，反映出我們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問題。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專製造就了許多國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傳統文化的糟粕，對國人心靈造成極大侵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利己主義思想、“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處世哲學，忍氣吞聲、隨遇而安、逆來順受等傳統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國難當頭時很容易叛國變節，跪拜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抗戰時期漢奸之所以大量出現，主要是由中國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漢奸的產生與中國近代長期不統一密切相關。曠日持久的內戰，使近代中國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為政，致使一些民眾地域觀念很強，缺乏國家認同意識與歸屬感。這種被孫中山稱為“一盤散沙”的狀況，為外國侵略者對華推行“以華製華”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民國建立後，並未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安定和幸福，相反是獨裁統治，吏治腐敗，軍閥混戰，外強淩辱，國運日衰，人民生活水平極端低下，造成社會離心力加劇，為漢奸思想的流行打開了通道。
當我們研究抗日戰爭史時發現，抗戰中投降日軍的國民黨將級軍官達58人之多，成建製投敵的國民黨軍隊達五六十萬人，追隨汪精衛降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居然也有20多人，並由此構成了汪偽政權的班底。而共產黨在抗戰時沒有一個降日的高級將領或中央委員，也找不到一個營、一個連成建製投敵當偽軍的部隊。
何以出現如此迥然不同的結果？在國民黨的指令中，有可以“保存實力、暫時投降”的諭戒。與此相反，在共產黨的入黨誓詞中，有一句近百年不變的錚錚誓言：“永不叛黨”。曆史上黨內雖也有叛徒，但終沒有形成氣候。
抗戰期間，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密電中，這樣描述蔣介石對中日“調停”的態度：“他(蔣介石)秘密地告訴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國政府會被輿論浪潮衝倒，會發生革命，唯一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會在中國占優勢，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
蔣介石:“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這是一句震人心魄的大實話。在共產黨的字典裏，確實沒有“投降”“變節”的字眼。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成為危難之際全民族奮起抗戰的價值引領；共產黨人用“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的壯舉，給一個飽經屈辱的古老民族注入了“沛乎塞蒼冥”的英雄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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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is not free
滿洲人吞並了中國，隻消把滿清就叫做邊疆少數民族建立的全國性政權就妥了，自然與滿清合作的中國人的漢奸帽子就戴不上了，反而還是促進民族團結的功臣。現如今的中國人都是與滿清合作的中國人的後裔。曆史上有如此先例，漢奸自然層出不窮。
今天的有些中國人也這樣。看到美國打壓中國就抱怨中國為什麽不投降，“豬肉要漲價啦，所以投降好”。“中國贏了對個人沒好處所以投降好。” “華為要被幹掉了所以投降好”。。。這些人應該看看出埃及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