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領導人?

誰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領導人?

 

答案是肯定的,  也是正確的,  他是中國民國時期執政的國民黨及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

作為中國民國政府的在位領導人,  在中國受外敵入侵時應該也必須擔負起領導的角色和責任,   這還要問?  還要爭?   還有什麽異議呢! 

但是在領導崗位上是不是擔當了責任,  是不是對抗外來侵略者有所作為呢?   如果當時領導人不作為,   不應該在事後總結教訓給於客觀評述嗎! 

蔣介石在抗戰時期的所作所為都有曆史檔案記錄在冊,   從南京逃到重慶,   從共產黨以及有些大軍閥逼蔣抗日......足以證明蔣介石這個領導人在抗日這個問題上是否合格?  是否稱職?   是否積極抗日?   隻要查閱曆史記錄是能說得清楚的! 

清末民初，北洋軍閥由於袁世凱一死，四分五裂，軍閥混亂，這個時候雖說是民國初年國民黨執政，但有幾個軍閥老大會聽國民黨的指揮呢？人家都不聽你調遣，像張作霖，閻錫山等等這幾個軍閥是國民黨培訓出來的？ 他們是北洋軍閥遺留下來的部隊，但他們也時不時的會抗一下日。 

就說那個張學良，他的部隊是他爹張作霖留下來的，張作霖的部隊是北洋軍留下來的，怎麽能稱為是國民黨的軍隊呢？隻是張學良後來才跟蔣介石，那都隻能稱之為合作，根本不能稱張學良的部隊直接就是國民黨軍隊，要不然怎麽會有張學良的西安事變，逼著蔣介石抗日，要張學良真是純粹國民黨的部隊，豈能發動的起西安事變？可見張學良與蔣介石隻是因為日本這個大敵當前，而蔣介石又是繼承了孫中山一部份衣缽，張學良才和蔣一起合作的。 偶後徹底背判了孫中山後國民黨中很多人都離他而去!

還有雲南的龍雲，一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了，他都拒絕蔣介石的軍隊接受雲南等等，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蔣介石領導的北伐軍根本沒有統一中國，所以根本無從談起是國民黨領導中國在抗日，因為很多軍閥根本就不聽國民黨的，盡管他們叫國民軍或者革命軍，但他們也抗日，你不能把他們抗日的功勞都歸在國民黨身上吧？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等抗日根據地，最主要的軍事力量八路軍和新四軍，還有全民皆兵的人民遊擊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戰爭是事實, 蔣介石不可能領導人民遊擊隊去抗日吧,   相反還派國民黨主力部隊去襲擊遊擊隊和八路軍新四軍!   中共說的“中共領導全體中國人民抗戰”，這句話並沒有什麽錯，中共沒有說領導國民黨正規軍去抗日,   而曆史事實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勞動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包括那些軍閥跟國民黨軍隊，中共領導創建敵後根據地，全國各地的遊擊隊, 武工隊, 抗日小八路, 地道戰, 地雷戰之類的很多老百姓參加了抗日，這個應該沒什麽爭議的吧,  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所以如今台灣國民黨是誤會"領導全體中國人民抗戰”的意思了，乃至很多人都誤會這個意思了，這是個很明顯的事情，人們一直都就澄清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有堅決抗日的愛國官兵打了幾仗,   官兵們的抗日是有不可磨滅的功勞的，怎麽現在還會出現誰有這種獨攬功勞的事呢？  蔣介石在世也獨攬不了這個功勞的!   就是在這些國民黨抗日官兵們的心中都會說是蔣介石指揮打的抗日戰爭嗎?   在打仗的當時軍官恐怕接到蔣總裁的指令是後退, 後退, 再後退! 保持實力消滅共黨才是蔣介石領導的! 

人們也看到其實中共一直沒有做什麽對不起國民黨的事，中共的領導人很多都來自於孫中山的國民黨人, 四一二蔣介石判變殺共後把中共逼成《上山下鄉》的! 抗日戰爭勝利之時，共產黨向國民黨和談，國民黨拒絕，現在共產黨要和台灣的國民黨和解，被馬英九玩了一把, 國民黨還是又想以軍購的方式來還擊。中國其實需要國共合作共建一個強大的中國, 可國民黨一直抱著民國這個僵屍不放, 落到被台灣民進黨清算也是必然! 真令後輩們心寒啊。 

中國打內戰在曆史上打了幾千年，沒人願意打了。

看看曆史上是如何記載蔣介石”領導"抗日的!

蔣介石對日本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語錄!

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政府可同意與日本談和，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國民政府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出自：1931年10月日本新聞)

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蔣介石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1934年12月日本新聞)

奢言抗日者，殺無赦。——蔣介石在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後的講話(1935年)

 

蔣介石與日本簽訂的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大舉進攻長城各口，共軍赤匪頑守抵抗，蔣介石國民軍不戰而敗。5月31日， 國民黨政府派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武裝區，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

《塘沽協定》內容：

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於昭和8年(1933年)5月25日，在密雲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派軍使、該分會參謀徐燕謀所提出的正式停戰提議。依此，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關於停戰協定，委任全權於該軍代表關東軍副參謀長少將岡村寧次，在塘沽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委任的停戰協定全權、華北中國軍代表、北平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簽訂停戰協定於下：

一、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麵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一項規定時，不再越過上述中國軍的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並自動回到大致大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麵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五、本協定蓋印後，即發生效力。

作為以上證據，兩代表於此簽名蓋櫻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蓋章) 華北中國軍代表熊斌(蓋章)

(出自《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

1934年簽訂的《塘沽協定》，認可長城線是與偽滿的政治分界線，默認了“滿洲國”的存在，及日本對滿洲國的控製。

 

蔣介石所謂“抗戰”的底線!

蔣中正在1937年8月7日的國防聯席會議上講話：“許多人說冀察問題、華北問題，如果能予解決，中國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劃個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賂。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之行為，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為疆界。”——國防聯席會議記錄(1937年8月7日)。蔣中正就這樣把以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對日談和的交涉條件。

但日本政府不理睬蔣中正的條件。他們用行動回答了蔣介石，繼續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日本政府的禦前會議決定：“對中國現中央政府，帝國采取的政策是設法使其崩潰”;終止“陶德曼調停”(當時蔣介石企圖通德國大使陶德曼與日本談和);近衛首相於1938年1月16日發表“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

1939年3月，蔣介石親自指揮複興社的杜石山、柳雲龍與日本宣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舉行講和談判。3月17日，柳雲龍向宣野提出和平條件：必須“恢複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關於滿洲，另行協定”。小川、宣野對蔣中正的條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於1939年9月13日發表聲明，決定扶植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蔣談和告吹。 (以上出自《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東京1973年版，614頁)

 

國民黨蔣介石抗戰期間賣國反共的《和平意見》!

據日本檔案《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憶錄》收錄的雙方“對答記錄”和中國方麵3月10 日提出書麵的《和平意見》記載，蔣介石的重慶代表在交涉中對日本方麵作了大幅度的讓步：

(一)“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蔣委員長“對此表示承認毫無異議”。目前，中國方麵主張中日“締結特別協定，兩國共同將其作為保護國”。(出自：《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4、136、341頁。)

(二)原則上同意“締結防共協定及使內蒙地區特殊化”;萬一“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一部分撤兵”。(出自《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7、340頁)。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的表述是：“中國方麵提出，當撤兵之際，在具體方法上，日本軍可在必要地點，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

(三)中國(即蔣介石國民黨方，下同。)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協定後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出自：《和平意見》第二條;《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9頁)。重慶代表、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強調：“自然停止抗日”;“中國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問題可交給中國好了。”(出自：《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2—133頁。)

(四)可以把華北、長江下遊地區作為“經濟合作”地帶。(出自：《今井武夫回憶》第133頁)。“絕對同意”給日本臣民以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自由。(出自：《和平意見》第五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中國招聘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出自：《和平意見》第六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蔣介石賣國投敵“檔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方有過三次議和，檔案材料顯示，蔣中正的國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質的“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底線”，對日謀求妥協。而天皇製日本的權力機構則明確決定要設法使中國現中央政府崩潰。

1938年7月，五相會議決定的《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規定，日本政府的方針是：“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中正垮台”。在雙方“底線”有天壤之別的交涉中，日本方麵的條件一步步升級，變本加厲，而且對重慶寸步不讓。而蔣中正及其代理人卻一味地單方麵讓步，答應諸如對“滿洲國加派公使或大使”;締結特別協定，認可偽滿作為日本、中國的“保護國”，同意“討共”，“用密約辦理”;重慶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劃內蒙為“特殊地區”;可以華北和長江下遊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承認共同開發中國資源、接受日本顧問等等。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內容是：

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

二、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

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間，中日雙方就“廣田三原則”多次進行談判。1936年1月，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國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認三原則，亦非全然不承認”。1936年11月間，蔣中正的代表張群曾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進行秘密談判(出自：“高宗武參與其事”)，談判達成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認“滿洲國”。

 

蔣介石集團借抗戰之名發國難財!

(這部分的資料出自美國)

二戰中的最大醜聞：走私貪汙軍用物資。1942年6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為35億美元的軍用物質。但這些援助物質，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為“唐僧肉”，大家都試圖從這裏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質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後，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這些戰略物質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也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質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日本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質的走私貪汙稱為“二戰中最大的醜聞”。

 

宋氏家族借機大發國難財!

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機大發國難財。50年後的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宋氏家族戲稱為“宋氏賊團”。

蔣宋家族如此，結果是上行下效。國民黨軍官也乘戰爭之機搜刮民財。管轄河南戰區的湯恩伯將軍，借戰爭之名向農民征收“特別稅”，把農民的最後一點存糧也強行奪走。湯恩伯的苛稅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當時河南農民有這樣的口頭禪：河南兩大害，黃河和湯恩伯。

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到河南采訪報道了那裏餓殍遍地，人吃人的慘狀。河南大饑荒的報道在《時代周刊》刊登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顧民眾的需求，強征老百姓口糧的作法。宋美齡看到《時代周刊》的報道後大怒，認為有損於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時代周刊》解雇寫該報道的記者，但被 《時代周刊》拒絕。

 

抗戰8年貨幣發行量增加738倍!

1942年2月美國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貸款後，要求中國匯報資金的使用情況，但重慶政府卻在美元匯率上做文章。當時法幣和美元兌換的官價是20元法幣兌換1美元，而黑市價格卻是3000多元法幣兌換1美元。在重慶一包香煙按照官價兌換的價格為5美元，而在黑市上1美元就可以買到160包香煙。重慶政府則按照官方兌換價向美方匯報美元的使用情況，自然是數字水增，在重慶國府的報帳中，修建一個公共廁所的造價都要1萬美元，在美國傳為笑談。

重慶國府由於經濟狀況惡化，不得不靠增發貨幣的方式來維持財政。據重慶國府公布的貨幣發行額：1938年23億元、1939年43億元、1940年79億元、1941年151億元、1942年底344億元、1943年753億元、1944年1894億元、1945年10319億元，抗戰8年期間貨幣的發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發貨幣的結果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在重慶，不僅一般民眾食不飽腹，連中流知識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級官員卻乘機大發國難財，導致民怨載道。人們對蔣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轉向支持共產黨的人越來越多，國民黨政權的傾覆已顯露端倪。

 

蔣介石政府給日本偽軍發放軍餉!

說出來可能讓人不信，國民黨政府竟然給投降日本鬼子的偽軍發放軍餉。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見的“奇聞”，而這件奇聞就實實在在地發生在蔣介石身上。戰後有人開玩笑說，偽軍沒有戰鬥力，隻是白白消耗日軍糧食。其實，不少偽軍投敵後，並沒有消耗日本人物資，而是享受著重慶的軍餉，用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養偽軍殺中國人。這個事實是國民黨投降將領們親口告訴日軍首領岡村寧次的：“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該資料的來源，參見日本人稻葉正夫編寫的《岡村寧次回憶錄》一書第327頁。

該資料披露後，連當年的盟國也為之嘩然，認為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又一醜聞：中國軍隊身處盟軍陣營，卻給為日軍服務的偽軍發軍餉。不過，投降日軍的偽軍也有他自己的原則：隻打共產黨，不打國民黨。

 

日軍把國民黨軍隊稱為“友軍”!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一章第一節中，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了這樣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戰鬥，此點值得注意。”

中國的漢奸媒體為蔣介石翻案時，最喜歡強調的就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的輝煌業績。很多人還振振有辭地指責中共曆史教材隱瞞“國民黨是抗日主力”的真相。

其實，二戰結束至今，日本的中小學教材中，指責最多的就是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還一再將“南京大屠殺”的罪過追加在蔣介石政府的頭上，說“由於國民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逃跑，放棄南京，不保護本國老百姓，才讓日軍殺戳了中國人，導致了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殺)。”相反，日本教科書從來沒有指責過蔣介石積極抗日，反說蔣介石數次和日本講和，與日本沆瀣一氣、共同反共。

現在好了，國民黨成為日寇“友軍”的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來，這實在讓那些盛讚國民黨軍隊是抗日主力的中國漢奸精英們無地自容。對那些打著還原曆史真相旗號，動輒拿“國民黨抗戰死亡多少多少將領”說事，拿“擊斃多少多少日軍將領”說事，就是不說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大批投敵，投敵後還領著國民政府的軍餉來屠殺中國人的這些髒事和破事。他們的臉皮太厚，已經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二字!

 

日本《朝日新聞》對日軍戰果的年度總結報道!

敵西部《朝日新聞》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電：華北軍(指日本軍隊——摘者注)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日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蕩中共軍為主要任務的事實……。“敵大半為中共軍……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中共黨軍的作戰占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屍中，中共黨軍約占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占的比率，則隻有三成五。這一方麵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大家看清楚沒有，日本《朝日新聞》報道的這則消息，內容和數據均來自日本華北方麵軍的年度工作總結。被蔣介石汙蔑的“遊而不擊”的軍隊，一年作戰次數竟占一萬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與日寇交戰的軍隊占半數以上，戰死的遺體中，中共軍隊也占半數。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落入敵寇之手的俘虜人數。比國民黨軍隊交戰次數多、參戰人員多的八路軍，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虜卻比國民黨軍隊少了接近一半。連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認：“這一方麵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筆者在這裏要問一句：一個“劣弱”的軍隊能稱為抗戰的主力嗎?一個交戰意識“昂揚”的軍隊能說他們是“遊而不擊”嗎?

再看看叛國投敵的偽軍自己是如何說的：

《新民報》(筆者注：北平偽政府辦的報紙)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載中華社(筆者注：北京偽新聞社)訊：中共軍……潛行於地下，發動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遊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跡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看到沒有，在日偽軍眼裏，消滅八路軍已經上升到結束“大東亞聖戰”的戰略高度。自詡“武運長久”的大日本“皇軍”已經不把國民黨軍隊看在眼裏，而把“遊而不擊”的八路軍作為主要的作戰對象。那些對共產黨恨之入骨的漢奸“精英”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說的話吧，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總結報告吧!其實，當年充當日本皇軍的“偽軍”們對這場戰爭最有發言權。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衝在頭裏。他們是見過真槍實彈的，也多次領教過八路軍的厲害，所以感受深，說話也比現在的“精英”們實在。

中國的“精英”們以及隻知道“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而不知共係國軍(指八路軍和新四軍及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其他的抗日曆史，就斷言抗日戰爭就是蔣係國軍完成的，人雲亦雲的從眾之人們，看了上麵的文字後，還有臉說國民黨抗戰，共產黨不抗戰，“遊而不擊”嗎?

有個被迫參加日本侵華戰爭的日本人，當時隻有19歲，是個小“軍曹”。談到侵華戰爭時，他就說過，“當時日本人不怕蔣介石的正規軍，因為他們一打就逃。就怕共產黨的八路軍和遊擊隊，因為八路軍紀律嚴明，他們不怕死。”

曆史事實是不容歪曲和篡改的，曆史事實終究要以真相大白於天下。判斷史實的真偽必須以當時的原始資料為證，而不是漢奸精英們,  國民黨的遺老遺少們,  什麽功什麽邪教組織,  造謠說謊的騙子所謂的謊言所能顛倒黑白篡改曆史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