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數典忘祖的瑞典文學院終於在今年有了可喜的新氣象。10月8日，當那扇白色大門打開，閃現出來的，是新任常務秘書薩拉·丹尼斯那美麗優雅的身影。作為該學院曆史上首位女性常務秘書，薩拉以平靜而莊嚴的聲音，宣布另一位女性——白俄羅斯作家斯維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與去年宣布頒獎給法國作家時的一片靜寂不同，今年在文學院門前恭候已久的人群中，爆發出一陣震耳欲聾的歡呼聲。瑞典人的驚喜並不很奇怪，因為斯維拉娜在被迫流亡的十年間曾接受過瑞典筆會的庇護，一度把哥德堡市作為她的避風港，她的書大都被譯成瑞典文出版。凡讀過她的書的讀者都說過目不忘，都為她作品中獨特而神奇的故事流淚，並深信瑞典文學院這次做出了一個有聲有色的正確選擇。
◎ 諾貝爾泉下會轉怒為喜
仿佛是陽光透過雲層，鳥兒枝頭鳴叫，人們為波羅的海那邊的白俄羅斯作家獲獎而歡欣。那麽，在百年前去世的老諾貝爾會怎樣看這位新科文學獎得主呢？
英格麗·卡勒貝，一位撰寫有關諾貝爾獎書籍的瑞典作家說：如果炸藥大王知道他設立的文學獎被一位新聞記者獲得，會氣得從墳墓裏爬出來，因為老先生生前曾把新聞記者斥責為“社會上最嚴重的害蟲”。
盡管諾貝爾生前如此討厭記者，但英格麗補充說，如果老人家閱讀了斯維拉娜所有作品，可能會很快地冷靜了下來，因為這個作家的作品正是他所要求的“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英格麗認為，已故的老紳士將特別讚賞斯維拉娜的一點，是她的寫作提升了個人的力量，而不是去忠於那種削弱個人權利的體製和意識形態。
為什麽諾貝爾會轉怒為喜呢？筆者想，已故的諾貝爾具有相當好的文學修養，他一定能看得出來，記者斯維拉娜在搜集資料時，下的是田野調查之類的繁重艱難的功夫，而她寫出來的作品卻遠遠超越了新聞，成為宏大深刻的優秀文學，抵達了不朽。
有人說這次頒獎給紀實文學作家是瑞典文學院的一個很大的突破，但諾貝爾心裏清楚，這並不是第一次。早在1953年，瑞典文學院就曾頒獎給紀實性作家、前英國首相丘吉爾，讚揚他的曆史傳記和演講“捍衛了人的崇高價值”。
筆者還聯想到，諾貝爾曾在俄國度過幾年童年時光，想必他對斯維拉娜筆下的國度不很陌生。但老先生會從女作家的作品中驚駭地發現，在他去世後的這一百多年間，俄羅斯發生過那麽多奇異而殘忍的事件。斯維拉娜讓小人物在書中講述自己的命運，從小曆史中構建出巨大的曆史圖景，這一切會令老諾貝爾唏噓不已。
更會令諾貝爾感到欣慰的是，瑞典文學院這次終於“回到遺囑”了。1895年，諾貝爾的遺囑中寫道：把獎金“一部分頒給在文學領域內將創造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這個“理想傾向”，應該是通過滲入文學本身的形象世界，以接近諾貝爾本人的政治社會理想、道德文化理想的傾向。這個崇尚人文主義的評選標準，曾多次被瑞典文學院違背，令人詬病。
◎ 描寫人類絕境視愛為唯一出路
閱讀斯維拉娜的書，我們會發覺自己的身體和靈魂都在顫動。這是因為，這位才華橫溢的女作家，其筆下的文字具有強大的力量。她將痛苦與愛交織在一起，震撼了我們。
諾貝爾生前最心儀的作家，是像雨果一樣“傳播博愛理想”的人。因此，研究者把他的“理想傾向”解讀為人文主義精神、胸懷寬廣的博愛。“對他人的愛”是諾貝爾最珍視的宗教般的信仰，他希望博愛之神能把人類從精神殘缺之中解救出來。
斯維拉娜正是這一類的作家。雖然在前蘇聯時期就開始創作，但她從來就遠離蘇共官方的意識形態，對集體、愛國和社會主義之類的這些大詞匯不屑一顧。斯維拉娜說：“這個世界隻有一條出路：就是去愛人。”在她看來，雖然生活充滿痛苦與毀滅，但去愛人更為重要。
在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裏，她采訪了成千上萬的兒童、婦女和男子，孜孜不倦地尋求曆史真相，苦苦追問人的殺戮、相愛與死亡。她書寫那些掩埋在廢墟中的的血和淚，記下一個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試圖證明的是，曆史進程是如何與個人命運糾結在一起的。
她的紀實文學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切爾諾貝利事故等曆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比事件本身更令她感興趣的，是人們的內心世界。人們在和她交談時，袒露出脆弱的、赤裸裸的情感世界，表露出他們的絕望、悲傷和愛。斯維拉娜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時代的心靈史。
在《戰爭沒有女性的臉》一書裏，斯維拉娜拒絕像男性一樣為戰爭英雄唱讚歌，而是以數百個采訪，挖掘出那些卷入二戰的蘇聯女性被遺忘的命運，揭示她們所承受的比男性更大的痛苦。《最後一個證人》一書的敘述者是戰爭中的兒童，他們回憶戰爭的殘酷圖像，目睹父母的死亡，童年的世界如何在震耳欲聾的戰火中崩潰。
《鋅皮娃娃兵》記錄了很多母親，姐妹以及情侶的悲傷訴說，關於蘇聯士兵躺在鋅皮棺材裏從阿富汗歸來的故事，展現了戰爭的荒誕與無意義。《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描繪了人類可怕的夢魘，熒光在夜間的墳墓上閃亮，孩子們被禁去摘花或爬樹，人們因為恐懼不敢去愛，不敢再生孩子。斯維拉娜記下了很多可怕的細節，例如，一個女人抱著她垂危的丈夫，被護士告知：她抱的是一個核反應堆。
就這樣，通過對人類絕境的驚心動魄的描述，斯維拉娜揭開前蘇聯被官方媒體刻意遮掩的真相。瑞典文學院宣布的授獎理由指出，她的“複調書寫”，“是對我們這個時代苦難和勇氣的紀念”。
◎ 如鼴鼠掘土對抗紅色政權
毫無疑問，斯維拉娜是一位堅定的異議作家，一位與本國紅色政權長久對抗的持不同政見者。繼君特·格拉斯等獲獎者之後，她成了諾貝爾文學獎曆史上又一隻“用糞便弄髒自己巢的鳥”。
這正是諾貝爾最為欣賞的政治立場。因為諾貝爾本人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他提出的“理想傾向”標準，被他的老朋友解讀為：“對宗教、皇權、婚姻和社會次序大體來說采取一種挑戰的或批判的態度。”文學獎研究者因此提出一個反抗極權的評選參考：“道德價值參考係”。
瑞典作家安格麗達認為：斯維拉娜所做的工作，就像是鼴鼠在深深的糞坑裏挖掘。與她相似的是法國作家讓·哈茨費爾德，他去盧旺達采訪種族滅絕時期的受害者與劊子手。這一類調查作家被人稱為“鼴鼠”，是因為鼴鼠具有超靈敏的嗅覺，有力的爪子，能夠長時間埋頭在地底下挖洞掘土。斯維拉娜以無與倫比的耐心去聆聽，去機密檔案裏翻閱尋找，去做最誠實的記錄，然後篩選抽離出其中最精髓的內容。
這隻鼴鼠竭盡所能挖掘出來的，是俄羅斯人噤若寒蟬卻又無法回避的沉重主題。除了描繪德軍的殘酷，她也記錄蘇聯軍人進入德國以後的可怕行為，揭露被官方隱瞞的阿富汗戰爭真相、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的真相。她撰寫的編年史否定了國家的英雄曆史，以確鑿的事實證明：蘇共紅色政權有罪，人民是無辜受難的羔羊。
在其自傳中，斯維拉娜寫道：“如果你回頭看看我們整個的曆史，無論是蘇聯還是俄羅斯時代，都是屍骨遍地、鮮血橫流，是一個劊子手和受害者之間的永恒對話。”紅色政權製造了巨大的公共墳墓，斯維拉娜所深愛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被卷入絞肉機裏，她因此無法不問政治，無法不發出聲音做一個抗議者。
她愛一個人性化的俄羅斯，愛俄羅斯美好的文學、音樂和芭蕾，但她堅決拒絕斯大林，貝利亞和普京的世界。生長於一個用謊言堆砌的國家，斯維拉娜男性長輩大都戰死了，她從小就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聽家裏的女性長輩說心事。因此，她早就立誌要解構蘇聯的神話。
她不能不有一個堅定的政治立場，以持之以恒地挑戰專製權力。她的寫作涉及一個個禁區，引爆了一個個地雷，在俄羅斯引起了爭議和憤怒。她被指控為“誹謗”，被誣為“叛徒”、“間諜”、“反共反蘇的第五縱隊”。各種迫害曾長期跟蹤她，她的書被禁，她的電話被竊聽，她被禁止公開演講，被迫失業、流亡。
◎ 一道閃光照亮文學意義與價值
也許老諾貝爾是過於天真了，他在遺囑中規定：所有的獎項都要授予“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人們”。一個拿著錄音機、孤零零奔波幾十年的女人，她的舞文弄墨能給人類帶來什麽“最大福祉”呢？
就在人們普遍懷疑文學的作用時，這次頒獎就像一道炫目的閃光，突然間照亮了文學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斯維拉娜以冷靜而生動的文筆，描述一個大時代的戰爭、災禍以及人性，這種見證曆史的非虛構作品，產生了比小說詩歌更大的震撼效果。
從表麵上看來一切如舊，沒有什麽因這位鼴鼠揭露黑幕而改變。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在那些至今仍殘留著前蘇共遺產卻未經反省的國家，還有老人熱愛紅場懷念斯大林，還有年輕人穿著印有斯大林頭像的T恤（就如中國有人穿毛澤東頭像T恤一樣）。為此，斯維拉娜筆下的受害者犀利地發問：誰是罪魁禍首？這樣罪惡的事件合乎人性嗎？人們要怎樣對待那些不堪回首的曆史？
尼采說：“沒有一個藝術家是容忍現實的。”斯維拉娜就這樣，一個人獨自站在整個現實的反麵，通過深刻的批判，幹預並引領了生活，力圖使社會保持健全的理想。她的作品不但加深了前蘇聯人民對整個災難時代的理解，激發起更多的反思，也在西方和俄羅斯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
在得知自己獲獎後，斯維拉娜呼籲人們：“麵對專製政權，不要妥協！”筆者希望她的呼籲也能被中國作家聽到。中國人承受了深重的苦難，卻少有如此優秀的描述苦難的文學。像《夾邊溝紀事》一類的好作品，在中國隻是鳳毛麟角。一個輕浮的、商業化的時代，令很多人忘記了承擔曆史的使命。筆者相信，會有中國作家聽到鼴鼠斯維拉娜的呼喚，帶著寬廣深沉的愛，去為黑暗中無法發聲的人發聲。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5年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