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文章知識淵博用典豐富

我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重在繼承，小孩子從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書，先背一車經典，寶貝入庫，以後用時再一件一件拿出來。毛澤東青少年時正當五四前後、新舊之交，是受過這種訓練的。他自述其學問，從孔夫子、梁啟超到拿破侖，什麽都讀。作為黨的領袖，他的使命是從外國借來馬克思主義領導中國人民推翻舊中國。要讓廣大民眾和黨員幹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國人熟悉的舊知識和人民的新實踐去注解，這就是他常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一種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論、傳統知識和革命實踐三樣皆通，缺一不可。特別需要對中國的典籍爛熟於心，還能結合當前實際翻新改造。在毛澤東的書中，幾乎隨處可見他恰到好處的用典。這有三種情況。

一是從典籍中找根據，證目前之理，比如在《為人民服務》中引司馬遷的話：

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這是在一個戰士追悼會上的講話，作為領袖，除表示哀悼之外，還要闡明當時為民族大業犧牲的意義。他一下子拉回兩千年前，解釋我們這個民族怎樣看待生死。你看，司馬公有言，自古如此，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馬遷的這句話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義，更廣為流傳。

忠、孝、仁、義，是中國傳統的道德觀。毛澤東對它們給予新的解釋：

要特別忠於大多數人民，孝於大多數人民，而不是忠孝於少數人。對大多數人有益處的，叫做仁；對大多數人利益有關的事情處理得當，叫義。對農民的土地問題、工人的吃飯問題處理得當，就是真正的行仁義。（《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號召》）

這就是政治領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發力，翻新經典為己所用，既弘揚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經典知識。

二是到經典中找方法，以之來作比喻闡述一種道理。毛澤東的文章大部分是論說文，是寫給中國的老百姓或黨的中基層幹部看的。所以，搬出中國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證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這個典不一定客觀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戶曉，蘊含的道理顛撲不破。如七大閉幕詞這樣重要的文章，不但簡短得隻有千餘字，而且講了一個《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將《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這些文學故事當哲學、軍事教材來用，深入淺出，生動活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他這樣來闡述戰爭中的戰略戰術：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衝，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衝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

孫悟空在他筆下，一會兒比作智慧化身，鑽入鐵扇公主的肚子裏；一會兒比作敵人，跑不出人民這個如來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講話中，他還從唐僧的堅定、八戒的吃苦、孫悟空的靈活概括出八路軍、新四軍的“三大作風”。這樣重要的命題，這樣大的方針，他都能從典故中順手拈來，從容化出。所以，他的報告總是聽者雲集，歡聲笑語，毫無枯澀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進了現實，把實踐融進了理論。

三是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隨手拿來一典，妙趣橫生。在《別了，司徒雷登》中，他這樣來寫美國對華政策的破產：“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麽事做了，隻好挾起皮包走路。”這裏用了中國古典散文名篇《陳情表》裏的句子。司徒雷登那個孤立、無奈、可憐的樣子，永遠定格在中國人的記憶中。

毛澤東的用典是出於行文之必需，絕不賣弄，不故作高深地吊書袋。他是認真研究並消化了經典的，甚至認真到了考據癖的程度。如1958年劉少奇同誌談到賀知章的詩《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以此來說明唐人在外為官不帶家眷。他為此翻了《舊唐書》、《全唐詩話》，然後給劉寫信說：

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曆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證明。自從聽了那次你談到此事以後，總覺不甚妥當。請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

這裏引出一個問題：領袖應當首先是一個讀書人，一個讀了很多書的人，一個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應該是一個博學的雜家，隻是一方麵的專家不行；隻讀自然科學不行，要讀社會科學，讀曆史，讀哲學。因為領導一個集團、一場鬥爭、一個時代，靠的是戰略思維、曆史案例、鬥爭魄力和人格魅力。這些隻有到曆史典籍中去找，在數理化中和單一學科中是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