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是被人民推翻的
民國時期的國民黨自從蔣介石篡權孫中山創立的國民黨之後, 完全背離了國民黨的建黨宗旨, 國民黨落得今天的地步也是必然的規律。國民黨及其將介石自從大陸敗退台灣島上之後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大陸的反攻和破壞。自從蔣介石死了之後雖然國民黨被不是蔣姓的頭頭否定了。被迫無奈的國民黨也被中國的台灣人民推翻了。 在國民黨執政的民國聯同國民黨本身在一九四九年就是被中國大陸人民推翻的。留下的一些遺老遺小們還好意思談什麽中國的統一要以中華民國為主。還好意思談什麽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的是非來。
回頭看看國民黨和蔣介石掌控的國民黨在執政民國時都做了些什麽。蔣介石在上海投靠孫中山之後發家, 隨後組建黃浦軍校建立自己的軍隊, 蔣介石早己悟出"槍扞子裏麵出政權”的道理, 牢牢掌握槍扞子如軍隊, 軍統特務組織, 中統特務團, 暗殺團, 保密局, 黑幫等許多武裝人員。這些武裝力量都在幹什麽呢?
在蔣介石敗退大陸從上海逃往台灣的軍艦甲板上對他大兒子蔣經國傳授經驗時說: 管理冒險家的大上海, 一是靠江浙大財團, 二是靠上海黑幫青洪幫才能治理的, 在他說這話時的前幾天, 他從老家溪口來到上海即刻召開高層會議, 一方麵安慰軍隊打好保衛上海的戰爭, 強調有外國友軍支援一定能勝利。另一方麵待會議一結束速速命令湯恩伯司令將全有的黃金白銀美元以及糧食棉紗等有用的物資全部運往台灣, 運不走的糧食物資工廠設備全部炸了, 留一座空城給共產黨的毛澤東看他們如何管理! 心中全然沒有考慮到上海的市民! 再早些日子的浙江溪口蔣的老家, 蔣介石對經國說, 當年北伐軍一占領上海後, 軍心馬上散了, 尤其是中高級軍官都被財團甚至妓女收賣, 想不通為什麽! 而毛澤東的農民土八路更是抵擋不住, 看毛澤東如何來接收並管理被稱為冒險家樂院的大上海, 並預言共產黨必敗退滾出大城市的!
不但如此還留下了大批特務搞暗殺破壞, 留給共產黨毛澤東的難題實在太多!
再看一下蔣介石早年的國民黨都幹了什麽, 由於國民黨蔣氏政權代表官僚資產階級、買辦地主階層利益,其殘忍程度決不亞於日本鬼子。現在由於主流文痞有些國民黨的遺老遣少們刻意誤導輿論,借著共產黨內的判徒走資派的勢力大肆攻擊汙篡共產黨毛澤東! 還有人隻知道蔣匪軍隊在抗戰期間的那一點所謂的“曆史貢獻”,卻忽略了其反人類的本性。1934年秋冬國民黨在占領中央蘇區根據地後,立刻開始了報複性屠殺,在之後的3年時間裏,僅中央蘇區被殺的共產黨員和群眾達80多萬人。而這一活動主要由國民黨內仿照意大利黑衫黨與納粹德國衝鋒隊形式建立的“藍衣社”別動隊來負責。
特務康澤的別動隊在接管地方後,對逃跑的和蘇區有聯係、或者有子弟在紅軍部隊的人家,別動隊實行連坐方式,凡及時回村“報到”並登記戶口者,視為“及時自新”,而未來自首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農返回後,他們迅速成為了別動隊在當地的民間基礎。保長、聯保主任的人選,就在這些人中指定產生。而臨時衙門、保甲長產生後,“標準戰略村”、保甲製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著。
“無人區”的建立。康澤指揮別動隊員和臨時征集的地主武裝,將過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驅趕出他們的住所,然後趕進標準“戰略村”,把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樣圈禁起來。在村民被驅趕進戰略村後,非常嚴厲的“保甲製”就開始了。
這個“保甲製”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之一。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 供給物質給紅軍。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滅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也要滅門。一家犯事,除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餘四家也“殺無 赦”!“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餘抵罪”的政令,在熟悉當地的保甲長支持下,異常順利地取得威懾效果。
前別動隊人員方舟在《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到:不管是他作為中隊長進駐瑞金後,還是在戰爭結束前的其它地方,因為對“已‘自新’的農民,聯保主任都暗中監視”,這個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使地方整肅。蔣軍在占領井岡山根據地後,立刻開始了大規模報複性屠殺。
蔣軍提出在蘇區“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燒殺政策,單大井村先後就被焚燒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萬人,到1936年居然隻有1370萬人,除去因戰爭死亡及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的人數,被蔣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達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100多萬,而且令人發指的手段不計其數。
為徹底“消滅”紅軍,蔣介石軍隊和藍衣社別動隊在當地施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他們糾集卷土重來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反動組織,對蘇區人民進行瘋狂地報複。
蔣軍狂叫“大亂三天,大殺三年”,要“屋換石頭,人換種”,“斬草除根,誅家滅種”。在“寧可錯殺一千,不能錯放一個”的反動口號下,蔣軍在蘇區實行慘絕人寰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誠如國齤民黨政府在報告書中供述,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
蔣軍肆意屠殺蘇區共產黨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極為殘忍,駭人聽聞,如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從3歲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嬰兒被蔣軍獸兵抓住2條小腳,活活撕成兩半。
有的革命群眾被蔣軍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的婦女被輪齤奸割乳,淩辱而死。比如,國民黨獨立33旅旅長黃振中殺害寧都、瑞金、於都、興國、廣昌、石城等縣人達數萬人。
國民黨江西保安3團團長歐陽江一個晚上屠殺500多名抗交糧食的瑞金武陽群眾,製造了‘武陽圍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門崗一次槍殺了500餘人,國民黨瑞金縣長鄒光亞在雲龍橋下一次集體屠殺了120餘人。瑞金竹馬崗被殺害的人數以千計。謝家祠和陳家祠被害的革齤命群眾的屍體推積如山。
據當地史料的不完全統計,瑞金有18000人被屠殺;興國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於都被屠殺3000餘人,其中禾豐地區被保安團團長華品懋殺害的革齤命群眾達500餘人,沙心地區全家被殺絕的有37戶。
贛縣田村一地被殺害94人,其中有14戶被殺絕;尋烏被殺害4520人,殺絕900餘戶;會昌被殺害972人;石城縣被屠殺的幹部和群眾576人;廣昌被害的1000餘人;寧都有1442名幹部和3378名群眾死於蔣軍的屠刀之下;上猶縣被殺害的幹部達1466人,群眾658人。
在蔣軍的血腥屠殺下,不少村莊被殺光,成了“無人村”、“血洗村”,屍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區1933-1936年間人口從380萬下降到190萬,贛州地區被殺了300多萬,瑞金、興國兩縣80%人民被殺。其中有個地方叫千墳崗的,1934年紅軍長征後還鄉團在半個月內在這一帶8個村殺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
千墳崗附近的一個村莊,民國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殺得隻剩下8戶,現在才100多戶。當地至今到處可以看到國齤民黨軍隊燒毀房屋後的灰黑地基殘餘。1933年年底,約2400名國齤民黨“別動隊”人員開到了大別山。該部別動隊由蔣伏生指揮。
如果說別動隊在江西搞了一個地獄,那也隻是地獄的第一層,而大別山則是地獄的第十八層。蔣介石給別動隊下達的命令:“‘匪’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這次集體屠殺得到完全貫徹,並直接造成大別山地區一百萬多青壯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並最終大批餓死。
這一命令是由蔣伏生草擬,由那個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蔣總裁所批準下達的,由於這一命令的執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誌“複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所以被執行得非常徹底,鮮有遺漏與幸免者。
曾任蔣介石侍從秘書的鄧文儀主編的《剿匪戰史》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衝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 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 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在成了難得的曆史文獻。
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裏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後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
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裏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
但不久後,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窯子”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
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在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時,他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
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 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奸後被殺害的。
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邱會作將軍的家族中也有十幾人被國民黨軍殺害。
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
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
“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裏,通過中間人 從國民黨軍官那裏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國民黨當年清黨分共也殺了不少國民黨人,不過可笑的是,殺的國民黨比共產黨多10倍。1927年“四一二”前,中國共產黨黨員不過5萬人,被殺了一半;而國民黨60萬人,到1928年後隻剩了20來萬人。號稱模範省的廣西,1926年有15萬國民黨員,到1934年隻剩了幾千人。其餘的不是趕出黨外了就是當共產黨殺掉掉!
對於國民黨來說,凡是良心未泯,有正義感的黨員,都是潛在的“共黨分子”,是不能不殺掉的,否則就要改變國齤民黨的性質。
1938年,國民黨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直接淹死90多萬人,間接死亡6百多萬,造成數千萬難民,背井離鄉的難民最遠甚至逃到甘肅;
南京雨花台上被殺的***人和革命誌士20多萬,其中有的還是孕婦……。
蔣政權屠殺時,連幾歲的孩子,像小蘿卜頭、楊虎城的小女兒也不放過。蔣政權殺人手段和日本鬼子一樣殘忍,像跟朱德一起入黨的孫炳文在龍華被腰斬。腰斬酷刑在清朝雍正皇帝起被禁止,卻未曾想到又被蔣政權用來屠殺共產黨人。
領導北伐戰爭時期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趙世炎被砍頭。 國民黨劊子手將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按倒,以亂刀將他砍死。
喪心病狂的劊子手殺害張叔平烈士時,用八寸長的鐵釘將其雙手釘在牆上,又用兩枚長釘穿過他的腳心深深釘入土中,使他流血而死。
廣州起義時,女戰士遊曦等人被脫光衣服示眾,割掉乳齤房,屍體砍成幾斷。被槍殺的女學生被扒光,下身插入樹枝拋屍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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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多的沒有記錄下的! 不過都被滿門殺光了, 這些人無後代來罵蔣介石國民黨的, 反之毛澤東共產黨人不滿門殺光國民黨的留下後人罵了毛澤東共產黨幾十年!
這樣的國民黨以及蔣介石國民黨執政下的民國是中國人民所歡迎喜歡需要的政府嗎?
中國人民向來自顧自隻掃門前雪不管鄰居事的一盤散沙狀, 所以曆來幾千年的統治階級都把老百姓當奴隸來對待, 顯然推翻不了統治階級的執政地位。
中國共產黨被國民黨槍殺追殺四處逃散, 幾十個人幾條破搶何來力量來推翻國民黨號稱八百萬精良軍隊的民國執政黨地位。
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結合就有了靈瑰和力量。這就有了領頭人和追隨者。領頭者要讓追隨者信服, 追隨者也要看領頭者的言行才能產生粘合力, 才能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 足以推翻一個執政的政權。這當然要比搞陰謀詭計的政變來推翻現政權吃力得多。所以說前者是來之不易的, 是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人民的力量加上共產黨的領導。
然而, 今天的中國執政黨還是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嗎?
台灣回歸大陸的機會己經失去。曆史和人民給了國民黨的統一中國的機會, 然而被膽小怕事總想兩麵不得罪麵麵俱到又是目光短淺總以為國民黨還是當年的國民黨的馬英九給失去了。
馬英九執政八年中在第二個任期中完全可以和習近平達成和平統一的目的, 然而失去了。現在中國大陸的執政黨根本就不是當年的中國共產黨, 他們否定社會主義, 否定毛澤東, 否定文革等否定了前三十年的一切。他們可以不拜毛澤東。但仍一度將孫中山的相搬到天安門, 甚至可以說如果大陸民間不反對, 他們很想搬出蔣介石來的。他們平反了一切地富反壞右其中許多是國民黨的人, 同時厚待逃往台灣的返大陸的所有當官的和當兵的, 等等。在政策上也搞民國時期的私有化和有利於資本家的政策。至所以還保留一些有利於大多數人民的事, 隻是為政權穩固而為。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會有一些社會主義的成分的, 包括台灣也是的。馬英九看不到這些, 隻看到經濟上得到一些好處還能在小島上弄個所謂的總統當當。
假如馬英九和習近平達成了統一, 必將加入曆史記錄。而且統一後國民黨到中國大陸可以發展國民黨黨員, 保證很快國民黨的黨員人數超過共產黨。因為大陸民眾對共產黨的不信任, 而對國民黨的好奇心讓國民黨成為一個大黨。這時候再和共產黨談條件, 統一後的大中國該由誰來統治就有資本了。而台灣的民進黨隻能一邊待著, 看著國民黨的臉色行事了。而今天民進黨將國民黨快玩沒有了。可惜啊一切己失去了。
台灣今後一定會獨立的, 隻是時間而己。
中國大陸是不會打的。利益所在! 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和低層百姓為什麽能打, 因為身上沒有任何財富可留戀的。
毛澤東“人民”概念研究
史坤坤
2015年01月08日14:11 來源:北京黨史
“人民”一詞是毛澤東生平中經常使用的一個政治概念,是毛澤東思想體係的重要組成要素。梳理毛澤東“人民”概念的曆史變遷,分析其存在的特點以及背後的社會曆史變遷,對於進一步了解毛澤東思想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
“人民”作為一個特定內容的政治概念,有一個提出及其演進的曆史過程,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具有不同的內涵。
1926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運用係統的階級分析方法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進行了全麵的分析。他指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1]盡管這時毛澤東還沒有明確使用“人民”概念,但若從推動中國革命發展的角度來看,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顯然屬於“人民”概念的範疇。因此,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毛澤東“人民”概念產生的邏輯起點。
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日本侵略導致國內主要矛盾發生變化,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這時毛澤東根據新的政治形勢,適時地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方針。這一時期的“人民”概念的範疇包括一切堅持抗戰的階級、階層和社會團體。
1935年12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指出:“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這個意義,是在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裏原來就包括了的,因為工人、農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但是現在的情況,使得我們要把這個口號改變一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這是因為日本侵略的情況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係,不但小資產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參加抗日鬥爭的可能性。”[2]“革命的動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則可能增加一個民族資產階級。”[3]這以後,毛澤東開始大量使用“人民”這一概念。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4]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什麽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5]
解放戰爭時期,國內主要矛盾再次發生變化。這時中國人民同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的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因此這一時期“人民”概念是指反美反蔣的一切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
1948年1月18日,毛澤東在《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指出:“所謂人民大眾,是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權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所壓迫和損害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以工人、農民(士兵主要是穿軍服的農民)和其他勞動階級為主體。”[6]
1948年4月,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任何別的革命,它隻能是和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說,由參加這個革命的人們所組成的統一戰線是十分廣大的,這裏包括了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從地主階級分裂出來的一部分開明紳士,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大眾。”[7]
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人民是什麽?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8]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原來經濟意義上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已經不複存在。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由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曆史發展的新形勢要求對“人民”作出新的界定,以便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
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9]
綜上所述,毛澤東的“人民”概念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政治概念,其內涵是指一切能夠促進革命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團體。其中,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是“人民”的核心,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是“人民”的爭取對象。前者體現了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立場,後者表現出他對中國國情和實際情況的把握。
二
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所提出的“人民”概念,與近代資產階級學說中的“國民”、“公民”等不同,具有自己獨特的曆史特點。
1.政治性。這是“人民”概念的顯著特征。毛澤東在使用“人民”這一概念時,總是聯係當時的政治形勢,以明確政治任務,劃分革命的敵人與朋友,進而取得革命的勝利。他曾明確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10]
“人民”概念的政治性來源於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首先,近代中國處於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階段,舊社會尚未完全解體,新社會還未完全建成,階級分化尚未完成。其次,近代中國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加之革命迭起、戰爭頻繁,使得政策的製定不能不注意社會各階級的政治態度。因此,這裏劃分“人民”概念的一個主要標準便是當時人們的政治立場與政治態度。
2.階級性。這是“人民”概念的本質特征。毛澤東的人民觀與同一時期的國民觀、公民觀的最大不同,表現在是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視角對整個中國社會作出的一個全麵係統的分析。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政黨,自然是主張階級革命,並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目標奮鬥的。而要進行革命鬥爭,就必須使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分辨敵人和朋友,如此才能有效地進行社會動員,才能取得革命鬥爭的最後勝利。毛澤東以鮮明的無產階級立場,指出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廣大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這突出體現在他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典概括:“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任何別的革命,它隻能是和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11]
3.曆史性。“人民”概念的曆史性是指在不同的曆史時空下具有不同的內容。正如毛澤東所講的:“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曆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12]一方麵,毛澤東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按照階級分析的角度來看,他始終把工農看做是人民的核心。另一方麵,他主張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密切結合。這突出表現在他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對“人民”的範疇的界定上。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因為社會主要矛盾不同,革命的性質和動力也隨之改變。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疇。在解放戰爭時期,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
4.廣泛性。“人民”是指一切能夠促進革命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階級、階層及其社會團體。因此它的範圍極其廣泛,涵蓋了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具體地說,它不僅包括占中國人口多數的工農群眾,還包括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如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指出:“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這個意義,是在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裏原來就包括了的,因為工人、農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13]在後來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更是鮮明地指出:“什麽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14]
“人民”概念的範疇極其廣泛,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究其原因,一方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相伴而生。這使得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運動中,不得不把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結合起來。因此,不僅無產階級,其他社會各階級也卷入了革命的潮流。另一方麵,中國革命要想取得勝利,要想戰勝強大的反革命力量,也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改變敵我力量對比,進而取得革命的勝利。
三
近代中國社會處於一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這種“變局”在政治上的一個集中表現則是皇權的終結與民權的提升。而在此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概念的構建是促進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重要一環。
1.毛澤東對“人民”概念的認識。毛澤東提出“人民”概念有一個曆史過程。從五四時期的“民眾”、“平民”,到國民革命時期的“國民”,再到抗日戰爭時期的“人民”,毛澤東不斷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最終提出了獨具特色的“人民”概念。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他堅持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是“人民”的核心要素;同時作為一名深植於中國實際的革命家,他同時也靈活地根據中國國情與政治形勢,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當做“人民”的爭取對象。
這說明“人民”概念既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同時也有靈活的政治性。
總之,作為毛澤東生平經常使用的一個詞匯,“人民”概念是毛澤東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正是基於“人民”概念,毛澤東構建了一整套人民理念,如提出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等等。因此,“人民”概念是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基石。
2.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概念的認識。在中國這樣一個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除了要有堅定的革命信念、科學的理論指導,還需要高度的理論創新。唯有如此,才能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正確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概念的科學構建與靈活運用就是這其中一個典範。
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早正式使用“人民”一詞,是在黨的二大宣言上。其意是用以指代全世界的殖民地和被壓迫國家的民眾。大革命時期,中共使用的“人民”等同於“國民”,主要是指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國內軍閥的階級。土地革命時期,中共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故而“人民”的範疇主要是工人、農民和士兵。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激化,中共為團結國內一切抗日力量,製定了抗日民主統一戰線。這時的“人民”的範疇與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相同,即一切堅持抗日的工、農、兵、學、商。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對“人民”概念的認識更為準確,運用也更為嫻熟。這時的“人民”是指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具體來說就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人民”概念提出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是構建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核心概念之一。“人民”概念高度概括了黨的兩個先鋒隊的性質,鮮明地表達了黨的服務宗旨,如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工作方法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其次,“人民”概念科學劃分了敵我界限,為黨的實際革命鬥爭提供了正確方向。中國共產黨在長期複雜的革命鬥爭中,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無不是正確分清了革命的敵人與朋友這一首要問題。反之,革命遇到挫折、遭遇失敗,無不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
3.中國近代社會背景下的“人民”概念。一個概念的產生必然有其社會背景。近代中國曆史上,“人民”概念之所以能夠產生並為大多數人所接受,說明它準確地反映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
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兩組矛盾的不斷激化導致近代中國社會的革命運動。而革命的首要問題則是分清敵人與朋友。由於近代中國正處在現代化的初期階段,社會階級尚未完全分化,真正的工業無產階級數量相對較少。正如毛澤東所講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隻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因此,承擔中國革命任務的主體除了產業工人,還需要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等中間地帶的力量。換言之,中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人民”不僅包括先進的工人階級,還包括人數眾多的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總之,革命是近代中國的主題,人民是中國革命的主體。
另一方麵,“人民”概念的構建也促進了中國政治的現代化。在中國封建政治中的人民無任何政治權力與地位可言。鴉片戰爭以後,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思想開始在我國傳播,現代民主共和觀念被引入。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後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廣泛傳播,其唯物史觀鮮明地指出人民群眾才是創造曆史的主人。從此,“人民”概念開始在中國社會廣為傳播並為大眾所接受。這其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發揮著重要作用。
總之,“人民”概念的廣泛使用是近代中國以來民主觀念深入人心的表現,也是中國實現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在這個曆史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發揮了重要作用。其突出表現是科學構建與闡釋了“人民”概念,並積極運用於中國實際的革命與建設之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1][2][3][10][13]《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58、160、3、158頁。
[4]《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頁。
[5][14]《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855頁。
[6][7][8][11]《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2、1313、1475、1313頁。
[9][12]《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364頁。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眾所周知,自從這個事實上的毫不動搖地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特色理論問世以來,不僅從未有過它明確而嚴格的概念,並且,在事實上還有著這樣的強製措 施:要不管黑貓白貓的、不問姓公姓私的、不問姓社姓資的、第一桶金原罪不究的、一切向錢看的、一把手說了算的、不換思想就換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有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出發點,就理所當然的會伴隨著這樣的過程:千方百計地去 麻痹人們的階級覺悟,千方百計地去利用和縱容“名人”、“精英”們為所欲為 ,千方百計地去限製工農群眾的大團結,千方百計地把工農群眾變成了弱勢群體。
至此,工農群眾哪裏還會有事實上的政治地位?而工農群眾一旦失去了事實上的政治地位,哪裏還會得到事實上的服務和利益?所能夠有的,隻能是依靠出賣勞動力謀生而已。
於是,便自然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兩極分化、官民對立、離心離德、民怨沸騰、治安混亂、外敵入侵。
其實,這個現象也許隻有用以下事實來說明才比較恰當: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勢力重新大麵積在好端端的社會主義中國複辟了。不少高級官員紛紛讓其子女拿美國綠卡了。不惜代價地“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了。公然用“ 精神病院”“ 黑監獄”“ 法製培訓班”等邪惡手段殘酷地去對待上訪的工農群眾了。很多達官顯貴已經卷巨款外逃了。 心中自然沒有人民了。
“人民”就是以工農為主體的勞動群眾。
為人民服務的出發點,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靈魂──階級鬥爭,去提高人們的階級覺悟,去密切聯係群眾,去促成工農群眾的大團結,從而突出工農群眾的社會地位。
工農群眾有了社會地位,這是天翻地覆的大事情,這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於是官民平等、同甘共苦、萬眾歸心、群策群力、群情振奮、希望無限、社會和諧。
周總理在四屆人大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樣兩段話: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 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 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們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這樣就可以為在一九八○年以前實現上述的第一步設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礎。從國內國際的形勢看,今 後的十年,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在這個時期內,我們不僅要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而且要向實現第二步設想的宏偉目 標前進。國務院將按照這個目標製訂十年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國務院各部、委,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直到工礦企業和生產隊等基層單位,都要發動群 眾,經過充分討論,製訂自己的計劃,爭取提前實現我們的宏偉目標。】
從這兩段話中,看到了什麽?難道不是萬眾一心、所向無敵嗎??有了這一點,還有什麽奇跡不可以創造呢?有了這一點,就足夠了!
1949年後,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了30年的全麵報複、封鎖、禁運、顛覆、包圍、堵截和外交孤立政策。從1949年到1955年,先後有16個國家的200多艘商船,遭到國民黨海軍海盜式的攔截。
在周邊形勢十分嚴峻的特殊國際環境下,新中國長期被迫處在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的“準抵禦戰爭”狀態中,先後經曆了抗美援朝(1949—1953),東山島 之戰(1953),東海海戰(1954),爭奪東海製海權、一江山島之戰(1955),炮擊金門(1958),西藏平叛(1959),中印邊界保衛戰 (1959—1962),中緬邊界作戰(1960),援越抗美(1965—1972),百萬蘇軍壓境中的蘇邊界之戰(1969),對美國和台灣空軍的反偵 察、反襲擾作戰(1949—1972),中越西沙海戰(1974),以及數次遭到核打擊威脅和經濟援助“第三世界”等……迫使新中國耗費了300億美元代 價(至少相當於現在的3萬億元)。 整個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的狀態:“流血的大戰不打、不流血的大戰不斷、流血的小戰(局部戰爭)接二連三。
新中國前後花13年時間,徹底清剿了國內千年未絕的匪患。如,國民黨政治土匪200萬,偽軍漢奸陳壁君之流的及眾多的象如今山西洪洞黑磚窯廠這樣的老板化 身的地主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地痞流氓慣盜、盜竊分子和地富反壞右叛特等長達27年之久的大肆破壞搗亂。其中有119萬反動黨團骨幹、120萬特務分 子。
27年中還經曆了三年特困時期和1976年死亡24萬餘及重傷76萬的唐山大地震…… 然而,世界曆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家,能夠憑借幾乎一無所有的政治資源,白手起家,在27年之間,縱橫捭闔,以英豪蓋世之骨氣,四兩撥千斤之功力,靠 自力更生,艱苦探索,把一個被扔在廢墟上的瘦弱嬰兒哺育成人,把一個先天不足的農業國,改革、鑄造成為一個獨立的、基本統一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盡顯大國 之威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並如巨龍般高聳於世界之顛。同時,短短20餘年,在中華民族曆史上創造了許多個“第一”,為子孫後代留下了比較雄厚的經濟遺 產,為人類留下了空前絕後的思想遺產、精神遺產、政治遺產和意識形態遺產。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以工農兵代表為主體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請注意:【是以工農兵代表為主體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而不是以官員、資本家、民營企業家、明星為主體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②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民主協商選舉產生。原選舉單位和選民,有權監督和依照法律的規定隨時撤換自己選出的代表。(請注意:【原選舉單位和選民,有權監督和依照法律的規定隨時撤換自己選出的代表】,而不是如今事實上連公安機關對某些“人民代表”都無可奈何)
③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 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請注意:這一個條款的增加,不僅能夠確 保人民群眾的監督權,並且更能體現出人民群眾是在當家作主)
* * * * *
目前,中共連學術性觀點都不讓自由發表,連成立個全國範圍內的釣魚協會或橋牌協會都不允許,能讓國民黨發展黨員?
中國大陸是不會打的。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