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３５周年紀念之際，筆者在《文學城》上連載的《六四記憶》係列博客文章，已在網絡書店亞馬遜（Amazon）上結集出版。上亞馬遜網站，搜尋“六四記憶”，即可得到此《六四記憶》電子書。此書按亞馬遜中文出版物的要求，采用繁體中文。
十分感謝《文學城》曆史素養、專業水平不凡的編輯團隊，將筆者不定期發表的十二篇六四回憶文章，篇篇推薦到首頁刊載，使文章的曝光率大增，憑借“文學城是中國境外最大的集目的網站”、“數百萬讀者群遍布全球１９０個國家地區”的巨大互連網影響力，傳遍世界各個角落。即便鐵幕屏蔽的神州大地，仍有讀者翻牆把筆者曆時兩年多陸續發表的六四回憶錄，收集起來製作成諸如PDF、WORD的文件，設法衝破中國官方對社交媒介的網管封鎖，廣泛流傳。
三十五年前天安門廣場鐵血清場一路伴我逃生的靳大成，早已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位置上退休，去年夏天從北京發電子郵件給我在芝加哥大學教書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老同學，說：
“今天有朋友微信轉來橡溪五月寫的回憶長文，很激動。沒想到他的記憶力這麽強，許多人，事，過程，細節，記得清清楚楚。不知道他有沒有微信，有的話請他加我。我的微信號，就是手機號……沒有的話，代我問候他和他太太。”
芝大老同學說：“橡溪一向記憶力很好。”
靳大成說：“沒想到他記憶力如此之強，很多細節也引起了我的回憶。”“他的這篇十幾萬字回憶文章，我轉一些年輕朋友看了，他們也非常吃驚，他們對這段曆史幾乎不了解。”
老同學感歎我記憶力之強，其實一則是得自遺傳基因，我父親九十多歲時接受抗日老戰士史料采訪，還能把七十多年前的人名、地名逐一道出；二則六四經曆的事太震撼、太慘烈，鐫心銘骨，一輩子都會記憶猶新。
我回複說：“大成你好! 這些年我公司業務發展很快，工業供應鏈轉到印度，人多事冗，僅周末可以記述往事。生活在巨大社會變革的時代，我又如電影《阿甘傳》(Forest Gump )的主角，許多曆史重大事件都與自己擦肩而過，可記述的事太多。”
“最大的曆史事件是六四，有保存史料的緊迫感。正如我文章裏說的：‘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三分之一世紀前發生的六四事件，在無情時光的消磨下，當年的血與火的痕跡，在中國大陸已蕩然無存，隻剩記憶，殘留腦海深層。當年當事人、戰友、同人，日漸凋零矣。米蘭·昆德拉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身居海外享有言論自由條件的人，有義務把當年經曆的事和人紀錄下來，不容青史盡成灰！”
美國堪庸學院（Kenyon College）的肖陽教授從鵝和鵝（Ohio）州給我電子郵件，說：
“一個失聯很久的１９８９年在牛津認識的朋友（六四後在北京又有聯係）前幾天，重新聯係上了。塔說是看到網上的一篇文章：https://www.wenxuecity.com/blog/202306/71805/2795.html 這是你寫的！”
我回複說：
“有感於中國大陸六四曆史完全湮滅，我覺得自己作為親曆者，又生活在言論自由的社會環境，有責任把曆史記錄下來。”
肖陽說：“你做的工作太重要了！”
記錄曆史，必然要秉筆實錄，不僅時間、地點，六四曆史事件涉及的人物，其真實姓名亦不宜回避。我告訴肖陽：“我特別研究了中國的法律，它規定即使殺人死罪，追訴期也就二十年。六四已過了三分之一世紀，當年參與的人，也多過了退休年齡，無啥政治前途可言。寫曆史就要真實，把人和事記錄下來，供後人評說。”
美國某大學任教的張先生，曾經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過，他通過《文學城》發“悄悄話”給我：“我把你的６．４回憶文字介紹給了‘複旦故事會群’，群主鮑風（７７物理，知識麵廣，頗能文）將其分段做成了Note大字版，每周在群內推送。”
隻在《文學城》開博客的我，不能不感歎其互聯網傳播的力量，無遠弗屆。我發表的《隔壁宿舍胡石根與胡春華同學》，原以為《文學城》被中國大陸官方封鎖，國內的人無緣看到，哪裏想到沒幾天就被人做成閱讀文件，放進北京大學七九級微信官群。這個五百人大群的副群主中文係文學專業石冰，告訴早已退出該群的老同學我：“你的大作在北大七九級群炸群了。真牛逼。酸爽！”
《隔壁宿舍胡石根與胡春華同學》被廣泛轉發，上了一些網站，客觀上起到向更多公眾介紹這位因六四被判刑，在中國監獄裏關押長過曼德拉的持不同政見者遭遇，被國際人權組織多次引用。胡石根校友已於去年（２０２３年）三月服滿七年半徒刑後出獄。
《六四記憶》十二篇，二十多萬字，連載曆時兩年多，有負讀者耐心。寫得慢，主要是因為筆者工作日要花很多精力主持自己工業公司的運行，隻能在周末與節假日斷斷續續寫作。國內的老同學年屆六十，即已退休，閑得到處吃喝玩樂。他們常奇怪我怎麽還全職工作，經常忙得脫不開身。我告訴他們，美國人時髦勤奮有為，沒見七老八十的政客，上竄下跳，為號稱全世界權力最大、最繁忙的總統職位，爭得掀桌子，哪裏輪得到我這剛及耳順之年的退休！
《六四記憶》的前八篇，記敘了自己的六四切身經曆。曆史上發生的六四事件，在中國是無數參與民眾流血犧牲，遭受政治迫害，被剝奪就學、就職、遷升的機會，造成一生無法彌補職業生涯損失；但在海外，卻為當時在美國和西方國家留學、訪問的中國人帶來永久居留權的巨大紅利。記敘六四曆史，缺少其在海外延伸，幾十萬人因之獲益這一部分重要史實，絕非信史。這段曆史，沒有幾個六四綠卡受益者願意提及，同六四史實在大陸的境遇類似，三十多年過去，日漸湮沒無聞。做為六四親曆者，有必要把在美國經曆的有關六四發生的史實，如實記錄下來，即便觸犯了眾多六四綠卡受益人的忌諱。
《六四記憶》後四篇，記述了幾位同學的六四事跡。司馬遷《史記》讓後人傳誦的精華，不僅是那些曆史事件大記事，更是那些記載非凡曆史人物的言行。六四事件湧現在我腦海中的不僅是天安門廣場與長安街上的鐵血洪流，還有參與同仁言行閃耀的人格光輝。正如魯迅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人的脊梁。”
作為八九學潮、六四事件完整參與者，三十五年來，這段年輕時刻骨銘心的經曆，常年縈繞於懷，痛定思痛，不時考問六四事件的起因、後果、評價。
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猝然去世，無疑六四事件的直接起因。為什麽一位已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共人物，他的死會引發高校年輕人那麽大的學潮？
胡耀邦曾在１９７８年９月在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上有這樣一段講話，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我相信我們的黨總有一天將會作出這樣的曆史性決議：永遠永遠地嚴禁個人崇拜。因為一搞個人崇拜，就根本談不上什麽民主，談不上實事求是，談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複辟。其危害之烈，莫此為甚！司馬遷在《秦始皇本紀》中說過：‘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
中共第一代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熱衷於搞個人崇拜，其頂峰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當時高校的學生記憶猶新：個人崇拜的後果必然是搞封建複辟，一言堂，終生製，出現皇帝般專製的最高領導人，將中國帶入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人民水深火熱，生活水平墮入世界最貧困地區之列。
１９７８年底，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經過激烈思想鬥爭，總結建國以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曆次政治運動的教訓，痛定思痛，製定決議，把全黨工作著重點，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搞改革開放。
１９７７年夏才複出的中國政權的第三號人物、三副一正（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鄧小平，三中全會前已準備好了他一生依賴的筆杆子胡喬木、鄧力群為之起草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思想體係的大會發言稿，１１月１４日他從東南亞出訪歸來之後，發現三中全會在陳雲、胡耀邦發言的帶領之下，已經跳出華國鋒和他設置的“實行工作著重點的轉移，還是要處理好階級鬥爭的問題”的框框。鄧小平看風使舵，及時轉向，讓胡耀邦、於光遠、林澗青等人接連四天，到他家共同研究討論，最後定稿題目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大會閉幕發言，呼應“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所謂改革開放，改革什麽？開放什麽？改革，無非就是打破所謂馬列主義教條，放鬆中共執政幾十年來製約人民經濟生命力的種種條條框框，解開束縛人身自由的層層精神枷鎖；開放，無非就是打破中共４９年建立政權以來一直奉行的對西方世界的閉關鎖國，學習、接受可以促進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的西方先進東西。
對外開放，隨著西方先進科技、經濟管理方法湧進，西方占據主流的普世價值，諸如人權、自由、民主觀念，也必然與中國民眾接觸，而這些正是惟恐失去其一黨專製的既得利益者最恐懼抵觸，視為洪水猛獸的東西。他們絕對不能允許中國人民認可普世價值，從而質疑他們的馬列主義主導思想，寄希望用西方普世價值取而代之，動搖他們的占據多年的執政黨統治地位。
三中全會確定改革開放路線後，中國的民主風潮隨即風起雲湧，揭露中國黑暗現實，批評執政黨高層官員胡作非為的大字報隨處可見。７９年我入學北京大學，不僅校園裏到處可見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周末進城必順便逛北京最熱鬧的地方“西單民主牆”。可以說，身兼中共政權黨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主政後期，是中國曆史上最民主的時期，盡管隻是曇花一現。
１９７９年初鄧小平訪問美國回來，立即發動中越邊界戰爭，表麵上是向美國輸誠，獻上結盟投名狀對抗蘇聯，實際上借此戰爭大肆行使其身兼唯一正職總參謀長具體調動軍隊的職權，架空軍委主席華國鋒，把軍事行動打成了政治仗，動員了幾十萬大軍，軍事上的瞎指揮，讓解放軍幹部戰士付出慘重流血代價，如劉亞洲所說，換來了鄧小平把軍權完全抓到手。
軍權在握的鄧小平，馬上翻臉，把幾年前自己為了複出屢次寫信肉麻吹捧英明領袖華國鋒的話，忘得幹幹淨淨，迫不及待地發動猛批華國鋒，迫使他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黨中央主席，沒幾天又廢掉毛澤東時代黨主席職位，改為總書記；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
拱倒華國鋒後，鄧小平自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這是他一生最高的正職。中共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自江西蘇維埃政權以來黨的最高領導人黨主席、總書記同軍委主席職位分離，違背中共視為生命線的黨指揮槍原則。近代世界曆史上除了軍政府獨裁國家，正常國家從無這種國家最高領導人並非武裝力量最高領導人的體製，民主體製國家如美國，總統必定身兼軍隊總司令。
中共１９４９建國後，模仿蘇聯老大哥，年年國慶舉行閱兵。５８年大躍進搞得國民經濟危機，野有餓莩，連軍隊官兵都麵有饑色，難以強打精神閱兵。１９６０年９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宣布：“本著厲行節約、勤儉建國的方針，決定改革國慶典禮製度，實行五年一小慶、十年一大慶，逢大慶舉行閱兵。”但１９６９、７９年建國二十、三十周年大慶，限於條件，並未落實閱兵。１９８１年，剛剛奪取中央軍委主席職位的鄧小平，迫不及待地打破２４年慣例，提議中共中央、中央軍委１９８４年國慶３５周年小慶時恢複閱兵。
結果閱兵時鄧小平，一改黨和國家領導人天安門城樓上檢閱軍隊官兵隊伍和裝備經過的慣例，別出心裁地在閱兵正式開始前，由他個人乘車單獨檢閱長安街上軍隊列隊，把天安門城樓上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總書記胡耀邦、國家主席李先念晾在一邊，以宣示他軍委主席才是真正的老大。
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從此鄧小平成了不折不扣的中國實際最高領導人，淩駕於黨總書記之上的太上皇。十年改革開放，成績歸自己，錯誤推諉到別人頭上。先後搞垮兩任黨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他曾向繼任的總書記江澤民交代：“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麽時候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
鄧小平抓住軍委主席的軍權搞專製，就連可憐的那點中共黨內民主製度也難容，必然招致黨內敢於自由發聲的黨員異議。深知任何民主自由的發展，必然引發反對自己專製獨裁的思潮，因此對任何黨內、黨外的民主自由訴求，鄧小平本能地強烈的仇視。
鄧小平政工幹部出身，一生搞黨務工作，最擅長黨內鬥爭；對發展經濟方針政策，摸石頭過河，也就那點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之類實用主義招數，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四化建設，不得不依賴思想開明的改革派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大權在握後，迫不及待要幹的首要之務，就是把四大從憲法中拿掉，封殺“西單民主牆”，把“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寫入憲法，聲稱：“一切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錯誤的，一切否定和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不能容許的。”他把西方的普世價值理念，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仍搞階級鬥爭那一套，聲稱：“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
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就叮囑說:“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製度。”鄧小平骨子裏還是清末洋務運動以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那一套，不過是野孩子認爸爸，把西方舶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認做“中學”罷了。四個堅持，最根本的是堅持黨的領導，確保執政黨千秋萬代保有統治權，獨占社會資源，讓既得利益者的壟斷財富，子孫後代永世相傳。
鄧小平８１年點名批判軍內作家白樺編劇的《苦戀》，說“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８３年決定發動“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因為不得人心，在總書記胡耀邦與總理趙紫陽的聯手抵製下，清除精神汙染的高潮期隻持續了２７天。
１９８６年中共十二大六中全會的閉幕會上，在表決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前，中共元老、文革前中宣部長陸定一再次站出來發言，堅持他的意見，要求在《決議》中去掉有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段話，引起全場熱烈掌聲。萬裏發言支持陸定一的意見。餘秋裏、楊尚昆等發言反對陸定一的意見。胡耀邦采取調和立場，主張暫時仍保留這一段落。接著鄧小平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講得最多，而且最堅持；說現在年輕人中有一種自由化思潮，自由化本身是資產階級的；最後說，反對自由化，還要講十年、二十年。胡耀邦會後布置傳達時說，不要將這個爭論傳達下去，以便集中精力討論《決議》本身。鄧小平聽說後，大怒，發話說：“在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２０年，現在再加５０年，反到下世紀！”
１９８０年鄧小平還沒有掌控中央最高領導權時，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講話，提出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總書記胡耀邦十二大六中全會時向中央寫過報告，一定要建立退休製度。會後，他同鄧小平就這個話題交換過意見，鄧小平試探說，十三大我全退，你半退。真誠坦率的胡耀邦信以為真，把鄧的表態通報給其他中央領導人。鄧小平聽說後，問萬裏：為什麽讓我下？萬裏答：也許是失言。鄧小平說不是，是要樹自己，是要取而代之。鄧小平同趙紫陽也談過此事，趙紫陽當即表示不讚成小平下。因此有人說胡耀邦不聰明。胡耀邦曾因此大聲說：我不能讓人幾十年後指著脊梁骨罵！
１９８６年底地處安徽合肥的中國科學技大學爆發學潮，科大學生上街遊行。１２月３０日，黨總書記胡耀邦打算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央書記處關於處理學潮的意見。鄧小平不同意開會，並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點談話。鄧認為學生運動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並責問胡耀邦“你難道沒有責任？”胡耀邦回答說：“我保留我的意見。”鄧小平說：“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馬上站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１９８７年元旦夜，在鄧小平家裏，陳雲、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窮等中共元老，商議胡耀邦的去留問題。１月４日，鄧小平在家召開會議，參加者有陳雲、萬裏、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趙紫陽，鄧小平在會中出示一封胡耀邦寫給鄧小平要求辭職的信。到會的人傳閱這封信之後，鄧小平說應該同意胡的辭職，當時無人表示不同的意見。１月６日，中共中央發布以鄧小平關於處理學生示威指示為要點的一號文件。同日，鄧小平通知胡耀邦參加“黨內生活會”，由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二三十名高級幹部參加，連續幾天輪番狠批胡耀邦。眾叛親離，誣陷不實之詞劈頭蓋臉，洶湧而來，被罷免的胡耀邦離開會場時失聲痛哭。
令胡耀邦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自己下了台，還被揪住不放，中央接連傳達文件搞臭他。為了家人的安全，胡耀邦極其謹言慎行，相知故舊來訪，不敢提到鄧小平名字，以手摸耳代之。大概是深有體會什麽是司馬遷所說的“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
胡耀邦下台不久，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９日，“鄧小平在接見外賓時首次公開強調他三年前的思想，說改革也要過五關斬六將，過價格這一關很不容易，要擔很大風險，因此要大膽細心，發現問題就做調整。‘但物價改革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十全十美的辦法是沒有的。‘我總是告訴我的同誌們不要怕冒風險，膽子還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後怕虎，那就走不了路。’”，拍板“闖物價關”，結果引發全國搶購風，導致大通貨膨脹，人民怨聲載道。（大陸媒體搜狐《鄧小平價格闖關與1988年的大通脹》https://business.sohu.com/20140822/n403668468.shtml）鄧小平文革中摔殘廢的大兒子鄧樸方建立的康華公司，以其任主席的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享受的免稅待遇，從中央計委撥付五百萬美元，原石油工業部長唐克為董事長、原煤炭工業部長高揚文為副董事長，國務院批準其經營範圍為：實業投資、技術開發、承包工程、谘詢服務和信托投資業務，下轄五六十個子公司，涵蓋全國各行業，烏煙瘴氣，成為官倒之王。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胡耀邦抑鬱而卒，使廣大學生十分震驚。“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４月２４日葬禮前夜，北京高校二十多萬學生，無懼當局的嚴厲恐嚇，衝破校方黨團組織、警察的層層封鎖，自發地連夜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為胡耀邦送行。這既是對改革派前領導人胡耀邦的同情，更是對把他整下台的太上皇鄧小平的抗議！
封建幫會組織天老會(袍哥) 家庭出身的鄧小平，從未受過正規教育，對知識分子、大學生有著本能的仇視，從延安整風搶救運動，到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到文化大革命中央派駐工作組進高校，到８８年胡耀邦下台後堅持把方勵之、 劉賓雁、王若望開除出黨，他一直是鎮壓知識分子、大學生的主謀幹將。８０年我上北京大學讀本科時，國際上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民主風潮興起，波蘭團結工會力圖打破共產黨一黨專製，遊行示威不斷；國內鄧小平主導的“洋躍進”失敗，物資供應緊張，首都北京第一次買肉要憑定量供應的肉票。正值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北大學生發起模仿西方的民主選舉模式，自薦競選海澱區人民代表。鄧小平為此新生事物專門發表了一通訓令：“你鬧資產階級自由化，用資產階級人權、民主那一套來搞動亂，我就堅決製止。”印象特別深的是他最後強調，對大學生引發的學潮，要堅決鎮壓，不惜動用軍隊。
鄧小平對文革後恢複高考進校的大學生，政治上評價非常負麵，多次說：“十年來我們的最大失誤是在教育方麵，對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夠。”鄧小平成了“鄧核心”後，被美化成了恢複高考的決策人。事實上，他僅是最後階段的參與者而已。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７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後，鄧小平才成了華國鋒、葉劍英之後的名列第三的領導人。而一個多月後，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２日，國務院就正式宣布恢複高考。
這次幾十萬高校學生，自發地連夜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為胡耀邦送葬，在鄧小平看來，是衝著他個人來的，是在挑戰他至高無上權威，企圖打倒他，置之於死地！
他迫不及待地於４月２５日召集在京的中央領導人（總書記趙紫陽去朝鮮訪問）到他家訓話，把幾十萬高校學生天安門廣場為胡耀邦送葬一事，定性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政治動亂”指示堅決鎮壓，“他們有幾十萬大學生，我有幾百萬解放軍！”
按鄧小平旨意中共官方在黨媒上大張旗鼓地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 “四二六社論”：“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號召“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為堅決、迅速地製止這場動亂而鬥爭！”
事實上，參加胡耀邦送葬遊行集會的高校學生，不過是一群意氣向投，熱心國是，同學一招呼就上的烏合之眾，被鄧小平冠上“有計劃的陰謀”，實在太抬高這群毛孩子了。把他們上綱上線到“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階級敵人高度，也隻有鄧小平之類的斯大林式的老布爾什維克才想得出來。５月４日，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發表了亞行講話，給廣大同學的遊行做了準確的定性：“我想強調指出，學生遊行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改革’，‘推進民主’，‘反對腐敗’。我認為，這就反映了遊行隊伍中的絕大多數學生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基本態度：又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們對十年來改革和建設的成績，對我們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很滿意的，但對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是很不滿意的。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而肯定成績，糾正失誤，繼續前進，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
滿腔愛國熱情的學生，對自己被鄧小平冤枉為搞動亂後，愈發氣憤，更加對抗，四二六社論發表第二天，爆發了規模更大的四二七大遊行，要求黨中央改正錯誤的“動亂”定性。
此時的鄧小平早已經不是三起三落時認錯最積極的那個鄧小平，而是號稱開鋼鐵公司的太上皇鄧小平，他大權在握時哪裏認過錯？他主持的五七年反右派運動，把全國五十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迫害致死者成千上萬，胡耀邦等人主導右派平反，鄧小平隻因是他領導的，硬說反右運動是正確的，隻是執行過程中也犯有“擴大化”的錯誤，執意被他點名的９６人維持原案，“隻摘帽子，不予改正，不予平反”，結果盡管反右運動錯誤擴大化超5,700倍、錯劃比率達99.99%，仍被他欽定為“正確”的。
由於鄧小平堅決拒絕改變“動亂”定性，學生對抗越來越激烈，直至占領天安門廣場絕食。被通貨膨脹、官倒搞得天怒人怨的民眾積極聲援，遊行示威規模也越來越大，直至百萬人次，同情學生，要求平反“動亂”定性之聲鼎沸。
倍受壓力的黨總書記趙紫陽，最終在會見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亮了底牌——“鄧小平同誌從１９７８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就是國內外公認我們黨的領袖，盡管在我們的十三大根據他的請求，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退出了政治局和常委，但全黨都知道我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的智慧和經驗。我們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正式的決定，雖然這個決定沒有公布，但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還需要他掌舵。”也就是說，隻有太上皇鄧小平，才能改變定性。
頓時群情激憤，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領頭簽名的《知識分子五一七宣言》說：“清王朝已經滅亡７６年了，但是，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位獨裁者說話，《４·２６》就無法否定。”遊行隊伍“打倒鄧小平”的標語，鋪天蓋地。
麵對趙紫陽試圖麵見鄧小平，轉圜時局的要求，其女鄧榕情緒激動地發話：“請你轉告鮑彤（趙紫陽秘書）同誌，現在已沒有必要再談什麽了。我們家老頭子已經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準備！”
當聲勢浩大的民眾遊行示威的矛頭對準鄧小平後，圖窮匕見，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軍權在掌的太上皇，便鐵了心要幹他預謀已久的事——出動軍隊武力鎮壓！
六四流血鎮壓後，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講出心聲：“《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
空懷愛國情懷、民主自由訴求的高校學生，與將動亂罪名強行扣到在他們頭上，軍權在握的鐵血獨裁者鄧小平對峙，唯一下場，流血失敗，絕無僥幸。
六四對中國的最大後果，是中共當局竭力強化對民眾的控製，任何民主自由的些微訴求，都被當作資產階級自由化，嚴厲鎮壓在萌芽狀態。憲法第３５條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現實生活裏慘遭赤裸裸剝奪，招致封口的“敏感詞”滿天飛，為規避全民競相寫錯別字。幾十年高壓下來，中國人的靈魂因六四事件慘遭閹割，陽剛之氣所剩無幾。２００５年李敖訪問北大，演講時感歎：“現在的北大太孬了！”
日本人曾說“厓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緣由他們讀的中國傳來的古典書籍裏，盡是弘揚的路見不平，拔劍而起的英雄豪傑形象——“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的荊軻，田橫蹈海五百士，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哪裏想到清末來中國一看，滿街都是趨炎附勢、麻木不仁的奴才！六四後在當局恭喜發財的拜金主義輿論導向下，“民主自由值幾塊錢?”中國傳統“好死不如賴活著” 的人生哲學暢行，“不自由毋寧死”英雄氣概早已蕩然無存。
六四另一後果，是鄧小平強烈意識到改革開放對拯救其政權的重要性。六四清場不久，鄧小平召集新領導班子談話，說他一直在思考，這些年來改革開放政策對不對，他發現，六四遊行隊伍，“連打倒鄧小平的口號都喊出來了，但沒有一條反對改革開放的。如果沒有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十年，我們可能就過不了六四這一關”。因而他叮囑新領導班子，“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十三大通過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黨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執政的共產黨紛紛垮台，中共稱之為“蘇東劇變”（西方稱之為“東歐１９８９年係列革命”），極大地震撼了中國政壇。
六四後鄧小平雖然寫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辭職信，辭去軍委主席職務；但當他發現繼任軍委主席、新黨總書記江澤民，不聽自己的話，而是聽陳雲為首的黨內保守派話，要改變治國方向，把工作中心從經濟建設，轉為反和平演變，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不再，唯有四項基本原則時，他就離開北京南巡。
已沒有任何黨政軍職務的鄧小平，高調發表南巡講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證明隻有改革開放才能救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中，改革開放是主題、是主線。以前的兩任總書記抓改革開放還是有功的，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８年的經濟發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沒有那五年的經濟大發展，你這幾年的治理整頓也搞不下去。對胡耀邦、趙紫陽在經濟工作上的成績還是應該肯定。他們隻是在反自由化上出了點問題，但對他們的工作和成績，不能一概否定。”
南巡時鄧小平特別與代他實際掌控軍隊的楊尚昆、楊白冰兄弟碰頭。當時深圳報紙別有用心地特別公開報道他與楊尚昆遊園對話。鄧小平：“我們認識有多少年啦？”楊尚昆：“六十多年了！”沒報道的是，鄧小平擁抱楊尚昆，耳語一番後，猛拍腰間，大聲說：“槍杆子還在我們手裏！”
隨即在珠海召開了高級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和中央軍委秘書長楊白冰，卻沒有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會上鄧小平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楊白冰隨後在三月份的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上，代表解放軍代表團率先高調宣布：“新時代解放軍的使命是對外反侵略，對內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不久，又在《解放軍報》頭版頭條發表《肩負起為國家改革和建設保駕護航的崇高使命——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６５周年》強勢長文，中央各大媒體紛紛轉發。
楊家兄弟這次為無冕之王鄧小平保了駕，功高震主，反而使鄧小平意識到身後沒有人可以製約楊家將，楊白冰取代江澤民易如反掌。不久鄧小平卸磨殺驢，９２年１０月中共十四大上，突然解除了楊家兄弟所有軍隊職務，罪名據傳達到軍級幹部以上的中央文件，“拉幫派結黨營私”。
六四的國際後果，是引發蘇東巨變。羅馬尼亞黨和國家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東德領導人昂納克六四後都曾到北京取經，企圖效仿中共的鐵血鎮壓手段。但在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公開性”政治體製改革之風吹拂下東歐人民，已被中共六四血腥鎮壓驚醒，掀起抗議遊行風暴，一不做，二不休，徹底改頭換麵，砸爛柏林牆枷鎖，槍斃獨裁暴君，將統治東歐幾十年的專製馬列政黨趕下台。
六四的另一個國際後果，是西方國家出於對中國人民在六四事件流血犧牲的同情，對能出現隻身攔坦克中國人民的敬佩，對和平示威遊行民眾會遭受殘忍報複的擔心，聽信海外留學生組織毫無事實根據的申請政治避難謊言遊說，給予六四其間在海外的中國籍華人政治庇護，成為特殊移民群體——六四綠卡大軍。六四事件讓中國政府被美國為首的西方政治抵製、經濟製裁，固然是輸家；中國老百姓遭受經濟蕭條吃苦頭，一樣也是輸家；參加學運的學生、市民，被清查迫害，最大的輸家。唯一贏家，是中國大陸當時在西方國家的留學生、訪問學者、出差來訪的人，賺到政治庇護的永久居留權。在美國連家屬有十萬之眾，在澳大利亞有“四十千”，加拿大、歐洲，隻要是中國籍，人人白撿普通外國人千辛萬苦難以得到的永久居民卡。
六四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公民抗命運動。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或稱公民不服從，是一種政治參與形式。是指公民透過象征性的、自覺違反法律、規範或政府律令的手段，以消除不公正的局麵，從而強調他的道德參與權。
印度甘地和美國馬丁·路德·金，是領導改變曆史進程的公民抗命運動典型。
哈佛大學教授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Th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與《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指出，公民不服從主要有以下幾個涵義：
它是一種針對非正義法律或政策的行為：它不僅包括直接的“公民不服從”——直接違反要抗議的法律，例如，在馬丁路德·金恩發動的黑人民權運動中，黑人故意進入被惡法禁止他們進入美國某些地方以顯示法例的不公義；亦包括間接的“公民不服從”，例如，現代的社運或民運通過違反交通法規來引起社會注意某種政府政策或法律的不公義。
它有預期並接受因不服從行為而導致的逮捕及懲罰。
它是一種政治行為：它的目的是向當權者提出意見，這些是基於政治、社會的意見，而非個人原則，它訴諸的是構成政治秩序基礎的共有正義觀。
它是一種公開的行為：它不僅訴諸公開原則，也是公開地作預先通知而進行，而不是秘密的。故此，它有如公開演說，可說具有教育的意義。
它是一種道德的、非暴力的行為：這不僅因為它是一種表達深刻和認真的政治信念，是在試過其它手段都無效之後才采取的正式請願，也是因為它是在忠誠法律的範圍內（雖然是位於這範圍的邊緣）對法律的不服從。這種忠誠是通過公開、和平以及願意承擔違法的後果來體現的。它著重道德的說服，故此一般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
美國耶魯法學院教授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Myles Dworkin）指出，公民不服從有三種形式：
“基於良知”：公民選擇違背法律，因其認為該法律性質是非道德的。例如廢奴主義者認為蓄奴是非道德行為，因此他們選擇違背《逃亡奴隸法案》（Fugitive slave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拒絕將逃跑的奴隸交還給當局。
“基於公正”：公民選擇違背法律，因其認為該法律違背了個人利益。例如黑人在民權運動期間的非法示威活動。
“基於政策”：公民違背法律，目的是為更正他們認為是極度錯誤且危險的政策。
（引自《維基百科》）
美國《獨立宣言》奠定了現代社會普世價值的基礎：“我們認為下列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其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當政府一貫濫用職權、強取豪奪，一成不變地追逐這一目標，足以證明它旨在把人民置於絕對專製統治之下時，那麽，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並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當任何政府濫用職權、無視“人人生而平等”，強取豪奪侵犯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時，人民當然有權利反抗他們，因為“世間政府是為保障這些權利而建的，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於被治理者的認可；當任何政府形式危及這些目標時，人民就有權予以改變或廢除並基於最有可能給他們帶來安全與幸福的原則和權力，分配形式建立新政府。”
曆代統治者都會利用手裏的權力保障自己既得利益，製定各種各樣防範、禁止人民反抗他們的法律。他們會利用政治手段、金錢收買來操縱立法機構的選舉，將之變為完全代表少數統治者利益的橡皮圖章，製定侵犯人民不可剝奪權利的種種惡法，從而根本否定民主的基本原則——“多數決定，少數權利”（Majority Rule, Minority Rights）。即便民主燈塔的美國，立法的國會，人民認可率經常不及百分之十五（“The most recent polling data from March 2024 puts the approval rat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t 15 percent, reflecting a slight increase from February's record low of the 118th Congress, which began in January 2023”），曆史上不是堂而皇之地出現與《獨立宣言》中奉為圭臬的立國原則——人生而平等——完全對立的種族歧視惡法《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嗎？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不是公然把永保執政黨萬年統治的“四個堅持”寫入憲法，可以將任何對中共獨裁表示異議的人，依法以顛覆國家罪判刑關進監獄嗎？
如果美國人民都老老實實地遵循這種剝奪人民基本權益的惡法，如果沒有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領導公民抗命的民權運動的馬丁·路德·金，以數十次被判刑關進監獄的舍身犧牲，美國現在還是種族隔離的邪惡落伍國家呢，也不可能有１９６５年移民改革，廢除了亞洲人不得入籍、不得與白人通婚、不得擁有房地產、不得每年超過百人移民限額的惡法。
馬丁·路德·金說，公民抗命是對法律的尊敬：“一個人違反了法律，因為他的良心告訴他這是不公正的。但他仍願被送入監獄接受懲罰，以試圖喚起社會的良心，讓他人意識到法律的不公正。這事實上表達出了對法律的最高敬意。”
參與公民抗命的人，為信念中的大法而挑戰惡法，以身試法，無畏牢獄之災，其意誌、勇氣遠非普通謹小慎微為稻糧謀者所能理解，往往招致後者非議，夏蟲不可語冰，燕雀安知鴻鵠之誌也。馬丁·路德·金當年領導公民抗命，多次被警察逮捕，被檢察官起訴，被法院判刑關進監獄，謗名倍致。後來他領導的公民抗命民權運動成功，廢除惡法，人民受益無窮，他的生日被尊為美國法定國家節日，倍受人民敬仰、懷念。
１９８３年贏得最佳影片等八項奧斯卡金獎電影《甘地傳》，講述印度聖雄甘地提倡非暴力，堅持用絕食、靜坐、公民抗命遊行等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手段，喚起民眾，贏得人民的信任和愛戴，雖屢遭挫折，最終迫使英國政府同意印度獨立的事跡。該片在中國高校學生中有很大的影響。六四時大學生以非暴力遊行示威、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抗議當局的“動亂”定性，公民抗命阻擋戒嚴部隊進入首都天安門廣場，或多或少是從甘地那裏汲取精神上的靈感。
六四公民抗命伊始，參加胡耀邦追悼會的遊行集會的大學生，作為對１９８６年底北京市人大為了防範安徽合肥中科院所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潮蔓延到首都高校，匆忙通過的《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幹暫行規定》的應對，特別抬出了中國根本大法——憲法，來對抗北京地區的惡法。
六四公民抗命運動，自始至終堅持非暴力。從天安門廣場連夜集會悼念耀邦，到５月２０日戒嚴令後軍隊被民眾堵截在北京城外，到六四清場，我親身經曆的所有官民對峙場麵，從沒有見到任何一個大學生暴力對抗當局軍警。至於六四時發生的北京市民暴力對抗軍警鎮壓事件，別指望從小受毛澤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教育的普通老百姓，當軍警槍彈相向，置自己於死地時，會束手就斃。兔子急了還咬人呢！
公民抗命運動，隻能在有悠久民主法製傳統的西方，才有可能實現正麵的結果。發生在有著漫長封建專製曆史的中國，六四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在鄧小平太上皇封建家長製鐵血專製統治下根本行不通，隻能以失敗告終。連鄧小平都能說出中國與西方的這種差別，“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中共當局把上百萬具有良知、正義感人民參加的六四公民抗命運動，誣陷為反革命動亂，把如此多富於同情心的善良民眾扣上暴徒的帽子，相較與事實，血口噴人，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謬。首善之都的北京，坦克街頭橫衝直撞碾軋平民，武裝軍人肆意當街槍殺百姓，現實讓共產黨多年來向老百姓灌輸的“人民政府愛人民，人民軍隊愛人民”宣傳，徹底破產。
六四軍隊開槍鎮壓和平遊行示威的民眾，於情於理於法，畢竟有悖，演變成了中國大陸執政當局最大的個禁忌，成了的一塊不能揭的傷疤，諱莫如深。中共早已放棄最初的汙名化，從將整起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大唱黨中央、中央軍委英明領導下“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的頌歌，到幾年後緩和成“動亂”，後來再淡化成“事件”，乃至於如今使用的“風波”一詞，最終幹脆淡化成一片曆史空白。中共嚴密強力控製下的中國，公開的官方文件、官員講話、媒體報導、藝文創作，乃至於民間意見表達，甚至在網路上，始終不允許出現任何涉及“六四”的字眼及內容，忌諱如阿Ｑ頭上的瘌痢疤痕，一概封禁抹殺。既然鄧小平六四鐵血鎮壓，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如此豐功偉績，怎麽再也不敢歌功頌德？被吹捧為能改變中國曆史的強人，理該好漢做事好漢當，為什麽他生前死後自己家人、親信，從不敢承認六四軍隊開槍鎮壓民眾，是身為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下的命令？
中共當局對六四這個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公民抗命運動，采取的嚴厲封殺、回避、淡化、遺忘措施，將之定位成曆史空白，從官方公開出版的黨史、共和國史中消失，恰好反映了中國官方的對六四的最真實的評價——與理有虧。當年在北京經親身經曆過的人，毋論台上官員，台下百姓，誰心裏對六四沒有一杆秤？欲蓋彌彰，莫如是非勿論，忘卻最好。
三十多年來，公然發聲稱讚六四中共鎮壓好的言論，並非來自中國大陸官方，而是來自海外網絡媒介。總會有人占著海外言論自由的便宜，蹭六四議題流量，詆毀由六四由學運發展起來的中國曆史上最大公民抗命運動，歌頌鄧小平下令解放軍暴力鎮壓的豐功偉績，誹謗天安門母親。如果在中國境內，這些人早被當局掌嘴封殺，不過是類如《紅樓夢》中馬糞填一嘴奴才焦大的下場。
更有甚者，假設曆史，說什麽六四如果鄧小平不鎮壓，被當局通緝後來在海外表現令人詬病的學生頭頭如柴玲、吾爾開希，會上台領導十幾億人的國家，後果會如何如何。六四學生運動自始至終都是義氣相投同學們的自覺參與，哪裏有什麽組織？烏合之眾而已。隻有大家相互推舉的學生代表、活動召集人，哪有什麽學生“領袖”！都是來自不同院校的同學，相識沒兩天，誰服誰呀！今天被推舉為某個長，明天就可能會罷免哄下台。“學生領袖”雲雲，不過海外媒體的稱呼。設想六四學生領袖領導下的中國會如何如何，如非別有用心應合中共當局醜化宣傳，必是癡人說夢。
２００９年，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發表耶路撒冷文學獎獲獎感言：
“請容我在這裏向你們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我從未將這句話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而是刻劃在我心靈深處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的：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無論高牆是多麽正確，雞蛋是多麽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曆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
“這代表什麽意思呢？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
“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麵對一堵名為‘體製’的高牆。體製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係統化地殘殺別人。
“今天，我隻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隻是一枚麵對體製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麽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隻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隻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請花些時間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製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製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製自行其道。體製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製。”
體製的高牆，在世界各國，沒有太大差別。在中國，是黨中央、戒嚴部隊；在以色列，是內塔尼亞胡總理內閣，以色列國防軍；在美國，是總統、國會、最高法院、州長、警察、國民警衛隊、大學校長……任何官僚機構，絕對權力絕對腐敗。對他們理應保護的脆弱如雞蛋般的平民、學生，從來都會冷酷、有效率、係統化地迫害。
作為３５年前曾經參與六四全過程的青年博士生，受過完整人文教育，認同普世價值的筆者，絕對信奉寫出《悲慘世界》、《九三年》的十九世紀法國偉大作家雨果(Victor Hugo)所說，“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2024年6月3日作於芝加哥西郊
（圖片來自網絡）
文學城藏龍臥虎，再次感謝博主對這段曆史的詳實記錄與分享！
後麵關於學生領袖的評論與我的評論可以說異曲同工。
毫無事實根據？西方國家出於人道主義，給留學生永久居留是非常正常合理的。你要回中國沒人管你，你是自由的。此外，這些高學曆的完全可以申請綠卡留下了。這些人對美國的科技發展應該起到不小的作用。
作者寫了一大堆，到底想說什麽沒有交代，大概也沒有重讀一遍。
https://www.amazon.com/%E5%85%AD%E5%9B%9B%E8%A8%98%E6%86%B6-Traditional-Chinese-%E6%A9%A1%E6%BA%AA-ebook/dp/B0CW1F2GG2/ref=sr_1_1?crid=IQ9SX6VR6ZO3&dib=eyJ2IjoiMSJ9.zxt8HdxhmK1f25RCuOSkrVtXaVEG2k-VzXkrtui2M_m04JKBVuMZJUU5mT55n1zQbK8CJcCtbDheFVjtcVB30IHScYfj0UzkXud-XyAAFb-vu8fjZl17FW-uk9iuSX1bx-KxHjh1K9PAXZ0tUwJ4kIKO2StxKCrFrKgKXDNUf1fWKz5jeK4H2gHmcPLaEBTYInkG_4A2m1qOstlwz8pC7Ox1BK3Uz2346E3Z42KTs2Q.c3uYtgU5dQtbXe1REDAjnPwoIZdWBFFqYs6OUzx8Y2E&dib_tag=se&keywords=%E5%85%AD%E5%9B%9B%E8%AE%B0%E5%BF%86&qid=1717464508&sprefix=%E5%85%AD%E5%9B%9B%E8%AE%B0%252Caps%252C166&sr=8-1
當年大一的我還懵懵懂懂，隻有十年後離開中國了，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慚愧沒有積極參與。
紀念8964，紀念經曆苦難和犧牲的人們。希望中國早日巨變！
“天安門母親”收集的六四遇難者名單，主要集中在北京，外地學生遇難者跟多，卻無從統計。我《六四記憶（六)——劫後》記錄了給同學送葬時八寶山所見：
“熊國勝認真地為老同學拍照，留下最後告別的鏡頭。他八一廠的進口日本單反照相機，在焚化車間的昏暗光線下，閃光燈自動跳起，隨著他按下的快門，發出耀眼的閃光。突然黑暗中冒出幾個黑衣黑褲便衣警察，扭住熊國勝的胳膊就搶掛在他脖子上的照相機。身材高大的老熊大怒，責問他們是哪個單位的。這幾個人被熊國勝的氣勢鎮住了，反問他是哪個單位的。熊國勝自報家門：解放軍八一廠軍事紀錄片部的。當時北京城裏最威風的老大，是持槍橫衝直撞的軍人。那幾個便衣警察忙道誤會，說這裏禁止拍照。這時候我們才注意到，焚化車間不遠靠牆處，堆碼著層層鼓鼓囊囊的黑色大塑料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