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談到參加的慰問團的出差並結識了老朱,說他是個有故事的人,現在接著談這位老朱。
他是市土產雜貨公司的工會主席,這是他與其他人一樣的本職工作。不尋常的,是他曾經做過評話家王少堂的業餘徒弟。那次出差,他憑著這個本事混到了不少酒喝。
老朱是個大高個兒,約四十來歲,平頂頭、黑臉上全是麻子,有一雙銳利的大眼睛,說話和動作幹脆利落。慰問團本身是雜湊班子,例如我們廠出的兩個人,我不諳世事、車間主任老姚納於言談,各單位所出的人大多如此,老朱就成了一個有資本吹牛又能說會道而且喜歡侃大山的“資深人士”。
一到興化縣城,我們結伴上街閑逛。看到街上有個小販在人行道上賣油煎臭豆腐,氣味撲鼻。老朱叫了一聲“好!揚州已經幾年不見了。”然後,一屁股在小販的矮桌旁坐下,要了一碟臭豆腐。又起身從旁邊小店裏買來一瓶二兩五裝的糧食白酒,馬上就旁若無人地自斟自酌起來。
後來的幾天,他總是津津樂道於個人經曆。他說,別看我現在不怎麽樣,咳!少年時風流得很。才解放我就參加了土改工作隊,穿一身灰軍裝,斜背一枝駁殼槍,人又長得高大,多少大姑娘看上了我!
他家在揚州遠郊的長江邊上,每到秋天,全村莊的人們都去江灘割蘆葦,割了售賣給加工單位編蘆席。這活兒很辛苦,整天鑽在悶熱的蘆葦叢中從事重體力活,蘆葦卻隻能賣幾分錢一斤。他說,我才不叫老婆孩子們去割;賣不出多少錢,我叫他們到江灘去拾糞。因為江灘上割蘆葦的人多了,糞便也自然多,可以拾到不少糞(在當時,化肥很少且價高,人的糞便要比蘆葦多賣好幾倍的錢,活兒也輕鬆)。老朱看到我們聽得起勁,他又說,別人都在不多大的自留地上種菜去賣,能種多少?我才不幹呢,我的自留地全部種樹。每年,從我們公司買一些骨粉埋在自留地樹下,就長得特別快,幾年一過、樹長成材鋸了去賣,人家又看著我賣到了好價錢!
現在呢?他說,我是快樂的單身漢。一家人在鄉下、不要我煩神。冬天的衣服貴,就到我們土產雜貨公司下麵的寄售商店,租個冬裝出來穿穿,夏天再還給他們,花不了幾個錢。他神秘地問我:“小夥子,你洗臉買什麽顏色的毛巾?”我一楞,正準備回答買自已喜歡的藍色還是淺綠色的,他卻給出了答案:毛巾要買本色的。所謂本色、就是未經過漂白而呈現出略帶淡黃色的那種白色,實際上就是用棉紗直接紡成的粗毛巾。這種本色毛巾的價格當然便宜,但他說的是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點:因為沒有漂白,棉紗牢度強,本色毛巾耐用!從此後,我就一直用上了本色毛巾。
那次出差的高潮,是老朱仿效王少堂的《武鬆》說書,這在當時是很有名的書目。從《水滸傳》中分離出來的武鬆故事分為十個章節,貼近市民生活,演繹得情節生動而細致入微,叫做《武十回》。到了中堡公社後,由於他的吹噓,這段學王少堂說《武鬆》的經曆,不知怎麽就傳了出去。他是名家王少堂的徒弟,就好像現在是趙本山的徒弟一樣,本事了得。那時的公社機關很小、人也閑散,公社裏負責安排我們生活起居的民政科長老殷,是個十八級老幹部,有資格可以不買帳。以他為首、就鬧著要老朱給大家說武鬆《武十回》,報酬就是請他喝酒。
王少堂是評話大家,人雖在揚州一個小城說書、名聲卻遠播全國,是全國人大委員和全國曲藝家協會副主席。老朱是作為興趣愛好,利用業餘時間去學習的。他說,在文革前,每次去王少堂家中交“作業”、老先生往往在堂屋中的滕躺椅上一躺,雙眼一閉,靜聽他的說書,臨了再予以一一指點。當時已是全國級大師的王少堂,並不缺少想來學說書、吃專業飯的徒弟,為何要招收工人作為“業餘弟子”?現在想來,大概是形勢所至,是響應文藝工作者為工農兵服務的“積極表現”吧。
揚州城裏的王少堂先生,已於文革中的1968年去世,但文革數年來的“鬥批改”一直未停。從批判“反動權威”到批判“封資修大毒草”包括《武十回》等曲藝故事,揚州城中的大批判正如火如荼。誰也想不到,在地處偏遠的興化鄉下,那兒的人們卻是天高皇帝遠,並不怕給扣上“封資修”的大帽子,大家關起門來,聽書聽得如癡如醉。
猶記得,在公社大院的食堂裏昏暗的燈光下,一群人或坐或立,全然不顧夏天晚間的炎熱和蚊子的叮咬,手搖笆蕉扇子,聽得笑聲迭起、場麵熱鬧非凡。那是在1974年,文革中的人們,文化生活享受僅剩下了“八個樣板戲”,精神樂園近於荒蕪;老朱的這兩下子,可謂空穀足音。每晚結束時,他的最後一句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時,人們臉上都露出享受精神大餐後的滿足。接下來,大出風頭的老朱由幾個公社幹部陪著他喝酒。
我對老朱說武鬆打虎和捉奸等一個個故事的具體過程已模糊了,至今所能記住的,是老朱說時的身形動作,確實有點像現在錄像留傳下來的王少堂先生的風範。例如,說武鬆的穿著打扮如何神氣如何了得,有一句獨特的揚州話來形容武鬆帽子上的英雄結打得漂亮:你們看、他帽子上的一隻英雄結,打得“加六格楞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