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用細節戳穿“文革”的謊言ZT

“曆史被層層的謊言覆蓋著，其實隻要有一些有力量的細節，就能戳穿這些謊言。”徐星說。

1米88的徐星，蝸居在京城北部某老小區不到60平米的小房子裏。那是他去世的父親留下來的。自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失去“鐵飯碗”後，徐星的檔案也找不到了，他也因此辦不了低保，連這間小房子的繼承手續，跑過很多次“有關部門”，一直也都辦不下來。他反複用“三無人員”來定義這幾十年來的自己。

徐星一窮二白，在住進這套小房子前，他在勁鬆的地下室生活過幾十年。今年58歲的他，最大的財富，恐怕是所背負的沉重曆史。他用筆，用攝像機，記錄著過去的歲月，而“文革”，是他最為癡迷的話題。

2006年，徐星開始從一個作家向獨立紀錄片製片人轉型，時長80多分鍾的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以獨立的視角橫空出世。在長達兩年的拍片過程中，徐星沒有找到一個敢於懺悔者，沒有人敢在鏡頭前，說自己在“文革”中打過人、抄過家。

“沒有一個人。” 2008年，徐星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訪時強調。

而在2014年，他又推出了講述“文革”的紀錄片——《罪行摘要》，這一次，14位“文革”中坐過冤獄的農民站在他的鏡頭前。

國家棄兒

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莊拍攝畫家村題材時，認識了一位叫賈和震的畫家。賈在“文革”期間被控“現行反革命”，在浙江衢州十裏豐監獄農場度過了十年。他用“犯人登記表”的背麵偷偷作畫，出獄的時候帶了出來。 表格中的“犯人”們大部分都是農民，均來自浙江，他們以各種罪名被判處7年至20年刑期。

登記表上的“犯罪事實摘要”一欄，罪名五花八門：包括用氣槍汙蔑毛主席寶像，10年； 冒名撰寫反革命信件，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20年；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吹捧劉少奇，20年。

“對於‘文革’的反思和記錄，無論是文藝作品、新聞報道還是紀錄片，絕大部分都把視角集中在政治家和知識分子身上，比如劉少奇和老舍的遭遇，極少關注底層群體，而農民這一塊，基本沒有涉及，其實，這個群體的遭遇可能最為悲慘和荒誕。中國農村，中國農民，在‘文革’的研究中是有缺失的。”4月中旬的一天，徐星在北京的寓所告訴《南都周刊》記者。

2011年，徐星拿著22份犯人登記表，按圖索驥，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單槍匹馬采訪到了14位坐過“文革”冤獄的農民，最終剪出了這部135分鍾的《罪行摘要》。

今年3月29日，《罪行摘要》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館放映。“這個片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徐星在現場說。

他邀請到片中的三位當事人參加。其中一位老人講，作為農民，如果沒有徐星的記錄，他們的這段屈辱曆史就會被完全淹沒掉，帶到墳墓中。

這些農民除了一紙釋放證明，沒有獲得過一分錢的賠償。1979年以後對“文革”進行平反，所謂“落實政策”，農民基本是一個被無視的群體。

老人們回憶，在釋放後，他們向政府要求賠償，但政府把責任歸到四人幫把國民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如果都要平反賠償，就是把上海賣了也不夠啊。等國家富強起來再說吧。”農民們體諒國家，那就等吧。

可快40年過去了，“改革開放這麽久，國家這麽強大了，我們仍然沒有等到賠償，我從26歲到36歲，勞改10年，就沒有一分錢工資？到哪兒都被拒絕，現在連法院的門都進不去了。”一位老人說。

農民們用《國家賠償法》上告，但得到的答複是該法隻適用於1995年1月1日以後的問題，法律的原則是不溯及既往。

朱碎夫因“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吹捧劉少奇”的罪名被判了20年，他說自己在監獄裏身體和精神都受到了極大折磨，名譽上也受到損失，在紀錄片裏，他希望“政府根據黨的偉大政策”，能不能“給點補貼”。

這些農民在維護自身權益過程中遭到的冷遇，他們的無助和絕望，在徐星看來感同身受。“我們都是這個國家的棄兒。”他說。

“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徐星有過輝煌的青年時代。1981年複員回京後分配在和平門全聚德烤鴨店。1985年，這個清潔工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中篇小說《無主題變奏》，引起轟動，被評論界認為是與劉索拉《你別無選擇》齊名的中國現代派小說的開山之作。

“年輕人可能無法想象1980年代人們對文學的狂熱。《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等都來采訪我，每天都有文學愛好者來店裏找我交流，不誇張地說，烤鴨店的收發室收到全國各地寫給我的信，最多的一天摞起來能有一公斤。”徐星說。

這樣的名氣讓烤鴨店的領導很不滿，小店容不下大佛，“他們開始暗示我離職找別的工作。在計劃經濟下，一個人離開體製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丟工作的人，社會上一般會認為你犯事兒了，比如偷東西、強奸什麽的才會有此下場，沒有單位到處會遭白眼。那時，王朔在醫藥公司收藥，舒婷在燈泡廠裝燈泡，北島在鑄件廠做工人，芒克在醫院看大門，陳建功在房山煤礦當礦工，印象裏，我是這撥作家裏最早離開體製的。”徐星說。

離開了月工資30多塊的全聚德，徐星就剩單位分配的這間地下室了，1980年代後期跟妻子離婚後，地下室判給了前妻，但他還是有居住權，這個南城的地下室成了京城文學圈的沙龍，後來很多大名鼎鼎的作家都是這個沙龍的常客。

1988年，徐星成為北京師範大學首屆作家班的學員，同學裏有莫言、劉震雲、餘華、畢淑敏、遲子建等。談起和同時期成名或者有相似背景的大腕兒作家們，徐星曾自嘲說：“我除了窮點兒，可活得挺好的。”

僅靠微薄的稿費和教外國人學中文，徐星的生活過得異常貧苦。1989年，他在一家叫《華人世界》的雜誌當了一段時間編輯，當年4月，這份雜誌的封麵出了大問題，直接被封停了。

“這是我最後一份工作，從此再沒有上過班，雜誌社倒閉後，我的檔案也被弄丟了，沒有社保，辦不了低保，甚至連父親留下的房子都無法繼承。”徐星覺得，自己和那些坐過冤牢的農民的遭遇何其相似。

“在國內去政府部門辦事情的時候，永遠會麵對一個小小的封閉的窗口，你甚至看不清坐在裏麵的人的長相。他們高高在上，冷酷無情，你會感覺到自己是如此卑微渺小，非常令人絕望。”

徐星說，他隻拍人物，不拍事件，後者他駕馭不了，“小人物的命運是最令我著迷的，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當年的恐懼至今沒有消失

於是，在《罪行摘要》裏，14位“小人物”們在田間地頭，在院壩酒桌上，向這位北京來的“小人物”講述了一個個荒誕得令人窒息的故事。

周明夫因“偷聽敵台，用氣槍汙蔑毛主席寶像”被判10年。他有一個小收音機，當時中蘇關係緊張，雙方都在用電台做宣傳，周明夫偶然聽到了信號更強的蘇聯廣播，被人告發。在被綁走時，來人說他玩槍時瞄了毛主席像一下。“當時房間裏就三個會計，他知道誰舉報的，但他不說。”徐星說。

在片子裏，周明夫和老伴一邊幹著農活，一邊嘟囔著：“文革”時，人都是“沒有心”的，誰壓倒誰，就上去墊一腳自己就高一點。為了表現自己比別人更革命，更愛毛主席，都是為了這個。

比起大多數難友來，周算是幸運的，老婆還等了他十年。在那個年代，一個人因“反革命罪”被抓，為了避免成為“反革命”家屬，很多人的選擇了和親人“斷絕關係”。

翁誌渝被刑訊時，被要求交代“反革命組織”的名稱，他回答“沒有反革命組織，沒有組織名稱”，對方用槍把敲他的腦殼，不承認就繼續就敲。

翁知道不編個詞兒是混不過去的，他想起在報紙上看過“啟蒙”，覺得啟蒙是中性詞，不反動的，於是就“交代”了。審訊組後又加上“領導核心小組”，“啟蒙領導核心小組”就成了翁誌渝和其他幾個農民的反革命組織名稱。而那幾個老鄉“同案犯”完全不知情。

“同案犯”程德華和翁40年多年來一直都有矛盾，程認為就是翁誌渝“啟蒙”兩個字，把他害得妻離子散。

徐星在拍攝的同時，也試圖在化解這兩位老人的矛盾。徐拿自己說事兒：“在刑訊逼供下，別說‘啟蒙’，就是‘反革命’我也認了。”

在徐星的勸說下，翁和程冰釋前嫌，酒桌上，翁誌渝不停說“我們幾十年都是老朋友，真的老朋友”，兩位老人抱頭痛哭。

徐星發現，這些農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當年的恐懼，直到今天也沒有消失。“這種恐懼可能是下意識的、潛移默化的，已經完全在他們的血液中了。”

他們依然會警惕說錯話，得罪政府遭到報複。徐興林當年被朋友舉報參加反革命集團。從監獄裏麵出來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朋友是徹底交不得”，他說。

徐興林曾說過，“你要是說我偷東西，你拿出證據來，政治這東西，說你是你就是。”

“年輕人會認為，以前發生過那麽多殘酷荒誕的事情，一定要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這種說法是我不能同意的，”徐星說。在杭州看片會外的展板上，有徐星的一句話，“我期望以後的年輕人，不再生活在謊言中，這就是我拍下去的動力”。

最近，徐星在籌備一個新的紀錄片《告密者》，將回放一位現年80多歲的學者的“特務生涯”。他在“文革”期間受“組織”秘派，潛伏物理學家束星北身邊，監視其言行。“文革”結束後，所有的部門都不承認他這一段秘史，他也因此遭受排擠打壓。

“曆史被層層的謊言覆蓋著，其實隻要有一些有力量的細節，就能戳穿這些謊言。”徐星說。

【本文2014年首發於《南都周刊》總第8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