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文革中那次偶遇城市下放居民

說是偶遇，是因為當年被我所在的工廠派去參加“慰問”他們、事出偶然，這些人此後有沒有擺脫困境？再也沒有聽說過。

 

此事緣起於文革中的下放城市居民運動，記得當時的口號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時間約在1972年左右。被下放的城市人群中，有收舊貨、補鍋和磨剪刀等邊緣化群體，我們那兒的話，稱他們是“挑八股繩的（走街串巷做生意）”。他們可能沒有強壯的體力，但憑點智慧和技巧，在城裏照樣可以混混生活。當時的運動要剝奪他們在城中生活的權利，趕到條件艱苦的農村，就對這部分人造成了滅頂之災。於是，他們中有些人在下放地興化縣，臥公路攔汽車，釀成了那時的群體性事件。

 

揚州市革委會迫於無奈，向各個機關單位和工廠抽人組成了慰問團去“慰問”，參加的人員既有機關幹部（領頭的），也有各種各樣的基層人員。我在工廠政工組幫忙，和車間主任姚師傅一起去應差。自已當時還不到二十歲、對世事懞懞矓矓。在興化縣城集訓以後，我們分到的小組是到中堡公社。當時的興化縣全是水路，走村串戶全靠中堡公社給我們派出的小船，有專人手推雙槳駕駛船隻，送我們到湖蕩港叉中的一個個村莊。“慰問”的過程約有半個月時間，走訪了多少人家已記不完全；但有幾次所見，讓人終生難忘。

 

正值初夏、是古人詩賦中喜歡吟誦的季節。和電影《洪湖赤衛隊》中一樣，我們一船六七人，整天在湖蕩中穿行。清波徐徐，水麵上蘆葦叢叢，水下荇草搖芅；藍天總飄動著白雲，不時能見到巨大的風車立在岸邊，風車後麵是大片大片綠油油的稻田。隻是以前從未有坐船的經曆，幾天下來，晚上回家躺在床上，隻覺得床也象船一樣搖蕩起伏。

 

興化縣是江蘇省著名的魚米之鄉，農村很富裕，我們去的幾個村莊，村中布局與城裏一樣，有磚鋪的巷陌、都是年代久遠的磚瓦房。人們穿著得體、麵色紅潤。可是，被下放的城市居民因為沒有體力、不能下地掙工分，魚米之鄉卻與他們無緣。雖然市裏做的是表麵文章，僅僅是精神慰問、並不發錢。但處於絕望中的最困難的下放戶，卻如大旱之盼雲霓，我因此見到了一幕幕人間悲劇。

 

先碰到的一家是箍桶匠，那是約五十來歲的老夫婦，沒有小孩。老頭因為頭上戴著“曆史反革命”的帽子，不敢多說，老太邊哭邊說道，叫我們下放農村、這兒又沒有箍桶的生意做，我們怎麽活呀？！而且，我們城裏的房子是祖上傳下來的，今天叫我們下放，明天船來將我們的家具裝走，後天就把我們的房子沒收掉了！老頭也跟著說了句什麽話。馬上，我們團裏的老朱大聲訓斥道：“怎麽輪到你講話？不看看你是什麽身份！”老頭立刻閉嘴。箍桶匠的妻子在被下放後整天哭泣，我們去時她已哭瞎了雙眼。那天，老太一雙空洞無光的眼睛仰視著屋頂、孤助無援、呼天喊地的場景至今猶在眼前。我們中的那位訓斥人的老朱，本身也另有故事，另寫了一篇《評話家王少堂的工人徒弟老朱》容當後表。

 

後來碰到的，是個瘸腿的鞋匠、20多歲的單身男。他骨瘦如柴，一條腿瘸得很厲害、走路時要傾彎著身軀。看到我們後隻是傻笑了一下，就一瘸一瘸地跑開了。陪來的生產隊長，指著他的背影對我們說，你看你看！他這個樣子怎麽能下放、怎麽能挑擔子？去年，聽說有揚州城裏人到我們鄉下落戶，大家高興得很、這是看得起我們鄉下人！落戶的幾家人的房子，我們連夜趕工蓋、幾天就蓋好了。誰知道來的是這些人！他們根本不能下田，成了我們的負擔！慰問團的組長問：不能挑擔子就掙不到工分，他們怎麽活呀？隊長來氣了：還不是把隊裏的糧食分點給他們吃，總不能餓死人呀！再問：那總要點零用錢吧，怎麽解決呢？隊長更來氣了：給他們了點錢、不夠用，就把我們給他們蓋的房子的大門拆下來賣錢、大門賣了再賣門框、然後再拆窗子和窗框賣。隻要能拆、他們就拆下來賣！這個小鞋匠更離譜，下放後先是和其他幾家一樣賣門窗，再後來是賣家具、賣鞋楦子，最後衣服棉被什麽的都賣光。冬天我們怕他凍死、隊裏補助他棉被棉襖，到了夏天他就賣棉被棉襖——到了冬天再重新給他買棉被棉襖。現在夏天，他連自已的襯彬外褲也賣了，整天光著身體隻穿個三角褲頭在莊子上亂轉，你說像什麽話！

 

還碰到的一家換糖的個體戶，在城裏時挑著擔子走街串巷，用麥芽糖換骨頭、舊貨等。挑擔子換糖的人，曾是我們兒時最受歡迎的人，一聽到敲鏜鑼聲遠遠地傳來、我們就會盡量在家中找出些舊東西換糖解饞。那天進了他們家的門——其實已沒有門、賣了，隻見家徒四壁，連床也沒有、估計也賣了，幾隻碗和一隻鍋隻能放在泥地上。地上一張草席上睡著白白胖胖的兩個小孩，他們的父親坐在地上手拿一把芭蕉扇，忙著給孩子扇風。父親說，鄉下蚊子多、孩子給咬得睡不著，又沒有蚊帳，我隻能整夜用芭蕉扇給孩子趕蚊子，自已就不睡覺了。問他能不能下田幹活？他絕望地搖頭：我有嚴重的足裂和腰病，挑擔子換糖還可以、但挑不動重東西。那天回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這位父親天天不睡覺給孩子趕蚊子，能堅持到多久？

 

主題講完了，再扯一下“低端人口”問題。建政幾十年來，城市中一直生活有邊緣化的群體。在計劃經濟時代、又曆經多次政治運動，除了戴上“帽子”的人以外，一直有遊離於計劃經濟體製外的艱難謀生的人們。現在想來，收舊貨、補鍋和磨剪刀等小生意人，雖然比當時被岐視的“黑五類”好一些，也是弱勢群體。在資源基本都給政府控製的年代，大家都靠大鍋飯分房子、加工資和看病等等，而他們大概除了能憑戶口本去拿一份供應城市居民的各種證劵和孩子一樣能上學以外，處在自生自滅的狀態中，想來謀生是很難的。這些被當時的社會邊緣化的群體，就是現在說得很熱鬧的“低端人口”。

 

我認為，“低端人口”當然是一種侮辱人格的說法，經不住“天賦人權”思想的陽光照耀。但是作為一種“中國特色”觀念，深深紮根於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中，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人上之人正應對的就是占人口大多數的“低端人口”。其實，誰都有倒黴的時候、誰都可能成為一時性的“低端人口”；但也誰都可能“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或者說，傳統文化中誰都想擺脫“低端人口”而成為“高等華人”。王朝時期的“九品中正製”，是以官場中的“低端人口”層層往上遞減為基礎的，四品大員雖然對百姓是八麵威風，麵對一二品封彊大吏還不是“低端人口”一個，也隻能是多嗑頭少說話。再說開去，在學校評“優秀生”“三好生”、在單位評“先進”和“標兵”，在有了這些高人一截的人群後，其他人不就有了“低端人口”的味道。

 

最近官方否認了“低端人口”說法，但我用百度搜了一下，發現“低端人口”曾出現在北京市所下屬的有關部門文件中。猜想，那些部門的筆杆子為將社會治理表述得“清楚”些、也為了迎合，草稿中就寫進去了。而某些領導本來就有“低端人口”觀念，“理所當然”地就將文件批發出去了。也怪不得他們，中國幾千年來傳統文化中有這一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