裏爾克詩句,舒嘯譯,“在逐漸感到最初的永恒之前,/ 需要不斷追憶以往 — ”。
核桃肉補腦,我這些年吃多的是山核桃,不是小辰光的大胡桃了,上海人發音“度葡萄”,小核桃是杭州的,殼也很硬。
上海人有一句話,螺絲殼裏做道場。我在小說裏提到了,螺絲殼在冬天,和上海的冬天一樣,濕冷。我喜歡核桃殼,幹燥而溫暖,就像我現在碼字的廚房角落,我的核桃殼。小桌上是有半個空核桃殼,我扔進2008年來自雇主的聖誕節禮物一副Vintage耳環。
去年,我寫的幾乎都是流水賬了,沒有寫到發麻,卻是自問,還能不能給個題目,寫到滿意程度。我的滿意是耐得住讀,過幾年讀,會有驚喜,原來自己寫過這樣的句子。那種感覺,像在今天早上抽屜裏拿出一條舊銀項鏈,戴起來,三十年前的澳洲寶石吊墜,盡管托它的鍍金暗淡了,在鏡子裏仍然是一顆綠瑩瑩的寶石。
寫這個短篇小說的動機有幾方麵,評論博友小說意猶未盡之餘,我想及三年前春節網絡震蕩的新聞。去年聖誕節前,在廚師長手機的微信群裏,主動點開一個小視頻,是轉的一個老師的講台,內容是抵製平安夜。我忍無可忍根據所講內容發了一段評語,最後落到這樣仇恨教育會導致什麽。此外,我反感那位中年女教師的台風,扔粉筆的樣子。我想,我慶幸沒有成為這樣的中年女教師。
我開始構思“平安夜”為一個時間點,套在一個姓徐的城市一個稱“懂”村的小說。
Virginia Woolf的《Mrs. Dalloway》,小說裏,達洛維夫人去買花的路上,寫出了一段又一段往事。我在前麵寫從辦公室去門房打熱水,盡情過“the moment ”和“window ”的癮。
引子用了伍爾夫一九二八前發言稿的一句。中文版譯“Poor”為“貧窮”,我選擇原文,是想,過了將近一百年,女性還隻是經濟上“貧窮”嗎?“Poor”的定義在什麽。
最後結尾用布萊克《老虎》,選的是徐誌摩的譯,為他有《猛虎集》,封麵是虎皮,很虎皮大衣了。故舍棄郭沫若等版本,還有徐先生姓徐。
小說裏取的幾個姓名,我再三取舍。就如我不想寫出城市名字,而是幾處暗示,72峰也是查出來的,我沒有去過的城市。為什麽李老師姓李,我查當地曆史名人,有“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的李後主,才把姓董改成姓李。我大概五歲左右被接去住父母學校宿舍的家,可以說,有學校情結。而最先認識辦公室門口上掛白漆木牌,毛筆字寫的,有“史地教研組”。記得第一個曆史老師姓李,在我寫完小說李老師那段,他穿發白藍色中山裝的樣子凸顯了,而他有三個女兒。為了參差的對比,我當然要寫一個地理老師。我工作的學校有一個教高中地理的馬老師,說一口大概是山東口音的普通話,他不會說上海話,是學校裏很少的。我不按我認識的馬老師寫,也沒有參照任何認識的曆史老師。我參照的是三年前新聞裏一張照片上留下的印象,那個男人和幾個孩子在一起,加以主觀發揮。我太熟悉學校老師麵對黑板寫字的樣子了,我想,做過學生的都熟悉,寫起來毫不費力。
我最先是想寫那個新聞的後續,比如那位不幸的女人出了精神病院,去學校接孩子,穿一件舊虎皮大衣。代課的“我”在教室透過窗戶看見了。
寫門房的時鍾,是學了福克納的時鍾滴滴答答,去年讀他的意識流很辛苦。
如果小說名改成“一個逃離上海的女學生”,大概會增加讀者點的興趣。不過,我不想討好。隻在發完後想,我到底讀了Alice Munro,深受她《Runaway》的影響。有寫的克製,我連佳妮受什麽“欺負”都不寫,本來用“猥褻”,改掉了。還有“我”經過鬆樹,那個名字,我故意不寫,如果有讀者把它與車禍聯係在一起,也是一種解讀。如果寫成長篇,我就要在這裏做文章了。我在生活裏,知道中年失去孩子的悲劇。兩棵鬆樹,高中母校圖書館旁邊兩棵青鬆,百年。班主任在黑板寫下“咬定青山不放鬆”四句,我一直當“青鬆”刻在腦海。
可以說,我改了又改,簡單的一句,卻是腦海裏畫麵帶出來的。上帝給了我平凡普通,給了我碼字時的靈感。比如愚園路,我寫下時,好奇自己為什麽選擇愚園路。愚園路從靜安寺那頭開始,屬靜安區,另一頭到長寧區了。我自然選擇顧老師家住靜安區,和佳妮小學所在一樣。到了寫完那段,我的潛意識才清晰,原來我大學裏教比較教育的女老師原來家住愚園路,2017年早春,我在師大偶然遇見她,談了將近兩小時,寫過博文,她的外公是章宗祥。我也特意走了愚園路,距離我離開上海前某次開會走過愚園路有二十年。還有我的高中母校出的中國現代文學上留名的施蟄存住愚園路。我近乎遙遙致意。
我的小學三年級語文老師姓顧,我寫的作文第一次在被班級裏表揚。我在上海九十年代的好友媽媽是虹口區一所中心小學英文老師姓顧,我在她家吃住,待我那麽好。等我用了這個姓,才追思,豈不是天意。
王校長,我幾乎是加出的,本來不給他筆墨。然而,是我的主觀願望,不想在小說裏加以控訴,而是想平靜講述。我要緊扣當下,小說不是烏托邦。記得意大利電影《燦爛人生》,那位醫生弟弟,他與憤怒的警察哥哥不同,他對當時的政治是厭惡的,他改變不了大環境,卻在自己的本職工作裏兢兢業業,做實際的工作,為了弱者。我太喜歡那種精神。我在寫到錦江小禮堂的那句,原本長到三句,刪減修改,因我不用露出作者的情緒與評論,否則太低級,像硬要塞給讀者“買一送一”的廉價。
我也希望讀者讀到“觸電”能夠想到前麵我提及的煤球爐的用心良苦,還有其它。
我如果不寫下這些花絮,過兩周自己都“失憶”了。這些思緒裏的“moment ”是花開的瞬間。就像前麵我回複評論裏提及13路電車,真的,開始沒有寫,是修改時,突然13路開進了腦海,我帶著興奮寫下,它讓我想到去提籃橋東海電影院看電影的童年,我至今記得美國電影《虎虎虎》,是暑假與哥哥和表姐去那裏看的,有冷氣。後來,又知道它和虹口猶太人連在一起。上海有多少掌故,卻像我左手上那顆幼年黑痣經年後僅是淡淡看不清的點,在寫的過程裏,它帶著翅膀飛回來。
寫佳妮離家出走,從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交替在兩章裏,那些路線,那些百貨大廈名字,我覺得是受《挪威的森林》的影響。再加上,去年我知道提及的九十年代開張的幾家都歇業了,通俗地講,一個時代結束了。當年,我即便不買,窮老師囊中羞澀,還是要逛的。下班走去淮海路乘126路,特別是周四晚我在分部值班後,看著華燈初上的淮海路,國泰電影院、三聯書店,是符號印記。我永遠記得國泰電影院前等退票的那個年輕清秀小夥子的身影。哈哈哈。
我鴕鳥一樣,因為不是班主任,與兩位女生不熟,事發生時,我在產假,好像有的事與我無關。可是,我心底永遠記得。我把它揉成一件事,創作了,便是小說裏佳妮的故事。它是蜘蛛網,掛在真實的牆角。
顧老師媽媽讀聖經,我是參照五年前看見的畫麵,去年去世的本地百歲香港人,我們去她同住的女兒家,她一直在房間裏讀聖經。
我說過,寫了兩周,基本在我的核桃殼角落,但寫的第一天下午,我們去AGO,周末人多,在五樓一個特展入口,沙發座椅,倒是沒有什麽人,我用手機寫下第一章後半部分。有在咖啡館寫的,帶著ipad ,廚師長還在旁邊和我說話。我專心寫時,晚飯前,他做飯,邊說話,影響不到我。我的確很感激他,不問我寫什麽,卻愛說,我老婆是“作家”,一個沒有稿費的“作家”了,也不求發表在什麽雜誌上。
開寫那天比較暖和,我穿著女兒的防滑舊靴進AGO。寫作是一步一腳印。
我也需要伍爾夫的五百英鎊,我有我的積蓄,還有我寓短工於樂的零花錢。
去年或是前年,地鐵上與一位在芭蕾學校教美術的本地人了到伍爾夫,她說想不到百年前的女人還要爭取選票權利。
一九二八年,女性成為作家或畫家,都難。我在第九章裏提及1928年的畫,是與引言的1928年10月呼應。而佳妮出走的虎年是1998年10月,也是一種呼應了,我的微小心思埋得深深。外婆告訴我生肖裏的“羊入虎口”,小說裏我沒有寫出來,我希望有人讀時,想到這個迷信。
我站在小說裏提及的畫前,然後我覺得佳妮的故事浮現了,代替我最初把握不住,會寫到爛尾的可能,更不希望蹭新聞。我的初衷是紀念新聞裏的悲劇女人。
寫小說,就像希臘神話的迷宮,寫完,就是走出來了。我記得去年讀書俱樂部請了張翎,我問她創作心得,她說到大意要列個提綱,人物性格寫上,她寫長篇,前後要一致。我這次也列提綱,主要是小說的走向,我如何寫到結尾,設計了好幾次,否定,才有這個結尾。
這幅希臘神話的油畫,我又去看一遍,伊卡洛斯的翅膀,飛起來,即便掉入大海,他飛出了迷宮。
發完小說的周六下午,我去這幅法國畫家的畫前留影,Pierre Bonnard的風景畫是先有筆記有他的夢,再畫。我寫時,打腹稿,紙上草稿。
我穿著1990年聖誕禮物絨線織的毛衣,圍著女兒小學二手圍巾,手鉤。一條大學裏流行過的蘿卜款二手牛仔褲。小說第九章提及的紫水晶十字架銀項鏈,是發之前加上去,來自我咖啡之友戴著的朋友給她的聖誕禮物。:)拿來主義,周先生教的寫作方法。
我的確引用聖經,第七章裏引號裏引用約伯記,正巧是我那天的閱讀。約伯一直被西方文學裏用來表示苦難,我想被拐賣婦女所經曆的便如此。
謝謝我寫的過程裏給予意見鼓勵的朋友。謝謝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