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化革命以來的學校】

【五、文化革命以來的學校】

 

北大校長讀錯字怪”文革”,  有人感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己經過時,  請看看美國科學家訪華團在”文革”期間的訪華觀感,   從看到的聽到的反映當時中國方方麵麵的真實情況有些人視而不見。而那些反對者始終誇大陰暗麵或是某一點攻擊那個時代。有的還無中生有黑白顛倒造謠謊言潑髒水抹黑那個時代。

社會主義是個新生命,  從發現理論到巴黎公社幾十天就失敗,  再從蘇聯的十月革命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維持了幾十年,  然後被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走資派代替了。但凡一個新生事物都是經過失敗,  鬥爭,  再失敗,  再鬥爭,....直至成功。資本主義道路己經很長時間了,  在資本社會中許多難於解決的難題,  都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消失了,  反複實踐反複比較相信人類社會為了更好地生存會作出正確的選擇的!  這種社會製度的建立也是一種社會科學,  應該允許人們去嚐試,  為什麽一定要斬盡殺絕?,  為什麽一定要你死我活?  為什麽如此地害怕共產黨社會主義?  民主自由到那兒去了?

 

兩條腿走路的中國科學：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1973年]

 

五、文化革命以來的學校

 

 

　　在我們參觀農村人民公社、工廠以及研究機構時，我們想對中國科學發展現狀形成一個綜合的看法。但是，使我們對中國前途有一個全麵的看法的，卻是學校。我們所見到的科學與政治是分不開的。它擴大到中國人生活的每一方麵。繼續革命是一個過程，全體人民都要以此作為他們的終生工作而參加。怎樣及何時他們參加這個過程呢？如果革命幾代進行下去，怎樣從一代轉到下一代呢？中國兒童是怎樣首先接觸科學實踐和理論呢？一旦接觸了之後，又怎樣決定那些兒童將成為科學家呢？

　　

　　我們參觀中國的學校之時，問了一大堆有關教授科學的方法和文化革命對學校的影響以及目前教育上的傾向的問題。此外，又因個人作為教師的興趣關係，聽取了中國教師如何參加全麵的社會和政治鬥爭。我們參觀了幾間小學和中學及四間大學，藉以尋求解答問題。我們知道，不可能期望在一個月之內，對我們所見到的，充分了解其全部意義。我們隻搜求一些典型，以期對基本形態有所啟發。本節依靠主觀的印象、直接的觀察、並紀錄了與科學家、理科師生的訪問談話，探索了從模範小學，經中學而大學的中國學生的道路。我們曾將參觀四間大學的筆記包括在這一節中。因為，我們覺得每一次訪問，給我們對教育方法以獨特的深思，因而，使我們對新中國的科學和教育的方向有所認識。

　　

　　幸福村學校

　　

　　幸福村學校，即一九四九年以前所謂“上海貧民窟學校”，現在這間學校是一所小學，專收上海市七歲到十三歲的兒童。全校有一千五百個兒童，分為六級。有教職員八十人。不僅教傳統的語文、算術和科學，也教基本的農業和工業以及軍事和文化。此外，學校又為兒童提供了二十種課餘時間的活動，以滿足孩子們的特殊興趣。學校還附設了幼兒園和托兒所。這是日間父母有工作的兒童的照顧中心。據說，有些家長寧願把他們的幼兒送到這間學前學校，因為，他們年紀較大的兄弟姊妹都在附近的小學。托兒所受托五十六天到兩歲半的兒童，幼兒園則收兩歲半到六歲的兒童。在我們這次整個訪華中，在各工廠和學校，都看到類似的兒童機構、都是為有工作在身的父母而設的。這使我們相信，在中國，高度重視白天的照顧。這不僅使父母可以自由從事生產工作和謀生，而且當這些幼兒機構設在工作場所或附近時，做媽媽的還可以去哺乳。雙親在工作日當中，還可以抽空跟他們的孩子在一起玩，當有問題發生時，又可以隨時照應。

　　

　　雖然我們主要注意的是科學教育，但我們卻發現，為了了解孩子們幼年如何形成他們對科學的態度及科學在一般文化中所處的地位，我們得對中國社會基本組織的學校有一般的認識，藉以觀察在小學階段發生的早期社會化的過程。隻有在早年這個階段，我們才能對社會的基本形態得到一種看法。因為基本形態是會教給接班人的。

　　

　　我們的第一印象，是從歡迎我們的委員會中得到的。一群喜氣洋洋的學生和教員站在學校外麵歡迎我們。他們敲鑼打鼓，滿懷興奮，人聲喧騰的迎接我們。在我們從車中步出時，他們還不時用英語“哈囉”向我們打招呼。使我們喜出望外的，是並無人企圖抑止學生的歡呼，也沒有人想去壓製學生們的熱情。反而有一小群人走上前來，滿麵笑容地先作自我介紹。在他們開始說話的時候，別的人則自動靜下來。稍稍交談幾句之後，我們步入主樓，孩子們跟在後麵。他們靜靜地回到他們的教室，顯然無須成人指點。並且也沒有排隊，如我們在美國學校所習見的那種男孩先女生後。

　　

　　進到學校，我們在白色牆壁中間走著。牆壁上稀疏地掛著孩子們畫的彩色壁畫。使我們感到驚異的，是我們周圍的活動並不多。我們從各教室經過，孩子們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做他們的作業。有時教師走出教室，教室內並無什麽嘈雜。自然，我們知道全校的秩序必定是最好的。但是，在這樣年齡的兒童，學生達到這樣的自律程度極其少見。至少，從我們的經驗來看，美國的小學生是極少這樣的自律。

　　

　　當我們在參觀時，我們注意到，許多兒童結著紅領巾。那似乎是行為優良的標誌。我們問我們的東道主，這是什麽意思。據說，他們是紅小兵，是同學和老師根據他們學業選出來的。他們的德智體三方麵的發展，以及他們幫助別人的態度，都是被選為模範生的標準。實際也就是模範公民。但是，有優良標誌的學生，並非享有特殊地位，也沒有什麽特權。相反，加給他們的責任更多，他們要為同學們服務，擴大他們的隊伍，以包括全體學生為目的。我們環顧一下，事實上我們看到幾乎有一半的學生都是紅小兵，這是怎麽回事？我們覺得奇怪的是：獎勵竟能在孩子們中間這麽廣闊地展開，而仍能維持它們的吸引力，頑皮的學生怎樣？學習落後的學生又怎樣？這些學生的教室在那兒？參觀模範組的學生是一回事，但是，為了對學校獲得一個平衡的印象起見，我們要求去看看表現較差的班級。

　　

　　我們的東道主對這個要求的反應是，既覺得有趣，也感到自豪。關於文化革命對中國社會各階層所發生的影響，他們的答複特別有啟發作用。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後，中國人在教育上經曆過一次大波浪，很像一九五七年蘇聯人造衛星上天之後我們在美國所經曆的那次一樣。教室建造起來了，入學人數增加了，較好的學生被選拔出來，並鼓勵他們盡可能迅速上進。總之，學校是顯著地增加了他們的學生數量，盡可能快地培養受過教育的學生，以滿足新社會的需要。但是據說，由於文化革命的到來，及社會長期目標的認真檢討，顯而易見，這樣的教育方法會導致新的階級分化，如像蘇聯已發生的那樣。他們造成一種受過教育的特權階級，一種管理上的特權階級，以代替世襲的特權階級。很像美國“能者執政”的概念，是流動階級結構所定的典型。這種新的特權階級，比之較早時的封建貴族更加公開化今日蘇聯社會跟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成了尖銳的對照。將學生納入才能相同的組或納入成績相等的組，其結果在成年社會中隻可能是實質上的階級分化的預兆。

　　

　　學校因而改革。為了長期的目標，隻好犧牲短期的利益。其結果，證明這種改變很對。因為發現，當頑皮的兒童跟遲鈍的學童一起學習時，前者的調子降低了，並且學會了容忍。而後者因為受到特別注意，也變得能跟上他們的同學，並且也學得較快了。“但是”——我問我們的東道主——“你們必定還有行為不良的學生——是不是？你們怎樣處分他們呢？”

　　

　　這時候，我們走到討論室，一麵飲茶，一麵仍繼續討論問題。一個陪伴我們的紅小兵對我所提的問題大聲笑起來，別的紅小兵阻止他不要笑。他說，“我有一點頑皮”，他說這句話時，麵孔有點紅。“我和這位老師之間的矛盾是存在的。”他指著坐在下首邊的教師這樣說。老師則笑笑點頭表示同意。這小夥子又說，“但是，我想，如果沒有矛盾，那麽，人與人之間也就沒有鬥爭，也就沒有進步。有一次在教室裏，我在黑板上寫中文時，犯了一個錯誤，老師就在班上糾正我。但是，我驕傲，不肯認錯。當我在禮堂上再見到這位老師時，我對他做怪相，把眼睛張得像雞蛋那麽大，向他周身滾來滾去。但這位老師對我很能忍耐，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對我的錯誤加以解釋，同時也告訴我，為什麽我們應當承認並了解我們的錯誤。他容許我批評他。通過這次談話，我們變成了親密的朋友。在我們國家，教師與學生是平等的。我們可以互相批評，互相教學，共求進步。”

　　

　　在我們的小朋友說完他的故事時，他的教師也發表意見說，“有時一個教師批評一個學生，他要是批評錯了，就應當當著班上承認錯誤。要是他不承認，學生就會反抗。我們教師歡迎學生提意見。在文化革命期間，教育哲學顯然已發生基本的改變。改變了學校之基本性質，人民負有建設新中國的責任。從學校得到教育，不再是學生唯一的責任，而是教師甚至同學大家共同的責任。大家互相教育。教師與學生的界限已模糊到這個程度，那就是威/信要靠知識（建立），而不是憑地位。當一個學生學習上有困難時，不是單獨地歸咎於他或她或辭退之，而是所有有關方麵——教師和同學——共同負責，想出一個共同解決辦法。當一個學生因病不能上課時，同班的同學就到他或她的家裏去探視，並替他或她補課。

　　

　　我們還聽到其他互助和合作的範例。但我們印象最深的，是潛伏在整個討論中的那種精神。

　　

　　師生之間那種同誌感和互相信任感是那麽顯然可見。對成就的共同自豪之感和彼此間的互相信任，集體學習，集體發展的能力以及應付任何困難的能力，這些都使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整天，我們觀察到師生間很多的親身接觸，彼此手挽著手有如朋友一樣。正如我們的朋友曾經說過的，“師生的關係是平等的”。

　　

　　聽到我們東道主所講的故事，在我們看來，他們關係之那麽親切，其關鍵在於教師和學生雙方所表現的坦白批評。每個月教師對他們給學生所下的評語，經常作一次自我檢查。在會議討論之後，還有書麵的自我批評。我們問及他們怎樣做這種批評。我們根據我們自己教學經驗，懷疑這種批評不僅可能使自己坐立不安，而且威脅到他們的教學能力。他們說，不，不會如此。對於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並不看作是教室內的奪權，反而認為是取得真誠團結的一種方法。衛生教員又說，“教師對指出他們缺點的學生還加以稱讚。這樣，將會建立良好的教育關係和結構。”

　　

　　對許多教師來說，這必定是有困難的，甚至是痛苦的。但若相信這樣做是對的，那麽，他們就會努力學習新方法。理科教員說，“文化革命以前，我不願意別人批評，但是，現在我認識到批評的重要。有時，我對學生很不耐煩，還認為不耐煩是對的，因為我是老師嘛。現在，我卻改變了這種態度。學生可以自由批評我和幫助我。”因為這話是當著他的三個學生麵前說的，我們倒很欣賞他這種坦白。我們又問及他關於小學的理科課程。

　　

　　因為科學是革命的基石，所以，要學生了解和實踐科學，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科學——實驗室或實驗科學——如我們通常的想法，非到小學五年級，是不能教的。到那個時候，兒童必須學會三千五百宇，作為閱讀和寫作之用。同時還必須掌握基本數學，並學會閱讀藍圖。（這是文化革命之後，增加的一項課程，利用他們的數學訓練，給予兒童以一種有用的專門技能。）教師告訴我們，在初年級可望掌握這些技能，（特別是複雜性質的技術。）其實，非正式的科學教學要早得多。不過是從應用到研究，從實際到理論罷了。最先使孩子們接觸科學的，是“空餘時間的活動”。以及依據興趣和能力、所有孩子們都參加的課外活動。然而在另一個中國社會統一的例子上，我們發現許多這種活動——從製造火箭和拆開機器到打乒乓球——都是由一社團中的退休工人組織起來的。那些社團退休工人自願獻出時間，跟學校孩子們一道工作。

　　

　　我們要求孩子們談談這些活動的情形。我們被帶出中央教學大樓以外，到一個周圍有一長長的一層建築物的院子裏，許多的課外活動都在那兒進行。我們看到一間房子裏孩子們正在打乒乓球，在另一間房子裏，孩子們正在畫毛筆畫和做刺繡。在另一個地方，我們看到十三歲的孩子們正在學剪發，他們的“顧客”是幼兒園的孩子們（兩歲半到六歲大）。孩子們坐著聊天，等候輪流剪發。在院子下麵較遠處，我們發現有人在做木工。教木工的，是該區的一個已退休的木匠，他是自願來擔任教學的。孩子們正在學基本的木工技術。一麵也修補學校裏的破爛家具。至於科學方麵，在我們離開本工地區步入院子時，我們聽到引擎的聲音。有些孩子把在閱讀藍圖班上學到的經驗，拿來製造飛機模型，配上汽油引擎。其他的孩子正在用幹電池引擎，裝上模型汽艇。因為聽到一架完成了的飛機的嘈雜聲音，我們注意到有兩個孩子將三支火箭中之一支火箭發射出去。（院子中央搭了個小小的發射台）。用一根火柴將短的引線點燃，便使天空火箭呼呼地越過周圍地區的房屋而高飛。飛得最高時，一把降落傘撲的一聲，從火箭裏發出來，而張開了，並且飄飛到附近的一條街上。

　　

　　在院子對麵的一間房子裏麵，現在，我們看到成對的十歲和十一歲的孩子用針在練習針刺。他們坐著在閱讀一本有關針刺的小書，手裏拿著針，或者將針置於特別的部位。孩子們正在這裏拿自己作實驗，以取得對若幹針刺部位及其效果的了解。當然，學校很強調農業，所以，有一組學生則學會生產“九二〇”化肥，他們並用這種化肥來種蔬菜。另外，有些學生學習做肥皂，學校和本地區都用他們做的肥皂。學生每一種活動，都是理論聯係實際。學習的成果是具有生產性質的社會貢獻。對這一點，師生們都很引以自豪。

　　

　　究竟空餘時間是什麽意思，我們不大清楚。因為這些不單單是課後的活動，而是整天在活動。幸福村的孩子一星期上學六天，從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三十分，中間有長時間的午餐休息。午餐時間冬天是十一點半到一點半，天氣暖和的時候是十一點三十分到兩點。午餐休息使全部時間加長了。時間長的道理很簡單，主要是照顧父母有工作的兒童。孩子們做學校有關活動之時，他們的父母也正在工作。有些孩子回家去吃午餐，那是因為恰好也是他們的祖父母、家人或父母用午餐的時間。其他的兒童則留在學校午餐，也在學校休息。

　　

　　空餘時間的活動，看來是為不在上課的兒童提供各種教育、體育和文化的機會。這些活動也給孩子們和教師們更多互相了解的機會。幸福村學校在許多教學計劃上，大量依靠退休的人跟學生一道工作，藉此也使老年人把他們的技術傳授給孩子們。在這些活動中以及在全部正式的課程中，都鼓勵孩子們提問題。因為教師相信，知道如何發問並能從許多現象中看出問題，是科學方法的根源所在。這種方法不僅隻是教師想要傳授給學生的一些知識。這樣，學生將會繼續在每一個學習領域使用科學。我們一再聽說，科學是解決問題，為人民服務的。

　　

　　在五年級，每星期正式開設科學課程。我們要求理科教師談談課程的情形。他告訴我們，他教的是有關機械、農業和水利的基本知識，以及科學理論聯係一般經驗的其他方麵，講的都是屬於基本的東西。例如講授火的一課，就邀請本地救火隊隊員向學生表演如何起火和滅火。教師回到教室就跟孩子們討論如何以及為什麽會燃燒。在學習電力時，就利用眼前環境中的材料，描述具體的上海電流（二二〇伏特）的情形。接下去就討論在做電路工作時，應采取的安全預防措施。教師提供這種知識，兒童就可以在教室學習有關裝配和修理電燈。教師首先示範如何將燈光開關拆開，然後再把它裝回，再教兒童們練習一遍。一旦他們掌握了這門技術，在家庭或學校發生電燈問題時，就要他們去裝配燈光。這間學校的兒童負責修理廣播和照明設備。

　　

　　為了使孩子們對動力學有基本的了解，教師便帶他們到運動場去。那兒有盛滿了土的一輛手車，學生們輪流推拉手車，並問他們怎樣才能使裝載物較易或較難推動。然後回到教室，由教師解釋，怎樣及何以有些東西在我們看來較重或較輕。孩子們不僅學習物理學知識，而且再一次可以真正應用科學，這樣，一般工作也就比較容易做。在幸福村的科學訓練方麵，重點盡可能放在許多具體實驗上。這樣，可以從實際方麵去了解科學理論。因而，使科學變成改善生產和日常生活的知識。

　　

　　這裏，也是在正式科學堂上，我們發現科學對周圍的社會及對生產有許多直接的聯係。附近工廠的工人到學校來傳授他們的技術及工人的經驗。我們碰到一個工人正在教學生如何製造電動馬達，一個木匠教模型建造，另一個男子教半導體的製造。跟附近的一個電報站也有掛鉤，學生到電報站學習如何拍發電報。通過這些實驗，孩子們不僅得到了科學知識，而且也對勞動及勞動人民有深厚的尊重。孩子們一開始就被告知，科學對日常生活多麽重要，及普通人如何了解科學和應用科學。孩子們不會被科學的“魔術”弄到神秘莫測，或者望而生畏。他們知道通過科學，他們可以協助建設新中國。在實踐中去教科學。把科學作為人民勞動創造出來的一種工具，再用這種工具去改善人民的生活。

　　

　　北京第十五中學

　　

　　我們在北京第十五中學，受到約十二位的學校人員的歡迎，其中包括教育組的副主任、醫生、教師、一位工廠代表和幾個學生，還有紅衛兵的成員。

 

　　從天安門乘車到這間學校約十五分鍾。這間學校是一個有幾座大樓的建築草，校園相當大，建於一九五二年，有二千零十五個學生，一百三十七個教職員，其中包括教師八十七人。有一個黨支部（由十八個教職員組成），並有一個由十二位教師組成的共產主義青年領導組。有二百零五個學生青年領袖，分做八個支部。有一千個學生是紅衛兵成員，占學生總數之半（在一千個不是紅衛兵的成過中，有六百名是一年級學生，還不符合紅衛兵的資格）。學生申請加入組織，必須由同學推薦。選擇的標準是根據學生的行為、為別人服務的願望、以及德智體和文化發展水平的提高。像紅小兵一樣，紅衛兵對學生的成績提供承認，因此，他們對其他學生要起模範作用。學校的日常管理和行政由包括老中青三種成員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處理。

　　

　　中學共分五年。初中兩年或三年，大致相等於我們美國的初級中學，高中兩年或三年，像美國的高級中學。在北京的第十五中學，每一級有政治、（中國）語文、數學、外語和體育訓練等課程。另有生理學、化學、物理、曆史、地理、衛生、農業、音樂和美術等課程。學年包括三十三個星期的上課，四個星期的農業工作，四個星期的工業生產和一個星期的文化節日，其餘的時間是假期和在家裏的自修。一年有兩次教師和學生組織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會，互相糾正錯誤，並互相學習。

　　

　　我們的參觀，使我們看到在校園進行的幾種不同的活動。在教學大樓的教室裏，我們看到了生理學的上課，是有關眼睛結構的課程。我們獲悉這一課程是跟保護眼睛相結合的。每天全校有兩個十五分鍾的時間作眼睛運動，目的在強化眼的肌肉並培養良好衛生習慣。

　　

　　在一堂物理學的課堂上，我們見到教室上課的一些情形。教師在解釋一個概念，隨之作示範表演。在解釋時，黑板上寫下一個方程式，並掛上一張正弦和餘弦（此二弦係三角專門名詞）曲線的彩色粉筆圖。教師在講解時，我們可以看見某些學生斜依在鄰座同學身邊，仿佛他們正在想要求再加以解釋。教師討論了一番之後，他要求一個學生站到前麵去，表演一下教室前麵的電燈是怎樣開的。表演完畢之後，他提出了一個跟電路有關的物理學問題。這時候，學生們便生動地討論起來，討論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從教室的背後，我們可以看見四方八麵都伸出頭來，分成了二三四或更多的組，彼此交頭接耳，以求得問題的解決。答不出問題的學生並不任其外出，因為道無助於他們迅速求得答案。相反，看來還要找這些兒童。叫他們參加他們班上同學的動力學組。帶笑容的教師麵向黑板，等待嘁嘁喳喳的聲音停止。然後，要教室內若幹學生把解決的方法提出來並加以解釋。在我們離開教室時，教師問全班，有沒有人還不明白。有人答稱都明白了。然後，教師再拿出第二個題，叫大家討論。我們樂見教室內這種作法。除了音樂課是例外，我們迄今見到的教室秩序很好，教室內一般是四十個兒童。坐著聽講，或者是師生之間逐一的討論。在這個教室內，我們見到的是知識的共同探討、和在實踐中信賴集體解決。

　　

　　在院子外麵，我們又參觀了體育課，學生們從事跳高、接力競走、翻跟鬥、拔河遊戲以及打羽毛球。在學校診所，我們參觀了一堂醫生執教的衛生課。在教室的一邊牆壁的黑板上，用彩色粉筆，畫了一朵美麗的花及“歡迎美國朋友”的標語。在對麵的牆壁上，掛了大批的傳統的中國的幹草藥。這些都是學生在北京郊區山上旅行時采集而來的。他們采集了草藥，把它們帶回，掛在牆壁上，供大家觀覽，使它起著“牆上中藥字典”的作用。那位督課的醫生告訴我們。到春天的時候，他和某些學生將再去山上旅行，采集更多的草藥。我們還聽說，班上有些兒童碰到本地區內發生疫疾的時候，有資格替人打預防針。

　　

　　當我們走進去時，衛生班正在上課。學生分為兩組，正在互相作針刺實習。在頸、頭、耳、手臂和手各部尋找穴位。他們學習針刺有兩種方法，或者用一個一尺高的塑料洋囡囡作針刺實驗，洋囡囡身上都明白注出針刺穴位。另一種方法是有著注明穴位的人體圖。另外還有課本，敘述在某一特別穴位針刺所發生的各種效果。有三個學童正在用一具電動針刺器在做針刺。這種電動針刺器是最近才發明的，用以節省用手插針的勞力。在長時間手術或同時涉及用幾口針的手術時，這種電動針刺器特別有用。它是一個小型裝置，其大小約如一架手提收音機，裝上低電壓（約六伏特）的電流跳動，其產生的效力和手工操作的針旋轉相同。

　　

　　所有的學童正在用科學方法，取得有關針刺的直接經驗。他們正在學習使用它、並使他們自已取得對針刺的信心。孩子們對針的使用，采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可以看出許多兒童麵帶笑容，看來他們真正是在自我欣賞。在問到他們時，他們能對我們解釋針刺的方法及針刺在不同穴位所產生的效果。他們正在受中國醫學的基本訓練。他們不僅要如此了解它，而且遇到疾病或意外而不能馬上找到醫生時，他們就可以權充一下醫生，把他們學到的醫術拿來應用。這意味著，年輕的一代中有一大部分人正在成為受過訓練的醫務輔助人員。

　　

　　我們還參觀過校園裏的兩間校辦工廠。第一個生產單位涉及半導體的製造。其過程分成幾個步驟，包括使用一個真空爐，幾個大型設備，將半導體的組成因素結在一個插頭上。此外，又有一個製作相當精致的裝置，學生可以在那兒試驗成品。這個單位實際是與一間大電子工廠訂有合同的工廠，由那電子廠供應設備和原料，製成品即交由該電子工廠使用。每個一年級學生要花一個月的時間在工廠。在此期內，兒童們不是上課。而是每天工作六小時，每天工作後花兩小時學習科學理論。遇到這種情形，工廠由一個退休的女工指導。該女工原本是在一間國營工廠協助製造半導體的。該廠的其他工人也在這個較小的廠內作指導教師，教些理論課。

　　

　　校園內第二個生產單位，是一間化工廠，兒童們在廠內製造矽膠，作為一種幹燥劑（收音機和電視機的框架，須用這種幹燥劑），以保護敏感零件，免因潮濕而損壞。兒童在第二學年做這種工作一個月，每天花六小時從事實際製造，兩小時上有關製造的理論課。雖則那是三月初的乍暖還寒時節，工廠一部分單位是在戶外的，即是在有陽光的院子裏。在這裏，我們見到一群孩子圍在一個大水桶的周圍，地上有幾個小的褐色瓶子。他們將玻璃容器過細洗過，並將它們放在日光下曬幹。這樣，瓶子還可以再用。下一個步驟就是製造矽膠幹燥劑。這裏，成對的女孩子在把兩種化學品混和在一起。另一個過程是把這種物質中和起來，然後將矽液倒進金屬盤中（像一個九乘十三寸的焙鍋）。當矽液完全凝結成為一塊固體時，八個孩子組成的一組將這塊矽打碎成為小塊的硬凝膠，再在這小塊硬凝膠上加上一個鈷指示器。這是有必要的。因為晶體若有潮濕，矽石就會變色。這就提醒用戶，應當增加新晶體，以保護原料。使晶體變成深藍色的鈷指示器，可以將之在磚爐上烤幹。冷卻時，就可以裝入褐色的瓶內，這樣，它就成了成品，可以準備推銷了。

　　

　　校辦小工廠，其職工主要是學生，不過由有經驗的工人加以指導，這種校辦工廠是中國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務使學生在課堂上學得的許多原理，能付諸實踐。這種結合，也在勞動人民的生活中直接教育著學生。同樣，附設在學校的一塊菜地，供學生種菜，藉使學生懂得如何將科學應用於農業上，從而取得一點基本的耕作技術。

　　

　　年紀較大的學生表演了歌舞之後，我們就討論教育政策問題。我們想知道文化革命對第十五中學所產生的一些變化。東道主告訴我們，舊的教學方法諸如不養成學生有獨立行動能力，填鴨式死記硬背式以及“百科全書式”的訓練，已不再被認為是良好教育方法。現在，教育結合理論工作（例如物理課），生產勞動（校辦工廠、衛生診療所，農業）和無產階級政治（學生在工農中直接從事生產，使孩子們尊重中國的勞動人民）。就我們所聞，十五中學沒有一定的成規。所有的兒童都學物理，所有的兒童都學工廠和農場工作，因為對所有兒童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兩者都被認為重要。

　　

　　一年兩次的考試也改變了。現在的重點著重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隻是死記事實。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在考試之前，先給學生出題，並使學生有機會跟同班同學討論這些問題。最高的分數，不是給予每一個都是重複回答在課堂上學過的問題的學生，而是給予提出新的且有創造性的解決辦法的學生。

　　

　　教師的任務也改變了。現在是希望教師做出特別的努力去幫助水平低的學生。第一，教師要想辦法找出學生為什麽學習有困難。如果一個學生身體不好，教師（或一組教師）要到他家裏去教他。其他的學生在家裏也許有很多工作要做，沒有足夠的時間放在課案上。教師就去訪問這些家庭討論這些情況，看看能否做出什麽改變，使這些學生有較多的學習時間。學生本人也要特別努力，就是希望他們互相幫助。由較為先進的學生去教較為遲鈍的學生。這也被認為是如何學習為人民服務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有這種特別的注意，仍有少數學生跟不上。在這個學校，仍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學生留級，多讀一年。

　　

　　自然，這些改革有許多仍在實驗階段。缺點是有的。而且可能繼續發生。缺點之一是，第十五小學不能滿足良好教學需要，因為仍然有些班級的人數在五十個學生以上。然而，在我們看來，（中國的）學校正在向滿足人民需要方麵發展。在中學方麵是如此，在其他教育方麵也是如此。其發展的方法，是透過所有有關方麵，不斷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清華大學

　　

　　北京清華大學在天安門廣場西北，約行車二十分鍾可達。大學是在一個建築物和農場遍布的地區。建築物多數是現代式的大樓。由於文革以來，大學在擴建和改建，給人的印象好像是未完成的樣子。在我們會見大學東道主之日，我們被陪伴至一小會議室，我們在室內做了自我介紹。主人給我們講述該校的簡史，特別著重文革所發生的變化。

　　

　　清華是一所科技大學，包括十一個學係和四十八個專業，係分為電子、工業自動化、高度精密儀器、機械、電力、工程化學、工程物理、土木工程、無線電工程及水利。目前有兩千六百個教師。文化革命前，學生共有一萬二千人。在文革期間，停止招生。文革前的學生，已於一九七〇年畢業。清華現有一二年級生共四千五百人。

　　

　　這間大學成立於一九一一年，是用庚子賠款（賠償美國人在“義和團事件”所受的損失）辦的，“屬於”美國人所有。美國人的目的是想在中國人中間，培養一些“監督者”。中國人說，負責這個計劃的美國人，覺得利用這間大學是維持美國對這地區（指中國）的控製之最好的方法。清華像其他中國大學一樣，在五十年代曾企圖改革教育。但是在一九六一年，這些改革受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劉少奇路線”的抨擊。到一九六五年，文化革命在北京開始，貼大字報批評大學行政。清華學生站在這個運動的最前列。（威廉.韓丁在他的近著《百日之戰。文化革命在清華》即Hundred Day War: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中有生動的描寫。

　　

　　尖銳的不同意見加上政治經驗的缺乏，其結果，在一場激烈的、最後演成暴力的鬥爭中，清華分裂為兩派。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由城市工人與人民解放軍出麵幹預，停止鬥爭，開始致力於不同意見的解決。一九六九年一月，大學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執行教育改革的實驗工作。改革的根本是實行毛主席的指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

　　

　　第一步是停止直接從中學招收學生，要求所有的學生來自工農及人民解放軍。大學免費，有五年工作經驗的學生，在學習期內，仍繼續領取同樣的工資。

　　

　　清華學生現在百分之八十的時間，花在科技學習方麵。包括在工廠工作的時間在內。百分之十五的時間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百分之五的時間做農事工作和“學解放軍”。所有中國大學和學院，和全國的目的一致，清華現在也采取“開門辦學”的教育政策。據說，這包括在大學開辦的一間拖拉機工廠和電子裝配廠，並跟外麵的工廠掛鉤，派師生到那些工廠工作。先進的學生也可以在外麵的實驗室工作。據說，具有這種實際工作經驗的學生覺得，課本上的理論比較容易弄通。工廠的工人通過成人班也可以上大學，有機會根據實踐來鑽理論。學生和工人雙方共同生活，以便彼此互相學習，從而拆除我們美國社會中所謂“純理論之幕”，是這個純理論之幕，使彼此分開。

　　

　　我們參觀清華，從土木工程係的大堂開始，貼在牆壁上的有師生完成的建築設計。有一張設計是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對麵的中國曆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那是跟設計院合作的，主要構圖是在清華做的。大堂中並陳列了若幹建築物的藍圖及格規。其中包括該大學的主樓設計藍圖，圖上顯示暖氣體係、水管安置、電線裝置等等。學生和教師曾參加建築。在工程進行時並審核與改正設計工作。他們並為某住宅區做了一項設計，先是要求住在該住宅區的人提意見和建議。工人學生並為某動力廠做了一項設計，工人學生的年齡都在三十歲以上。正如在其他方麵的情形一樣，據說，設計工作也有缺點和錯誤。為便於直接討論設計問題起見，貼在牆壁上的每一設計圖上都附了一張紙，以便其他師生可以提意見。據土木係說，此舉在於引起人們對土木係的設計工作提意見。

　　

　　我們正東道主陪同之下，穿過大學人員所設計的一間音響實驗室，它是用以測驗器材的吸音情況的。北京地下鐵路所用的器材曾在這裏測驗過。另一實驗室是用作設計歌劇院的。我們見到一個小小的電子生產單位，那是既作為一間工廠又作為一個課堂的兩用單位。在我們參觀時，學生正在上其他課，所以隻有大學的工人在場。在搞動力單位穩定器的十五人當中，有十四個是女的，做著細致的電子工作。其中一人停下來，對我們解釋，說她和她的同伴們，用部分時間學習，以圖取得有關電路原理的知識。這樣，他們在工作中就知道怎樣利用這些知識。正規學生也參加此項工作，給工人們當在職教師的機會。

　　

　　然後，我們到大學圖書館參觀。圖書館擁有閱書一百萬冊。館長石鴻華（譯音），哈佛社會學博士，是個很友好而活躍的人。在我們所見的陳列品中，有三千五百年前的甲骨文。藏書中有七百年到一千一百年的古本。陳列出來的也有中文的馬克思和列寧著作，以及少數民族的和中文的毛澤東著作。也有美國作家所寫的書，其中包括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所寫的印度支那手冊，以及已譯成中文的幾本論美國急進運動的書。

　　

　　我們在學生食堂進午餐。一如人們在任何國家所能料到的，學生食堂是校園中最活躍的和最嘈雜的地方。我們跟學生們站在一行，從桌子下麵拿到飯碗。我們餐前餐後都把它洗幹淨。首先，我們走到一大堆的“飯包”那裏，自己拿了“飯包”（飯是用草包包的），然後拿了熱氣騰騰的蒸饅頭，一碟類似餡餅的豬肉，幾樣青菜和冷藏的水果。在我們坐下來用力使筷子時，我們注意到多數學生用調羹，顯然這樣會吃得快些。他們成群地或站或坐，並且談得很起勁，可能是談有關他們的課業。但是，最可能的，是有關在他們中間出現一群陌生的外國人。

　　

　　午餐之後，我們參觀一間宿舍。在學生房間裏分成兩組討論。一組跟六個女生會談。六個女生中，一個是曾在部隊的，一個是曾在海軍的，一個曾是鑄模工人，其他則是從農民中間來的。那位海軍學生的馬同誌，是一個幹部的女兒。一九六八年畢業於清華附中。她參加了海軍，兩年之後，被她的司令員和同誌推薦上大學。她曾是最早的紅衛兵學生積極分子。紅衛兵在堅持文化革命的熱火朝天的運動中，曾起過一部分的核心作用。

　　

　　來自農村的學生，年紀大約是二十四五歲，在未被他們所屬地區人民推薦上大學之前，曾工作過三年到五年。甚至他們學習的科係，也是當地人民所建議的。這些年輕的婦女都是學習自動化控製裝置的先進學生。她們於一九七〇年入校，本年就將完成學業。她們希望回到農村原來的崗位上。她們對於她們希望作出的貢獻，都很興奮，即使她們知道，根據當地的需要或許要把她們派到其他地區。但是，要她們符合高等教育的要求，曾經有過困難。她們都同樣地強調。她們有決心不讓任何一個同學落後。一個來自農村的學生談到她怎樣克服困難。她說：

　　

　　我上大學時，隻有等於初中一年級的教育程度，非常困難。貧下中農對我抱了大期望，我決心要趕上其他同誌。同學和老師給我很多幫助。老師往往深夜到宿舍來。要是我第一次不理解，他們就耐心作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解釋。終於我趕上了其他同誌。

　　

　　她說得很興奮，又快，使翻譯員趕不上翻譯。她的同學在旁邊笑。當她說完了時，其中一位她的同學告訴我們，她現在是全班最好的學生。

　　

　　我們對她的成就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繼續發問。在科學方麵女學生的情形怎麽樣？她們顯然帶著自豪的口吻答道，幾乎一半的學生是女性，因此，男生沒有什麽特權。在大學的各方麵，女性都有代表，馬同誌本人就是黨支部一位委員。我們對此表示懷疑。因為我們觀察出男性科學家和教師的人數比例較大，但我們無法從我們的同伴中找出相反的例證。（譯者按：美國科學家代表團團員共十人，男女各五人，人數剛好相等）她們說，誠然，現在多數教師是男子，但道是文化革命前甚至是中國解放前遺留下來的。當現在的一代進到領導地位時，兩性的代表權將會相等。同時，各委員會及決策團體的代表比數將盡可能求其平衡。一個學生熱情地把她們三月八日慶祝國際婦女節的計劃告訴我們。她提到婦女節的意義，它起源於芝加哥，並述及勞動婦女為解放而鬥爭的重要性。

　　

　　從這場跟女學生的討論中，我們再進而談到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討論的時間較長。當文化革命開始時，曾在清華念過一年的洪偉（譯音）同誌說，當時的教育政策是修正主義的，在這種教育政策下，知識是分割的，理論脫離實際，並且是培養特權階級的。在十年的學習中，洪偉從沒有跟工人或農民接觸過。他舉了一個例。一個專攻植物學的學生從來不曾下過鄉。有一次，這個學生教農民怎樣種胡桃樹，卻不知道下麵的那株樹就是他所說的胡桃樹。

　　

　　二千六百個教師中，有八百個曾是文革前的學生。其他多數是老教師，曾在五七幹校受過再教育。在幾個月到一年的時間內，他們曾與農民生活在一起，用雙手勞動，並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學會了跟勞動人民打成一片，也理解了他們在新社會的任務。有些教師在一間工廠受再教育，隻有那些健康不佳的教師留在校內。

　　

　　一位曾經教了二十五年書的教授說，他在革命前是一個學生。那時，文法學院所用的教材，直接抄襲美國，都是用英文寫的，也用英文學。科技教育幹脆模仿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解放後，從一九五二年開始，教學方法就抄襲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大學，用中文印出的教材來自蘇聯。現在，他們自編自用教材，簡化得多。並且繼續由工人、學生和教授加以修正。

　　

　　說到這裏，我們的一位東道主引述了毛主席的一句話，在改造教育問題上，主要的問題是教師。於是，討論便轉到文化革命對教師本身的影響上麵去。個子矮小頭發灰白的教精密機械的梁教授，輕聲地表達了他下麵的一段經驗：

　　

　　文化革命前，我滿意於我自己的教學。但是，我的學生卻不滿意。文化革命開始以後，我的主要方向變得和學生一樣了。所以，現在像我這樣的教師也積極參加文化革命。

　　

　　但是，當學生最初貼出大字報，批評教育製度時，師生之間的意見是有些不一致的。

　　

　　例如，我的學生提出一個批評，說我教出來的學生脫離工農，理論脫離實際，並說，這些學生將成為特權階級。當時，我不承認這一切的批評，因此也不接受。

　　

　　在工廠工人組成的宣傳隊到校之後，我跟一小組學生到某些工廠，抱有嚐試改革我們教育的想法。恰好，我們去過的一間工廠是做光學儀器的，並且有三分之二的技術人員是我以前的學生。

　　

　　最初，工廠工人和我自己之間，有某種隔膜。那時，我並不了解他們。他們叫我作“梁教授”。後來，他們承認我們是真正願為他們服務。他們就說，我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全都看不起工人。例如，我以前的幾個學生在那間工廠做過一種新儀器，但是，非等到設計好之後，不要工人提意見和建議。工人提出的建議，沒有一項被他們接受。他們隻是表麵上要求提意見，但還是照他們自己的作法行事。據我所知，工人提的建議是很好的。後來，果然學生做的新儀器是失敗了，沒有什麽用。工人拿那些儀器給我看。

　　

　　我不相信這些學生是我訓練出來的。分析了情況之後，我得到結論，學生在嚐試做高度精密先進科學之時，忽視了工廠的具體情況和需要。我想他們的世界觀是資本家的世界觀。因此，他們不注意工人的建議。那時，我和某些學生一起工作，做了一件新儀器，很合用。我們達到這個成功，全靠跟工人們合作。

　　

　　僅在這段時期之後，我才體會到在文革期內，學生所做的批評是對的。隻有自此之後，工人們才將他們心裏的話，全告訴我。現在，他們不再叫我“梁教授”，而叫我“老梁”。我們成了好朋友，現在仍然有密切的接觸。我在工廠的學生得到工人的幫助，也有大進步。

　　

　　老梁的話一說完，其他的人也依次說他們的故事。據說，在過去，教師們覺得隻須負責準備和提出自己的教材。一下課就立即離開學生。現在覺得，也得對學生的理解負責。所以，下課之後，他們還停留一會兒，對學生的問題加以簡化和解答。他們也互相討論教學方法。有這樣一個情況。一位數學教師，通常在班上教得很快，以便能完成他所指定的作業。結果學生很難追上他。別的教師跟他討論這個問題，要他教慢一點，這就可以使學生多了解一點。每個月，師生有兩次特別會議，互相交換意見和批評。由師生兩組輪流主持會議。

　　

　　文化革命以來，最重要的問題是政治教育。清華各科係強調從堅定的階級立場觀點教育學生的重要性。我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學生須先做革命者，後做科學者。電機工程係梁教授對我們說：

　　

　　我的工作，一部分是黨的組織工作。甚至在文革之前，我也教兩小時涉及政治的課。像我們這樣的教師應當學習政治，然後既教科學知識也教政治。我們與學生一起在農村工作也一起在工廠工作，還鍛煉身體——我們叫它作“長征”訓練。教師常常和學生一起參加，並且常去宿舍。現在的師生關係，是同一戰線上的戰友。

　　

　　在討論快要結束時，我們問及整個大學的組織。大學的行政怎麽樣？東道主對我們說，大學現在由三十一人組成的革命委員會管理。其中工人宣傳隊占了七人，大學幹部六人，宿舍代表一人，學生代表四或五人，其餘則是教師和其他工作人員。大學幾乎有三千工人，一半在工場和工廠工作，一半在行政方麵工作。在文化革命以前，大學行政團體是沒有工人代表的。現在，革命委員會每月開全體大會一次或兩次。革委會有十多個常設委員會，每星期開會一次。它們的責任包括政治運動和教育，教育改革，行政以及大學日常工作的處理。

　　

　　除了革命委員會之外，還有各係的委員會，並選出學生參加。各係委員會派代表到革命委員會，協助革委會進行調查，做出建議並關心政治活動、體育以及其他事項。大學工人除了現存的居民革命委員會及共青團委員會之外，還準備組織一個工人團體。在原則上，黨支部或委員會是在所有這些組織之上，它們的成員來自各係、工人及學生團體。在我們參觀各機構和工廠時，是革命委員會負責貫徹執行黨定下來的政策。看來這是比較清楚的。

　　

　　大學和研究所的薪水等級，看來比其他工人高。不同的工資並不常常被給予不同的工作，而是按服務年資。以教師來說，新畢業生開始支薪五十六元人民幣，老教授則有每月高達三百三十元人民幣的。這些舊知識分子，其工資甚至高過革命以前，可能是給予了某種優待，以便他們在自己的機構內保持積極。一個最流行的觀念，即是三結合。大學常用老中青三結合的辦法，來平衡委員會的名額。傳統上中國人認為青年應當尊重老人。現在，他們認為老人和青年可以一起互相學習。三結合有各種年齡的代表在一起工作，大家的技術和知識可以聯合起來。

　　

　　在清華，我們去過的幾乎每一個地方，我們都聽說，教育改革仍在實驗階段，有待進一步提出問題和改進。基本的方向雖已決定，但改革的過程仍在繼續進行之中。

　　

　　北京大學

　　

　　三月五日，我們代表團中某些團員訪問北京大學，進一步討論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任務和再教育問題。這間大學在市區西北郊，離天津不遠。它是傳統式的建築物，有著園林的風光，與清華比較現代化的設計成一對照。

　　

　　我們會見大學若幹教職員和幹部，其中有周培源，他是一位理論物理學家，是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兼中國科技協會的副主任，他是我們在中國的東道主。周行年七十，容貌出眾，說話溫和，但在對話中，往往流露熱情。他不時在翻譯員說完之後，用英語加上他自己的意見，當然，我們了解他的意見。

　　

　　北京大學成立於一八九八年，一度是間教會學校。周培源開始時指出，中國以前的教會學校，曾扮演過文化侵略的角色。“他們在資本主義文化影響下，訓練知識分子，為外國目的服務。”他繼續說，從它們的起源來說，這是很自然的，正如牛津和劍橋一樣，不可能期望該兩校訓練革命幹部去推翻英國政府。一九五〇年各係開始了教育改革。在大學內成立中學，藉此為工農兵及幹部提供一個四年為期的頂科。在所有的中學開始從工農兵中招收更多的學生時，大學附中便停辦了。文化革命以後，大學開始直接招收工農兵學生，並為受學校教育比較少的學生開設特別班。

　　

　　據周說，現在認為劉少奇領導下的教育改革過程，采取了錯誤的路線。因他不加批判地販賣蘇聯式的教育。那時候，毛澤東雖也號召學習蘇聯，但主張學習蘇聯的長處而揚棄其短處。中國人現在認為蘇聯的教育是在培養特權階級。雖然，俄國十月革命有其重要意義，俄國人卻不曾有過文化革命，因而沒有經過根本的社會改革。他們的學校現在是在訓練知識貴族的特權階級。中國在這件事上有過悠久的傳統，幾乎可以遠溯至三千年前的孟子。孟子認為勞心者應當統治勞力者（即勞心者治人，勢力者治於人）。蘇聯高等教育的目標是訓練學者和權威。劉少奇雖號召訓練紅色專家，但他強調的是專家。這條路線現在被認為是走向修正主義和恢複資本主義。因此，教育製度如課程、教學方法和教材都受了影響。在蘇聯影響下，文科學習的時間是四年到六年。文化革命以來，文科已縮短至三年，或者更短些了。

　　

　　知識分子如果與工農相結合，現在就能對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學的結合特別有趣，因為它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國首次搞進步運動的大學之一。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開始的。當周培源對我們談到他自己的經曆時，北大過去的曆史就變得更清楚一些了：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我在上海。當時我是十七歲。我和其他的上海青年參加了這個運動。當時我在聖約翰的附屬教會中學念書。因為我參加了遊行，我被校長開除學籍。校長是代表美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的。

　　

　　我進了清華大學。這是一間派中國學生出洋留學的預備學校。我從清華赴美深造，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學士和碩士學位，並得到了加州理工學院的理論物理博士學位。當時，我相信教育和科學可以救國。這是改良主義者的想法，不是革命家的想法。

　　

　　一九二七年夏蔣介石背叛革命期間，我在斯丹福大學。那時，在美國西海岸的學生分成兩派。我與那些反對蔣介石的人站在一起。來自清華的我的三個同學，後來都成了共產黨員。其中一位回到北京做地下工作。他被一個叛徒出賣，遭受逮捕而被處死。我認清了蔣介石政府是反動的和反人民的。

　　

　　我受改良主義者思想的影響，於一九二九年回國，從事科學研究和教授物理。我跟蔣介石政府沒有關係，也沒有覺悟而認識到毛澤東和共產黨解放運動的重要。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這種覺悟情況是普遍的。我不曾研究過政治，也不支持革命運動，雖然我並不喜歡蔣，我卻脫離了政治。基本上隻關心自己的工作，教學和研究。

　　

　　隻是在解放之後，進步的知識分子才看出毛主席領導的解放運動的重要。隻有到這個時候，我才看出它的偉大意義。

　　

　　在解放到來的時候，我很興奮。我認為蔣政府是貪汙的和沒有希望的。我對於新政時創造一個不同的環境，抱有大希望。那時候知識分子的感情，不同於工農的感情。解放把工人從痛苦和受難的深淵中拯救出來，所以他們從心底裏感謝毛主席和共產黨。比較起來，像我自己這樣的知識分子，在解放前過著很好的生活，因此，不能和工農有同一樣的感情。國家的日趨繁榮，使我們的感情逐漸接近工農的感情。我們感到更加接近黨和毛主席。有很少數的高級知識分子參加了共產黨，把他們的力量貢獻於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

　　

　　從一九二九到一九四九年，我在清華大學教書。但我從未從事過行政工作。解放之後，我被任命為大學教務長。那時候，我並沒有認識到這個地位的重要性。教務長應當訓練革命接班人和國家建設的接班人。一九五二年我轉到北京大學當教務長。在這裏，我們也積極地把蘇聯的經驗搬過來。我們以為蘇聯的教育是社會主義的典型，因而抄襲蘇聯的教育製度。有如美國人說的，我們都是“盲目模仿者”。一九五九年，經過了十年教育之後，我入了黨。一九六五年，我被任為北大副校長。在文化革命期間，我挨大字報批評，批評北大走資派追隨錯誤路線。

　　

　　工人宣傳隊進入大學之後，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工作上的錯誤。為了便利我們的再教育，我們在江西省辦了一個實驗農場，類似於清華農場，也像幹部學校。那時，我很想前去並且出於自願。但同誌們認為我年紀太大，不容許我去。在宣傳隊進來之後，我認識到我工作上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對我來說，這是改造我的認識的一個好機會。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我被群眾選為副主任。

　　

　　這是從五四運動到現在，我的思想改造的整個過程。許多知識分子的情況，也和我的情況大致相同。

　　

　　到這時候，討論便分屬兩三個人一個小組。我們走到外麵，繼續我們的談話。邊談邊行，穿過大學的場地，且穿過了一個樹林，沿著相當大的湖畔漫步。湖那邊有個多層的寶塔。實際那是大學的水塔，我們曾經見到過的。有一個小組與趙恩普（譯音）做了一次會談。趙在文化革命期間是北大的一個學生。在這次談話中，周培源充當了翻譯。

　　

　　問：基於你在文革前所受的訓練，依你的看法，你需要再教育嗎？

　　

　　答：雖然我在文革前是一個學生，我覺得不論是教師也好，學生也好，他的世界觀總是需要改造的。如果一個教師建立了正確的世界觀，他可以為教學服務。在文化革命以前，教育基本上是資本家的、資產階級的和修正主義的。我習慣了舊的教育方法和生活。我的父親是一個在鐵路上的醫生，我基本上已養成一種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如果不加以改造，我當不好教師。所以，我也需要改造。

　　

　　問：你覺得多數教師都已改造好了嗎？抑或還有些人仍然有問題，需要再加以改造？

　　

　　趙：我們承認，思想改造對每個人都是必要的。思想改造是不能在短時間完成的。這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我們說，“學到老，改造到老”。如果不用無產階級思想去改造我們的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就會鑽進我們的頭腦。所以我們不能在任何時間，放鬆我們的改造。……知識分子的問題是如何時時繼續改造思想。……絕大多數教師在工人宣傳隊進大學後，思想上都起了重大的變化。因為封建影響在我國持續了幾千年，接著又是三四十年的資產階級的影響，因此，將需要長時間來克服封建和資本主義對教師的影響。我要指出，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的思想改造，那是不可能的。我們隻能說，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僅僅開始走上與工農兵結合的道路，這條道路必須終身走下去。

　　

　　問：舊教師的改造能完全成功嗎？抑或隻能完成新一代的教育改造。

　　

　　趙：在教育革命的過程中，教師隊伍需要新血。無產階級教育應該有接班人。迄今，接班人的數目還不是太大，本年的新畢業生，我們將留下一些作大學教師。對年紀較大的教師來說，思想改造的任務是比較沉重些。但是，如果能夠建立為人民服務的立場，那麽，他們對教育革命可能有所貢獻。老教師經驗豐富並且有較高的學術水平。在正確的政治領導下，又有正確的政治路線，他們可能有很多的成就。例如我們有位七十八歲的教授馮友蘭，他的專長是中國哲學史，在文化革命前，他常常宣傳孔孟哲學。現在，他卻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來改造他的寫作和思想。他已擬定了兩個初步的計劃，一個是在他八十歲以前實現，另一個是在他八十歲以後實現。每個星期他寫了許多新路線的教材。

　　

　　一位化學教授和幾位同誌去北京第三化工廠。他們跟工人們一起勞動，同時編寫物理化學教材。這種形態的化學是很抽象難理解的。但當他們參加工作的時候，他們發現，他們可以用有機的方式編寫理論與實踐的教材。現在，他們講的理論，容易被工人與學生了解了。我們的大學有許多這類的例子。所以我說，經過文化革命之後，老教授已回複青春了。

　　

　　北大有約二百個教授和副教授，在二千二百個教職員中，此數約占十分之一。他們許多人都擔任教學和研究責任，他們在教育革命中也形成一個重要的力量。在領導方麵，我們有著老中青三結合，每一種年齡的人都可以做出貢獻。甚至在大學黨的委員會和各係黨支部，我們都有年老的一代。

　　

　　問：有學生批評教師，或教師被其他教師批評嗎？

　　

　　趙：我們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目的在於幫助個人進步。教師可以批評學生，學生也可以批評老師。原則是互相幫助和互相教育。教師也可以互相批評。

　　

　　周培源：我們的批評有一個很重要的先決條件，那就是以同誌關係為基礎。我們都是戰友，所以，我們要互相幫助。

　　

　　問：有任何缺點嗎？

　　

　　趙：因為我們的教育革命，是沿著毛主席的路線前進的，我們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於我們缺乏經驗，我們還做得不夠。許多任務和問題還仍然存在。例如文科是需要以整個社會為工廠，要把整個社會作為工廠，我們仍須去摸索正確的方案。如何把教室的理論和社會的實踐相結合的問題，仍需要加以實踐。還有其他的問題，如怎樣寫出適當的教材，以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以及如何搞出啟發式的教學方法。教育革命是一種長期的工作，富有戰略上的重要性。我們仍處在實驗狀態之中。

　　

　　周培源：我也有同感。我們在理科各係也碰到同樣的問題。我們已經建立了大學，在大學內經營了工廠。我們已向社會開了大門。但是，我們仍待找出實行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因此，仍有許多問題。

　　

　　複旦大學

　　

　　在上海複旦大學，我們會見了該大學革委會一個領導成員，遺傳學、生物學、核物理、化學、數學和英語教師以及曾是工農的學生。如在清華一樣，我們會晤時，先來一個簡短的介紹。複旦成立於一九〇五年，是一所文理科的綜合性大學。解放前，它是中國的主要大學之一，共設十三個學係，文科七個係是中文、新聞、曆史、哲學、國際政治、政治經濟及外國語文係。七個理科係是物理、化學、生物、數學、核物理和光學。此外，還有科學研究所和實驗室，包括遺傳學研究所、數學研究所、語言學實驗室和曆史地理實驗室。教職員工人共二千九百三十五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一百五十一人。講師二百九十二人，助教一千三百三十一人，其餘則是行政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在文化革命期間，曾停止招生四年。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以後，從工農兵中間招收了兩批學生，共一千七百七十六人。

　　

　　我們參觀了一間製造固態集成電路的工廠，一間光學實驗室和計算機單位。工廠的生產線是為學生取得實踐經驗之用的。另外，學生還有些實驗室，服務於三結合目的，即，讓學生在這些實驗室裏做些實習，替社會做些生產工作，並做些有關新電路的研究工作。實驗室的設備並不很新，但全部都是學生做的。在我們參觀的時候，那兒並無學生，但卻有五個女工（工人約三分之一是婦女）在做半導體的漫射和光的蝕刻。工人也在大學做些研究工作，他們學的課程包括半導體技術和半導體電路。他們隻有中學教育的程度，但是，工作了兩年之後，他們可以進大學。

　　

　　光學實驗室於一九六〇年，遵照毛氏的自力更生的教導，開始研究電光源的製造。它是一個在發展中的實驗室。將研究的成果，送到一間工廠去大量生產。這些實驗室體現工廠、研究所（實驗室）和大學的三結合，也是教師、工人和學生的三結合。所有光源的研究和製造都在（廠的）設備上使用。我們所見到的某些光源，包括一種“軸形”的、高度反複的燈，一種二十五瓧的燈，一種光致發光燈，一種金屬氟化燈和一種電影放映燈。那修帶領我們到實驗室參觀各種成品的工人，告訴我們實驗室初辦時的情形。

　　

　　一九六〇年，一個學生打破了從蘇聯進口的一具大學設備的部件的燈。我們要求蘇聯給我們另寄一支來。但是，我們得到的通知是，要得到這支燈，唯一的辦法是再去買一具這種設備。可是，設備並沒有壞呀，幹嗎要去另買一具？我們需要的隻是燈。我就說不買。我研究做成了一支燈。從這開始，我們現在就做各種各樣的燈。

　　

　　這位工人科學家已成了電源燈方麵的一流專家，並被邀請參加過幾次國際會議。在參觀這些實驗室之時，我們的主要東道主是核物理係一位成員，因此，我們有機會跟他討論和研究核物理學。他告訴我們，物理係分為三部分。固態物理學，光學和核物理學。核物理學有七十個成員，核化學有五十個，主要做著輔助核物理學家的工作。目前，核物理學方麵有三十個學生，核化學方麵也有三十個學生。而在文化革命前需時五年的學生，現在隻須三年便完成了，即使在核物理學方麵也是如此。這被認為是尚在實驗階段的另一種發展。或許三年是不夠的，可以在三年半或四年結業。但是，原則上應該盡可能縮短時間。

　　

　　核物理學的研究，多數是基本的。有些工作由核物理學研究所做，諸如研究固態探測器之輻射損害，農業種籽之非輻射，檢驗凡德格拉夫發電機之電子設備，但對核動力則不多作研究。我們這位東道主物理學家繼續說，雖然對快速繁殖動物器做過某些研究，但對建立研究用的核反應堆推進不多。對核聚變的研究很少。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困難而又極其花錢的領域，有關核裂變的工作甚至未加考慮。

　　

　　我們的東道主對我們說，太陽能的研究也很少。能源的研究多數是在石油方麵，並且已發現了相當數目的油田。汽油和石油過去是由蘇聯供應的。但這種供應早已停止。一九五九年公共汽車和小汽車，在車頂載了個大煤氣袋，因為沒有汽油。在發現了油田一年之內，所有這種煤氣袋都取消了。煤氣（從煤提煉出來的氣）是上海兩間大廠製造的，但中國人不認為煤氣是生產動力的燃料。像與我們談過的其他科學家一樣，這位物理學家知道。在美國，能源和生產被認為是大問題。看來這是由於過度消耗之故。這在中國，通過慎重的長期計劃是能夠避免的。

　　

　　在我們參觀之後，我們的一位團員跟革委會“負責成員”譚清文（譯音）討論大學行政。他的解釋是答複有關大學組織和政治活動的問題。大學有二百個黨的幹部，幹部每星期花兩個下午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教師、學生和“廣大群眾”每星期則花一個下午。此外，人們還在業餘時間學習。

　　

　　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有一千六百七十六人，或者說，占學生的百分之九十五。他們作為黨的助手在青年人中間工作。大學有個黨委會，十三個係中每個係有一個黨支部。一切決定基於兩結合原則——領導幹部和群眾，黨員和非黨員的討論而做出。譚文清說，群眾的意見加以吸收和總結，然後交還群眾再討論。在成立革命委員會時，舉行了許多的討論會，意見要循環好多次。

　　

　　革命委員會是由幾個三結合組成的，老中青，教師、學生和工人行政人員，工人代表、解放軍和革命幹部。革委會於一九六八年組成時，主要包括三四十名學生和少數教師。現在，革委會則有四十二個成員。十個領導幹部，六個工人和解放軍，十六個教師和六個學生。革委會是由群眾選出的，也是從群眾方麵得到權力，所以可望代表群眾的意見。革委會是受黨委員會領導的。黨委會是決策機關。

　　

　　我們代表團中其他成員與核物理學教師楊複昌（譯音）討論現行大學教育實踐。參加討論的還有英語教師章禾蘭（譯音）和英語學生汪叔嵐（譯音）、淩國興（譯音）。因為他們都能夠說英語，這次的討論幾乎完全說英語。

　　

　　問：學生們能談談作學生的情形嗎？

　　

　　淩（一位二十幾歲的青年）：我是一九七〇年上大學的，已經讀了兩年英文。在上大學之前，我不曾學過英文。我說得不大好。

　　

　　問：你在上大學之前，是幹什麽的？

　　

　　答：我從事農業。我搞了兩年農業之後，被選為赤腳醫生。我當了兩年的赤腳醫生。之後，便被選上大學。

　　

　　問：你曾申請上大學嗎？抑或你是被派上大學的。

　　

　　章（一個三十多歲、外貌悅人的女性）：她曾想上大學學習，農民也願意她上大學學習。大學的領導考慮了這兩方麵情況。大學的領導曾到農村去，跟她討論這個問題。

　　

　　楊（一個約四十歲的男子）：在文化革命前，學生要經過考試才能入學。現在則是學生要求入學。他所屬的小組的群眾也說他應當上大學。大學來的人還對他作了口頭審查。

　　

　　問：你的興趣在英文，還是另有其他的興趣？

　　

　　淩：我的生產單位的領導選拔我當一個醫生。但是，在我有這種醫學知識之前，領導要我做些英文方麵的工作。因為人民需要我做這種工作，所以我就做這種工作。

　　

　　問：讀完英文之後，你還繼續學習嗎？學生物學還是醫學？

　　

　　林：國家需要我學外文，所以，我改換了我的任務。

　　

　　汪（約二十五歲）：我來自新疆，我在中學畢業後，到農村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過了兩年多，領導和農民要我到這間大學學習，所以，我很高興到道裏來，雖然我認為從新疆到上海是很遠的。

　　

　　問：你上這兒來之前，學過英文嗎？

　　

　　汪：我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上大學之前，沒學過英文。自然，最初學英文時，我碰到很多困難。老師教我們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我不曾學過英文，怎麽能用英語喊這個口號呢？因此，我的口張不開，感到很不是味兒。我自己想，“我怎樣才能把英文學好呢？”那時，工人宣傳隊一位工人師傅發現了我的情況，跟我談話。她對我說，“你應當把英文學好，才能跟外國客人談話”。這樣，我就把心裏想說的話告訴了她。我說因為我不懂英文，不能叫這個口號。那時，老師發覺了我的困難，幫助我發音。那天晚上，所有的同學和教師以及工人都到我的臥室來幫助我。我當時很高典，從那時起便下定決心學習英文。自然，一直到現在，我還碰到很多困難。但是，教師和同學以及工人時常幫助我。我仍然認為我的英文很差，有時，我不能把我的意思向別人表達出來。

　　

　　淩：我在開始的時候，碰到的困難特別多。我的發音不好，我的重音很差，好多次我讀不出課文。那時，我很早起身，閱讀課文很多遍。下課之後，教師常到我房間幫助我，糾正我的發音。自此之後，我稍微有點進步。我深感我的英文很差，但是，我有信心把英文學好，因為形勢需要它。

　　

　　章：他們在上大學之前，是不會說英文的，他們十分用功。學生們互相幫助。

　　

　　問：學習怎樣困難？

　　

　　章：每天上午有兩堂英文，每星期有兩堂政治學習。

　　

　　楊：他們也學中國文學，哲學和國際政治。

　　

　　汪：有時我們自學，下午開會。

　　

　　章：也有遊泳和文娛。

　　

　　問：你們在大學的時候，做過何種生產工作或農事工作？

　　

　　汪：在一九七一年我們下鄉兩個星期，幫助農民割稻。一九七二年我們常去碼頭裝貨和卸貨。有時我們跟工人一起工作，有時學英文。第一次我們去了大約三個月，第二次和第三次去了兩個多星期。

　　

　　楊：他們常常去碼頭，還給他們接觸外國人的機會。他們碰見水手，並和水手談話。他們還有一個半月的假期。

　　

　　所有的學生都為他們的英文不好而向我們道歉。雖然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仍然說得有些慢和結結巴巴。但一般還能聽懂我們的話，並使別人能聽懂他們說的話。淩和汪卻頗能用英文交談，雖然並不如他們所希望的那樣流利。

　　

　　外國人訪問中國的人數日多，一個大困難便是譯員不夠。中國人已著手一個速成計劃，要在社會各方麵，訓練翻譯人員。上海友誼商店（為外國訪問者而設的百貨商店）很多店員都是上海外語學院的學生。有幾個學生學了還不到半年，已經頗能掌握外語。我們在上海時，有四五個外語學院的學生陪伴我們。還給他們觀察更多有經驗的譯員工作的機會，而且他們自己也可以作非正式的翻譯，藉以練習英語。工人師傅跟汪談及關於學習與外賓交談的談話，從農村遣送學生學習英文，以及從北京和廣州現在還未住滿的外賓旅店之大量擴建看來，這一切都暗示是應付外賓可能大量增加的一個計劃。我們跟淩、汪及其他學生的談話，顯示出他們進步良好。

　　

　　章：我在文化革命前的一九六三年在複旦畢業，並留在大學教課。雖然我在文革前教英文，教學方法是很差的，當然我的教學方法也很差。現在的教學方法已大大不同。當年我們隻是在課堂上教，而且也隻是要學生閱讀英文書本，現在我們則著重口語練習。自然，文革前的方法是不好的，但當時我並沒有覺悟到。現在，我應當說我不滿意那種方法。文革前我們很少去學生的宿舍幫助學生。現在，我們常去宿舍跟學生補課，並不覺得有什麽不便。我住在大學附近，恰恰在大學對麵，我去宿舍很方便。學生如果有時問，也可以到我的家裏。

　　

　　問：你對這種改變，感到不舒服嗎？對於學生的批評覺得怎麽樣？

　　

　　章：在課堂上我們有時有批評。學生批評教師，如果教師對學生有意見，我們也可以批評學生。在思想方麵，我們互相幫助。所以，對我來說，聽取學生的批評沒有什麽受不了。我覺得這是改進我的工作的一個好方法。如果學生不提任何意見，或者我不聽他們的批評，我就不能改進我的教學。

　　

　　楊：在文革之前，英文學習上最壞的一件事情是我們不能說英語，我們隻是閱讀。

　　

　　章：我做學生的時候，教師並不把重點放在會話方麵，所以，我的英文說得很差。現在，我們嚐試盡可能多說英語。

　　

　　問：除了有時到碼頭一個短時間之外，在英文教學上，你還用什麽其他的方法“把整個社會當作你的工廠”？

　　

　　章：在碼頭上的時候，我們和碼頭工人並肩工作，並且也學英語。這對我們的思想也有幫助。再者，所有我們的教材，都是依據全社會的需要來選擇的。我們閱讀英文報紙，並且討論報紙，我們還到海員俱樂部去練習。

　　

　　問：在美國，物理學家往往是屬於不懂實踐需要和不理解政治需要之最壞的榜樣。文革前和文革以來，中國物理學的情況怎樣？

　　

　　楊：我的興趣在研究工作，我很少教學，我是實驗室的主持人。在文革期間，我受到的主要批評是，我常常自我決定搞我必須做的事情，我不懂群眾路線。現在，我仍然是實驗室的主持人，但我跟群眾討論、研究問題，並跟群眾決定一切事情。文革以來，研究問題也改變了。以前，我們常從文獻和參考資料方麵做工作，現在，我們下廠或到研究所了解人們的需要。例如，我們研究利用放射示蹤去偵查癌症的方法。在文革前，我們從不知我們能把我們的方法用在這麽重要的方麵。有些方法在醫院是很有用的。我們就這樣的把我們的技術跟實踐結合起來。

　　

　　問：你對於接受群眾意見有何感想？

　　

　　楊：最初，我不習慣接受群眾的意見。

　　

　　問：關於意見的分歧怎麽樣？

　　

　　楊：我們再加以討論。我吸收了意見之對的部分。再跟他們討論不對的部分。然後我們求得統一的看法。我要說，在這樣的討論之下，群眾對於事情為什麽那樣做，就懂得很多了。

　　

　　問：現在好些了嗎？

　　

　　楊：我想是如此。這樣的方法是一種改進。

　　

　　問：核物理方麵的學生是做研究工作還是上課？

　　

　　楊：他們有上課。他們一年下廠一次。第一年他們去電子工廠，看工人怎樣做分析輻射的儀器。在文革前，他們隻得到某些理論上的知識。

　　

　　問：你教學的情形怎樣？

　　

　　楊：文革前，我很少教課，有時一星期隻救兩堂。就在現在，我沒有教了。或許一兩個月有些課。去年，我就沒有課。文革前，我隻教課。下課後，我從不與學生接觸。我叫不出他們的姓名。

　　

　　問：你（現在）喜歡跟學生接觸嗎？

　　

　　楊：對。文革以來，學生學習很用功。他們有著顯而易見的目的感。我們可以從他們方麵學到良好的品質。

　　

　　章：我們應當互相學習。

　　

　　中山大學

　　

　　在廣州中山大學，我們跟該校昆蟲學教授蒲蟄龍會談。跟他討論的大部分是與農業有關的昆蟲研究。這些問題已包括在“研究機構”的一章中。但我們的訪問涉及作為文化革命成果的該校所發生的特殊改變。

　　

　　中山大學於一九六九年重開。文化革命後第一班於一九七三年畢業。有如中國別處一樣，（今日）的大學和學生已不是一九六六——六九年大動亂前的大學和學生。蒲蟄龍敘述他的學生怎樣改變的情況說，“現在有較多的農民出身的學生。在最近兩年，有些學生是初中畢業生。在以前，多數學生是來自高中。現在他們有三年的農業或工廠的工作實踐”。其結果，學生通常要多花半年的時間補課。中山大學的昆蟲部現在有兩個班，一是新生班，有學生三十人。另一是初級班，有學生四十人。現在還沒有二年級。現在大學教育的標準在學時間是三年。整個生物係現在大約有學生四百七十人，分成兩個班。

　　

　　自然，我們不知道中山大學文化革命的詳細過程。但我們卻獲悉，當地工廠工人宣傳隊最後進入大學，調解師生之間的鬥爭。在文化革命某個時期，多數大學和研究所的主人，是這些宣傳隊。中大的工宣隊代表這今仍在大學行政方麵和各係裏麵。據說，他們做出有關大學業務的建議，並參加師生們的政治教育。

　　

　　課程教材的編寫，現在由幾個教師組成的一個單位合作執行（譯者按：一般叫教研室）。他們會商擬開的課程，大家分別擔任教本各章的編寫工作，並準備實驗室的實習。這步工作做了之後，再開會共同討論全部的教材，並要求學生提意見和批評。有時，教師也要求農村人民公社技術人員提意見。蒲本人認為，經常尋求學生的意見，是必要的，並認為教材每年應改寫。

　　

　　教師采取集體備課和集體教學的辦法。例如昆蟲部四個教師聯合一起教生物控製一課。這個方法的好處在於，集體教學去掉不同課程中許多重複的教材。蒲說，教材重複是文化革命前一個嚴重問題。

　　

　　目前，中山大學的班級比較小，通常是四五十個學生一班。在昆蟲部方麵，學生選課有三個基本方麵。“核心”課程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和政治。每一核心課程的教材，視注冊學生的需要而調整。例如生物學者、地質學者以及其他專業人員，都有為他們而開的不同的基本課程。在其次的專門化方麵，基本課程包括動物學、動物生理、植物學、植物生理、微生物學和遺傳學。最後，還有專門的課程如昆蟲分類學、應用昆蟲學、昆蟲生理學、殺蟲學以及昆蟲技術等。昆蟲部有教職員三十人，包括助教和技術人員。

　　

　　蒲對我們說：“在大學裏，最重要的任務是教育”。但是很明白，不管是學生或教師，都不能跟其餘世界割斷關係。昆蟲部經常派工作隊到農村的不同地點，並在廣州附近的一個公社維持著一個固定的實驗站。有幾個教師常常住在公社，每次跟農民一起工作幾星期或幾個月，特別是跟公社自己的科學組。有時，農民技術人員進城，利用昆蟲部的設備解決技術問題。學生在實驗站工作，每一學期必須下田。總的來說。學生的時間約有五分之一花在農村或與他們學習有關的工廠。蒲指出，文革前，並無派學生與教師到農村的正規製度，因此，學生和教師並不常去。

　　

　　我們問蒲有關研究生教育的現行想法，這個問題跟專業科學的整個打算密切相關。他說，現在昆蟲部希望他們的新畢業生會去農村，調查縣或公社方麵的昆蟲學工作。在過去，許多畢業生直接就去研究所或大學工作。昆蟲部正在認真考慮於一兩年內招收研究生。但看來不會直接從離開大學的學生中招收研究生。蒲對我們說：

　　

　　我們認為，新的研究生實際上應當是大學或專科的畢業生，並需要有幾年的實際經驗。自然，一部分研究生將來自在某方麵有特出經驗的工人或農民。但是，是否授予學位，我們還不能決定。這要由中央政府來決定。

　　

　　鑒於北京化學研究所向我們表示的意見，上麵這些話特別令人感興趣。北京化學研究所是說，他們不打算授予較高的學位，因為這種學位會擴大擁有學位者與勞動大眾之間的鴻溝。

　　

　　昆蟲學的教授們仍在討論訓練研究生的時間長度問題。在文革前，研究生訓練曆時三年或四年。現在，蒲蟄龍說，他們可能不定出具體的年限。尤其是對工農學生。但是，看來每個人都認為，應當招收大學畢業後的研究生。至少，某些研究生最後可望填補大學教學的空缺。

　　

　　蒲又說，文革前，中大的昆蟲學家隻開一門課程：普通昆蟲學。那時，昆蟲學隻是較大的動物學部之一個分係。現在，因為昆蟲學在農業發展上起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要把它提高為一獨立的部的地位。因此，必須開較多的課，從而也需要較多的教師。也可以想象，中國未來的科學家可能到別國去研究特殊問題，但在目前，這個可能性仍然很渺茫。

　　

　　教育領域乃至於中國人的生活，似乎都受到了文化革命的觸動。這個運動的令人震驚的範圍開始逐漸為我們所認識，隱藏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理論下麵的，是一個徹底的一體化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從政府的最高層擴展到街坊老百姓的內層。目的是在組成一個完美的統一的有機體。每一個部門，每一個階級、集體和個人之間的分界，每一個內在和外在的範疇，都可能有“敵人”的存在。我們開始了解“社會主義覺悟”是什麽一回事。“社會主義覺悟”是這樣頻繁地被引用為社會的基礎。它不止是一種哲學或意識形態，它是一個統一的過程，把中國曆史和傳統的不同因素冶為一爐，成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一大綜合。在前進中的中國人民，正在使用科學方法來改造他們的世界。因為資本主義被看作是一種支離破碎的主義。所有走向分化的傾向，都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不論它們是否涉及學校的社會組織或是知識分子的科學訓練組織——因此，形容脫離實際社會的書本學習為“修正主義”，形容把學生引入天才集團為“走資本道路”。所有等級製度都是可疑的。

　　

　　科學在中國比之它在西方文化中，顯然有較廣泛的意義。它是思想的過程，也是透過實踐發展理性知識的過程。不應當把科學看成某種神秘的和特殊的東西，它是每個人的經驗之一個自然的部分。從我們的觀察和討論看來，科學在中國被認為是大眾文化之一部分。是基於人民的經驗，是人民用以解決問題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方法之一。

　　

　　在我們參觀中國學校的過程中，我們曾看出鬥爭的表現，到處都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在文革前，有人創“專家治廠”，這使政府有脫離工人階級統治之虞。可是，現在是政治第一，技術第二。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已成為人民教育之不可分的一部分。在教育上，學生、教師和行政人員每個人都從事某方麵的生產，這樣既可學習實際經驗，又是與工人階級團結的一個方法。

　　

　　在文革前，學生已變成脫離勞動人民，被關在大學內很少有機會取得實際知識，入學則根據高中的考試成績。甚至中學也發展了一種特權，主張學生應來自中等階級，農村的學生不能跟提供文化和知識便利的較好城市學生在平等條件上競爭。再則，黨幹部和行政工作者的子女，往往去集體寄宿學校，而這種學校甚至是在解放前成立的。那時認為這種學校是照顧為國家前途經過困難鬥爭的人的子女。可是，較近的時期，這些學校已成為對幹部子女提供特殊的待遇。上大學的也多是這些人的子女。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學生的招收，名額是並不多的。例如在北京大學，一九六二年工人和貧下中農學生還不到百分之四十。

　　

　　在文革期內，有關中國教育製度的許多不滿，都表麵化了。這情形類似於美國，美國學生幾乎是在同一時期發出不滿教育製度的聲音。舊的教學方法基本是填鴨式的方法，學生與教師之間有尖銳矛盾。每個人在課外都另有他們自己的一套。他們所學的東西可能有很多是很抽象的，不是他們所關心的或者也跟社會所麵對的問題很少關係。美國學生的大聲疾呼，在中國引起了共鳴。

　　

　　現在，中國學生在他們整個教育事業中，從事某種生產的工作。多數學校包括許多小學在內，在他們的校內都搞生產工作。學生並花去他們學年中一部分時間，在工廠工作，或在農村工作。在完成了初高中教育之後，學生便成為國家勞動力之一部分，或在工廠當工人，或在農村當農民或在部隊當兵。經過兩三年工作之後，他們可以申請升學或者由他們的同事選他們出來上大學。因而，現在大學生來自群眾並且有工作的經驗。他們先是工人，後是大學生。

　　

　　在我們看來很清楚：師生間的關係已經大大改善。教師熟習他們學生的計劃，甚至到宿舍去幫助他們。因為學生的出身背景已經不完全相同，有的隻讀過初中，有的已讀完了高中。時間容許他們研討。凡需要幫助的學生，則給他們以較多的幫助和輔導，其他學生也給予幫助。所以，沒有一個學生落後。

　　

　　已經做了的，很多當被認為是實驗。隻是“長征”的第一步。但學生和教師卻真正改造了他們的人生觀，與工農打成一片。當我們參觀長沙（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的時候，陪同參觀者把毛澤東一九五〇年寫的一塊匾額指給我們看：要當人民的教師，先當人民的學生。

[georgegan]

事情都是要一分為二沒有絕對的，謝謝你花這麽多時間寫了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