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慕尼黑逗留的幾天裏,每天晚上都去坐落在市中心的HB啤酒館用餐喝酒。
我是個好飲之徒,除了喜歡喝中國的白酒、英國的威士忌、日本的清酒、各國出產的葡萄酒我一向是來者不拒。但是,對啤酒我卻沒有特別的嗜好。然而在德國期間,我卻極珍惜每一次喝啤酒的機會,可以說是每餐必飲。如果在某一天我重遊德國,不為別的,或許隻為了那啤酒的芬芳。
HB啤酒館大概是慕尼黑最有名的啤酒館了,因為第一天晚上從酒店裏出來,對出租汽車司機說:去找個喝啤酒的地方。那司機略作沉吟,然後一腳油門,就把我們帶到了HB啤酒館。並告訴我們:在這裏,你們一定會很開心的!
HB啤酒館
是的,HB啤酒館確實與眾不同,它規模巨大,這裏可以容納二千啤酒客同時共飲。它風格樸實,店內大多是厚實笨拙的長方形餐桌和條凳,一隻條凳上可以同時坐上五、六人之多。它氣氛熱烈,在酒館中央有樂隊既興伴奏,據說這樂隊可以演奏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風格的音樂,讓所有前來飲酒的遊客都能聽到鄉音,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這裏的烤豬肘可謂膾炙人口,這裏的服務生熱情洋溢。姑娘們的笑臉上絕不會塗脂抹粉,美得自然、無邪、健康。樂隊的演奏每每高潮迭起,在座的客人們雖然並不相識,但是紛紛舉起手中的酒杯,彼此微笑致意,相互祝福。
我不是個喜歡泡酒吧的人,因為不喜歡喧囂的環境,越是在喧囂的環境裏,我越是倍感孤獨。但是,在HB啤酒館裏我卻感覺不到一般酒吧裏的那種喧囂瘋狂和肆無忌憚,這裏溫馨卻不顯造作,熱烈而不入俗套,朋友之間的輕聲細語可以聽得清清楚楚,倘若說的是情話,那便是再好不過了。
HB啤酒館的風格是樸實的、大眾的,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吧,當年的希特勒才喜歡在這裏高談闊論,宣傳他的納粹主義思想,他以非常出色的演講口才,讓大多數聽眾接受了他、崇拜了他、熱愛了他。這個啤酒館是希特勒發跡的地方,德國曆史上著名的“啤酒館政變”就發生在這裏。
從HB啤酒館回到酒店的時候已經是深夜,我的雙腿軟綿綿的,走起路來輕飄飄的,但是我的頭腦異常清醒。我記得朋友在路上問我:如果不是德國納粹的戰敗覆亡,納粹模式是否可以維持長久?這個問題我聽得清清楚楚,但是在腦海裏卻理不出個頭緒來,我所答非所問地對朋友說:九月份的慕尼黑啤酒節,再來吧!朋友嗬嗬地嘲笑我:喝多了!
從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這人類曆史上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裏,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簡直可以說是演繹了一出神話,創造了一個奇跡,製造了一場災難。納粹的德國與東方的日本以及墨索裏尼的意大利結盟,成為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盟國共同的敵人。大戰結束之後,墨索裏尼死無葬身之地,日本和德國幾乎成為一片廢墟,他們都為這場戰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在戰爭中,日爾曼民族仿佛彰顯出了他們種族的純正和血統的高貴,他們好像具有征服其他種族人民的資格,納粹黨徒曾經顧盼自雄,不可一世。就連當時的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先生也對納粹模式無比青睞,他曾經派遣使者到納粹德國取經,著名的藍衣社特務組織在許多方麵就是仿照納粹的模式改組和行動。彼時,蔣介石先生相信,納粹模式能使中國改變積弱貧窮的麵貌,甚至稱雄列強,能圓了他的一個強國夢。
在二戰中,日本帝國與納粹德國結盟,加上法西斯意大利,成立了以柏林-羅馬-東京為軸心的軍事集團。但是,那個以一手策劃襲擊珍珠港而名載史冊的山本五十六卻十分蔑視陸軍軍部的愚昧和短視,一直反對與納粹德國結盟,而主張與美國修好。這裏麵有山本五十六對戰爭勝負的顧慮,因為他曾經留學哈佛,駕車環遊美國,對美國的科學技術、法律製度十分推崇。相對於當時日本陸軍軍部的那些狂人,山本五十六不僅膽識過人,政治見識也過人。山本五十六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與自由的政治模式代表了人類世界發展的正確方向,而不是德國納粹模式。
好一個山本五十六!他對世界曆史潮流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是,在一個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氣囂塵上,舉國狂熱癡迷的時代,他沒有能力力挽狂瀾,他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策劃了襲擊珍珠港事件,在“大和精神”的作用之下,他本人極其日本民眾,都不能幸免於難,兩顆原子彈,使日本在二戰中遭受到幾乎毀滅性的打擊和災難。
如果不是德國納粹的戰敗覆亡,納粹模式是否可以維持長久?這個問題在我心頭縈繞很久。在我回來整理在德國拍攝的照片時,有一張是在柏林國會大廈前拍攝的,那是插立在地上的七十塊烏黑的金屬板,我最初以為是一個什麽藝術作品,經導遊員解說才知道這每一塊金屬板都是被納粹清洗掉的一名國會議員。我在當時拍照留念。當這張照片映入我的眼簾時,我豁然開朗:一個剝奪了人民言論自由的政權,一個瘋狂鎮壓持不同政見的政黨,它能維持得長久嗎?
七十塊烏黑的金屬板,七十名被清洗掉的國會議員,他們被汙以什麽樣的罪名而遭到鎮壓呢?我想沒有以“背叛祖國”和“背叛人民”這樣的罪名更冠冕堂皇的了。愛國主義,是所有專製政府和政黨、以及民賊獨夫都十分鍾情和張揚的一麵旗幟一張招牌,在這麵旗幟之下,賊子們行使罪惡,在這張招牌之下,惡棍們躲避懲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宣布“個人利益高於國家利益。”這是針對納粹一向拿“國家”和“民族”說事,假借“少數服從多數”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從而把德國引向災難深淵的前車之鑒。阿登納新憲法規定:政府無論出於多麽偉大的動機,都不能侵害個人利益。無論政府、議會或者法院,都無權侵犯私有財產,這是民主政治的基礎。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東柏林的納粹模式再一次宣告失敗。人,生而來到這個世界上,有追求自由的天性,有獲得幸福的渴望。愛國,本就不是人生的目的和生命的意義!
配圖為拆除柏林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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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一個人可以讚同不同的政治製度,但切忌因此而去湊答案、編織場景,來營造一個讓大眾甚至包括自己 信服的幻象。 如果我們能從曆史上學到什麽,首先是應該忠於事實,不要被自己的 wishful thinking 所迷惑,從而年深日久,漸漸的就會真偽不辨了(對自己來說)。
“這裏麵有山本五十六對戰爭勝負的顧慮,因為他曾經留學哈佛,駕車環遊美國,對美國的科學技術、法律製度十分推崇。相對於當時日本陸軍軍部的那些狂人,山本五十六不僅膽識過人,政治見識也過人。山本五十六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與自由的政治模式代表了人類世界發展的正確方向...”
1) 山本並非 “曾經留學哈佛”。 他是在擔任日本駐美國大使館的海軍武官的時期在哈佛大學修過課,並不是傳統意味的留學生。
2) 山本也並未以 “政治見識也過人” 而著稱。 他是個有名的賭徒,屢次出入職業賭場。 他的偷襲珍珠港的計劃,也不見得就是“膽識過人”。 那是日本在與美國正式外交協商的當中發動的偷襲; 為此,日本早於兩年前就派了間諜到夏威夷,窺伺美國海軍的活動細節。 所以,偷襲是一定會成功的,隻要日本海軍可以好整以暇的等待機會到來。這個機會因為美、日兩國的外交協商而得到格外的保證; 因為美國人絕沒有料到,日本人居然會在外交會議進行之際,同時發動偷襲。 這非但違反了國際外交慣例,還違反了國際公認的戰爭行為模式,就是說,即使偷襲也不可以在雙方進行協商的中間來發動。 以納粹德國的好戰與它發動突襲、閃電戰次數之多,也沒有在 和蘇聯訂立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協商時期 發動突襲。 所以美國總統羅斯福才會說,這次偷襲可說是無恥, the day of infamy.
3) 山本五十六從未公開主張 "民主與自由的政治模式代表了人類世界發展的正確方向"。 他之所以認為日本不容易戰勝美國,是因為他見到了美國工業基礎的廣大;蕞爾島國的日本如果要與美國競爭實力,有其先天上的劣勢。 這一點不需要什麽對政治模式有意見的人才能覺悟。任何對美國有過詳細觀察的機會的外國人都可以察覺。 博文把 山本的結論嫁接到政治模式上去,是曆史書中所沒有的。 更不必提什麽“人類世界發展的正確方向”了。 這一類的說話是二戰以前的日本軍官不會說的。 請不要忘記,日本在 1939年正在大肆慶祝日本在神話曆史上的 2600年祭。(同一年製造了日本海軍的 零式艦載機,後來用去偷襲珍珠港。) 這正是日本人感覺良好,認為自己的製度是 萬世一係、千年彌新 的時候。
隻不過德國是處在糾紛的中心,沒辦法跟美國一樣孤懸海外、沒人理會。如果當年德國模式成功,那麽它屠殺猶太人也會經過一兩百年以後慢慢洗白,跟今天的美國一樣。再用幾個漂亮的名詞來打扮自己。
你瞧,我也豁然開朗了。
太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