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從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談起

一，關於“氣貫長虹”的領袖講話

這篇關於文革的文章要從文革前的一件事談起。

１９５７年，毛澤東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上發表了一篇驚人言論，在各共產主義“兄弟黨”中引起強烈反應，後來更成為中蘇分裂的由頭之一。根據中方後來整理的文本，毛澤東是這樣說的〔１〕：

“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我們黨的政治局開過幾次會，講過這個問題。現在要打，中國隻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但是蘇聯有。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個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隻有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

直到現在，在我國的一些“主旋律”論著裏，這番話仍然得到高度評價，被讚為“一篇氣貫長虹。洋洋灑灑的講話”〔２〕。就連以敢言真相著稱的當代史家沈誌華先生，也為這番話做過辯護。他先是考證了當時蘇聯方麵的會議記錄，根據這個記錄，毛澤東的原話是〔３〕：

“是否可以估計一下，未來的戰爭會導致多少人死亡？也許會死掉全世界人口二十七億的三分之一，也就隻有九億人。假如真的摔原子彈的話，我認為這還少說了。當然，這很可怕。但是，即便是損失一半人也不是那麽的糟糕。為什麽呢？因為不是我們要這麽做，而是他們，是他們將戰爭強加給我們。假如我們打起仗來，那麽就會使用原子武器和氫武器。我個人認為，整個人類社會將會遭受這樣的災難，那時人類將會損失一半，也許，一多半。我問過尼赫魯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在這個問題上情緒要比我悲觀得多。我對他說：假如人類的一半被毀滅，那麽還會剩下一半，但是帝國主義將會被全部毀滅，並且整個世界將隻有社會主義存在下來，而在半個世紀或者一個世紀裏人口又將得到增長，甚至增長一半多。”“中國還沒有真正展開建設。假如帝國主義者將戰爭強加於我們，那麽我們準備停止搞建設；讓我們先比試一下武力，然後再回過頭來搞建設。”

沈誌華據此分析說，雙方發表的文本主要是後半段話（指中國可以先打仗再建設）有些區別，前半段是大致一樣的。值得提到的是，沈誌華還從中國的檔案中找到了毛澤東從莫斯科回來後在一次黨內會議上再次就這個問題的講話，毛澤東這次說的是〔４〕：

“要準備對付大戰，帝國主義有瘋子，扔原子彈。頭一次大戰不過死了１０００多萬，第二次大戰死了３０００多萬。打原子戰，沒有經驗。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２７億人，還有９億人，有９億人也好辦事，換來個帝國主義滅亡，換來了永久和平。所以說，真打原子戰，不見得是壞事，是壞事也是好事。”

這裏沒有涉及“後半段”，但顯然毛澤東主要強調的就是這前半段，而且正如沈誌華指出，他這次“說得更加透徹”——在蘇聯他假設核大戰會使人類死去一半，在國內他更說是會死三分之二，但這能換來理想的實現，所以“不見得是壞事，是壞事也是好事”——具體地講，死掉一半是“最好”，死掉三分之二是“次好”，當然，如果這能夠“換來帝國主義滅亡”的話。

做過上述考證後，沈誌華分析道，赫魯曉夫對這段話如此反感似乎沒有道理，因為他自己也講過類似的話：就在毛澤東講話的第二天，《真理報》刊登了１１月１４日赫魯曉夫接受美國記者夏皮羅的談話記錄。其中記者問道：“您是否認為在爆發原子戰爭和氫戰爭的情況下這個世界還能有一部分保留下來？”赫魯曉夫答：“當然。會有非常慘重的損失，人類將會經受很多災難，但是人不會從地球上消失掉，社會將會生存下去，並且得到發展。”沈誌華說，赫魯曉夫在毛之前４天的此番講話“與毛澤東講話的前半段主旨是完全一樣的”〔５〕。

但讀過這些文字後筆者很不解：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兩人講話的“主旨是完全一樣的”嗎？如果僅就“核戰不會消滅人類”這個事實判斷而言，似乎兩人說的確實是一樣的。但是如果就這種事情的可怕程度，就它是“好事還是壞事”這一價值判斷而言，兩人豈止不一樣，而且簡直是對立的。甚至就毛澤東自己而言，同樣的事實判斷換一種講法，也會有天壤之別。

證明這一點其實並不困難，我們隻要把毛澤東的原話改幾個字，甚至隻改一個詞，試試看同樣的“道理”能否用於他自己，以及這種“道理”別人能否講得出口：“要準備對付大戰，帝國主義有瘋子，扔原子彈。……最好炸死了毛澤東，剩下劉少奇，次好劉少奇也死了，剩下鄧小平，有鄧小平也好辦事，換來個帝國主義滅亡，換來了永久和平。所以說，真打原子戰，不見得是壞事，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番話事實判斷完全相同，隻是換了幾個詞，與毛澤東的原話在邏輯上與句式上完全一樣。為毛澤東原話辯護的一切理由也完全可以拿來為這句話辯護。

但是筆者要問：在當時的中國，有誰敢這樣講嗎？如果有，可以肯定他立即會被“專政機關”宣布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要告訴我說毛澤東不知道），絕不可能活得下來！如果有人當時把這樣的言論評價為“氣貫長虹，洋洋灑灑”，像現在他評論毛澤東的原話一樣，他也肯定難逃作為“反革命”被槍斃的命運。

我們還可以設想，在美國這樣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再瘋狂的反共“瘋子”膽敢公然講出這樣的話嗎：“要準備對付大戰，共產國家有瘋子，扔原子彈。……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２７億人，還有９億人，有９億人也好辦事，換來個共產國家滅亡，換來了永久和平。所以說，真打原子戰，不見得是壞事，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番話甚至隻換了一個詞。

但是，無論多麽瘋狂的反共“瘋子”，哪怕麵對的也是反共的聽眾，若是在納粹體製下倒難說，在民主國家裏他敢講這樣的話嗎？可以肯定，在民主國家裏即便是反共的聽眾聽了這種話，也不會認為他隻是“共產國家”的敵人，而是會認為他是人類的敵人，首先就是美國人民的敵人。他如果講了這種話，肉體生命會如何不敢說，政治生命肯定就完了。在民主國家誰敢拿幾千萬、更不用說１８億人命去做賭注來實現領袖的“偉大理想”？

顯然，這裏的關鍵並不在於核戰爭後人類究竟可不可能幸存，不在於“兩個選擇”（戰爭或和平）還是“一個選擇”（隻有和平），甚至也不在於核戰爭的責任屬誰。而就在於基本的價值觀：是領袖為重，９億乃至１８億人命都如同螻蟻，還是億萬人命為重，領袖不能一“浪漫”起來就拿他們當“代價”去換取“理想”的實現？

因此筆者不能同意沈誌華的這個判斷：赫魯曉夫對夏皮羅的談話“與毛澤東講話的前半段主旨是完全一樣的。”當然不一樣！怎麽可能一樣呢？你固然可以說兩人都認為核戰爭後還會有人幸存，但是兩人談話的“主旨”根本不在此，而在於：那些未能幸存的是什麽人？對他們的不幸應持何種態度——因而在核戰和維護和平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上持何種立場？

很明顯，毛澤東認為那些未能幸存的９億乃至１８億螻蟻是不包括他毛澤東自己的，他自己則很有信心能夠幸存並領導餘下的９億人成就“打平帝國主義”、“全世界社會主義化”的萬世偉業，因此１８億螻蟻的死亡當然就不過是小小的“代價”，“不見得是壞事”，甚至還是“次好”了。而赫魯曉夫盡管也是獨裁者，他的“非斯大林化”很不到位，因而也做過一些不人道的事，但是他的人道情懷和人類意識仍然不是毛澤東所能望塵的。赫魯曉夫並非不知道，如果以傾國之力加強他的個人防護，他自己完全可以在核大戰中幸存，但是他不是毛澤東，他仍然不能對億萬人民的死亡無動於衷。正因為如此，在後來的古巴導彈危機中他才能毅然妥協，與肯尼迪一起使人類免於一場核戰浩劫。我們知道，當時毛澤東對此是非常不滿的，他強烈譴責赫魯曉夫的“投降主義”。盡管誰都知道赫魯曉夫不僅談不上“投降”，而且在赫魯曉夫及其後任執政的整個１９６０年代，蘇聯在冷戰中都對美國處於攻勢，而美國處於守勢，這一點並沒有因古巴危機的小挫而改變。但攻勢歸攻勢，赫魯曉夫不能拿億萬人民的生命去與美國豪賭。對此，我們隻能慶幸當時蘇聯在位的不是毛澤東。

二，由行為推斷動機，還是由“動機”剪裁“行為”：關於動機推斷的邏輯預設

幾年後毛澤東同樣以這種“氣貫長虹”之勢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關於他為什麽要這樣做，從文革至今已經有了非常多的思想史研究。從反修防修、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到關於消滅社會分工、城鄉差別的“五七道路”烏托邦，從“巴黎公社式民主”到培養接班人的若幹“標準”。關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意識形態動因，乃至這種意識形態背後的社會文化背景，人們已經分析得淋漓盡致。今天如果有人說，文革就是暴君毛澤東為個人權勢欲而翻雲覆雨無底線弄權導致的災難，他多半就會麵臨如潮的否定：不僅“左派”肯定會認為他“妖魔化”毛澤東，違背了神聖的“政治正確”，“右派”也會認為他無視意識形態與“深層文化”的問題而隻歸咎個人意誌，眼光實在膚淺。於是，擁毛者固然極力強調他發動文革的動機是高尚而美好的道德理想，反毛者也有些“深刻”的人反過來對“道德理想國”表現出排斥乃至恐懼，甚至歸納出“最大的罪惡來源於最崇高的理想”的規律，號召大家都別太追求高尚，乃至提倡歸於庸俗和犬儒，似乎隻要人們從此變“向前看”為“向錢看”，就會永保天下太平了。

但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到底出於什麽樣的“高尚動機”？這卻是一個“思想史研究”永遠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思想史的實證依據充其量也隻能是領袖說出來的或寫出來的東西，即便他言之鑿鑿說這就是動機，但誰是他肚子裏的蛔蟲，能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麽？其實，從張春橋文革中搞的“巴黎公社式的”“上海公社”被毛叫停的例子就可以看出，連他最親信的近臣張春橋都未必能一定猜對主上的心思〔６〕，更不用說沒有真正交往過他的研究者了。真正的“動機”作為頭腦中的想法從根本上是無法實證的。事實上，今天即便是對檔案及第一手資料掌握最多、研究的實證性最強的當代史前沿學者，其海量的引證也隻能就曆史過程本身論真偽，而無法就行為“動機”論真偽。這些研究真正談到動機時也隻能從作為事實的前因後果出發，用邏輯推理來揣測事主的心路，或排除他人揣測出來的別一心路。

不過，這種揣測無論證實還是證偽，其實都依賴於某些先有的假定，因而在邏輯上很難嚴謹。例如，很多人反對那種毛澤東搞文革僅僅是為了鞏固個人權力的說法，其常用的反證法就是：以毛當時的地位，他如果隻是要清除劉少奇或其他高層政敵（包括假想的政敵），完全可以使用組織手段乃至警察手段，像斯大林的黨內清洗、或者像文革前搞掉高崗、彭德懷那樣，而根本不必采用發動群眾“造反”、把整個官僚機器衝擊得七零八落這樣一種奇特而冒險的方式。

這種反證有道理嗎？或許有，但邏輯似乎並不嚴密。其實，筆者還可以用另一個“如果”來補充推理，使邏輯更嚴密些：假如毛不是麵對高層政敵，而隻是要清除知識界或民間的異己勢力（含假想的異己，如當年的“右派”書生或農村中的“單幹”風、“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等等），他也完全可以使用當年“反右”的方式，即依靠官僚機器整治“不臣”之民。而不會反過來號召民眾向官僚“造反”。

確實，有了這對上和對下的兩個推理，邏輯上似乎就可以說，不管領袖是要整上邊還是要整下邊，文革都不必要。這也就是曆史上一般的暴君都沒有玩過這種遊戲的原因：如果毛澤東要整政要，他可以搞常規黨內整肅；如果毛澤東要整民間，他可以依靠官僚“反右”——劉少奇當初不就是這麽揣測聖心的嗎？在這兩種情況下他都沒有必要為固位擅權而煽動群眾“造反”。所以，毛澤東居然這樣做了，那顯然隻能是出於“理想”動機，出於他（左派欣賞的）“愛民”或（右派反感的）“民粹”立場與反官僚（或反精英）的平等主義（或反智主義）思想，等等。

但這樣的雙重推理就算嚴謹了嗎？我們不妨從事實來反推一下：在那十年文革中〔７〕，毛澤東難道僅僅是支持民眾“造反”整官僚，就沒有支持乃至組織過官僚整民眾、支持過“老保”鎮壓造反？其實這類事例之多，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都可以信手拈來！可歎的是，過去不少人從根據行為（其實隻是部分行為）推斷動機，發展到根據“動機”圈定、選擇和剪裁“行為”，循環論證，倒果為因，對浩如煙海的後一類事實視而不見，生生把文革描繪成了造反派的“十年狂歡”和似乎僅僅對當權者而言的“十年浩劫”。

其實，不要說１９６８年以“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七三布告”為號令對造反派進行規模空前、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以及從次年起“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等一波又一波矛頭向下、主要是清算造反派的運動，也不要說１９６６年貴族子弟殘害“賤民”、紅色衙內打死紅色保姆的恐怖“紅八月”中毛澤東公然鼓勵貴族子弟“要武嘛”。僅就“造反派”所怨恨的那個“五十多天來”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言，劉少奇在毛澤東避居江南的情況下揣摩聖意，把文革理解為又一次“反右”，派工作組到學校抓“反動學生”、大肆“鎮壓群眾”。無論他是揣摩錯了，還是聖意本來就想給他下套，那矛頭向下的“反右”模式總是毛澤東在１９５７年搞得淋漓盡致的吧？難道毛澤東那時是“官粹主義”者，１９６６年卻突然變成了“民粹主義者”？劉少奇１９６６年從外麵派幾百個人的工作組進駐學校“領導運動”是鎮壓群眾，毛澤東１９６８年派三萬人“宣傳隊”進駐學校“領導一切”為什麽就不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毛澤東曾大罵走資派“調動工人、農民來跟學生作對”〔８〕，一年多以後他自己把這一手玩的更厲害。劉少奇１９６６年的“反右”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澤東１９５７年這樣搞為什麽就不是？無論把那種事褒稱為“反右”還是貶稱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之兩個人做了同一類事，隻是一個在１９５７年做，一個在１９６６年做（其實在１９５７年也幫著做過，否則也不會如此揣摩），那麽這兩人你死我活的鬥爭與思想或“主義”究竟有什麽關係？

其實，人們不是沒有談論過那十年中毛澤東依靠官僚整百姓、整造反派的事例，隻是很多人並不認為這些事例有“思想史”意義。他們或者說：都怪造反派不聽話，辜負了領袖的厚愛，使得領袖不能不“揮淚斬馬謖”。或者說：那是因為官僚集團施加了壓力，領袖也沒有辦法，不得不委屈了造反派。所以這些事實都不妨礙他們斷言“思想史上的”毛澤東仍是個反官僚的“民粹主義”理想家。

但是，如果按這樣的邏輯，毛澤東發動百姓整官僚為什麽就會有“思想史”意義呢？為什麽不是這些官僚不聽話，辜負了領袖的厚愛？或者因為群眾施加了太大的壓力，領袖也沒有辦法，不得不像過去皇帝那樣出台“讓步政策”，委屈官僚做替罪羊？為什麽這些事實就會妨礙他們斷言“思想史上的毛澤東”仍是個反民眾的“官粹主義”厚黑家？

現在我們再來推敲一下邏輯：如前所述，“如果毛澤東要整政要，他可以搞常規黨內整肅；如果毛澤東要整民間，他可以依靠官僚反右”，但作為推理的預設，為什麽“如果”僅限於以上兩種？如果毛澤東麵臨第三種情況，或者是以上兩種“如果”的重疊，即他既感到來自政要的威脅，也感到來自民間的威脅，那麽單純的斯大林式整肅或單純的“反右”還管用嗎？

不難證明在１９６２年以後的一段時間裏他的確覺得兩種威脅同時存在。一方麵，四清、社教中他就多次說官僚群中有“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另一方麵，“矛頭向下”的狠話他也講了很多，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被打倒的階級人還在，心不死”；尤其是農村更有“單幹風”，“資產階級跟地主富農爭奪小資產階級，他們就是要搞單幹”〔９〕。早在農民剛剛擺脫餓死威脅的１９６２年，毛澤東居然就對“農村當中還有富裕階層”耿耿於懷，“農村現在主要是階層之間的矛盾，……農村富裕階層是反革命想複辟的‘助手’”。在黨內信息渠道、包括他身邊的私人渠道都告訴他農民普遍歡迎包產到戶的情況下，他卻明確表示“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要打擊“富裕農民階層搞資本主義農業的要求”〔１０〕。文革前夕的１９６５年，毛澤東心血來潮“重上井岡山”，途中對張平化等人大講“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認為這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卻對當權派和“身邊的赫魯曉夫”未置一詞。研究者把此行視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前奏”〔１１〕。顯然，這是一個“矛頭向下”的前奏。

有趣的是，當１９６６年末毛澤東在慶生宴上為“全麵內戰”而幹杯、各地群眾性“造反”達到高潮並導致不久後的“奪權”鬥爭時，各地的“造反”群眾確實有大量對過去“極左”做法、尤其是三年“人禍”不滿的人，特別是當時黨內最早“站出來”支持造反、並得到中央文革肯定而名揚全國的一批地方幹部，如黑龍江的潘複生、山東的王效禹、安徽的張愷帆、程明遠等，這些人當初多有因“右傾”、尤其是農村問題上的右傾而被整的經曆，對比一下上述的“前奏”，他們本來不就是毛澤東想通過“文革”來清除的人嗎？中央文革怎麽會支持他們“造反”呢？而他們後來很快又被打翻在地，這是因為他們“不聽話”？還是當初讓他們造反本來就是“引蛇出洞”？

總之，當毛澤東感到同時麵臨分別來自上下兩方麵的威脅（這裏先不討論這些威脅客觀上是否確實存在）時，他能放心依靠劉少奇這類官僚來“反右”？他能相信隻用警察手段除掉劉少奇們就可以消滅“要搞包產到戶”的“群眾”？……考慮到毛澤東的閱讀史和政壇經曆，不難想到他會怎麽做：與其讓這兩方麵的可疑分子將來可能聯合起來咬我，不如現在設計讓他們互咬。居高臨下煽動和操控政要和民間互鬥，一會兒鼓動民間衝擊政要，一會兒支持政要鎮壓民間，翻雲覆雨之下既從“酷吏”的手裏解放了“冤民”，又從“暴民”的威脅下解脫了“怨吏”。兩頭的異己都被鏟除，而自己在兩頭都可以恢複“大救星”的地位〔１２〕——這樣的“智慧”在毛熟讀的古書（尤其是他最欣賞的法家厚黑學之書）中找不到嗎？沒有“平等主義”思想就想不出這種招數？

三，七·二七事件：“造反派，真的反了”？

我們不妨看看文革中的關鍵事件之一：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三萬名工人、解放軍在中南海禦林軍８３４１部隊軍官帶領下，以人海之勢闖入清華大學，要把當時正在“武鬥”的全校兩派一千名左右的學生趕出學校並對清華實行強製占領。校內處於優勢的“團派”頭頭蒯大富等多方與北京及中央文革當局聯係了解緣由，但再三聯係無果。蒯認為這是“黑手”搞的“反革命鎮壓”，甚至懷疑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政變”，遂決定遇到進攻即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傷亡。校園被占領後，蒯等狼狽逃出，毛澤東於次日“召見”包括蒯在內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蒯大富見到自己誓死效忠的毛主席後放聲哭訴“黑手”的行為，不料毛聲稱“黑手”就是自己，並嚴厲訓斥了蒯大富等人。包括蒯在內的高校造反派“五大領袖”從這天起全部從失勢走向垮台，北京高校造反派從此土崩瓦解。毛澤東派出的“工宣隊”完全控製了各校，建立了後來史家所稱的“後文革秩序”。

關於此事，過去的官方敘事完全歸罪於蒯大富。說工宣隊進占清華這件大事事先是正式通知了蒯大富的，據說蒯大富當時滿口答應一定配合。然而放他回清華後，他卻馬上變卦，下令清華井岡山武力對抗工宣隊，結果造成了流血事件〔１３〕。但蒯曆來否認此說，他多次表示，自己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係，保持有可靠聯係渠道，而且作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常委，他與時任北京市革委負責人謝富治等也有頻繁的工作聯係，如果有人通知一聲“工宣隊”是毛主席派來的，他定會全力配合，怎麽會進行抵抗，以致造成傷亡鑄成大錯〔１４〕？

而毛澤東昔日心腹近臣謝靜宜近年發表的回憶可以說是證實了蒯大富的說法（盡管她的本意是要護毛罵蒯）。謝靜宜說：毛澤東在７月２４日就決定“臨時組織兩三萬工人和部分農民參加的隊伍”進入大學，“捅它這個馬蜂窩。”據說，毛澤東這時“像指揮打仗那樣精神振奮，語言激昂”。而且毛當時就指出：這樣的行動“有可能會發生流血的”。謝靜宜回憶說她當時就“驚呆了，脫口問道：‘這是真的啊？’”〔１５〕

謝說：毛澤東在做出“捅馬蜂窩”決定後，首要的考慮就是對清華兩派人士乃至一切與清華沾邊的人嚴密封鎖消息，而且做得滴水不漏。毛澤東親自交代，參加行動的工人必須來自“與大學沒什麽聯係的工廠”，“否則，你們還沒動，他們就知道了，這就不好辦了”。毛澤東不但要瞞住蒯大富和他那一派，也瞞住了包括對立派在內的所有“清華人”，還要瞞住包括北大在內的各“大學”。“為了不讓北大、清華的人發覺”，毛澤東不僅布置了嚴格的保密，而且讓北京當局以疑兵之計迷惑“清華的人”：（行動前）“那幾天，由北京市委組織工人在大專院校周圍遊行，高喊‘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不進校，遊一陣子回來。”這樣就給人以並非要采取強製手段進占清華的假象，同時完成了大規模人力部署。２７日當天，“指揮小組一聲號令”，三萬多工人、農民、軍人分成８個團，“浩浩蕩蕩向清華大學進發。到後，仍像前兩天一樣，先在學校周圍遊行，麻痹他們一下”。直到１０點鍾準時，８個團“按事先的分工，同時從各大門一齊進校，到達各分工地段”，從而成功地完成了這次“捅馬蜂窩”的突襲占領行動。

顯然，根據謝靜宜的回憶，工宣隊進占清華的決定不僅沒有事先告知蒯大富，而且處心積慮地就是“為了不讓北大、清華的人發覺”。不僅不通知，還嚴格保密。不僅嚴格保密，還一直采取種種疑兵之計“麻痹”清華人直到最後一刻，就是要讓他們做出錯誤的判斷！

毛澤東在２４日就指出：“捅馬蜂窩……有可能會發生流血的。”那麽他這樣的布置是為了避免流血嗎？常識告訴我們，如果他真的希望“和平解放”清華，隻要告知他已派出大軍壓境，清華人要知趣。那麽“清華的人”如果是敵則沒有對抗能力，如果是擁毛者更不可能有對抗意誌，隻要他們知道三萬大軍來自毛澤東，流血對抗根本不可能發生。而且事先通知清華不僅是避免流血的“充要條件”，也是極易實現的條件。蒯大富作為他一手扶植的嫡係“小將”，過去一直與“文革首長”保持有直接的聯係通道，作為北京市革委常委他也一直與市革委主任謝富治保持工作聯係，無論通過中央文革還是通過北京市革委，與他溝通完全是自然之事。

但是按謝靜宜的描述，毛澤東恰恰就是要刻意消除這個條件！其他資料也證明了她的回憶。如清華原住有一支海軍軍宣隊，那本是早在２月１３日就奉命進清華宣傳製止派鬥的，在校兩個多月與兩派都混得較熟。但４月２３日“百日大武鬥”開始後，他們卻於２５日奉命撤出清華，聽任兩派大打。他們撤出後並未解散，而是集中駐於宣武區待命，並一直與校內兩派人員有聯係，明顯是準備再入清華的。可是，七·二七當天的行動卻對他們保密。把這些先前已經進校做過不少工作、熟悉情況、清華兩派也都認識的人撂在一邊，卻另派三萬陌生人闖關而入。這樣決策究竟是為什麽？無怪乎采訪者驚呼：“啊……，簡直沒想到，居然是這種情況。４５年後，我才知道，太難以置信了。”〔１６〕

聶元梓後來說：“我始終困惑的是：為什麽不直接跟蒯大富說一聲呢？他不僅是清華學生組織的頭頭，他還是北京市革委會的常委，我還是副主任呢，為什麽就不告訴我們呢？”〔１７〕蒯大富和當時與他對立的另一派頭頭孫怒濤也都認為，這事如果通知了蒯，就不會發生慘案。但有趣的是他們都不認為這是毛澤東故意封鎖消息。顯然，這些愚忠於毛的造反派太不了解毛了！

不但如此，按謝的回憶，“宣傳隊”進清華後，七·二七行動總指揮部曾決定“限工農宣傳隊隻準走的路線，以及規定哪些路線、地區不能進、不能通過”。這本是保障有秩序地“和平解放”清華所必須的規則。但毛澤東知道後卻大為光火，他“氣憤地說：‘大學是工人、農民和全國人民辦的。什麽這條路能走，那條路不準通行？是誰規定的？沒有道理。對工人、農民和全國人民來講，條條道路都是（可以）通行的。什麽這條路線不能走，那個地段不能進？豈有此理，（這）是犯了‘路線錯誤’。’”〔１８〕於是，毛澤東親自下令取消了對“宣傳隊”進清華後一切行動的任何空間限製，而不容任何商談。顯然，毛明顯是要在這一過程中擴大事態、人為增加三萬大軍與千餘學生發生衝突的機率。

而另一方麵，他又布置三萬人進占校園時都不帶槍。要知道這突襲清華的三萬“宣傳隊”雖然沒帶槍，更沒放槍，但他們絕非僅僅是來“宣傳”的——事實上，毛澤東授意的疑兵之計也正是要讓“清華的人”相信那些人僅僅是“宣傳隊”，而非“占領軍”。因此毫不奇怪，當那些人突然從宣傳隊變成占領軍，卻又沒有槍這個有效威脅和防護手段時，就如光著膀子“捅馬蜂窩”，隻能增加他們被“馬蜂”狂蜇的機率。蜇死了人的“馬蜂”難辭其咎，如此策劃的人又該負什麽責任？毛澤東當時的衛士陳長江曾回憶，毛聽周恩來報告說清華發生流血死亡後脫口而出曰：“造反派，真的反了？！”唐少傑先生認為這與謝靜宜的回憶有所不同。其實現在看來，毛如果真講了那句話，恐怕也不會是意外驚訝，而是計謀成功後的驚喜語氣。正如唐少傑另一處評論的：“這再次印證了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話語：‘政治鬥爭就是要引導對方犯錯誤。’”〔１９〕

至今有些人還說：蒯大富發動武鬥，有罪在先，憑什麽工宣隊進來要先通知他？這種說法顯然混淆了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蒯大富有罪是一回事，為防止工宣隊傷亡需要事先通知是另一回事。後一件事不是要為蒯減罪，而是要維護工宣隊員的安全。哪怕此前蒯已是罪不容誅，毛澤東直接下令軍警抓他歸案也就罷了，為什麽要用這種“引蛇出洞的陽謀”搭上幾個工宣隊員的生命呢？

現在我們知道，“造反派真的反了”確實不該用驚訝語氣，因為至少在毛澤東布置行動的七·二四當天，“中央”已經視蒯大富為敵人。當時主要的口實是：７月１８日在北航，各省造反派開了個“黑會”，據說他們要成立全國性組織與中央對抗。而蒯大富就被定為這些“真的反了”的造反派的“黑司令”。就在７月２４日深夜至２５日淩晨“中央首長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團”時，包括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在內的陣容龐大的中央首長們一齊厲聲斥責廣西四·二二造反派，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嚴厲追查所謂的“黑會”，尤其是點名追查蒯大富。廣西人被嚴令交代“蒯大富是怎樣講的，什麽人怎樣講的，會上、會下又怎樣講的，給我寫出來。你不要認為我們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首長們斷言四·二二參加“黑會”是去朝見“黑司令部”，大喝要與會者“把你們的黑司令部端出來！”陳伯達並說：蒯大富、韓愛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險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勞動，韓愛晶最好去勞動”〔２０〕。讀了這份記錄，誰還會認為兩天後的數萬“工宣隊”進占清華之舉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

而在七·二八毛澤東召見“五大領袖”時，也大談了鎮壓廣西四·二二的事和北京造反派與各地造反派密謀“開會”的問題。林彪甚至聳人聽聞地說：“我們還沒有開‘九大’，他們就開了。”毛澤東、周恩來都提到北京高校窩藏已經被他們說成是“土匪”的廣西造反派。康生則斷言：“他們（指蒯大富等人）想控製全國運動。”〔２１〕按這樣的口氣，蒯大富這些人真是要密謀聯合各省造反派反抗中央，“造反派真的反了”！

但有趣的是，近年來無論廣東、廣西還是貴州的“黑會”與會者的回憶，不管細節上有多少出入，都有個共同點：“黑會”一開始被當局看得非常嚴重，致使他們會後幾乎立即失去自由並被反複逼供。但是自七·二八召見後，對“黑會”的追查卻奇怪地不了了之，很快就不再被提起。甚至包括蒯大富在內的與會者後來被懲罰時，所開列的罪狀中都沒有再提“黑會”的事。以至於時過境遷之後他們幾乎忘了此事，近年來清華人關於七·二七的諸多回憶錄中均未提及。今天再憶，不少人對此還迷惑不解。

筆者的解釋是：當初這個會本來沒什麽大不了。在１９６８年那個血腥之夏，各省都發生了對造反派的鎮壓〔２２〕（廣西等地甚至發展成大屠殺），各地造反派流亡北京的難民與上訪者（包括中央承認的代表團與自行流入北京者）成千上萬。當時廣東“旗派”頭頭武傳斌想與各地“戰友”開個會交流情況，探尋向中央求助的途徑，遂找到韓愛晶，借北航之地開了那個會。但韓本人避不與會，蒯大富到會露了個麵講了些歡迎之類的話就走了。會上據說有遼寧的人提出過是否要搞個全國組織或聯絡站，但這並非會議的原定議題，（多數回憶者甚至否認聽到過這個意見）也沒人響應，很快就被否定。顯然，在文革時期“群眾組織”活躍的狀態下這個會本身並不特別出格，而且也主要是武傳斌之類外地造反派在張羅，北京造反派隻是應付情麵，蒯大富本人與“黑會”的關係甚至比作為東道主的北航人更少〔２３〕。但這就被“中央”抓住了把柄——為了整北京那幾大造反派“領袖”總要找個事嘛。

但是，到了七·二七那天，團派對抗打死了工宣隊的人，引起公憤，毛澤東的意圖已經達到，整他們的理由已經有了。而且事實上幾大領袖也已經垮了，也就用不著再找那個其實中央明知道沒什麽油水的理由了。

其實，強製“收官”、搞掉造反派當時已成為毛澤東的大主意，“黑會”不過是提供了個口實，沒有這個口實，毛澤東也會下手。以他的“神機妙算”，可以在下手中再找口實。果然，清華團派打死工宣隊成了更好的口實，“黑會”也就可有可無了。否則是沒法解釋後來這個“案件”何以被放過的。我們知道，整個文革中有過多少無中生有的冤假錯案，相反地，由於“為尊者諱，投鼠忌器”而化有為無的“虛無”做法也是不勝枚舉。卻就是沒有一件並非為尊者諱、而是把本來就要整肅的人確實犯過的事給隱藏起來予以庇護的例子。蒯大富等後來都是長期坐了牢的，“黑會”也沒有涉及什麽需要投鼠忌器的尊者——當時中央所有頭頭腦腦之間無論有什麽矛盾，在對待這件事上都是完全一致，不應該有什麽可顧忌，但為什麽後來就是不提這件事了呢？現在看來謎底已經清楚了：蒯大富們當初即使不抵抗，清華園也未流血，他們的下場也未必會更好（就像沒有抵抗的韓愛晶等人的下場一樣），因為已經有一個“組織全國造反派總部和中央對抗”的罪名在等著他們了。這個罪名後來不再提，是因為已經有了一個更為合適的罪名——打死了“宣傳停止武鬥”的工人。如果沒有這個罪名，清查“黑會”的動作恐怕是不會無疾而終的。顯然，從毛澤東決定“捅馬蜂窩”時起，蒯大富們就在劫難逃了。

在七·二八召見時，其他首長都氣勢洶洶，毛澤東雖然也是嚴厲訓斥，卻也對蒯大富流了眼淚，還對左右說了些不要整蒯之類的話。這就使蒯大富感戴至今。其實無論是追查“黑司令部”還是“捅馬蜂窩”，沒有毛的旨意，各派首長豈能如此一致？筆者曾言：毛澤東拿他親手扶植的“小將”祭旗不能說沒有一絲憐惜，但“政治紙牌屋中毛唱白臉別人唱紅臉的遊戲我們見得還少嗎？”至於蒯雖然當時就失勢，但隻是放逐到寧夏，兩年後才被捕，那也是很自然的。１９６８年秋學生們都還在校，抓頭頭不方便，等到學生都被打發星散、各奔東西了再動手，那也是全國一樣的，並非對蒯大富特別溫情。

四，“犧牲左派幾千人，換取右派幾十萬”：“二月鎮反”和“負帕累托改變”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五一六通知》宣布搞文革的前後，毛澤東一直在南方各地遊走達８個多月，讓劉少奇、鄧小平在北京揣摩聖意主持運動。劉、鄧按十七年政治運動的一貫模式和“寧左勿右”的心理（劉已知在“七千人大會”得罪於毛，一直戰戰兢兢，四清時就表現得特別“左”）派工作組到基層去“領導運動”，“在五十多天裏”按“反右”的套路狠整知識分子並大抓“反動學生”，積累了民怨。結果毛澤東一回京，就在８月５日“炮打司令部”，說劉、鄧搞“資產階級專政”和“白色恐怖”，發動人們起來抗爭。於是“五十多天裏”的民怨帶出了“十七年”的民怨，意識形態煽起的“奉旨造反”與有民意基礎的“借旨造反”互相激勵，形成了“造反派”對各級“當權派”及黨政官僚體係的衝擊和“當權派”組織“保皇派”對造反的鎮壓。１０月２日，毛澤東安排《人民日報》提前轉載《紅旗》社論，把劉鄧的做法歸納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號召在全國“徹底批判”之，１２月間又連續通過在工業、農村、街道開展運動的決定，最後在１２月２６日生日宴會上“祝展開全國全麵內戰”〔２４〕。這樣從１０月紅旗社論起形成“天下大亂”之勢，造反派在各地逐漸得勢，而“走資派”（當時已成為除文革中央指名保護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以外，全國其餘幾乎所有“當權派”的總稱）及其禦用的“老保”逐漸失勢，直至發展到源自上海的造反派奪權運動，即所謂“一月革命”。

這期間，１０月前造反派在各地並不占優勢，而“當權派”支持的“老保”一麵壓製造反派，一麵大肆“破四舊”毀滅文化遺產，同時更大搞針對無權民眾、文化人、弱勢群體和賤民的“紅色恐怖”，並以這種“矛頭向下”、無法無天的暴行來“轉移鬥爭的大方向”，保護當權派免遭衝擊。直到１０月後形勢才發生轉折，在毛慫恿下逐漸轉為優勢的造反派形成洶湧大潮，在為毛澤東火中取栗的同時也釋放民怨，對當權派和“老保”造成嚴重衝擊，而“狼奶效應”也使他們得意忘形，以“階級鬥爭”等意識形態名義迫害“走資派”與對立派群眾（有時也禍及一般群眾）的惡行到處發生。

１９６７年２月起，由於“奪權”後亂局蔓延，毛澤東下令軍隊以“支左”名義介入權力鬥爭。而文革前十七年各地“黨政軍”一體化利益攸關，軍隊從政後往往鎮壓造反派，造成“老保”複興，或者扶植“聽話”的溫和造反派而鎮壓“不聽話”的激進造反派。同時軍隊本身也不統一，尤其是野戰軍與地方軍區往往各支一派，致使“全麵內戰”愈發不可收拾。幾度翻覆之後，毛澤東終於以１９６８年“七三布告”出動軍隊鎮壓廣西造反派起，到“七·二七”對北京造反派“捅馬蜂窩”止，全麵轉向了對全國造反派的卸磨殺驢〔２５〕。此後全國普遍建立了絕大多數情況下具有“軍人政權”色彩的革命委員會，１９６９年“九大”後黨組織也全麵恢複。１９６８－１９７１年間，在“後文革秩序”下連續發動“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等運動，對絕大多數造反派頭頭進行“秋後算賬”，並通過“上山下鄉”驅散了一般的城市造反學生。此後各地的一些“造反派”活動，隻限於“後文革秩序”下一些原造反派人士的爭權與自保，死水微瀾，不再成氣候了。

然而，造反派的失勢並沒有終結“常規黨內鬥爭”對當權派造成的傷害。這種文革前已有的政治絞肉機，在“造反派”出現前已經把“彭、陸、羅、楊”等高官卷了進去，在造反派失勢後也繼續“高效”運轉，出現了造反派和“走資派”在監獄裏的“大會師”。造反派覆滅後的中國又連續打掉了兩個高層“反黨集團”以及地方上的各種“分子”，卷入了無數文臣武將。“揪劉英雄”造反派蒯大富垮台後，劉少奇不僅沒能重見天日，反而很快在並非“造反派”設立的黑牢中慘死，而他的夫人王光美則被關押入獄直到１９７８年年底，批鬥過“反動學生蒯大富”的王光美與揪鬥過“政治扒手王光美”的蒯大富，竟然同時坐牢長達八年之久。

這場“文化大革命”的“負帕累托改變”〔２６〕性質至此暴露無遺。在１９７６年“丙辰清明”的天安門事件中，大批前造反派人士與走資派子弟都參加了反文革的抗議運動。這場“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至此終於走到了盡頭。

文革十年，上述大的翻雲覆雨是明擺著的，爭議並不大。但是近來，對一些短時段演變開始出現分歧。最典型的是１９６７年的“二月鎮反”，學者在爭論：這場明顯打擊造反派的鎮壓是否出自“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

徐友漁先生認為二月鎮反是林彪及中央軍委所為，毛澤東與中央文革並不同意。在他看來，毛澤東盡管翻雲覆雨，但“毛澤東給１９６７年文革運動規定的任務是全麵奪權，造反派是奪權的馬前卒，１９６７年２月還遠遠未到拋棄和犧牲造反派的時候”，“在１９６７年２月發生的，是中央軍委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角力……，更大膽也更難以得到確證的，是林彪與毛澤東的鬥法”〔２７〕。

而何蜀不同意這個看法。他認為：“如同王力所說，‘二月逆流’的火是毛澤東點起來的，實際上，‘二月鎮反’的火，也明明白白是由毛澤東的一係列批示和所批發的文件、所掌控的宣傳輿論導向點起來的。”〔２８〕他舉例說，不僅“二月鎮反”中軍隊對造反派下狠手，所依據的很多文件是毛澤東發出的，而且一月奪權後最早的幾起把造反派組織打成反革命並予以鎮壓（甚至出動軍隊）的事件，就是毛澤東親自辦的。如全國最早一起派軍隊開槍鎮壓造反派、打死２７人的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按周恩來的說法就是“主席親自處理的”，連中央文革想翻案都沒能翻過來。而在更早的１月２１日，也是毛澤東親自批示，把吉林延邊的造反派組織定為反革命。就是在這個“一。二一”批示的影響下，才有了十幾天後中央文革小組把湖南“湘江風雷”打成反革命的“二四”批示，而這正是“二月鎮反”中的一個典型事例——盡管毛澤東後來又批評中央文革草率行事。

正因為看到毛澤東的這種態度，一些受毛澤東保護的老幹部和“老帥”們才受到鼓舞，在懷仁堂發泄了他們對造反派衝擊當權派的強烈不滿。他們以為這是在擁護毛澤東搞“黨領導下的”文革。不料，毛澤東一麵要清理造反派，另一麵卻還不願放過“走資派”，於是讓老帥們碰了個大釘子：“那些老幹部們誤以為自己是在緊跟毛主席，卻領會錯了‘聖意’”〔２９〕，結果是擁護鎮反卻被打成“二月逆流”，使毛澤東一度撤銷了對他們的保護。

第三種觀點來自孫言誠先生，他表示“我讚成何蜀先生的意見，‘二月鎮反’是毛澤東部署的。實際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澤東，誰也不敢、也不可能發動一場聲勢如此浩大的鎮反運動。”但有趣的是：他在文章中又說：毛澤東“啟動‘二月鎮反’，卻不是針對造反派，相反，他是要用‘二月鎮反’來支持造反派奪權”〔３０〕。這是何蜀文章沒有的觀點，卻與徐友漁關於毛當時“給文革運動規定的任務是（支持造反派）全麵奪權”很相似。看起來這話非常費解：二月鎮反，分明鎮壓的是造反派——盡管可能隻是被認為“不純”的一部分造反派，但這明明是給造反派的奪權蒙上了陰影，使本已潰不成軍的“老保”受到鼓舞，在不少地方死灰複燃，這怎麽算是“支持造反派奪權”呢？

其實，隻要把孫先生的表述改變一下，就好理解了：毛澤東啟動“二月鎮反”的確是收拾造反派，卻不是支持“老保”，毛澤東當時還是要壓製“老保”的。他實際上是“兩邊打”。而壓製“老保”也就可以理解為仍在“支持造反派奪權”——盡管“二月鎮反”本身並不體現這種支持。

事實上，這場爭論的各方都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揭示了文革的一個突出特點：即毛澤東不僅在文革的各個階段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甚至在一個時間段中也是如此：他常常同時使用不同的釣餌，引誘不同的魚兒上鉤。

例如，還在１９６６年７、８月間毛澤東剛開始“放手發動群眾”鼓勵造反，並強調“鎮壓學生運動沒有好下場”時，他就在給江青的信中點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３１〕。這裏說的顯然不是正為平息“大亂”而焦頭爛額的劉少奇，而是指乘“亂”“跳出來”的造反派。諷刺的是：毛的這個說法與劉少奇派工作組“引蛇出洞”的“新反右”思路如出一轍，隻是劉少奇沒想到他自己就是毛首先要打的“蛇”。毛先讓他整學生積累民怨，繼而發動被整者造反把他打倒，再以他為餌引出蒯大富等一大批“牛鬼蛇神”，後來兩三年的好戲，都盡在這種算計中了。

到了１０至１２月間，毛澤東一方麵用《紅旗》第１３期社論給全國範圍的造反升溫，把當權派們與造反派的矛盾上升到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度，還給周恩來解釋說本來想用的措辭是“反革命路線”或“反對革命的路線”。這期間毛澤東還向全國批發了黑龍江省委關於街道文革的規定：運動“應該是鬥爭黨內（街道辦事處以上的負責幹部）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街道居委會的主任不能算作當權派”〔３２〕。這實際上形成了按級別劃定“走資派”的成例，使得一定級別以上的當權派都成為“走資派”的同義詞而遭到造反派的普遍衝擊。但另一方麵，毛澤東又在同一時期的一次內部會議上對高幹們說；“沒料到”造反派“搞成那麽大的事，”“學生犯了一些錯誤”。並要求當權派被鬥時“反黨反社會主義決不能承認，承認了還能工作嗎？”“萬萬不能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讓他們學生來接班，行嗎？”“對少奇同誌不能一筆抹殺，……要準許革命，準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３３〕既向造反派說當權派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又向當權派說他們在造反派麵前要絕不低頭，不能承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這不是挑動兩者對立嗎？這是和稀泥？真和稀泥，就該對造反派說當權派的好話，即所謂劉少奇不能一筆抹殺，更不要奪權這些話；而對當權派則應該勸他們不要與造反派頂牛，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要去較真，反正組織上是了解你們的……。但他卻反過來，對當權派說造反派的壞話，鼓勵他們與造反派頂牛；而對造反派說當權派的壞話，鼓勵他們打倒當權派並且“奪權”。這種兩邊煽火的做法，無疑嚴重地激化了矛盾。

１９６７年初，毛澤東一次接見軍隊高幹時，對二炮司令員李天煥說：“你在打國民黨反動派時出過大力，有一份功勞。搞文化大革命你又受了罪，同樣有一份功勞。大家不要以為領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沒那麽回事。大家不要害怕到群眾中去，頂多就是戴高帽子而已。高帽子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種武器，經過反複較量，好人壞人就會清楚。”原來李天煥在文革中的所謂功勞，就是用自己挨批鬥引出“壞人”。當時同樣受過批鬥的邱會作聽到如此高論後想：“（毛）不惜用苦肉計識別幹部”，“我心裏難過極了”〔３４〕。果然半年後毛澤東就對邱會作說：“你那個總後勤部的人現在聽你的話了嗎？還造你的反嗎？文化大革命是個好辦法，好人壞人都會跑出來表演。”“你回去向林彪同誌說，……對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３５〕

孫言誠先生就此總結說：毛澤東發動文革和他１９５７年整風是一個思路：一方麵發動群眾整當權派；另一方麵又通過運動“暴露”造反派中的“壞人”。劉、鄧正是了解毛的這個思路，才敢於放手抓遊魚、反右派的，隻不過他們沒想到，毛還要先讓造反群眾清理他們〔３６〕。可憐的造反派被鎮壓時含淚高唱“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他們怎麽會想到毛澤東正冷眼看著他們。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來訪的卡博和巴盧庫說：“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變成反革命的。當然，聶元梓、蒯大富這兩個人，我們是在那裏做工作，說服他們。但是，這種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要看。”〔３７〕聶元梓、蒯大富都靠不住，其他造反派更可想而知。這還是一月奪權的高潮時，通常認為是造反派最受寵的時候，毛澤東卻已經在打算他們“到了冬季就變成反革命的”了！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譚震林給毛澤東並中央文革小組打報告，表達對農口造反派的強烈反感。兩天後毛澤東高度肯定了譚震林報告，他說：“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質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都自己跳了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倒，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請你們注意這個問題。譚震林的意見是正確的。”〔３８〕譚震林這個報告正是為“一月奪權”後對造反派卸磨殺驢的“二月鎮反”提供依據的典型文件。這次“鎮反”導致數千個“造反”的群眾組織被宣布為“反動組織”或“反革命組織”，數十萬人被捕，數百萬人遭通緝、批鬥、毆打、遊街。一些地方如新疆、青海甚至發生軍隊一次就槍殺幾十、幾百名造反派民眾的慘案。但轉眼間，譚震林又被打成進行這些鎮壓的禍首。這次鎮壓也因此先後被稱為反毛的“二月逆流”或反文革的“二月抗爭”。但正如上述所引，譚震林的主張其實正是毛當初極力推崇的。

毛澤東的翻雲覆雨到了什麽程度，以下可見一斑：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４日姚文元按毛澤東旨意撰寫並經毛澤東審定和強調的《紅旗》雜誌第四期社論〔３９〕，提出“反對複舊”，“凡是有複舊傾向的地方，……應當通過鬥、批、改的群眾運動，充分走群眾路線，吸收無產階級的新生力量。”於是從１９６８年底到１９６９年初山東、黑龍江、湖北、四川等省及一些中央與國家機關中的造反派“新生力量”又搞出“反複舊”的新一輪造反潮。但很快毛澤東又出爾反爾，出手鎮壓那些鬧“反複舊”的人，在鬧得厲害的地方清洗了革委會中的一批“新生力量”。康生後來披露了毛澤東當時的“最高指示”曰：“反複舊必複舊，反複舊就是複舊。”〔４０〕何蜀先生引述這件事時譴責道：“這不是公開耍無賴嗎？照此邏輯，我們可不可以說‘反走資派必出走資派，反走資派就是走資派’、‘反修必修，反修就是修’？”〔４１〕

毛澤東這樣做到底是為什麽？我們可以看看這條堪稱經典的批示：１９６６年８月，林彪讓秘書向毛澤東遞送兩份情報：太原、西安、蘭州等地初起的造反派衝擊機關，遊行中有人“亂呼反革命口號”。毛澤東當夜便批複：“林彪同誌：這是大好事。左派要犧牲幾千人，換取右派幾十萬。”〔４２〕這裏的“左派”指被衝擊者，毛澤東對造反派說這些被衝擊者是“走資派”，但在自家人那裏毛澤東卻稱他們為“左派”，而衝擊者則成了被引向陷阱的“右派”。但其實究竟誰“左”誰“右”並不打緊，關鍵在於無論“左”“右”其實都是他可以“犧牲”的籌碼。僅從“思想史”上講，毛澤東打擊官僚可以被說成是民粹主義，他打擊造反者也可以被說成是“官粹主義”，甚至他兩邊都打，如果要為之辯護也可以說他是無論官民都要求純而又純的“理想主義純潔派”。但是，明知無辜還要拿人去“犧牲”，去做釣餌來誘人上鉤，這也是“純潔派”所該為的？今天他可以“犧牲左派幾千人，換取右派幾十萬”，焉知明天他不會犧牲右派幾十萬，換取左派上百萬？

（未完待續）

□ 原載香港《二十一世紀》２０１６年８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