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郭影秋談他所親曆的文革發動內幕

 

　　　　　　　　　　　　　　·郭影秋·王俊義·

　　郭影秋（１９０９·９－１９８５·１０）原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副校長、名譽校長，“文革”初期曾任北京新市委文教書記。他是一位早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共產黨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學者和詩人，更是我十分敬仰的師長和前輩。我曾有幸協助他整理過回憶錄，並為此於１９８４年５月至７月在其病榻前與之朝夕相處兩個多月。此間，他曾抱病向我口述了一生的經曆，從其童年時代講到革命征戰，直至“文革”時的遭遇。這次口述的內容曾於１９８６年出版過《往事漫憶》一書，但由於當時各種條件的製約，該書的時間下限僅至１９５７年，他辭去雲南省省長到南京大學任校長為止。他已經口述過的此後的許多內容，特別是有關“文革”時一些鮮為人知的內情，都尚未整理與出版。現依據郭影秋的口述錄音，將其在“文革”中的親身經曆，予以整理，公諸於世。——王俊義

　　親身經曆了“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常常在思考，那場所謂的大革命，實際上是一場大恐怖、大災難、大浩劫、大噩夢。其造成的惡果，對整個黨和國家來說，幾瀕臨黨亡國毀的局麵，對個人來說也常造成家破人亡的厄運。因而，無論是全黨或者是個人，都應對之進行嚴肅的反思與總結，應當把當時的各種陰暗與醜惡，統統暴露在陽光之下，以使這種悲劇永遠不再重演。好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已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作了深刻的總結。《決議》明確指出：“曆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的內亂。”我個人在“文革”之初曾被中央調到北京市委擔任文教書記，並代表華北局列席“中央文革小組”的有關會議，很快又被撤銷職務，長期遭受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可以說是“文革”初期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曆者、見證人。我想把自己當時的親聞、親見、親曆做些追憶，從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角度說，也許人們還可從中取得某些借鑒。

一、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時，我被調到北京新市委

　　記得是１９６６年５月初，當時我正在京郊海澱區蘇家坨公社參加農村“四清”運動，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趙漢突然來找我談話，開門見山便通知我說：“中央決定調你到北京市委做文教工作。”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決定，我毫無思想準備，略作沉思後，就對趙漢同誌再三表示，請轉達中央有關領導，最好免調。我當時申請免調的主要理由和內心的想法是：

　　其一，我從１９６５年９月便來農村“四清”，開始擔任蘇家坨分團黨委書記，後來又任海澱區總團黨委書記，當時這一帶的“四清”運動，正處於收尾和總結階段，工作確有些脫不開身。

　　其二，在鄉下已經有大半年的時光，對於北京市委的情況不了解，也很少和城市裏各機關接觸，消息不靈通。而當時的形勢已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自從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以來，形勢急驟嚴峻，１９６６年初羅瑞卿已遭批判，接著批鄧拓的《燕山夜話》、批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劄記》，批彭真領導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起草的《二月提綱》，接著中央又批發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此後，報刊上又陸續發表了高炬、何明的文章，火藥味都很濃，且都已明確指出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一個頭目”，而且還要揪他們的“黑後台”，一場大的政治風暴即將來臨，我對麵臨的形勢吃不準，看不透，惟恐做不好新的工作。

　　其三，雖未向趙漢同誌多講，但卻是最為重要的想法，是我不想離開人民大學，不願離開教育工作崗位。就個人的思想深處說，我人生的理想和追求目標是願作一個大學的好校長。我常常向人說：“我是個教書匠，我也樂意當教書匠，而不想當官。”但革命形勢與黨的工作需要，卻長期把我推到黨、政、軍的領導工作崗位。所以，我曾在一首詞中說：“學劍不成書誤了，脫胎未淨神難肖”，反映的就是這種心情。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麽我在１９５７年請求辭去雲南省省長之職，而主動去南京大學當校長。還有１９５８年陳毅副總理希望我出任駐德意誌人民民主共和國大使，我也推辭了。此外，１９６２年周總理也曾要調我到國務院做副秘書長（實際上是代替習仲勳同誌做秘書長工作，因需在新一屆人代會通過），我也婉言辭謝。此後，周總理又要調我到中國人民大學給吳玉章校長做助手，我才不得不到人大來，好在與南京大學一樣，都是教育工作。到人大後吳老對我十分信賴，非常放手，而且對我的工作一再過譽和肯定，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０日他曾寫信給我說：“學校的工作你來了以後，各方麵都有健康地前進，我很滿意。但你還缺少在群眾中比較有威望的教務工作助手，這件事在適當時機總得要解決。”吳老當時已８８歲高齡，他對我確有知遇之恩，我不能放下人大的工作，也和對吳老的感情有關。再說到人大後這兩三年，所做的主要工作還是擦屁股、處理各種遺留問題，如何把人民大學建設好，我已逐步形成了一些規劃，還未及實施。

　　但不久，我的免調請示未被采納，中央明確通知一定要調。這樣，我不得不在５月中旬到北京市委報到。當時，中央正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此次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揭發批判和處理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問題。彭真同誌領導的北京市委，已是眾矢之的，呈現“人人自危，亂作一團”的局麵，雖然尚未公布撤銷彭真的職務，而實際上已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我報到後不久，李雪峰找我談話，交待工作：擔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主管文教工作，同時兼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並代表華北局出席“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有關會議，這實際上就是頂替鄧拓那一攤子工作。在正值“文革”發動的形勢下，文化部門，首當其衝，朝令夕改，瞬息萬變，工作局麵之複雜與艱險，可想而知，這實在是“受命於危難之際”。我一聽自己將要承擔的工作，頓時就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之感。但不管如何，既來之，則安之，也隻能根據事態發展，憑借多年的黨政工作經驗，並隨時請示匯報，因勢利導，去開展工作。但事後想來，我當時的思想準備遠遠不足，對形勢的複雜性更是大大估計不足。

　　我到北京市委不久，５月１８日就發生了鄧拓自殺事件。鄧拓當時是中共中央華北局候補書記、北京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書記，他是黨內著名的秀才，早年參加革命，曾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人民日報社總編輯、社長等職，又是新聞學家、曆史學家、書法家、詩人，是我國和我黨不可多得的傑出人才。他對當時橫加在自己頭上的莫須有罪名，不能接受又無法申辯，而不得不以死抗爭，終年才５４歲。應該說按常理看，他的死是件很不尋常的事，應引起重視和警惕。再說，這樣一個老幹部因被揭發有問題而自殺，也可能會在同類老幹部中引起騷動和不安。因此，北京市委曾就鄧拓之死，給中央寫了報告。事後，李雪峰曾傳達過中央對此報告的批示，在有關批示中，毛澤東主席的批示似乎對此事很不以為然。我聽了這一傳達後，頓時不寒而栗。我參加革命以來，對毛主席可以說是出自內心的無限崇敬、無限熱愛、無限信服，而他對鄧拓之死的批示，卻使我大感意外，怎麽能如此鐵石心腸，對待一個已經死去的、多才多藝的，即便是犯有錯誤的黨內高級幹部呢？由此，我也進一步引起思考，此後的“文革”會如何發展？將引向何處？實難以想像！

二、一次極不正常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旬我到北京市委工作時，中央正在北京舉行政治局擴大會，由於會議進行過程中我才到北京市委，所以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會議的有關情況我很快就知道了。因為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萬裏同誌參加了該會，而我與萬裏是相識相交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早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就同在冀魯豫區工作，那時他是區民運部長，我是敵工部長。同時，又都喜歡打網球，解放以後仍常互相往來，現又成為北京市委的同事，日常互相交談較多，他自然向我轉達會議的有關情況。事後我也從正式渠道得知實情，這次會議是５月４日至２６日在北京召開的，整個會議過程中毛主席都在外地，由他委托少奇同誌主持，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其一，傳達通報毛主席的一係列指示；其二，揭發批判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其三，討論通過由陳伯達起草，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因５月１６日通過，即所謂《五·一六通知》）。萬裏同誌還向我透露了一些會議的細節。當時，我們兩人在互相交談時，相互間還有些同感，都隱隱約約地感到這次會議極不正常，主要表現在：

　　其一，因為毛主席在外地未參加會議，由少奇主持會議，中央其他幾位副主席也都出席了會議，而且這幾位副主席都排名在林彪之前。然而，圍繞會議主題作主要講話的卻是林彪、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而且，會議的有關情況也由康生向毛主席請示匯報。會議開始的前兩個半天，首先由康生向會議係統傳達毛澤東關於批判彭真、陸定一及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的有關指示；介紹和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的起草過程及毛澤東對《通知》的修改意見，以及毛澤東在此前後幾次談話的內容，這就為會議定了基調。接著由張春橋在會上較為係統地介紹了彭真、陸定一“對抗文化革命路線”的情況。陳伯達在會上也講了話，他提出對彭真要“新賬老賬一起算”，尤其是“要揭發他的曆史問題”。林彪在會上更是出盡風頭，充分地表演，他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大談古今中外的所謂政變（按：即被稱之為“政變經”的《５·１８講話》）。他在這篇講話中，肆意誣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就是要“搞政變”、“搞顛覆”、“要篡權政變”。與之同時，他又肉麻地吹捧毛澤東，不遺餘力地大搞個人崇拜，什麽“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一萬句”之類的話語，就是他在這次講話中提出的。我們從這次會議的安排中感到作為此次會議的主持者的劉少奇與其他幾位副主席似乎都不能主導會議，整個會議實際上乃由毛澤東一個人在幕後指揮，再由他信賴的林彪、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在前台表演和主導。按照黨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製，這豈不是極不正常嗎？！

　　其二，會上傳達了毛澤東對彭真、陸定一等人所謂的問題後，展開對他們的揭發和批判，批判的調門定得極高，欲加的罪名都大得嚇人，都是按毛澤東那段有名的論斷：“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我們的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林彪又進一步直接演繹說：“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要搞反革命政變，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複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陸定一就是一個，陸定一的老婆就是一個，羅瑞卿就是一個，彭真的手段比他們更隱蔽、更狡猾。”其他與會者的揭發也不得不按既定的調門跟著附和。對被批判者橫加罪名，無限上綱，卻不允許他們自我申辯。會議雖然安排了彭真、陸定一檢查，但彭真在大會上僅僅講了五、六分鍾，他說：“至於搞政變，顛覆中央，裏通外國等罪名活動，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康生隨即擺出一副打手架勢，強詞奪理地反駁說：“你這個講話就是反對《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說：‘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了’，這段話就是毛主席特別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內容。林總昨天特別發揮了主席這個思想，你怎麽回答呢？你尖銳地同黨、同主席，同林總對立。”這完全是蠻不講理，仗勢壓人。陸定一在檢討中說：他“主觀上絕沒有想變天”，林彪則毫無根據地反駁說：“你天天想在變天！天天想在變天！”這哪裏有一絲一毫的黨內民主氣氛？另外，會上決定成立審查委員會，對彭真等四人進行專案審查。但與之同時會上又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及楊尚昆的候補書記職務；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及市長職務；撤銷陸定一的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這幾位參加革命幾十年，在全國黨、政、軍中有很高地位、很高聲望的老同誌，就這樣輕率地被撤了職。按常理說，組織處理應根據審查的結果，怎麽能在專案審查尚未進行時，就作出撤職的組織處理呢？我感到這些都是違背黨章、不按組織原則、踐踏黨內民主的極不正常的做法。

　　其三，更為不正常的是，林彪在會上抓住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曾寫匿名信的問題，揪住陸定一大吵、大鬧。陸定一曾就嚴慰冰寫匿名信問題在會上檢查說：“我不知道，她既沒跟我商量過，也沒有給我看過，我本人也沒有發現過。”林彪則毫無根據地反問，“你老婆的事，你怎麽能不知道？”陸定一說：“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嗎！”林彪聽後更加惱羞成怒，咬牙切齒地指著陸定一的鼻子叫嚷：“老子我恨不得一槍斃了你！”

　　另外，更令人厭惡的是在陸定一做檢查的那天會場上，每位與會者的桌麵上，還放了一份由林彪簽名的複印件，上麵寫了：葉群和我結婚時是處女；老虎、豆豆是我與葉群的親生子女之類的內容。我感到這些都實在不像話，在黨的政治局擴大會上，一個身為黨的副主席的人，對於另一位黨的高層領導，為了個人私怨竟然如此歇斯底裏大發作，這在以往的黨內會議、黨內生活中，我還從來沒有見過。嚴慰冰寫匿名信固然不妥當，但其寫的內容畢竟是屬於個人恩怨與猜忌，屬於家庭瑣事，不涉及政治內容，怎麽能搬到黨的政治局擴大會上，大吵大鬧，糾纏不休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顯然把個人間的矛盾與忌恨上升到政治鬥爭，欲置人於死地。這就使我感到不僅這次會議極不正常，而且也感到，“文革”一開始就很不對頭。《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但是長期封建專製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麵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曆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製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製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以防止和製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這次極不正常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三、在派工作組問題上康生陳伯達的鬼蜮伎倆

　　在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的同時，江青一夥秘密組織的《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擦亮眼睛，辨別真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等煽風點火的文章連續發表，火力越來越猛，“文革”的形勢在社會上也迅猛發展，特別是各高等學校都已造成聲勢。５月２５日在北京大學出現了聶元梓等七人聯名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直接點名攻擊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黨委副書記彭珮雲，並揚言要“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張大字報出籠後，立即遭到許多北大師生的反擊。因在此之前黨中央、國務院曾發出過關於張貼大字報的指示，諸如“內外有別”，“遵守紀律”等。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貼出後，中央又重申了原來的規定。同時也嚴肅批評了聶元梓違反中央有關規定的錯誤。我們在市委還召開了各高校負責人會議，傳達了中央的有關規定和指示。但６月１日下午我們正在市委開會時，突然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說當晚中央廣播電台要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當時，出席會議的人都感到意外和震驚，北大的校長陸平和一位副校長也在會場上。稍時李雪峰、吳德讓我通知北大的陸平等人立即回校，說是要做好準備。

　　６月１日的當天晚上，我又趕到釣魚台“中央文革小組”那裏開會。我不是“中央文革”成員，而是代表華北局列席“中央文革”會議。我到北京市委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單已經定下來了，中央還決定各個大區派一名代表列席，華北局是我、東北局是鄭季翹、中南局是王任重、華東局是張春橋、西北局是楊植霖、西南局是劉文珍，後來參加會議的就是這些人。我進入會場時，已經有幾個人在座，因為都聽到了聶元梓大字報的廣播，自然都圍繞北大“文革”的事在議論，聽說中央決定要派工作組到北大，人選也定了，組長是張承先。正在這時，陳伯達來到會場。我和陳伯達過去雖見過麵，說過話，但無任何個人交往，這時才算是第一次正式認識。他聽到大家議論向北大派工作組的問題，就走過來拉著我的手說：“張承先這個人不大理想，我和他一起做過救災工作，他身上老是掛著藥瓶子，身體不好。最好能有一個人，大家都知道，做完這個工作就能留在北大工作（當校長），這樣的人最合適。我看要是你能去最好了，你去北大最好。”我則隨即回答說：“我不能去，北大的情況我完全不了解，再說北京市剛成立文革小組，這攤子事也不少，我還有人民大學的事。”我和陳伯達說話過程中，康生也已步入會場落座。大家議論的結果，還是決定派張承先去為好。這樣，張承先就帶工作組到了北大。

　　那天晚上，李雪峰及國務院外辦的張彥，還有我和市委的一些人都到了北大，李雪峰與張彥還先後講了話，從北大回來已是後半夜了。

　　據我所知，在派張承先去北大的前一天，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還在５月３０日向在外地的毛澤東請示：擬派工作組由陳伯達領導到人民日報社，毛澤東當天就指示：“同意這樣做。”所以，５月３１日以陳伯達為組長的工作組就已進駐人民日報社。６月１日晚在釣魚台研究向北大派工作組時，康生、陳伯達及“中央文革”其他成員也都在座，沒有一個人反對派工作組，大家似乎都認為派工作組是順理成章的事。

　　北大的工作組派出去之後，各方麵的情況都緊張起來了，各個學校都動起來了，而且各個學校都要求派工作組，一兩天內，北京市委和華北局就抽調了４０多位幹部，包括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及其他中央各部的正、副部長，分別到各個大的學校去。我記得孫有餘（一機部副部長）是６月４日到北師大，葉林（經委副主任）到清華大學，其他各高校也陸續派出。因為派工作組大都經過我的手，需要的人很多，級別也都比較高，需要與各方麵磋商，時間又急迫，最緊張時，我就是使盡渾身解數，也難以派出。而陳伯達和康生處，卻不顧一切反複打電話催促：“要快派”，“盡快派”，我萬般無奈，也隻好向他們說明難處與苦衷。他們則不依不饒地逼迫說：“派不出去也得派，要麽你就自己去！”當時，康生的老婆曹軼歐還給我寫過信，希望我能增派她到北大工作組任副組長，我也曾回複她說：“北大工作組副組長不是我個人能決定的，請予諒解”。這些事實都說明，康生、陳伯達一夥人，當初知道派工作組是經過毛澤東同意的，他們不僅不反對派出，還積極對工作組的人選出謀劃策，百般催促，甚至毛遂自薦，想方設法往裏擠。隻是，後來風向變了，才搖身一變來了個１８０的大轉彎。不管怎麽說，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工作，各個學校、各個單位都派出了工作組，似乎可以舒口氣了。誰知，樹欲靜而風不止，哪知更複雜、更尖銳的鬥爭還在後麵。這一方麵是一些學校的工作組與所在學校的“造反派”發生了矛盾和鬥爭，“造反派”製造事端，不服從工作組領導，有些工作組在處理這類問題時也出現不周、不妥之處；另方麵則是中央最高領導層在對工作組問題上逐漸產生了分歧。康生、陳伯達一夥利用分歧，在暗中唆使“造反派”鬧事，由於這兩方麵的矛盾互相交織，使問題變得更為複雜，由於工作關係，我自己在不知不覺中被推到矛盾的漩渦之中。

　　工作組與“造反派”的矛盾，突出反映在北大、北師大、清華等有名的高校。６月１８日，北大的一些“造反派，擅自揪鬥了幾十名幹部和教師，采取了抹黑臉、戴高帽、掛牌子、設鬥鬼台、打人、罰跪，甚至汙辱女性等各種違反政策的錯誤做法。工作組聞訊後，趕往現場，予以製止，並於當晚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張承先在會上發表講話，明確指出不經過工作組亂批亂鬥的做法是錯誤的，容易被壞人利用，“六·一八”事件本身就是一場複雜的階級鬥爭等等。此後，工作組將此事件寫成《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簡報》。劉少奇批準轉發了《簡報》並有批語：“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但是，聶元梓等“造反派”卻認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動，工作組的做法是鎮壓群眾。

　　我事後得知，遠在外地的毛澤東就認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他還將這一看法迅即傳給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這夥人聞訊後，歡喜若狂，並通過各種渠道傳播給各校的“造反派”。與之同時，北師大也發生了“六·二○”事件。具體情況是６月２０日該校的造反派頭頭譚厚蘭等人貼出大字報——《孫友餘把運動引向何方？》強烈反對工作組。對此，孫友餘針鋒相對地發表了廣播講話，對大字報列舉的事情予以澄清，並指出反對工作組是錯誤的，是對運動的幹擾。如此一來，矛盾越來越激化。在此過程中，我曾到北師大做過調查，看過大字報，同時也應圍觀的師生員工要求在露天的場地上講過話，大意是：希望北師大的師生員工按照中央的部署，在以孫友餘同誌為首的工作組領導下，擺事實，講道理，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對工作組有意見，可以批評，可以幫助。但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少數人混水摸魚，擾亂陣線，把運動引向邪路。不料，我這個講話，也被“造反派”批判為是“鎮壓群眾運動的宣言書”，還有人給我貼出大字報《郭影秋是什麽人？》北師大的“造反派”之所以如此囂張，我事後知道背後也有康生及“中央文革”的支持與煽動。曹軼歐等人就曾到北師大就“六·二○”事件進行過所謂“調查”，幕後為“造反派”撐腰打氣。

　　由於有毛澤東對北大“六·一八”事件視為“革命事件”的批示，已經使形勢發生急劇變化，特別是７月１８日毛澤東從武漢暢遊長江回到北京後，形勢更加急轉直下。據知，毛澤東回到北京後，首先聽取了江青等人的匯報，在此期間內劉少奇也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於７月１９日至２３日主持召開了“文化大革命情況匯報會”。我曾參加過一次，會上對於是否派工作組有明顯分歧。陳伯達、康生、關鋒等人不主張派，而少奇、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等主張派。小平同誌說：“黨的領導被打倒了，下麵的組織癱瘓了，沒有黨的領導，運動怎麽進行。因而，應該派工作組協助黨委、黨組織進行運動。”周總理這時插話說：“我們年輕時搞運動，也沒有什麽組織領導，學生自己可以搞運動。”意思不是很明確，似乎是不主張派。少奇馬上針對周總理的話說：“學校運動起來了，發生那麽多問題，誰能辦得好呀，讓你去也解決不了。”會上自始至終對於是否應該派工作組，一直爭論不下。

　　接著又開中央擴大會，包括華北局的書記、北京市委的幾個書記，李雪峰、吳德、我及高揚文、馬力等都參加了。會上又發生了很大的爭執。陳伯達在會上大發脾氣，他說：我陳伯達沒有派過一個工作組，我派到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局的都是學習組，不是工作組，我是請他們去學習的。他這麽一說，包括當時了解情況的李雪峰等人都不好再講什麽了，都不說話了。會上還就是否撤工作組問題引起爭論，有人主張撤，有人主張不撤，即使是認為有問題的可以撤下來，再派另外的人去。就在這時有人寫了個條子交給康生，康生看後交給黃誌剛，黃看後又交給我和吳德。我看了這張條子是曹軼歐寫給康生的，上麵寫道：“我和戚本禹同誌都建議北師大罷孫友餘及翁世功兩人的官，伯達同誌同意”，陳伯達也在字條旁邊寫了“我也同意”。我與吳德把這個條子又交給李雪峰，李雪峰又在條子上批了一行小字，意思是“還要考慮派人到北師大工作的問題。”為此，會後，北京市委又開會研究北師大的問題，李雪峰通過電話聯係，經磋商再派人到北師大，人員由三方麵的人組成，一是北京市委，二是國家經委，三是教育部。而對於罷孫友餘官的問題，李雪峰卻沒有明確布置。他還指示我去對從三個單位抽調的人員進入北師大之事做動員。我因下午還要到中宣部開會，就讓他叫黃誌剛去動員。但下午我正在中宣部開會時，吳德又急如星火地打來電話，讓我立即回去，他在電話中說，“康老很有意見，請你快回來。”我一聽知道事情大了，立即趕回市委，與吳德見麵後話都沒有說，立即上車趕快到康生那裏。到後，果然看到康生大發脾氣，主要是對處理北師大孫友餘的問題有意見，責怪北京市委沒有執行他的指示。他聲色俱厲地對我和吳德說：“孫友餘的問題老是解決不了，是為什麽？我看孫友餘有後台，有後台！後台之後還有後台！”他的話很明確，明顯的他把我也指責為是孫友餘的後台，而且還不止是我。我想他發那麽大的火，說不定要拿我開刀。這次談話在極不和諧的氣氛中就結束了！

　　另外，就在康生為孫友餘問題大動肝火，嚴加指責前後，他還通過一些人轉告我，曹軼歐從沒有參加北大工作組。同時，還曾指示過我：“派工作組是錯誤的，都是劉少奇背著主席決定的，你要揭發劉少奇。”對此，我真是感到莫名地驚詫。我大惑不解康生為什麽要如此說假話，曹軼歐明明在北大工作組裏麵，而且曾經要求當副組長，在我婉言回絕後，還收到過她的信，信中說：“我不能做工作組副組長，請把我的名單從工作組撤掉。這次工作組的改組我確實不知道，對於您的安排我也覺得確實不恰當。”倘若，那次把曹軼歐安排上副組長，她也絕不會要求退出。而且，她的退出也說不定是聽到什麽風聲，玩弄的脫身之計。這件事使我發現，康生這個人竟然能隨口說假話，就像陳伯達一樣，他明明派了工作組，卻說從來沒有派過工作組。可見，這些人專門搞陰謀詭計，什麽假話、鬼話都可以說。關於康生指示我就工作組問題揭發劉少奇，我心裏也很明白，因為少奇同誌從來沒有就派工作組問題對我有過什麽指示。反之，我派的工作組大都是經過康生、陳伯達等人指示、催促、逼使的。我怎麽能昧著良心去揭發劉少奇呢？

　　大概是７月２４日、２５日，毛澤東先後召集中央常委和“文革小組”成員開會，又曾接見各中央局書記和“文革小組”的成員，先後嚴厲批評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才鎮壓學生運動，並指責規定“內外有別”等，都是定框框，要把運動引入邪途，又說工作組“對運動起壞作用，阻礙運動”，要撤銷工作組，罷工作組長的官。雖然事先康生曾指示我要在工作組問題上“揭發劉少奇”，但我在參加所有有關的會議上，在中央高層對有關工作組問題的激烈爭論中，我沒有說過一句對少奇同誌不利的話。我心中明白這樣的表現，肯定會得罪康生，但人各有誌，隻好聽之由之，由他去吧！也就是在此前後幾天內，江青、康生、陳伯達及“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員們紛紛到北大、北師大等高校講話。江青在北大萬人大會上聲嘶力竭地喊：“要撤銷工作組”；“要罷張承先的官”。老奸巨猾的康生也跟著陰陽怪氣地說：“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有派！”他們這夥人，真是兩麵三刀，出爾反爾，玩盡了鬼蜮伎倆。

　　北京市委在雷霆萬鈞般的壓力下，於７月２８日作了《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並於７月２９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由李雪峰宣布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同時，他還在大會上宣布撤銷我的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的決定。當我聽到對我撤職的決定時，心頭湧起莫名的憤懣與蒼涼。

四、聳人聽聞的“二月兵變”純粹是為陷害而捏造

　　就在宣布撤銷我職務的前兩天，康生就曾於７月２７日在北師大的群眾大會上信口雌黃地說：“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這個大黑幫策劃政變，策劃把無產階級專政推翻，變成他們的資產階級專政，計劃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各駐上一個營的部隊，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過房子。這件事包含著極大的陰謀，陸平知道，人民大學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康生這個大奸大惡自己也知道，他講這番話並無根據，但為了達到某種政治需要，為了附和林彪“五·一八”講話中宣揚的“政變經”，給其尋找證據和注腳，便毫不負責地對彭真栽贓陷害，捏造他搞了什麽“二月兵變”。同時，他似乎是隨意地說：“人民大學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實際上則是別有用心的要把我端出來，因為自“文革”開始以來，他曾多次對我拉攏、“指示”、訓斥，我卻始終沒有買他的賬，致使他記恨心頭，早就想伺機對我進行打擊。我心中明白，他這樣對我落井下石，施以陷害，決非是出於無意和偶然。特別是關於“二月兵變”一事，我和康生在此之前就有過對質，我已向他說明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早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中下旬，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和北師大相繼就“二月兵變”貼出過大字報，甚至指名道姓地質問：“郭影秋是什麽人？”我知悉有這樣的大字報後，一笑置之，根本不當成什麽事。不料，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會上，康生突然向我發問：“關於二月兵變的大字報你知道不知道？”我說：“大字報我雖未看過，但我知道這件事。”康生又進一步說：“你知道，為什麽不匯報？”我又說，“我認為大字報揭發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沒有的事，所以沒有匯報。”當時，康生冷笑著“嗯”了一聲，隨手從包裏拿出個材料給我看，原來是他的聯絡員給他寫的一個匯報。材料中說：北大某某大字報揭發北大、人大都曾有過駐軍，是要搞兵變。康生用紅鉛筆在材料上劃了大杠杠，還指著說：“‘二月兵變’明明是有的嘛！”為此，我不得不把事情的經過與原委向他說明。

　　這件事本來是很清楚的，１９６６年初我正在海澱蘇家坨搞“四清”時，北京衛戍區曾派人到人民大學借過房子。據來人說是中央軍委為了加強地方武裝建設，決定北京市新建一個團，歸衛戍區建製。該團組建後，一時沒有營房。為此，衛戍區先後到各處找房，均無結果。後來海澱區武裝部向他們介紹說，海澱區有幾個大學的學生都下鄉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聯係暫時借用。當他們到人民大學聯係時，在學校的同誌表示可以安排些房子暫時借用。學校的同誌也向我匯報過此事。但是，後來衛戍區政委劉紹文同誌認為部隊住在學校不一定合適，決定不在學校借房，而住到郊區的一個靶場。從這件事的前後經過看，怎麽能得出是彭真想搞兵變的結論呢？不料，康生卻未由此而善罷幹休，他於７月２７日在北師大的群眾大會上講了那番聳人聽聞的話。這不明明是憑空捏造，有意栽贓陷害，且趁機打我一耙嗎？！

　　康生講了所謂的“二月兵變”的第二天晚上——７月２８日，人民大學的“造反派”就興師動眾到市委去揪我。當晚十點多，吳德到我的房間說：“經與李雪峰商量，看形勢你還是回人民大學吧！”就這樣，未經任何組織手續，我就被“造反派”押回人民大學。那天晚上還下著大雨，我的車剛進入人民大學的大門，就被人從車上拽下來，不由分說地推到一個會場進行批判，其中被質問的一個重點問題，就是讓我交待“二月兵變”，我隻好再原原本本予以說明。我之所以被“造反派”揪回學校，直接導火線就是由於康生捏造了“二月兵變”，並無中生有地指控我“也完全知道”。

　　直到１９６６年８月２日，在人民大學召開的關於我的問題的辯論大會上，鄧小平同誌斬釘截鐵地說：“什麽‘二月兵變’？根本沒有這回事！告訴你們，我們的軍隊，彭真調不動，我也調不動！部隊到人大聯係借房，不是搞兵變嘛！”這件聳人聽聞的栽贓、捏造和陷害，才算告一段落。但是康生在這一問題上的醜惡表演，確也使我進一步認清他的真麵目，他包藏禍心，為置人於死地，真是陰險毒辣，不擇手段。由此，我還進一步想到康生這夥人所製造的政治鬥爭，真是無誠實可言。

五、無休無止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康生７月２７日在北師大的群眾大會上誣陷我完全知道“二月兵變”之後，第二天夜晚我被人大的“造反派”揪回學校時即遭到拳打腳踢，隨後又被拉到批鬥大會上，低頭彎腰，做“噴氣式”，連續批鬥長達四個小時之久。被批鬥完之後，又被拉到一間學生宿舍中，手腳都被捆綁起來，完全像一個罪犯囚徒。從此便開始了無休無止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所受的蹂躪折磨，真可謂九死一生。

　　一開始，在人民大學的師生員工中，對我有兩種截然對立的分歧看法，相當多數的人是持肯定和“保”的觀點；另有一部分則是主張打倒的，在這部分人中有少數幹部和教師，多數是受蒙蔽的青年學生。兩派之間越爭論，反對者對我的鬥爭越激烈。１９６６年８月２日在全校關於我的問題的辯論大會上，小平同誌發表了對我帶有保護性的講話：“對郭影秋同誌我們還是比較了解的，他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是好的，解放戰爭中的表現也是好的。到人民大學後的情況怎麽樣，我不很了解，但是，大家可以和他的前任比較一下，是否有進步和變化呢？”然而，隨著“文革”的深入發展，對小平同誌的批判誹謗越來越升級，他日益處於自身難保的處境。他對我那些保護性的講話，反而成為“造反派”把我看作是“劉鄧司令部的人”的把柄。將我的問題和“劉鄧路線”聯係起來，使我的問題一步步升級。

　　１９６６年８至９月，海澱區蘇家坨的農民知道我被打成“走資派”遭受批判鬥爭而不理解，因為我在農村“四清”時，和當地農民結下深厚感情，他們對我留下較好的印象，因而自發地成群結隊地到學校來，表明對我的看法，還與“造反派”辯論，甚至發生爭執。對此，我事先毫不知情。“造反派”卻又抓住這一點大作文章，誣陷我“調動農民保自己”，“挑動群眾鬥爭群眾”，並捏造材料，上告中央。當時，全國其他城市也可能發生有工農群眾圍攻學生的現象，以至於引起毛澤東於９月７日在給中央領導的一封信中說：“近來，長沙、西安等地，都有工農圍攻學生的事件發生”，而且提到“在北京也有中國人民大學調動７００多農民進城保郭影秋”；又說“組織工農反學生，都是錯誤的。試以中央發指示，不準各地這樣做。再發社論告工農不要幹預學生運動。”為此，中共中央即發了指示：“不準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動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人民日報》也就此發了社論。在當時情況下，毛澤東主席的話，都是“最高指示”，他明確點到“中國人民大學調動７００多農民進城保郭影秋”，而且，此後這樣內容的大字報、小字報貼滿了全校園和大街小巷。“造反派”依仗這一“最高指示”，很自然給我扣上“組織挑動農民進城保自己”、“挑動農民鬥學生”的罪名，連續召開質問、批判、鬥爭大會，我稍有申辨、說明，就被指責為對抗、反對“最高指示”，“罪該萬死”。

　　到了１９６７年２月，中央的一些老帥老將不顧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的淫威，在懷仁堂仗義執言，痛斥這夥人迫害革命老幹部，反黨亂軍，破壞國民經濟的反革命罪行，這本來是大快人心事。不料，那一夥禍國殃民的敗類，采取惡人先告狀的無恥手段，反咬一口，誣蔑這些老帥老將反對“文革”，搞“二月逆流”。在全國又掀起陣陣反擊“二月逆流”，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黑風惡浪。在此過程中，由於人民大學的師生經過一段“文革”運動的實踐後，又重新發表了一些對我持肯定性的觀點。為此，我又被誣指成是人民大學搞“二月逆流”和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又是接二連三的輪番批判、鬥爭、遊街示眾。

　　特別是１９６７年３月，“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戚本禹竄到人民大學，在群眾大會上宣布“人民大學的敵人是孫泱、郭影秋、胡錫奎。”我一下子成了“欽定”的、全校的二號“敵人”。隨之而來的是更慘酷的鬥爭和打擊，被關押在“造反派”總部的地下室裏，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批判鬥爭也進一步升級，不分白天黑夜，隨意審問，甚至還煞有其事地舉辦“審判法庭”，弄一些假證據，強迫我承認；甚至揚言：“你不承認，也可以宣判，可以開除你的黨籍。”他們有時又大搞疲勞戰術，連續十幾個小時質問鬥爭。如此無休無止的鬥爭和打擊持續了好幾年，真是無休無止，批鬥個沒完沒了。在連續幾年的批判、鬥爭、關押過程中，我經常遭受毆打。有時開質問會時，“造反派”坐在對麵桌子旁，上麵與你談話，下麵不時用皮鞋踢我的腿，直踢得腿上流血。其中，打得最厲害的一次是批鬥學校的幾個主要領導，包括我、孫泱、胡錫奎、李培之，批鬥會後，把我們拉到會場旁邊的一個小屋子裏。一群打手，瘋狂地撲向我們每個人，大打出手。我直聽到孫泱同誌被打得“唉”了一聲，便倒了下去，過了十幾天他就死了。打李培之也很厲害，她是王若飛同誌的夫人，一個老年婦女，一夥人把她打倒了再拉起來，拉起來再打倒，如此折騰了幾次，實在令人慘不忍睹。打我時，專打肋骨和後脊骨，一下把我打得眼冒金星，昏靠到牆上，突然，又來一拳，打在太陽穴上，當時就昏迷了。令我奇怪的是這些打手都很有打人的經驗，似乎是有預謀的專門雇來的職業打手。如此毒打之後，又被拉出來遊鬥，那次我被打得無法走路，遊鬥中在地下躺了半天，醒來還認不清東西南北，找不到自己住的房子。

　　在批判鬥爭中，對人肆意折磨蹂躪，進行人格侮辱，尤其令人難以忍受。折磨蹂躪的手段，花樣百出，竟至無聊無恥，讓人難以啟齒。如有時遊鬥時，他們事先唆使些不懂事的孩子，往你臉上抹稀泥，然後再拉著你在路上跑，身上還掛著大牌子，一邊跑，一邊鬥，喊著各種各樣的口號，讓你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直到暈倒在地，不省人事。這時，又讓一群孩子，圍著嬉笑辱罵，再往臉上抹稀泥，把人折磨蹂躪得簡直不堪忍受。更為陰險毒辣的是，他們還故意給你創造條件，誘惑你自殺。譬如有時晚上，看守我的人全都去看戲。臨走前，把門從外麵鎖上，屋裏放著斧頭、砍刀、繩子、通條，什麽都有，我想這是幹什麽呀！我怎能上他們的這種圈套，怎能不明不白地去自殺呢。即便是在如此險惡的處境中，我對黨、對未來仍抱有堅定信念，正像我當時寫的一首小詩中所說：“風狂天地暗，早晚見陽光。”

　　我本來是一個農家子弟，又打過遊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都曾帶兵打仗。解放後在黨政部門和教育戰線工作時，仍堅持鍛煉，常打網球，體質本來很好。但在“文革”中長時期遭受批判鬥爭，折磨蹂躪，健康的體格逐漸垮了下來，而且在有病時，又得不到及時治療。有一次，在連續遭受批鬥後，我實在支持不住了，不得不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結果，他們隻好請來大夫，當時大夫一試體溫，驚叫起來：“４０·７℃這麽高的體溫，要死人的，你怎麽還躺在這裏呀！”結果不得不把我送到醫院。實事求是地說，我在“文革”後期因病長期住院，最後不得不鋸去一條腿，弄得終身致殘，確與“文革”中的折磨、患病拖延不治及誤治誤診有一定關係。

　　回首“文革”那段時間的經曆，真好像是一場噩夢。我把當時的情況記述下來，為的是不忘這段曆史。我堅信，從這場噩夢與浩劫中走過來的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一定都會從這場史無前例的災難中汲取沉痛教訓，絕不能讓這種曆史悲劇再在中國大地上重演。

□　摘自《往事漫憶》，郭影秋口述、王俊義整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９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