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千百年來長期被主流社會歧視，壓迫在社會最底層，除了少數猶太商人、銀行家經商致富外，絕大部分生活貧困，經濟、社會地位低下，因而十分渴望經濟、社會平等。十九世紀崛起的以德國籍猶太裔學者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理論為基礎共產主義運動，主張貧窮階層以暴力反抗不合理政治秩序，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共產黨或社會民主黨之類的共產主義政黨，形成了各國共產黨聯合起來的強力國際政治組織——共產國際（第一、二、三、四國際），其著名領袖多為猶太人，如馬克思、列寧、盧森堡、李卜克內西、托洛茨基，成員很多為猶太人組織，如猶太社會主義工人黨、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美國聯合希伯來工會、俄羅斯錫安主義社會主義工人黨、巴勒斯坦猶太社會民主工黨。
卡爾·馬克思
新興工人運動對低層猶太人具有極大的吸引力。積極投身共產主義運動的猶太人，二十世紀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很多成了歐洲共產黨的骨幹。而歐美隨著大工業崛起的工會，基本上都是左派共產黨的同路人，他們不斷組織大規模的罷工，示威遊行此起彼伏，同軍警街頭暴力衝突頻仍，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形成了很大威脅。
在美國，言語不通的初到東歐猶太人移民，正是絕好的廉價勞動力，秉承美國老移民使勁剝削新移民的傳統，老移民德國猶太人壟斷的縫衣業，充滿了東歐猶太人移民勞工苦力，逐漸形成龐大的工人階級，建立代表自身利益的強大工會。
１９１８年在母係具有猶太血統的列寧領導下，沙俄政權被推翻，十月革命建立的世界上第一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據說列寧曾說過：“每一個千錘百煉的布爾什維克，都有猶太血統。”在蘇共第一屆中央委員會中，著名領導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加裏寧、捷爾任斯基、托洛茨基、卡岡諾維奇等，都是猶太人。首屆蘇維埃政府２４名人民委員（部長）中 ,有１６名是猶太人。猶太人當時在俄羅斯中的人口比例隻有百分之一，卻占到了中央委員人數的三分之二。當時的蘇聯秘密警察中，有超過一半的人是猶太人，甚至還有一個專門的“迫害猶太人問題委員會”。軍隊的高層在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被譽為“紅軍之父” 的總司令托洛茨基領導下，也基本為猶太人所掌握。
由於猶太人在新生的共產主義政權蘇聯身居要職的事實，再加上馬克思也是猶太人，列寧有猶太血統，“猶太－布爾什維克”理論大流行，認定蘇維埃政府就是猶太政府。德國左派組織的許多領導人是猶太人，猶太領袖在１９１９年的斯巴達克同盟起義的暴力革命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至此，猶太人不僅已有宗教上反基督教、經濟上猶太資本控製世界的原罪，又新添政治上推行共產主義暴力革命的原罪。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西方世界帶來了巨大人道災難，無論戰勝的協約國還是戰敗的同盟國，經濟都遭受慘重摧毀，政局動蕩，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西方政客的輿論導向下，民眾把戰爭罪責指向大發國難財的國際猶太金融集團，世界性反猶運動浪潮愈發高漲。此時出籠的《錫安長老會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或譯《猶太賢者議定書》），更是火上澆油。
該《紀要》聲稱，所記載的內容出自１９世紀末世界猶太人領袖團體——“錫安長老會”。所有“決議文”均以“長老”們教導其追隨者的語氣寫成，描述所謂“猶太人征服世界”陰謀的具體計劃，如要破壞非猶太（外邦人）民族的道德體係，利用猶太銀行家在金融界的影響力操縱世界經濟、操縱傳媒，消滅基督教文明，最終目的是統治全球。
這本書引起美國創立福特汽車公司、世界上第一位引入裝配線的汽車大王、現代工業之父亨利·福特（Henry Ford）強烈關注，將之在他擁有的《德寶獨立報》（The Dearborn Independent）發表並出版成冊。
後來他又把自己在該報發表的數篇反猶太人的文章，２０年代初綜合編輯成一部題為《國際猶太人，世界上最緊迫的問題》的四卷著作出版。
反猶太主義日益國際化、政治化、國家化。
從十九世紀的英國開始，到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和巴爾幹奧斯曼帝國的崩潰，歐洲各國在憲法中確立了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取消了對猶太人和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的居住或職業活動的所有限製。與此同時，歐洲社會經曆了迅猛的經濟變革和社會混亂。猶太人的解放使他們能夠與非猶太人一起生活和工作，但也使他們麵臨一種新形式的政治反猶太主義。它是世俗的、社會性的，並受到經濟考慮的影響，盡管它經常強化傳統的宗教刻板印象並被傳統的宗教刻板印象所強化。（據維基百科等資料，下同）
猶太人的解放使他們能夠擁有土地，進入公務員隊伍並在國家武裝部隊中擔任軍官。 它給非猶太人的主流社會——特別是那些感到被拋在後麵，因變革而受到創傷或無法按照自己的期望實現職業滿足感和經濟安全的人——留下這樣的印象：
猶太人正在取代傳統上為基督徒保留的職業中的非猶太人，猶太人在十九世紀末麵向未來的職業中所占比例過高：金融、銀行、貿易、工業、醫學、法律、新聞、藝術、音樂、文學和戲劇。
對政治活動的限製的崩潰以及基於公民身份而不是宗教的選舉權的擴大，鼓勵猶太人更多地參與政治。盡管猶太人在各個政治領域都很活躍，但由於機會的增加，猶太人在自由派、激進派和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黨）政黨中最為引人注目。
義務教育的引入和普選權的擴大，催生了反猶太主義政黨的發展，並允許現有政黨利用反猶太主義言論來獲取選票。
隨著宗教信仰被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情緒納入歐洲政治文化，一係列新的刻板印象助長了反猶太主義政治，這些刻板印象強化了舊的偏見，並被舊的偏見所強化：
享受著公民身份的好處的猶太人卻暗地裏不忠——他們的“皈依”隻是為了物質利益。
猶太人在傳統的高尚職業和活動（如土地所有權、軍官隊伍、公務員、教師職業、大學等）中取代了非猶太人，同時他們集團性地阻止非猶太人進入他們控製的職業——代表國家未來的繁榮（例如工業、貿易、金融、娛樂業）。
猶太人利用他們對媒體的過度控製來誤導國家關於其真正利益和福利的信息。
猶太人領導了社會民主黨和後來的共產主義運動，以摧毀中產階級的民族、宗教和私有財產價值觀。
１９２５年希特勒出版了《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在當時的德國引起了巨大反響，並成為日後德國納粹黨的思想綱領。
希特勒在書中宣稱雅利安人種是文化創造者，猶太人則是文化破壞者。他以陰謀論的觀點來看待猶太人，宣稱猶太人其實是為布爾什維克和美國的資本市場服務，其目的是要侵占德國，最終統治全世界。希特勒將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視為“國際猶太人”破壞雅利安人“種族純潔”與生存的一種手段，稱共產主義是猶太人的學說，並將之稱為“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德文Jüdischer Bolschewismus，英文Jewish Bolshevism）。他預示了自己的打算：將猶太人從德國政治、學術、文化等領域驅逐出去。希特勒聲稱納粹黨的使命是摧毀“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並斷言布爾什維克主義、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背後資助者也都是猶太教，認為猶太人在幕後策劃了１９１７年俄國革命，同時認定猶太人是領導革命的布爾什維克的資助者。
納粹德國一張波蘭語的反蘇宣傳海報，“去死吧！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瘟疫式的大清洗！”
自希特勒第三帝國誕生之日起，納粹領袖們就鼓吹創立一種“民族共同體”製度，後來納粹政權將國民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民族同誌”（Volksgenossen），屬於民族共同體的一份子；另一類是“社會異類”（Gemeinschaftsfremde），他們不是民族共同體的成員。納粹將打壓對象分為三類：一種是“種族”敵人，如猶太人、吉卜賽人，他們因為“血統”的關係被視為敵人；政治上的異議分子，如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者，他們被視為叛逆的“民族同誌”；道德墮落分子，如同性戀、懶漢、慣犯等，也被列為叛逆的“民族同誌”當中。後兩部分人被送進集中營進行“再教育”，以將其最終轉化為民族共同體的成員。有許多道德墮落分子被視為“基因低級”而不得不接受絕育。根據定義來講，“種族”敵人如猶太人永不可歸入民族共同體當中；他們必須完全從社會中清除出去。
整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猶太人在法律、經濟、社會權益上都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製。１９３３年，一係列包涵雅利安人字眼的法案被通過，將猶太人從關鍵職位上排除出去：如第三帝國的第一道反猶主義法案——《專業行政工作恢複法案》、《醫師法》，《農業法》等，禁止猶太人從事專業人士醫生、律師，擁有農莊和工作。《遺傳疾病後裔防治法》則強迫對“劣種人” 猶太人、吉卜賽人進行生理絕育，這種優生政策催生了兩百多個“遺傳健康法庭”，有超過四十萬人被迫絕育。
１９３５年，希特勒頒布了《紐倫堡法案》，其中的《德國血統和榮譽保護法》（Gesetz zum Schutze des deutschen Blutes und der deutschen Ehre）即禁止猶太人與“雅利安人”結婚或發生性行為，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國籍和國民基本權利。至此，德國可以從法理上全麵迫害、驅除、屠殺猶太人，再好法律素養的猶太律師頓無用武之地，被徹底釜底抽薪。
納粹德國頒布的《紐倫堡法案》中《德國血統和榮譽保護法》（《德國血統和榮譽保護法》
１９３５年《紐倫堡法案》的偽科學理論示意圖。德國種族劃分從左向右依次為：德意誌血統人，二級混血兒（四分之一猶太），一級混血兒（二分之一猶太），和猶太人（四分之三及純種猶太）。圖例中也對一級混血兒的根據出生時間進行了定義。另外，可以看到一級混血兒若想與二級混血兒或德意誌人結婚需要許可證，而猶太人被禁止與二級混血兒或德意誌人結婚。
納粹德國排猶宣傳品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７日“水晶之夜”，納粹政府鼓動民眾砸爛所有猶太人商店櫥窗玻璃，襲擊猶太人，洗劫其財產，焚毀所有猶太教堂。隨即三萬名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關押數周後被釋放，前提是答應在近期離開德國，將財產上交納粹黨。猶太人被集體要求賠償迫害所造成的財物損失，價值將近幾十萬德國馬克，並要繳納超過十億馬克的“贖罪稅”， 必須離開德國，迫使在德國的猶太公共生活不複存在。
當時德國人口約為六千七百萬，幾乎所有德國人都是基督徒，他們要麽信奉羅馬天主教（約兩千多萬信徒），要麽信奉新教（約四千多萬信徒）；猶太人五十餘萬，猶太社區不到全國總人口的０．７５％。在納粹統治的頭六年，其中約三十萬人移居國外，約２１．４萬人在二戰前夕被留下。其中，１６至１８萬人在大屠殺中喪生，１９４５年納粹德國滅亡後，僅剩下約兩萬名猶太人，德國被宣布為“judenrein”（無猶太人區）。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洲新大陸美國，最早一批大規模德裔移民於十七世紀八十年代抵達今天的紐約和賓夕法尼亞州一帶。這些德國移民美國，或為了追求宗教或政治自由，或為了尋找比歐洲更好的就業機會，或隻是想在新大陸上開始新生活。在十九世紀時持續有大批的德國移民湧入美國，並在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００年間達到高潮，成為人數最多的移民族群，超過了愛爾蘭和英格蘭，共有大約８００萬來到美國，使德裔美國人（German American）成了美國人數最多的一個移民族群。
與猶太裔美國人集中生活在城市不同，德裔美國人中大約有一半去了城市，而另外一半則去了美國中西部的鄉村。到二十世紀中期，由於比其他族群更樂於留在農場，德裔美國人在號稱美國糧倉的中西部農村地區，占據了統治地位。
１９２９至此１９３３年美國出現了經濟大危機，進入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期，引發全球經濟大衰退，百業蕭條，美國失業率飆高達２５％以上，民生凋零，各種社會矛盾加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醞釀的美國反猶太主義運動達到高潮，狂飆席卷全國。
美國最有影響的企業家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是一位反對世界大戰的和平主義者。１９１５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福特指責猶太人為了大賺金錢，不惜挑起戰爭，說“我知道誰引發了戰爭：德國猶太銀行家。”他認為猶太人應對發動戰爭以從中獲利的行徑負責：“國際金融家是所有戰爭的幕後黑手。他們就是所謂的國際猶太人：德國猶太人、法國猶太人、英國猶太人、美國猶太人。我相信，除了我們自己的國家之外，在所有這些國家，猶太金融家都是至高無上的……在這裏，猶太人是一個威脅。”福特認為猶太人應對資本主義負責，而作為金融家，他們沒有為社會貢獻任何有價值的東西。１９２５年，福特說“我最反對的是國際猶太人金錢權力在每次戰爭中都會遇到。這就是我所反對的——一種沒有國家、可以命令各國年輕人去處死的權力”。
福特被美國最著名的《時代周刊》評選為１９３５風雲人物。
福特對猶太人陰謀論的攻擊，與納粹德國的排猶宣傳相得益彰，對美國民眾具有巨大的影響力。
１９３８年７月３０日，亨利·福特 (Henry Ford) ７５歲生日當天，被納粹德國授予德國鷹大十字勳章
納粹德國官員特別為福特舉行授勳儀式
三十年代的美國反猶太主義，在天主教神父查爾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基督教牧師、傑拉爾德·L·K·史密斯(Gerald L.K. Smith)和名作家報人威廉·達德利·佩利（William Dudley Pelley）的強力領導下，聲勢浩大。
考夫林的每周廣播節目有高達１２００萬聽眾，其報紙《社會正義》的發行量高達８０ 萬份，唯一大主題就是鼓吹反猶太主義，將大蕭條歸咎於猶太銀行家的國際陰謀，並聲稱猶太銀行家是俄羅斯革命的幕後黑手，和納粹德國的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一樣，聲稱歐洲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是猶太人的陰謀。考夫林廣泛傳播了猶太人正在為摧毀或取代美國白人基督教徒工作的恐懼，要求將美國猶太人排除在美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之外。
著名航空英雄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和許多美國名人領導的美國第一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對美國公眾非常有影響力。林德伯格聲稱，羅斯福政府、英國人和猶太人這三個團體一直在迫使美國走向戰爭，並抱怨他所堅稱的猶太人“對我們的電影、媒體、廣播和政府擁有巨大的所有權和影響力。”
德國裔移民組織的團體德美同盟（German American Bund），與納粹德國遙相呼應，在美國各地建立納粹組織，擁有２５０００名繳納會費的會員，其中包括約８０００名身穿製服的衝鋒隊。他們身著德國納粹黨衛軍製服，行納粹舉臂禮，舉著帶有納粹黨徽的旗幟，旁邊還有美國國旗，不時列隊遊行示威，耀武揚威橫行美國鬧市大街小巷、集會場所。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美國納粹衝鋒隊士兵們在南加州大學營地納粹舉臂禮
美國納粹集會
美國納粹衝鋒隊遊行示威
１９３８年９月３日，德美同盟不畏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即時刻美國國內與國際輿論壓力，再次選舉庫恩弗裏茨·朱利葉斯·庫恩 (Fritz Julius Kuhn)為領導人。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０日，庫恩在紐約市著名的麥迪遜廣場花園體育館，舉行了德美同盟曆史上規模最大、宣傳最廣的集會。兩萬德美同盟會員出席，如醉如癡地聆聽庫恩納粹德國希特勒式演講。庫恩大肆嘲笑美國現任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給他起了一個猶太名字“弗蘭克·D·羅森菲爾德”，稱他的新政為“猶太政”，並譴責他所謂的布爾什維克猶太裔美國領導地位。庫恩還表示：“德美同盟正在與愛國的美國人並肩作戰，以保護美國免受一個不是美國種族、甚至不是白人種族的種族侵害”，“猶太人控製著一切，白人被驅離其工作”，“猶太人是美國的敵人”。“所有猶太人都是共產黨員”，“基督不是猶太人”。德美同盟的衝鋒隊與數千名憤怒猶太人在體育館外的紐約街頭爆發了激烈的暴力衝突。庫恩演講期間，一名猶太抗議者伊薩多·格林鮑姆衝上講台，被德美同盟衝鋒隊毆打並剝光衣服扔到大街上。
弗裏茨·庫恩（戴眼鏡者）率領美國納粹遊行
據反誹謗聯盟（ADL）對二戰前後美國社會趨勢的研究，“猶太人在商界擁有太多權力”、“猶太人更願意使用不正當手段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猶太人總是喜歡處於領先地位”、“猶太人對美國電影和新聞媒體影響力過大”等反猶太主義說法，將美國社對猶太人的刻板印象膨脹成一種關於權力（政治、經濟、媒體等）如何在社會中發揮作用的理論，將社會弊病的責任從實際當局和領導人身上轉移到少數猶太社區身上。
在西方和美國主流社會反猶太主義運動的影響下，１９３８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中，大約６０％的受訪者對猶太人的評價很低，給他們貼上“貪婪”、“不誠實”和“咄咄逼人”的標簽。４１％的受訪者同意猶太人“在美國社會中擁有太多權力”。到１９４５年這個數字上升到５８％。多項調查發現，與任何其他民族、宗教或種族群體相比，猶太人被視為對美國福祉的更大威脅。蓋洛普民意調查於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２５日（“水晶之夜”兩周後）詢問美國人：“我們是否應該允許更多來自德國的猶太流亡者來到美國生活？”７２％的人回答：“不！”
美國的主要行業和職業，如商業銀行、汽車製造、航運和運輸、農業以及采礦業等行業，均積極歧視猶太人。一些專業行業，如法律和醫學，尤其受到反猶太研究生院入學限製的影響，迫使有抱負的猶太專業人士尋找其他領域，甚至改名以掩蓋其猶太身份。據美國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SHRM) 稱，報紙上的招聘廣告有時會要求應聘者為“非猶太人”或“優先考慮非猶太人”。除了就業之外，猶太人在獲得住房、度假村和社交俱樂部方麵也麵臨歧視。
由於這些障礙，許多猶太移民最初在猶太工人高度集中的行業找到工作，例如服裝業。其他人則轉向創業，成為小販或小企業主。
美國高等教育、學術機構，更是公然排斥猶太人，反猶太主義大行其道。
二十世紀初，美國精英大學的管理者試圖解決所謂的“猶太人問題”，即校園裏猶太人數量過多。猶太移民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刻苦努力，憑聰明才智考上精英大學，是迅速改變他們社會、經濟地位的唯一途徑。美國精英大學所采取的成績和考試分數的擇優錄取體係，使美國傳統新教精英為主的學生群體，在用功聰慧的猶太學生競爭下，不得不在考試分數上一決高低，落第紛紛，猶太學生錄取率節節攀升。
美國精英大學的管理者於是限製猶太人入學，製定了現代招生程序，以限製猶太裔學生的錄取人數。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申請流程中的每個主要環節，包括地域多樣性、校友子女偏好、麵試和新生班級上限，都是為了解決“猶太人問題”並減少猶太學生的數量。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精英大學是首批限製猶太人入學的大學。緊隨精英大學之後，數百所美國大學也限製猶太人入學，直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在猶太人的資金、法律、輿論、人力的全麵支持下，蓬勃興起，終於通過美國《１９６４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宣布因種族、膚色、宗教信仰、性別或來源國而有的歧視性行為為非法，禁止公民在學校、工作場所和公共空間中的種族歧視。
限製猶太人入學的努力始於紐約市，２０世紀初，紐約市的猶太人口占總人口的３０％，到１９２０年，哥倫比亞大學的猶太人入學率已達到４０％。當時，由於大多數猶太學生經濟拮據，需要打夜班來支付學費並住在家裏，哥倫比亞大學規定學生必須住在校內宿舍，並限製獎學金機會。此外，哥倫比亞大學將麵試作為招生過程的一部分，即使申請人的名字沒有明確表明，大學代表也可以辨別口音或其他猶太血統的指標。該計劃實施後，哥倫比亞大學的猶太學生人數在兩年內下降了５０％。
２０世紀初，哈佛大學的猶太學生人數顯著增加，到１９２２年，猶太學生人數已達到學生總數的２２％。這一增長歸因於東歐猶太移民的湧入，以及他們那些誌向遠大、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
哈佛大學校長洛厄爾（A. Lawrence Lowell）強烈主張，維持以“美國老派”（old American stock）新教精英為主的學生群體，他十分擔憂猶太學生人數的增加。他認為，猶太學生比例的上升加劇了其他學生的反猶情緒，１９２２年正式提議將猶太學生的錄取比例限製在１５％，規定轉變錄取標準：哈佛大學從基於成績和考試分數的擇優錄取體係（merit-based admissions system），轉變為更主觀的“整體”錄取體係，強調“品格和適應性”（"character and fitness"），這包括要求申請人披露其種族、宗教信仰和任何姓名變更，並要求提供照片和推薦信，進而引入傳承錄取（Legacy Admission）製度，給予校友子女優先待遇，照顧白人新教徒（white Protestant）申請者，進一步導致猶太學生入學率下降到１０－１５％，並維持了數十年。
在此期間，類似的歧視做法蔓延到了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達特茅斯學院等常春藤盟校與斯坦福大學等所有美國精英大學。明確的猶太人配額，最終隨著《１９６４年民權法案》的公布，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逐步取消。
２０２５年８月１日，作於芝加哥西郊
（圖片來自網絡。參照相關論著、報道、維基百科、猶太人大屠殺百科全書等資料。博文非論文，篇幅限製，不一一注出。）
長文分載。待續。
美國是移民國家。如果人類起源於非洲的理論正確，很多國家都是移民國家。隻是老移民和新移民的區別。
咦？這話問的好奇怪。覺得不同種族是有不同的生活習慣，但人性應該是沒有種族區別的。對我來說，好鄰居的定義和膚色無關，和互相怎樣待人處事有關。
猶太人也不會喜歡別人問：“你是希望你的鄰居是白人還是猶太人？”
1. 你是希望你的鄰居是猶太人還是穆斯林？
2. 你是希望你的工作同事是猶太人還是穆斯林？
3. 你是更同情被哈馬斯殺死的猶太人及還在被扣押的猶太人質還是更同情加沙受難的阿拉伯民眾？
“We will never have true civilization until we have learned to recognize the rights of others.” - Will Rogers
IMHO: "others" are all lving things, ie. each and every thing in Mother Nature.
非常感謝您詳細充實的介紹，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