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晚風
深是深秋的深，秋是深秋的秋，晚是晚飯的晚，風是聞香下馬的風
日本推理，通往世情與人性的幽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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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日本推理小說是中產階級的閱讀品味，不如說它的氣質是城市的。它混雜著城市中所有階級、所有生靈的氣息和味道，並且浮現著日本的文化潛意識。?
並不舒適的日式推理
第一次接觸日本推理，就感到它與英式推理小說的迥異。
20世紀90年代，柯南·道爾和阿加莎·克裏斯蒂的小說已在少兒讀物裏流行，我非常著迷。盡管這些英國推理小說的主題是謀殺，讀起來卻很舒適，像是冬夜壁爐邊的閑話與遊戲。那是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裏，閑適生活下暗流湧動的世界：英國鄉村的莊園別墅、倫敦大都會的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是這些謀殺的背景；福爾摩斯戴著圓頂硬禮帽或獵鹿帽，馬普爾小姐打理著花園打著毛線，將破案的嚴密推理和邏輯與充滿真實感的世情描寫抽離開來，讓它們都帶有一種現實的冷漠感。想起來，除了幾位名偵探，很難有哪個角色因其豐滿的人物性格、思想感情或命運軌跡而給人留下雋永的印象。
日本推理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將我擊中。日本電影《人證》和《砂之器》有段時間在我所在的西南省城非常流行，深入人心。當時還是黑白電視機。至今，我年過六旬的母親都還能隨口哼唱起《人證》主題曲《草帽歌》的旋律，依舊為之感動不已。這兩部影視作品都是根據日本推理小說改編的，飽含著一個時間斷裂和高速變遷社會中的情感——散失的親情、社會地位的劇變、過往的貧窮鄉愁與嶄新的城市身份，這其中人性的陰暗、扭曲、悔悟與悲情，與我們的生活現實高度重構和共鳴。這兩部影片裏的主角應該都不算警探，而是涉案的人。
《人證》是根據日本社會派推理作家森村誠一的同名小說改編的。思念母親的美國黑人青年喬尼千裏迢迢來日本尋母，卻被殺害，留下一頂草帽和一本詩集。刑警根據這些線索艱苦偵察，發現殺害喬尼的正是他的親生母親八杉恭子。已經進入上流社會而且很有名氣的八杉恭子為了掩蓋早年和一個美國黑人占領軍人同居的經曆，保住家庭的名譽，刺死了自己的混血兒子，又謀害知情人滅口。她與現任丈夫所生的兒子也走上了犯罪道路，八杉恭子悔悟自殺。《人證》是森村誠一“證明”三部曲其中的一部，另外兩部是《青春的證明》與《野性的證明》。它們是森村誠一推理作品在20世紀70年代的巔峰之作——那正是日本經濟騰飛、社會迅速變遷的時代，也是一個日本推理小說繁榮的時代。《人證》完成後，在日本10個月內就再版30多次，半年裏暢銷300萬冊，成為日本文壇的一個奇跡。
日本推理小說作家鬆本清張??
《砂之器》則是推理小說家鬆本清張20世紀60年代的作品。它的結構與《人證》有某種神似：同樣是一位想要掩飾貧窮出身的上流社會人物，殺死了知道他過往底層身份的親人；同樣是為了掩飾真相，鏟除了其他的知情者。不同的是，《砂之器》裏是兒子殺害恩人與養父——這位聲譽漸隆的作曲家，當年與得了麻風病的父親從山村裏逃難出來行乞，夜宿祠廟，饑寒交迫，被一位慷慨仁慈、受人愛戴的警員收留，後來這個年輕人趁著戰爭偽造了戶籍，改名換姓。
與英國推理小說不同，日式推理的理性秩序與社會的流動和失序形成了一種令人歎息的張力，有時後者的力量甚至可能更為強大。在英式推理裏，命案幾乎總是發生在固定的中產階級與上流社會圈裏，殺人動機似乎是預設的——遺產、婚外戀情、掩飾罪行（掩飾身份則通常發生在“二戰”後人口高度流動的鄉村和城市，以及美國）等，總之，為利益而殺人。殺人就像棋盤上的一步，不過是一個理性遊戲裏的必須動作，違背的隻是法律，扣動的扳機或插入的匕首並不會讓人悲慟。但在日本推理小說裏，殺人動機背後卻有很多情感與人性的牽絆：人物在社會劇烈變遷背景下的扭曲和掙紮，被殺的人與殺人者有千絲萬縷的情感聯係——這些聯係屬於日本“貧窮鄉愁”的過往世界，當這些道義、情感和血緣關係因利益而遭到背叛，則讓人悲慟和憤怒。無論是《人證》裏渴望母愛的黑人青年喬尼之死，還是《砂之器》裏仁愛善良的三木謙一之死，都哀婉或悲情得催人淚下。
年輕一代的推理小說大師島田莊司（“二戰”後出生），其20世紀80年代的成名作《占星術殺人魔法》，則以一種詭譎駭人的方式，讓我邊讀邊如坐針氈、芒刺在背。日本人有一種營造陰鬱的心理恐怖氛圍的天賦，大概是那些充滿東方神秘主義的元素，比如神鬼妖怪傳說、占星術或人偶，將我們內心深藏的恐懼引誘出來。1936年被人謀殺的畫家梅澤吉平，日記本裏有一段對“阿索德”這一他想象中的完美女人的描述，是貫穿小說的線索：人的身體可以分為頭部、胸部、腹部、腰部、大腿和小腿，而這些部位分別對應著12星座和太陽係的行星與恒星，他因此想要用符合這些星座的六位少女（恰好是他家中兩任妻子的幾個女兒）的相應身體部位，來完成一個完美無瑕的木雕藝術作品，將其置於日本國土的中心位置，以拯救大日本帝國（1936年也是日本軍國主義開始擴張的一年），而六名少女殘留的軀體則應根據土地的星座屬性被埋在日本帝國的不同礦區。畫家寫下日記後不久即被謀殺，之後，畫家家中的幾位少女相繼被殺，並按照日記本裏的描述被分屍和拋屍。這樁令人毛骨悚然的殘忍謀殺，一直無法破案，直到40多年後，才被占星師和偵探禦手洗潔破解。
由鬆本清張小說改編的電影《砂之器》劇照?
雖然島田莊司被視為“本格派”推理小說家，也就是嚴格遵守小說推理規則，而不以關涉社會現實為己任的推理派，但他的小說仍然是浸淫在日本文化潛意識裏的。天神與惡魔合體的美的化身，暴力與審美的恐怖結合，對神秘感與難解之謎的孜孜以求，畫家對人偶的變態迷戀，肉體與精神的美學，與占卜、煉金術、神話、怪談和迷信混雜在一起，使它與所有其他國家的推理小說區別開來。它絕不是令人舒適的；相反，貫穿小說的、畫家夢寐以求的完美藝術品“阿索德”，令我一想到就備感陰翳和恐懼。
然而，“阿索德”又恰是日本獨特的、古意盎然的人偶文化的精髓。日本文化裏充溢著人偶符號，比如用來祭祀“替代”的市鬆娃娃、江戶送茶人偶、女兒節上的“雛人形”，能樂、歌舞伎和人形淨琉璃，這些人偶是日本“幽玄”之美的表征，就像難以猜測的日本藝伎和武士的內心，他們的臉上都缺少表情，卻又代表著普遍的、超越於人的存在。除了《占星術殺人魔法》，在許多推理小說裏，人偶都被用作真人的替代，有時人偶“被殺”，比如缺了胳膊少了腿，也就有一個真人被以同樣的方式殺害。這有點像阿加莎·克裏斯蒂的《童謠殺人案》，都有一種童心與罪惡交織的詭異氣質。但日本人對人偶的迷戀卻是集體潛意識的。熟悉能樂的文化研究者體會到，戴著麵具的能樂表演者，身姿不斷變換著與音樂、燈光的搭配，麵具的表情則不斷微妙變化，竟能表現出歡樂與哀傷，“人偶複活了，它仿佛才是更高級別的真實”。隻是在這層假象比真實更接近真實的幻象籠罩下，島田莊司最終用理性的邏輯推理，將人偶的想象瓦解於現代的偵破，歸結於一個女人因複仇而萌生的殺機，而“阿索德”不過是從不曾存在的虛構之物。
若論日式推理給我留下的總體印象，也許黑澤明的電影《地獄與天堂》最具代表性。在這部充滿社會批判性和倫理思考的電影作品裏，以鞋業大亨的小兒子被綁票為由頭，警方開始了絲絲入扣的調查和推理。偵探的足跡穿過妓院街區的鬼魅人群，穿過遊手好閑者與毒品販子出沒的歌舞廳，穿過新幹線轟隆隆駛過的城市郊野，穿過焚燒垃圾的廢品回收站；黑澤明的鏡頭聚焦於鞋業大亨寬敞的山頂豪宅，也聚焦於他在辦公室裏與其他無良股東展開的質量與利潤的爭論與控股鬥爭；豪宅裏的上層階級企業家並非總是不正直的，但他卻總是與住在山腳貧民窟裏的下層人構成一對不可避免的張力。日本推理始終沒有英式推理的那種為遊戲而遊戲的輕盈與超脫，而是多了一些沉重，也多了一些關懷。
由黑澤明導演的懸疑片《地獄與天堂》劇照
日式推理是中產階級的閱讀品味？
在什麽樣的社會和時代，推理小說會興盛起來，人們會熱愛閱讀推理小說？
很多人認為，推理小說是屬於中產階級的閱讀趣味，因為它對讀者提出了較高的智識要求，需要他們有良好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科學素養，而且也要求他們有足夠良好的經濟條件，這樣他們才能有閑暇去閱讀。在推理小說的曆史上，它所肇始的19世紀末的大英帝國和它所登峰造極的20世紀初至“二戰”後的英美“黃金時代”，的確都有這種特點。近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龐大的中產階級，培養出追求趣味消遣的閱讀品味，這在“黃金時代”的英國尤其明顯。1914年前，古典偵探小說的秩序和外部世界相當一致，直至兩次世界大戰後，偵探小說與周圍世界的關係才開始變化，小說裏的秩序也隨外部世界逐漸瓦解，直至出現以瑞士作家迪倫馬特為代表的反偵探小說。在歐美推理小說裏，無論是偵探還是凶殺案發生的背景，基本都是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涉案人物非富即貴。偵探推理小說的作家群體裏，相當多的人也是中產階級，比如埃勒裏·奎因、G.K.切斯特頓神父，貴族多蘿西·L.塞耶斯、藝術鑒賞家範·達因、中產階級出身的阿加莎·克裏斯蒂和政府官員約翰·狄克森·卡爾。但這個結論，大概並不適合用在日本推理小說上。
在日本推理小說興起的20世紀20年代和繁榮的20世紀70至90年代，日本的確也都處在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的時期，並且居於世界經濟的前列，但日本推理作家群體並非打上了中產階級烙印的群體。被譽為“日本推理小說之父”的江戶川亂步，就並不屬於中產階級。因為家裏貧窮，他少年時一直半工半讀。他在印刷廠當過徒工，在圖書館當過管理員，幫人補習過英文，替刊物撰過稿，都是為了補貼生活。正是因為打工時間太多，他甚至沒能拿到大學學位。大學畢業後，他曾想去美國留學，生活的重擔迫使他放棄了這個夢想，而是在大阪一家銀行當了小職員。當他開始戀愛時，又因一貧如洗，差點吹掉婚事。在他幾次放棄工作專職寫作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他的家境都十分困難，幸而得到日本作家前輩的幫助和提攜（比如專門登載歐美推理小說的《新青年》雜誌主編森下雨森的發掘），才不懈地寫作下去，直至在文壇嶄露頭角。正因他是在貧困中追求寫作理想，有時也在寫作中並不盡職，寫作水平時好時壞，文風較為粗糙，精細而不精致。但這並不影響他在日本推理小說史的開創者地位。
被譽為“日本推理小說之父”的江戶川亂步?
日本推理界的一代宗師鬆本清張，也出身卑微。他來自福岡縣的一個貧困家庭，貧困到兩個姐姐都因此而夭折的地步。他是1910年出生的。20世紀初的日本，雖“脫亞入歐”，已進行了明治維新，鋪平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並向周邊國家擴張侵略，但還完全不是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鬆本清張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日本的城市化進程正酣暢進行。在東京這樣急速造就的近代城市生活空間裏，相互交織著不斷生長的鋼筋水泥建築和城市生活，以及對逝去的鄉村田園過往的惋歎憑吊。城市最初也並非都是文明體麵的，相反，倒時常是嗜血與野蠻的。在那時的日本城市裏，街邊公開砍頭、梟首戮屍的場景還沒有從它的空間裏消退，關東大地震帶來的無助與惶恐還沒有被遺忘。與此同時，人口無休止地從鄉間遷徙聚集於城市，被卷入大規模生產與消費的生活方式中：銀座開張了第一家百貨商店“鬆阪屋”；東京正式開始無線電廣播；汽車出現了，並日益普遍化。就像所有近代城市一樣，衣食住行開始成為有身份標識的生活方式，“職業階層”或叫“中產階級”開始形成，欲望不斷被刺激著膨脹起來，貧富不斷分化，最好的時代與最壞的時代衝撞著，奔向各自的天堂與地獄。在不再相互熟識的陌生人高密度聚集的冷漠社會裏，滋養著罪惡——就像推理小說興起的19世紀中葉至19世紀末的倫敦一樣，近代城市裏，犯罪與文明如影隨形，無機質的空間處處讓人疑心生暗鬼。複雜的城市，也造就了20世紀初期日本推理小說的氣質。正如江戶川亂步小說裏不斷滲出來的暗黑、暴力、恐怖與猙獰，與愛倫·坡的荒誕交相呼應。日本推理小說，與其說是中產階級的，不如說是現代城市的。到了“二戰”後，隨著東京大都市格局的形成和新老城市肌理病態的不斷出現——貧窮、偷竊、欺詐等犯罪，或環境汙染、交通擁堵、官商勾結等亂象，推理小說再次以幽暗中的百合之勢發展了起來。
貧窮是日本推理小說裏暗自浮動的陰影和揮之不去的鄉愁。
鬆本清張為了一家人糊口，曾經幹過很多活：掃大街、賣燒餅、在印刷廠打雜做苦工等。他是由本格派作家木木高太郎發掘出來的。在日本文壇與出版界，前輩總是不遺餘力地提攜有才華的後人，這是日本傑出的推理小說家能夠不斷湧現的重要原因。當鬆本在45歲獲得日本純文學芥川獎，逐漸為更多人所知時，人們才知道，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是在簡陋的宿舍裏一邊趕著蚊子，一邊寫作的。在鬆本清張的小說裏，他不僅將矛頭指向日本政界、財界、軍界和法律界的黑幕，也將同情和悲憫施予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在底層掙紮的庶民。在日本小說家的筆下，東京都內環行的地鐵線發生過凶案；東京與大阪是日本推理小說的策源地，冷酷行為發生在街頭，本格推理則在密室內進行。但在鬆本清張的小說裏，日本全境的領土，南至九州，北至北海道，被探員乘坐列車的偵察旅行串聯在了一起，從而為推理提供了一個更加廣闊的故事空間——這種特點，日後在像東野圭吾這些現在炙手可熱的中年推理作家作品裏，被發展得天衣無縫。
2008年西穀弘執導電影《嫌疑人X的獻身》（上）和1999年瀧田洋二郎執導電影《秘密》（下），均根據東野圭吾的小說改編?
在東野引起極大轟動的小說《白夜行》裏，時間和空間的跨度都達到了新的高度，沿著桐原亮司和高宮雪穗14年的成長和在日本遷徙的軌跡，從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時代的“爛尾樓”到信息技術時代的電腦城，從母親將親生女兒賣給男人以牟利的罪惡到奢侈品店和有人身著聖誕老人盛裝表演的豪華商城，都是熟悉的都市場景。在這部與我們生活空間高度相似的小說裏，卻又是日本人極度的縝密、冷靜的殘酷和淒絕的愛情，調製出獨有的日本味道。兩個悲慘的童年戀人的命運，在兩條平行線上同行，始終沒有交集，但又相互依存，直至最後的訣別。像幽靈一樣寄居在雪穗生活陰影裏並暗中守護著她的亮司說過一席話：“人生也一樣，有白天和黑夜，隻是不會像太陽那樣，有定時的日出和日落。有些人一輩子都活在太陽的照耀下，也有些人不得不一直活在漆黑的深夜裏。……我已經厭倦繼續走在這分不清白晝和夜晚的世界，我想走在白晝的街上。我的人生，就像是活在白夜中。結束吧，所有這一切。”這段令人壓抑和絕望的宣言，卻又觸動了多少人靈魂的幽微之處，大概隻有日本小說，才會在追求極致——有時到了極端地步的美學裏，將現代都市的精神分裂特質如此精確地呈現出來。城市不僅是現實的，也是想象中的。伊阪幸太郎的《奧杜邦的祈禱》，就將故事設定在虛擬的城市中，以此來重新構建社會結構、社會規範，試圖搭建一個想象的烏托邦社會。日本推理小說常常隱含著理想國的理想，小說裏描寫的人性和動機，有時像《嫌疑人X的獻身》裏的石神哲哉那樣不可能，天才的數學理性與前現代式的奮不顧身的愛情統一於他身上，但日本與中國的讀者樂於接受它，為之感動，並樂在其中。
推理小說的氣質，不是中產階級的，而是城市的，它混雜著城市中所有階級、所有生靈的氣息和味道。可以說，推理小說本就發源於作家想象中的城市。福爾摩斯與倫敦，菲利普·馬洛與洛杉磯，愛倫·坡的巴黎，江戶川亂步和鬆本清張的東京，伊阪幸太郎的仙台……不僅如此，試圖現實主義地表現城市的小說，很多都會自然帶上推理小說的色彩。英國推理小說家切斯特頓曾說：“推理小說的第一本質性價值在於，它是表現城市所具有的某種詩一般感覺的最初而唯一的大眾文學。”橫溝正史荒廢的東京周邊地區，鬆本清張的列車時刻表，高村薰的街道工，宮部美雪的老街風光，東野圭吾不經意描寫的無緣人……當城市的文明式微，推理小說也就衰落下去，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法西斯獨裁政權扼殺了所有推理小說的空間，因為它鼓勵猜疑、追問與理性。
是轉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