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改變了農村落後現狀!

人民公社改變了農村落後現狀!

 

 

 

今天，中國城鄉關係的不平衡以及分散落後的現狀已經在製約著中國社會的持續發展。事實上，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城鄉關係的發展曾一度趨於平衡。1960年以來，中共摒棄了過分強調發展重工業和對農業投資不足的經濟方針，提出“工業為農業服務”的口號。在斯諾看來，經濟方針調整的背後，是“毛澤東企求改變中國人的環境——從而改變人自身”的決心。而中共為實現這種“改變”所努力的方向之一，正是圍繞人民公社所開展的農業現代化建設。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把幾個村聯合起來組成大隊，辦理分散農民不能建設的較大的聯合工程——河道、道路、水壩、工廠、學校和醫院。

1970年，一個叫沙石峪地方現在的127戶農民，在過去曾是荒嶺現在已樹木成行的山坡和梯田上，收獲了225噸糧食和115噸蘋果、桃、梨、葡萄、棗和核桃。在一個山崗上，100個人奮戰了10天運土上山，才開出1/5英畝的耕地。

大寨經過25年的辛勤勞作，削幹了山崗，修建了長達數裏的蓄水石壩，大寨大隊現在每公傾土地能生產約8公噸糧食。

現在許多公社都有機械廠、小型拖拉機廠、水泥廠和小化肥廠，以滿足它們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自身需要。

在人民公社裏大多數老年農民現在相信對不能勞動的老年人實行“五保”（黨的指示許諾過）的真實可靠性。“五保”內容是：足夠的糧食、住房和衣著、燃料、醫療以及適當的安葬（火葬）。'

 

 

《漫長的革命》

作者：埃德加·斯諾

書中部分摘要:

開端

“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是自1960年以來中國經濟實踐的指導方針。在那個嚴重饑荒和全麵危機的時期，中國領導人摒棄了過分強調發展重工業和對農業的投資不足。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隻能采用“自力更生”的口號了。他們把借用的蘇聯經驗棄置一邊，提出“工業為農業服務”，靠他們的獨自努力看好開發內地，使城鄉關係更加平衡。

最為重要的是，毛澤東企求改變中國人的環境——從而改變人自身。必須有個翻天覆地變化、實現現代化的地方是農村地區，那擁有廣大人民的家鄉故園。

到1971年，農業公社已占可耕地的95％。這裏麵除了5％到7％的小塊自留地仍歸農民私有外，全部耕地都是集體財產，還有5％是“全民所有”的國營農場。

中國幅員遼闊——大約有歐洲和俄國西部加起來那麽大——但2／3是祟山峻嶺、荒地或沙漠。開墾大部分仍然靠手工勞動，整個耕地麵積隻占全國總麵積的大約13％，已經耕種和人煙稠密的地區仍然大部分在中國的東半部，在人煙稠密的三角洲，每人的可用土地少於200平方米．但由於大量施用有機肥料和化學肥料（兩者都是當地產品），並有灌溉、雜交良種和其他改進的耕作方法，一年兩熟和三熟已經很普遍。

據周總理說，中國的1800個縣分為大約70000個農村公社，又再分為750000個生產隊或村。一個大隊可以有幾個或更多的生產隊，生產隊是土地集體所有的基層單位和核算單位。大隊擁有重型農具和小型工廠。它們的大小相當於一個鄉或區。公社由若幹大隊組成，它是縣以下的行政單位。

在公社裏，約有5億5幹萬人須得養活自己和供應城市和縣鎮的糧食。他們在約一億公頃的土地上生產糧食，在二千萬公頃土地上種植棉花、茶、油料作物、煙草、芝麻、蠶桑，發展畜牧業和其他“供銷作物”。這是可以為他們自己和政府統購部門帶來利益，並積累資金以實現他們自己的現代化，盡可能少要國家幫助。

公社的完善管理和熱情勞動下財富的穩步增長，決定整個中國的未來，社會主義的成功或失敗。

從1960年以來對人民中國的3次訪問中，從靠近西伯利亞邊境的極北地區，到同越南接壤的雲南，我已經參觀了30多個人民公社。這次我看了11個公社，其中3個我在1960年參觀過，是我要求重新去參觀的。再次訪問，看到在耕作方法、水利工程、電氣化、機械化、土地開墾、住房和小工業方麵都有了改進——比現金收入的增加更為顯著。在農業持續增長8年之後，大多數農民現在相信對不能勞動的老年人實行“五保”（黨的指示許諾過）的真實可靠性。“五保”內容是：足夠的糧食、住房和衣著、燃料、醫療以及適當的安葬（火葬）。

“足夠嗎？”用西方擁有土地的農民的物質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公社還是很窮的。然而，他們所供應的生活是“足夠的”，超過了以前無田無地、終年過度勞作、充饑挨餓的文盲的夢想，這種人是革命前中國農民的大多數。

令人激動的旅行

1970年我看到的最窮的公社大隊在保安縣（現改名為誌丹縣），位於中國西北陝西省的中部。那兒每戶的平均總收入，一年合不到80美元（這比10年前己增加了一倍以上）。相比之下，離上海車子行駛不到一個鍾頭、有36000人口的馬橋，是個“富的”郊區公社。在這個糧棉套種地區，1970年馬橋的總產值每戶約合720美元。

從大隊總收入中拿出3％至8％繳納國家的稅收，包括在占總收入的40％至50％的管理費中。糧食的15％至20％作為交售任務，按固定價格賣給國家。純收入中包括工業產品、畜牧業產品和供銷售的作物。從中提留10％至25％或更多一些作為公積金，用於設備投資、土壤改良、福利和貸款基金、醫療保險和對老年人的照顧。這筆數目的80％至85％由大隊保管，餘下的交作公社的投資和管理費用。

1969年馬橋每個勞動力的淨收入約合102美元，平均每戶（4.6人）約為274美元。在保安一個沒有機械化的大隊裏，稅收隻占總收入的3％左右，每戶純收入看來隻有半機械化的馬橋大隊的1/3。在馬橋公社，社辦工業和隊辦工業——造船、建材、機械和變壓器等等——計占生產總值的25％以上。這特別的高，在全國要達到這個目標還很遙遠，不過現在許多公社都有機械廠、小型拖拉機廠、水泥廠和小化肥廠，以滿足它們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自身需要。

像我在這裏所做的那樣，把人民幣折成美元——按官價匯率人民幣2.49元折合1美元——很可能發生誤解。在中國農村的商品經濟中，農民的收入大都是糧食。他們把超過個人需要的糧食——相當於他們所分得的1/4至一半——按國家市價出售。他們的人民幣現金收入，正如我在前麵引用的物價所表明的那樣，其購買力高於國外名義上的兌換價值。

許多公社現在都在新挖的池塘和水渠裏自己養魚，捕獲的一部分魚“免費分配”給社員家庭。蔬菜或自家種或購買，買價便宜得在開支中微不足道。“私人養豬”（在自留地裏飼養）使許多家庭現在一年可增加10美元甚至多達60美元的收入。這些家庭可能寧願多吃幾次豬肉，而少收入一些現金。（在過去，一般農民一年隻吃兩三次肉。）社員家家都有自己的住房，不用付房租，但是他們不能把房屋出售或租給別人，公社財富的最大部分是不動產——社員為改進農業的集體投資和土地所有權。

工資或集體收入的分成．現在取決於各人自報本人的工分——一種名譽製度——然後由他所屬的小組評議，或照算或增減。因為自報過高而被周圍的人反對就會失麵子，所以都傾向於報得低些。小組選舉自己的領導人，生產隊也一樣。大隊的領導機構現在是革命委員會，大部分委員是農民，他們能使黨的幹部免於獨斷專行，而在文化革命前幹部獨斷專行的很多。在大隊和生產隊一級，管理和資金的分配要在公社和國家的全麵計劃範圍之內執行，是半自主的。從理論上講，婦女同男子同工同酬，她們的勞動貢獻也並不比男子差多少，但實際上這還沒有做到。

公社生活給農民帶來的好處，不能完全由吃得飽、穿得暖、住得好、睡得好以及有熱水瓶、自行車或一點現款來衡量。如果僅僅是這些，在毛澤東和他的“積極分子”看來，革命就要失敗。通過為大家的利益而不是為私利的集體辛勤勞動，來改變古老的中國大地的自然麵貌（在這個國家，過去爭先恐後地追求個人私利不亞於其他地方），這本身就是一種徹底革新的概念和實踐，它不可能不產生一種新的哲學和新的“世界觀”。

當我重來保安縣這地方時，就實際運用毛的“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和“要鬥私，為人民服務”的原理來說，沒有任何別的地方比我在這個陝北貧瘠山區所看到的事例更能令人滿意的了。1936年我第一次進入保安，那時它是長征結束後的紅軍根據地。毛澤東在一個石窯洞裏設立了他的大本營，林彪將軍任校長的紅軍大學也設在窯洞裏。內戰還在進行。親紅軍的國民黨人帶我通過無人地帶、然後沿著崎嘔小道步行了三天，爬過高山、穿過峽穀，從延安來到保安。

1945年以後再沒有任何外國人到過保安，1937年以來隻有極少的人到過，那時毛把他的“首都”遷住延安，建立反對日本侵略者的統一戰線後，第一次國共內戰便結束。現在，到延安西北120公裏的保安，已有一條通汽車的公路。我過去所知的這塊沒有道路的土地，盡是峭壁、荒嶺和深壑，非旱即澇，難得見到幾塊窩田或要崩塌的窯洞。為數很少的農民穿得破衣爛衫，他們的無人管教的孩子一絲不掛地到處跑，鹽、針、線和火柴都是珍貴之物。風調而順時，他們勉強能糊口，凶年就要餓肚子。在這裏隱蔽下來的遊擊隊，不得不在戰爭的間隙開墾棄地和荒地，種上自己的莊稼——這便是改變麵貌的開端。

農村的潛力——種植玉米、小米、牧草和果樹，總比人們最初的感觀要大。這種潛力有一部分現在已被挖掘出來了。新生的綠化了的山坡和峽穀、顯現出一派動人的秀麗的景色。

這條公路，是通向內蒙古的公路網的一部分，可以行駛卡車、吉普車和火車。我們乘坐的轎車的出現，引來附近所有的人都來歡迎，當我們的汽車駛過時，歡笑的孩子門那“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使得寧靜的群山一下子歡騰起來。公路是在黃土溝壁和偶然兀突的石壁中開辟出來的，近期的雨水衝毀了多處地方。這些衝毀的地段，就通過廣播把生產小組動員起來盡快修複。他們在黃土路基上簡單地挖了一兩層土，然後用土來加固護路的邊牆。

當峽穀變得開闊時，我們開始看到平整土地的成果：削平了山頭的山丘，陡峭斜坡上花園般的層層梯田，蜿蜒河道旁築起新的攔河石壩，兩岸栽植的排排楊柳牢固地製服著河流，因而得到了寶貴的新盆地。成群的山羊和肥壯的綿羊（說是每戶有3頭）在山坡上吃草。

幸好這土地是值得辛勤努力的。多少個世紀以來從戈壁沙漠刮來的“黃土”非常肥沃，土層也厚，在這種坡地上，推土機是無能為力的，而且這裏也沒有。這裏全靠人力。我打聽到，築成這樣一塊占1/3英畝可耕地的梯田，需要擔20000筐土。

大約經過兩個小時我們到了保安，發現這個山溝小城擠滿了人，比1936年我在這一帶幾個月旅行中任何一個地方（部隊除外）所見到的人都要多。當時這衰老的縣城住著不到百來戶老百姓，現在則有3000人。當年紅軍曾利用一座小祠堂開群眾大會，現在則有一座一千個座位的戲院，貼出海報告明在上演新型京劇《紅燈記》。過去這裏完全沒有工業，現在有13個手工業工場、一個機器修配廠和一個發電廠。1936年，整個縣隻看到一家商店。現在，一條主要街道上排滿了小商店。在一家小百貨商店裏，我們看到許多種其它地方都有出售的商品，另外還有一大塊詳細的教人如何防空的牆報。

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李世平在新建的縣政府機關歡迎我們，這是一些小型的整潔的建築，還有招待所，坐落在河邊。宴會在露天舉行，我們同幹部和生產這些食物的農民一些吃飯：極大的玉米棒子，可口的紅薯，辣味子雞和豬肉，陝西風味的大米飯，以及當地各式各樣的甘美水果。

富人和窮人

保安的土地平整工作和大寨的一樣艱巨，大寨是鄰近的山西省的一個著名的公社，現在被譽為全國的榜樣。毛澤東說要“學大寨”。經過25年的辛勤勞作，削幹了山崗，修建了長達數裏的蓄水石壩，大寨大隊現在每公傾土地能生產約8公噸糧食。（大寨的農民領導者陳永貴是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但仍參加田間勞動。）

我所見所聞的一個叫沙石峪的興旺生產大隊的故事同樣給我留下印象，它位於保安東北1000多公裏，離海邊不遠。從前住在這裏的居民是連褲子都沒得穿的幾家窮人，他們每年冬天都到天津或唐山去討飯，一直等到可以再回沙石峪來謀生為止。解放後，國家給了少量的幫助，原來的78戶人家用17條毛驢開始幹起來，年複一年地挖沙石山，以便植樹和耕種。他們在很深的地下找到了水源，並挖成了天然石壁的水庫。

1970年，沙石峪現在的127戶農民，在過去曾是荒嶺現在已樹木成行的山坡和梯田上，收獲了225噸糧食和115噸蘋果、桃、梨、葡萄、棗和核桃。在一個山崗上，100個人奮戰了10天運土上山，才開出1/5英畝的耕地。通過這樣的方法，沙石峪現在已經有了200多英畝的半水澆地。它用彩石——開鑿水井和水塘時得到的，亦用它鋪成整潔的石板路——築成的堅固住房，是中國最好的農民住房之一。

再舉一個例子，在上海的公社裏——上海市特別行政區包括10個郊縣——我看到一些大隊在挖3米深的溝，準備在裏麵鋪設很大的水泥管，一直通過抽水機站，以代替地麵的渠道，這樣他們可以增加大約8%的寶貴耕地。這項3年工程計劃是利用農閑時間來進行的，所用的水泥管是大隊自製的，據他們說，它還可以用作防空洞使用。

後顧前瞻

要回顧中國農村走向集體化的漫長的、有時是流血的鬥爭本身就需要一本書。簡而言之，革命後的發展過程是：沒收土地並把土地分成不等的小塊（1950年）；成立互助組（1950—1951年）；成立初級合作社，地契仍為私人持有（1951—1953年）；成立高級合作社，這時地契燒掉了，鄉村裏的土地和農具歸集體所有（1955—1957年）；1958年成立公社，公社把幾個村聯合起來組成大隊，辦理較小單位不能建設的大的聯合工程——河道、道路、水壩、工廠、學校和醫院。

在每一個階段，富家都跳了出來，而“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在大多數貧農和中農的支持下被打下去了。舊的地主和高利貸者的思想又複活起來，以前的地主企圖反攻和破壞，被製止了，又再抬頭，又被不間斷的宣傳和有組織的教育打退了。但這種反動潛力被壓下去的主要原因，在於黨的領導人能夠向一個人平耕地不到半英畝的國家的破產農民闡明，除了通過不斷的、自力更生的集體勞動來積累集體資金外，沒有別的發展辦法以確保所有的人都得到好處。

在1959年—1962年的“困難時期”，一個信念和實踐的大危機來臨了。領導公社和大躍進的黨的幹部由於腦子發熱、輕率和缺乏經驗，以致造成冒進。在還沒有來得及進行調整之前，空前惡劣的氣候降臨了，比自然災害更糟的是，1960年蘇聯突然撕毀了300多項大型工業和公共工程合同，撤走了全部蘇聯顧問，甚至帶走了零件和工廠圖紙，使中國變得無以依靠。

麵對嚴峻現實，黨矯正了一些作法，對私人企業作了適度讓步。公社領導機構的規模和權力都縮小了，許多基本責任還歸村生產隊，安裝俄國人沒有搞完就丟下而去的工廠設備，和彌補糧食生產上的損失，花去4年時間。到1964年中國才重新達到1958年的糧食產量數字。部分黨的幹部嚐試一種有更多獎金和副業產品自由買賣的製度，實行包產到戶，甚至允許開墾土地歸私人所有，用來種糧食和果木——這是產生一個富農階級以與城市特權階層聯合的最後一次機會。

毛澤東於是看到這一點。1960年他作出的反應是，首先在軍隊，然後在公社，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其目的是扭轉這種“自然的資本主義傾向”。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爆發時，公社中那些推行損公利已即現在所謂的“劉少奇路線”的幹部大都經過了清理和整頓，城市“走資派”與不妥協地要建立一個平等社會的馬克思主義路線——毛澤東思想——之間的鬥爭那時就展開了。

農業經濟受文化革命的影響比工業要少一些，由於能幹、熱情和有服務精神的城市知識青年大量注入農村以消滅城鄉差別，農村社會因而得到好處。直到197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才達到二億四千萬公噸，這個數字比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規定的1962年指標還差一千萬噸。此外，中國聲稱有儲備糧四千萬噸，盡管這個數寧隻是大致等於1960年到1970年這10年間從國外進口糧食的總量。1970年的糧食產量為1950年產量的兩倍，或者說這20年間每年增產約5%。1970年的中國糧食產量比1950年增加了一倍，大大超過了人口的增長（年增長率約為2%）。

全中國每公頃土地平均隻能收獲糧食2.4噸，但是每公頃達到8噸或8噸以上的公社很多。浙江和廣東兩省第一次全省平均每公頃收獲達7.5噸，超過了國外報道的“綠包奇跡”的成績。

中國今天的糧食自給自足，將來的發展會日益著重於生產“供銷作物”，以便增加出口，為農村的工業和機械化提供資金。由於現在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農村有著廣闊的前景”。雖然前頭有無數的困難，但這種“前景”是很現實的，因為城鄉結合，使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在隻有一個階級的社會裏聯合起來，使中國全力以赴地為和平的建設事業而工作——以一種革命的方式進行——直到2000年。

 

[haiwaiyouzi]

謝謝樓主提供的這些真實的曆史資料！
樓主的博客是文學城的一枝獨秀！ 無論反毛，反中，反共小醜們如何造謠和抹黑毛偉人，都絲毫不能撼動樓主歌頌毛偉人對中國所作輝煌政績！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