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化農民又被打回個體了!

集體化農民又被打回個體了!

 

 

《普及大寨縣》《人民日報》社論摘要 1975-10-21

“農業學大寨”，是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發出的偉大號召。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特別是一九七○年北方地區農業會議以來，學大寨的群眾運動蓬勃開展，不僅大寨式的社隊遍及全國，而且湧現出三百多個學大寨的先進縣。農村人民公社更加鞏固，農業生產連續多年豐收，糧、棉畝產跨《綱要》的省、市、縣不斷增加，南糧北調的局麵開始扭轉。我國糧食和大部分農副產品基本上保證了國需民用，八億人民有吃有穿。廣大農村欣欣向榮，我國的社會主義農業前程似錦。這一點，就連我們的敵人也是無法否認的。

要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要對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有所準備。在這段時間內，把更多的縣建成象昔陽那樣的大寨縣，對於實現毛主席為我們規劃的發展國民經濟的宏圖，進一步落實“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戰略方針，具有重大意義。有了堅強的農村社會主義陣地，有了穩固的農業基礎，我們國家就更能經受風險，立於不敗之地。

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始終是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農村的主要矛盾。要“向農民群眾不斷地灌輸社會主義思想，批評資本主義傾向”。大寨的同誌說得好：“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我們要從無產階級專政的高度認識大寨的經驗，象他們那樣，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農民，抓住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不放，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

大寨的這個經驗，是帶根本性的。不學這一條，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不敢批，不敢鬥，要建成大寨縣，是不可能的。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執行黨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象大寨和昔陽那樣，發揚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大幹社會主義。

學大寨，既是一場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又是一場偉大的改天換地的鬥爭。進行這樣一場艱巨的鬥爭，沒有幹勁，不行；幹勁不大，也不行。毛主席為我們製訂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有沒有幹勁，幹勁足不足，也是路線覺悟問題。

有的同誌“年年喊大幹，就是怕流汗”，在他們那裏，年複一年，山河依舊。有的同誌滿足於“貢獻不大年年有”，在他們那裏，糧食產量徘徊不前，增長很慢。不改變這種精神狀態，要建成大寨縣，也是不可能的。要象大寨和昔陽那樣，在領導班子裏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經常進行整風。要結合本縣實際，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對照大寨縣的標準，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本主義，改變懦夫懶漢世界觀，克服驕傲自滿、固步自封的錯誤思想，揭露矛盾，找出差距。

要經常查一查：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認真批了沒有？大幹社會主義的雄心壯誌真正樹立起來了沒有？領導深入基層蹲點，帶頭革命、帶頭勞動，真正做到了沒有？總之，學大寨真學假學的問題解決了沒有？整風搞好了，思想政治路線端正了，建成大寨縣就有希望。

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是一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全黨同誌，全國人民都要關心和支持這個運動。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要進一步樹立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把農業真正放在第一位，切實加強對農業學大寨運動的領導。越是工業發達的地區，越要抓好農業。這個問題，並不是所有的省都解決了。在一個省、一個地區，能不能盡快普及大寨縣，省委、地委的領導是起決定作用的。省、地都要有普及大寨縣，加快農業發展的全麵規劃，並且訂出切實有效的措施。

對那些長期處於落後狀態的縣，要一個一個地摸清情況，解決問題。對先進的縣，也要幫助他們找差距，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在學大寨的道路上繼續前進。形勢大好，形勢逼人。全黨同誌，全體貧下中農和公社社員，國營農場職工，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全國各行各業的同誌，讓我們認真執行毛主席提出的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指示，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作出新貢獻！

《堅持大批資本主義 堅持大幹社會主義》

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郭鳳蓮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發言

《人民日報》1975.9.25

我們大寨大隊共有八十三戶人家，四百五十多口人，耕地麵積原來是七百九十四畝，現在是八百四十六畝，平均每人土地一畝六分多。

大寨是一九四五年解放的，一九四七年建黨，一九五三年辦起了初級社，一九五六年轉為高級社。從合作化到現在，二十多年來，在毛主席、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我們堅持政治戰線、思想戰線和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堅持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批判，堅持對小生產的教育改造，不斷加強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比較充分地調動了廣大群眾大幹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發揮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優越性，使一代新型的社會主義農民在鬥爭中成長起來，也使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在鬥爭中得到了不斷的發展和壯大。

解放以後，特別是合作化以後的二十多年來，我們大寨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舊大寨變成了新大寨。群眾說，現在的大寨是:新人、新事、新思想，新地、新村、新產量。

解放前，大寨的糧食平均畝產量不到一百斤，總產量最高是八萬斤。到去年，總產量就達到了七十七萬斤，接近於解放前總產量的十倍。林、牧、副業的收入比辦社初期的一九五五年增長七十六倍。全大隊的總收入達到十九萬四千八百多元，增長了十倍還多。

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壯大，直接帶來了經濟上的另外三個大變。

一是對國家的貢獻越來越多。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平均每年交售糧食十萬零五千斤。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年，平均每年交售糧食二十四萬五千斤。從一九七一年到去年，每年平均交售的糧食上升到三十三萬斤。就是說，這幾年，大寨每戶社員每年要向國家交售四千多斤糧食。

二是集體經濟的家業越來越大。一九五五年，那是辦社第三年，我們隻積累了八百元，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到一九七三年以後，大隊每年的公共積累就增加到四萬七千四百多元，相當於一九五五年公共積累的六十倍。由於公共積累迅速增加，就大大提高了擴大再生產的能力。

三是社員的收入也有了合理的增加。一九五五年，社員的平均每人分配收入是六十六元，去年平均每人分配收入是一百七十六元，增長了一點七倍。剛辦社的時候，一個勞動日的分值是三角，到一九六七年以後，一直保持一元五角，增長了四倍。

總之，合作化二十多年來，我們大寨的發展是很快的，而且沒有出現什麽大的反複，也沒有什麽大的馬鞍形，基本上是上一節，穩定一段，又上一節。為什麽?根本的一條就是我們在生產資料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一天也沒有放鬆過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一天也沒有停頓過在政治、思想、經濟領域裏的社會主義革命，一天也沒有放鬆過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

一、堅持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二十多年的鬥爭實踐使我們深深地認識到，黨的這條基本路線，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勝利線，堅持這條路線，就能戰勝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就走不偏方向，革命就前進，生產就大上。

土地改革以後，我們大寨經曆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一係列鬥爭。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以後，資本主義這個頑固派並不因為有了人民公社就自動退出曆史舞台，也並不因為大寨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有了發展，就不再搗亂了，相反，它變得更狡猾了。它總是千方百計地瞅我們的空子，利用集體經濟前進中遇到的暫時困難同我們爭奪陣地。

一九六三年，我們昔陽遭了一場大洪災，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遇到了暫時困難。這時候，社會上資本主義勢力公開活動起來，他們叫喊:“現在活命要緊，隻要抓到錢，就是正確方向!”這股資本主義的妖風也吹到了我們大寨，大寨的兩條道路鬥爭更加激烈起來。一些人想乘機走回頭路，他們說:“如今再不能把大家捆在一起熬日子了，有本事的吃本事，沒本事的吃苦頭，各奔前程吧。”是依靠集體經濟，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自力更生戰勝困難呢，還是拆散集體經濟，各奔前程，走回頭路呢?黨支部為這事，一連召開了七夜會議。陳永貴同誌總結了依靠集體自力更生的十大好處，指出了各奔前程的壞處。他說:“困難是壞事，也是好事，資本主義利用我們的困難，我們的同誌就學會了在困難麵前識別資本主義，抵製資本主義。”黨支部做出一個決定，發動群眾重建被衝毀的大壩和土地，同時，對資本主義展開了大批判。大批促大幹，大幹出大變，我們一口氣大批了二年，大幹了二年。我們在同困難鬥爭中把衝毀的土地重新建成了高產穩產的“海綿田”。

一九六四年，就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農業學大寨”號召不久，叛徒劉少奇刮起的“桃園經驗”的黑風吹到了大寨。那時候，大寨來了一個“四清”工作隊。這個工作隊的一些人想方設法要否定我們大寨合作化以後走過的道路。工作隊執行錯誤的路線，支持了資本主義，歪風邪氣又抬了頭。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陳永貴同誌在石灰窯上召開了一次黨支部會議，使全體支委認清了當時鬥爭的性質，鼓起了鬥爭的勇氣。我們在工作隊和群眾麵前，表明態度，亮明旗幟，同錯誤路線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終於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製訂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這一光輝文件指引下，取得了這場鬥爭的勝利。

黨的十大以後，我們黨支委同陳永貴同誌一起學習十大文件，對照十大精神，總結我們抓大事的經驗教訓。支委們提出了很多怪現象:為什麽蘋果長在樹上就丟了呢?為什麽有人砍了兄弟隊的樹自己做钁把呢?為什麽有人把自己的家具給了集體使用，有的卻把集體的東西據為己有?後來，我們把這些怪現象一一作了階級分析，就比較明確地認識了一個問題:在我們大寨，新形勢下的資本主義傾向就是化公為私、損公肥己。於是，我們從黨內到黨外，從幹部到群眾，開展了反對化公為私、損公肥己的鬥爭。這一揭，黨員清醒了，貧下中農也清醒了，他們看到:我們大寨並不風平浪靜，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依然存在，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也依然存在。忘記了這一點，就要上大當，吃大虧。

二十多年的實踐使我們清楚了，對資本主義，就要年年鬥、月月鬥、天天鬥。資本主義從哪裏冒出來，我們就從那裏鬥;資本主義打上什麽旗號活動，我們就扯下它的什麽旗號來鬥。正是通過鬥爭，我們才正確地堅持了社會主義方向，正確地落實了“以糧為綱，全麵發展”的方針，才把人心扭到建設社會主義大農業上，走出了一條發展社會主義大農業的金光大道來。

二、堅持大幹社會主義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給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鬥爭實踐使我們懂得了:山河要想變，就得艱苦幹，要創社會主義大業，就要舍得吃大苦，出大力，流大汗。

靠大幹，我們改變了舊山河。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合作化後的十年中，我們為改造舊山河投了十一萬個工，在七條溝裏打了一百八十三條大石壩，在八道梁和一麵坡上，打了總長達九千三百米的土牆，把四千七百多塊地合並成了二千九百塊。一九六三年以後，我們連續大於二年，全部修複了受災的土地。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又開始為機械化準備條件。就說近四年吧，我們大幹了四個冬春，就搬倒了大大小小三十三座山，填平了十五條溝，移動了近七十萬方土和石頭，又把二千九百塊地改造成了一千五百塊。現在，我們把全部坡地建成了水平梯田，有二分之一的土地已經可以用拖拉機耕作了。

靠大幹，我們初步實現了水利化。我們在治山治溝的同時，又開了一條十四華裏的盤山渠，把郭莊水庫的水引上了虎頭山，又在虎頭山上建起了三個大蓄水池。從此，旱大寨已經平均一人有了一畝水澆地。

靠大幹，我們建成了大寨田。經過二十多年的大幹苦幹，終於把“三跑田”改造成了“三保田”，又把“三保田”改造成了“海綿田”，再進一步把一部分土地建成了能機耕、能澆水的“人造小平原”。

靠大幹，我們綠化改造了虎頭山。過去虎頭山是荒草山，石頭山，禿頭山。現在，虎頭山上有了四百多畝幼樹，全大隊有了四萬多棵果木樹。

靠大幹，我們戰勝了天災。一九六三年大洪災，大寨房塌、地衝，造成了很大損失。我們一年恢複了產量，二年恢複了土地。大災之年糧食不減產，第二年又過了“長江”。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我們又遇到連續三年大旱，我們提出:天大旱，人大幹。一九七三年，我們發動全大隊社員，人擔，人拉，人端水，一窩一窩點種。大幹了四十多天，五百五十畝玉米全部下了種。這一年，畝產達到了一千零二十五斤。

靠大幹，我們建成了新大寨。現在，全大隊新房新窯七百七十多間，比過去增加了一點八倍，每人平均一間半還多。

舒舒服服改變不了舊麵貌，輕輕鬆鬆幹不了社會主義。但是，要幹就要批，要幹就要鬥。我們不但敢批資本主義，而且也敢批妨礙大幹社會主義的一切阻力。

第一，我們堅決批判了因循守舊的保守思想。開始十年造地工程時，我們大隊有的人，害怕投資大，投工多，不合算。我們發動群眾算了兩筆賬，一筆是眼前賬，一筆是長遠賬。算賬使大家明白了，治山治水，改天換地，看眼前投資不小，得利不大，但是，我們是幹社會主義革命的，我們不但要看一年，看兩年，而且要看十年，看一百年;我們不能隻顧自己吃飽肚，還要想到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我們的錢要花在刀刃上，我們的勁要使在關鍵上。正是在激烈的思想交鋒和對比教育中，才把群眾的思想統一到治山治水、改天換地上來。

第二，我們堅決批判了怕苦怕累的懦夫懶漢世界觀。有人隻想舒舒服服過日子，不想艱苦奮鬥創大業。他們看見山也愁，溝也愁，梁也愁，坡也愁，冬天怕冷，夏天怕熱。我們又不斷地發動群眾批判了懦夫懶漢世界觀，使幹部和社員都懂得了，坐在炕上等不來社會主義。要想變，就得幹。怕苦怕累不是貧下中農本色，圖閑偷懶是剝削階級的本性。因為我們不斷地批判懦夫懶漢世界觀，才使幹部和群眾保持了持續大幹的勁頭，才做到了越幹越想幹，越幹越敢幹，越幹越會幹。

第三，我們堅決批判了大幹到頂的思想。一九七○年，我們黨支部決定，為了加速農業機械化，搬山填溝造平原。有人卻說:“樹再高還能摩著天?”我們認為，樹是摩不著天的，幹社會主義也是不能到頂的。我們就發動群眾批判大幹到頂思想，開始了麻黃溝搬山填溝造平原工程。從那一年開始，我們連續幹了三年，就重新治理了四條溝，造了一百一十畝小平原。

要大幹，幹部要帶頭幹。二十多年來，不論是十年造地，還是搬山填溝造平原，不論是抗洪還是抗旱，不論是冬天還是夏天，不論是苦活還是重活，我們大隊幹部從來是同群眾幹在一起的。

既要大講革命，又要大幹革命，隻講不幹不是真革命。既要大講社會主義，又要大幹社會主義，隻講不幹也不是真搞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從二十多年鬥爭實踐中學懂了的一條真理。

三、堅持發揚共產主義風格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示我們:“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我們大寨大隊始終把毛主席的這一偉大指示當作我們大幹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指導思想，不斷地教育廣大群眾，時時不忘全中國、全人類。

我們在處理國家與集體的關係中，堅持了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原則。一九六三年，我們大寨遭了洪災，集體經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這時候，有的人把困難變成向國家伸手的理由，想趁機往回撈一把。是單純依靠國家呢，還是依靠集體的力量戰勝困難呢?我們黨支部向全體社員講清楚，受災的不是一個大寨，也不是一個昔陽，遇到困難的時候，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主要應該強調自力更生，不能單純依靠國家。經過大討論，全體幹部、社員統一了思想，開始了自力更生建設社會主義新大寨的鬥爭。一九七二年，我們昔陽遇到了很嚴重的旱災，大寨的糧食總產量也比上一年少了百分之十三。我們發動全體社員，在保證社員口糧不低於四百七十斤的基礎上，每人節約七十斤糧，支援國家。這一年，雖然我們確實有災，也確實減了產，向國家提供的糧食達到四十萬斤，比大豐收的一九七一年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我們在處理集體積累與社員分配的關係中，堅持了不斷壯大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原則。積累與分配的關係從來不是一個簡單地留多少、花多少的問題，而是一個要不要保證社會主義農業不斷擴大再生產，要不要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問題，是一個要不要發揚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的問題。我們批判了“分光吃淨”的錯誤傾向。並且根據生產發展、收入增加的情況，合理調整了積累與分配的比例。我們大寨剛辦社那幾年，因為生產水平低，收入不多，積累隻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分配部分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六。後來，隨著生產發展，收入增加，我們就把這個比例改變了。以一九七三年為例，在總收入中，除了當年生產投資、農業稅、管理費用外，我們公共積累占到了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四，社員分配部分占到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

這樣處理積累與分配的關係，社員的收入一點也沒有降低。剛辦社那幾年，雖然分配部分占的比例很大，由於整個收入不高，實際分配給社員的隻有一萬三千多元，每個勞動日隻有三角錢。一九七三年，實際分配的金額達到八萬四千八百多元，等於辦社初期的六倍半。每個勞動日的分值是一元五角。

正因為我們正確地處理積累與分配的關係，我們大寨大隊的集體經濟發展就比較快了，也越來越厚實了。全大隊的場上作業和農產品加工現在已經基本實現了機械化，運輸、耕作、農田基本建設和排灌也實現了半機械化和部分機械化。從而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加快了農業發展的速度。

我們在處理社員分配與集體福利的關係中，注意有計劃地逐步擴大集體福利事業。二十多年來的鬥爭實踐使我們逐步地認識到，能不能正確地處理社員分配和集體福利的關係，這不是一個方法問題，而是一個方向道路問題。隨著生產的不斷發展，集體經濟的收入不斷增加，我們適當調整了集體福利和社員分配的比例，全大隊留的公益金總額從一九六七年的一千元，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四千五百多元，八年增加了三倍半。我們體會到，集體經濟處理分配問題，要著眼在調動社員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上，要著眼在組織廣大群眾大幹社會主義上。開頭使社員的個人分配部分大一點，是為了調動社員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後來根據條件的變化適當提高集體福利部分的比例，也是為了調動社員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培養社員的共產主義思想。

我們在處理集體與集體之間的關係中，不斷地提倡愛自己的集體，也愛兄弟隊的集體的思想。有一年，我們大隊賣一頭牛，看表麵，那頭牛長得又肥又壯。所以，拉到城裏，兄弟大隊的人都圍著要買。有的給六十元，有的給七十元，有的還給八十元。這頭牛雖然表麵好，但受了內傷，我們不能騙兄弟隊，就把話給大家講清楚，作價二十七元，賣給了食品公司。有一年遭了災，有的大隊派人來大寨買飼草，張口就給三角錢一斤。我們按國家規定的價格賣，每斤三分錢。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對的。因為我們不是要錢，而是要社會主義方向，要共產主義風格。

一九七三年，是我們昔陽連續大旱的第二年，開春旱得種不下。隻要把渠道打開，水就能流到我們地裏。但是，我們偏偏堵了渠道，動員全大隊社員擔水點種。為什麽水從地邊過，還要擔水點種?因為我們是幹社會主義的，不能隻顧自己多打糧，不管兄弟隊下不了種。所以，我們甘心吃苦挑擔子，也要把水送給兄弟隊。結果，我們下了種，兄弟隊也下了種，都按時完成了春播任務。

二十多年來，我們遵照毛主席關於“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的教導，堅持不懈地對幹部、黨員和全體社員世行了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我們不僅教育幹部、黨員和社員要好好勞動，而且教育他們懂得勞動為了啥;不僅教育幹部、黨員和社員懂得熱愛集體，而且要教育他們懂得為什麽要熱愛集體;不僅要教育他們常常想到大寨的四百五十口人，而且要教育他們常常想到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正是通過這種經常的、深入的共產主義教育，才使共產主義的思想在幹部、黨員和社員的頭腦裏發芽、成長起來，才使一個又一個平平常常的莊稼人辦出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事來。

四、不斷加強黨支部的革命化建設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這是真理。在一個大隊，要鬥修正主義，要鬥資本主義，要改造舊山河，要在鬥爭中把人心齊在大幹社會主義上。這麽多事，這麽多複雜的鬥爭，靠誰領這個頭?靠誰帶這個路?就靠黨支部。

我們的這個黨支部在合作化以後的二十多年中，經過困難的考驗，也經過勝利的考驗。困難沒有阻擋得了我們的前進，勝利也沒有使我們停步。現在，我們的老書記陳永貴同誌調到了中央，但支部中老一輩的同誌還不少，他們都是從民主革命幹到現在的，二、三十年了還是那麽朝氣蓬勃，還是那麽一股勁，堅持革命，堅持鬥爭。其餘是文化大革命中上來的，新上來的又不為名，不為利，不圖輕閑，也能象老一輩那樣朝氣蓬勃幹革命。為什麽能這樣?就是因為我們認真讀馬列的書，認真讀毛主席的書，不斷地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了頭腦，不斷地加強了黨支部的革命化建設。

特別是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發表以來，我們更注意用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提高自己，把黨支部的革命化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我們大寨大隊加強黨支部的革命化建設，主要抓了三條。

第一、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二十多年來，我們把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鬥爭抓得很緊。無論在黨支部委員身上，還是在黨員身上，隻要有一點苗頭，我們就在黨內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教育他們分清界限，提高覺悟，堅持無產階級黨性，堅持繼續革命。貧下中農說:“我們的黨員是沒‘病’預防得好，有‘病’治療得早，幹部黨員得‘病’少。”

第二、堅持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黨支部給幹部訂了三條守則:不自私，不特殊，積極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為了堅持這三條守則，我們又經過大家討論，定了一個“三不準”的規矩，就是沒有特別重大的事情，一不準占用勞動時間開會;二不準占用勞動時間坐在家裏辦公;三不準從地裏叫走社員談話。去年，我們做了一個統計，從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到一九七三年這八年中，我們現在的九個支部委員參加勞動平均每年都在三百天以上。

第三、接受群眾監督。二十多年來，我們大寨已經形成一個很好的風氣。這就是幹部、黨員隻能為人民服務，不能高人一等，幹部、黨員必須受群眾的監督。實踐證明，這個監督很重要，有了這個監督，資產階級思想就不容易腐蝕我們的幹部和黨員;有了這個監督，我們的黨員、幹部就不容易邁錯步，走錯路。

我們黨支部十分注意征求群眾的意見，還注意從工作中接受群眾的監督，我們把它叫“工作做不好，黨內找原因，群眾有錯誤，領導找問題”。

我們提倡:誰對幹部有意見，就直截了當提出來，直截了當就是最好的方式。哪裏群眾多，哪裏就是最好的場合。因為我們認為，群眾有了意見反正是要說的，當麵不講，背後也要說，會上不說，會外也要說。所以，我們就創造條件讓群眾當麵說，直接說，怎麽對革命有利，就怎麽說。

總之，黨是領導一切的。在一個大隊，領導一切的黨支部，必須堅持學習馬克思主義，堅持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堅持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堅持接受群眾監督。有了這幾個堅持，才能保證黨組織的純潔性，提高黨支部的戰鬥力。隻要有了一個敢鬥敢幹的黨支部，反對資本主義就能不斷勝利，大幹社會主義就能不斷前進。

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我們在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革命和生產盡管取得了一些成績，有了一些進步，但是，我們深知，大寨並不盡善盡美，也不可能盡善盡美，我們的工作還有不少差距，還有不少缺點。我們還有大量艱苦的鬥爭需要去進行，大量艱苦的工作需要去完成。

這次國務院在昔陽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中央領導同誌在會上作了重要指示，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促進和鼓舞;全國各地代表來到昔陽，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我們的信心更足了，幹勁也更大了。

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這次大會的精神，學習先進的經驗，在這次大會的鼓舞和推動下，大批了再大批，大幹了再大幹，批出個新水平來，幹出個新樣子來，用更大的成績來報答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對我們的關懷，用實際行動來感謝全國人民對我們的支持。

(新華社昔陽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