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回憶還是謊言？

  這篇文章是一位對戰爭史、軍史有一定研究的群友發我的有關抗美援朝的研究文章。論壇有很多人對朝鮮戰爭有興趣，特轉這位朋友的文章供大家參考。如大家對文章有什麽問題要詢問或討論的我可轉達給作者。

原創 思目（jocole) 說明 :
2010年10月為紀念抗美援朝六十周年，有一位劉姓名人，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經曆的朝鮮戰爭》的回憶文章。由於該文將抗美援朝定義為“為金日成將軍火中取栗”，所回憶的又是所謂的親身經曆，很快便在史海卷起滔天巨浪！而刊登該文的雜誌在配發的編者按中，更是毫不掩飾地露骨宣稱：“抗美援朝六十周年，官方高調紀念，稱之為保衛和平、反對侵略的正義戰爭。這與其說是曆史判斷，不如說是意識形態的宣言。”隨即，該文被當作是揭露曆史真相的好文，許多媒體及網站爭相轉載。 但假的就是假的，謊言應該被揭穿！眼見該文流傳甚廣卻無人批駁，筆者隻好挺身而出，於2011年1月2日—10日在飛揚軍事網站春華秋實欄目，連續發表文章進行揭發批駁。由於筆者隻不過是業餘軍史愛好者，之前也沒正式寫過文章，起初不僅引起一幹“擁劉”者們的諷刺挖苦，而且不遺餘力地對拙文質疑挑刺。為了減少無理纏鬥，筆者隻好拋出“一劍封喉”的殺手鐧，鋒芒直接對準該文的要害——“表演戰爭”章節！ 有趣的是，隨著筆者有論有據的層層揭批，那些盲目擁劉者們逐漸歸於理性，剩下少數幾位居心叵測的攻訐者掙紮了幾下也就鴉雀無聲了！可歎的是人微言輕，人家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名人，是以劉文能掀起滔天巨浪，拙文隻能引發一波淺淺的漣漪而已。好在正義之聲無法被徹底掩沒，2020年10月紀念抗美援朝七十周年時有網友重提拙文。考慮到原文有些差強人意，故筆者決定在原文的基礎上重寫了一篇，發表在“四海軍政研究論壇”及昆侖網。 鑒於筆者一直有個心願，希望曆年來所寫的文章能有個棲身（存留）之處，故特將此文簡單修正（主要是語句不暢及詞不達意之處）後，發到公眾號上。

                 真實的回憶還是謊言？

                ——簡評《我經曆的朝鮮戰爭》

                    思目

  十年前（2010）的十月——紀念抗美援朝六十周年之際，《往事  》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經曆的朝鮮戰爭》的文章。據說該文作者不但是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老兵，而且擔任過好幾家大雜誌社的主編。由於該文開宗明義——第一句，就將抗美援朝定義為“為金日成將軍火中取栗”，所回憶的親身經曆又大都是駭人聽聞“往事”——用某些人的話說顛覆了過去的傳統觀念，於是很快便在史海卷起滔天巨浪！一時間，該文被許多網站爭相轉載，尤其一門心思否定抗美援朝的人更是如獲至寶——紛紛轉帖到個人的博客上。

    刊登該文的《往事》雜誌在其配發的編者按中，更是毫不掩飾地露骨宣稱：“抗美援朝六十周年，官方高調紀念，稱之為保衛和平、反對侵略的正義戰爭。這與其說是曆史判斷，不如說是意識形態的宣言。”“幾十年過去，隨著柏林牆的倒塌，三八線成為僅存的冷戰遺跡。勝負昭然。曆史的經驗教訓卻不能不反思，它不應該淹沒在‘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喧囂中。”——其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但是，這篇《我經曆的朝鮮戰爭》究竟是真實的回憶，還是刻意編造的謊言？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曆史固然可以任人打扮，但大的走向和趨勢卻是無法更改的，如同黃河、長江雖然千廻百轉，但最終東流大海卻是無法改變的——千百年來始終如此。所以，盡管該文作者打著回憶的幌子，但其文中的胡編亂造在曆史麵前是那樣的荒唐可笑！可“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於是筆者挺身而出，勉為其難地匆匆寫了篇批駁此文的網文，於2011年元月2日開始，陸續貼到飛揚網的春華秋實論壇上。

   令人十分呀然的是，筆者多少還是有些“天真”了，原想通過掃清外圍最後再直搗龍庭，忘記了打假不易、打所謂名人的假更為不易！更何況現如今打假或戳穿謊言，還有“左右”之分——對於某些人來說，由於屁股不爽，腦袋也就跟著糊塗起來。所以筆者隻好采取“打蛇打七寸”的戰術，劍鋒直指劉文的要害——其文章的結尾篇“表演戰爭”！隨著筆者有論有據的層層揭批，起先那些堅定地擁劉者們逐漸歸於理性，即使少數幾位居心叵測的攻訐者掙紮了幾下後也鴉雀無聲了！

   可惜的是，人微言輕，筆者的文章僅被少數幾個網友轉帖到其他網站，與劉文的風起雲湧無法同日而語！時至今日，筆者這篇文章一如“秦皇島外打漁船，一片汪洋都不見”！而劉文隨便上網搜一搜，便輕易可見！這不能不說是曆史研究的悲哀。不過更令筆者大為詫異的是，該文作者在其《絕筆：我的留言》中雖曆數他的“名著”，卻偏偏沒有提及他這篇影響巨大的“回憶”！這究竟是曆史的巧合還是別的什麽？筆者當年，可是做好了被提起訴訟的心理準備。

   今年是中國人民誌願軍出兵朝鮮七十周年紀念，為了永誌不忘犧牲在朝鮮戰場的誌願軍將士們，筆者重新整理此文發到網上以正視聽。

                     一、“表演戰爭”為那般？

   2010年10月，《往事》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經曆的朝鮮戰爭》的文章，該文主要是由兩部分內容組成的：“饑餓篇”和“表演戰爭”。坦白地說，筆者之所以劍鋒直指這篇“表演戰爭”，是因為幾乎通篇都是造假！而且筆者手頭恰好有可以佐證的文獻資料。需要說明的是，雖幾經努力，筆者始終沒有搞到刊載這篇文章的那期《往事》雜誌，所獲取的文章內容均是從網上搜尋並經過印證的。為方便閱讀期間，引文使用“藍色”字樣。

    對於該文的這篇“表演戰爭”章節，《往事》雜誌的編者按是這樣評價的： “……作為親曆者，劉XX的描述，顯然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

《表演戰爭》記述的故事，更令人匪夷所思。

   表演是一種單方麵的行為，從編劇、導演到演員互相配合，以期達到預期的戲劇效果。而戰爭是交戰雙方的行為，敵人並不配合——何況兵凶戰危，豈容“表演”？誌願軍某部七團的指揮員，因為受了祖國慰問團精彩演出的激勵，決心回報一場，卻忘了戰場不是舞台，結果是以無謂犧牲的戰士的生命為代價，換取了一場慘烈失敗的表演。”

   編者為什麽要給予如此評價？當然是因為這位作者用其“如椽大筆”，洋洋灑灑地描繪了一場他謂之的親身經曆，實際卻是虛無縹緲並不存在的“表演戰爭”！ 為了閱讀方便，先來簡要地介紹一下，該篇文章的主要梗概。

“1952年秋，祖國赴朝慰問團來到金城前線。一天，營部通知我，說慰問團有個代表要見我。……

    我知道這支慰問分團來自四川，……我見到要見我的人。他是四川省的勞模，我哥哥當年的車工徒弟，我叫他喬哥，現在已是所在絲廠的車間主任，分管動力部。 ……

 喬哥還告訴我一件高興的事，慰問團帶來一台川劇的折子戲。最有名的演員都來了，醜角有周企何，旦角有陳書舫， …… 那天聽完代表報告，喬哥又坐在我身邊陪著我觀看演出。……

喬哥興奮的告訴我，這出戲得到七團團長的百般讚許，他對慰問團表示，他的七團要打一仗給慰問團看，邀請代表們到前線觀戰! ……

看戲歸來，營長把各連排以上幹部留下。營長隻說了幾句：我們準備配合七團二營五連打641（我們給敵人陣地的編號），每連彈數是240發，還有喀秋莎連、炮41團的一個105火炮連和我們協同，炮火準備時間是明天上午9時。給慰問團的表演戰鬥和部署就這麽簡單。 ……

這是一條橫向拖長的山梁，641是山梁中段隆起的山包，麵積約百十平米，美軍隻用一個排依托水泥工事在防守。我們攻擊部隊從我方的610陣地出擊，順山梁到641約400米距離，為了給慰問團觀看清楚，攻擊路線和戰鬥隊形，全都選擇在麵向我們的斜坡。三位代表聽我的介紹，已急不可待，巴不得馬上看到敵人灰飛煙滅。 ……

上去的兩個排連滾帶爬的退下來了，隻剩下十幾個人。 …… 他們惶惑的臉上似乎都是在責怪自己，不該來看一場用生命表演的戰爭。

…… ……

可惜他辜負了團長的期望，隻能讓他上天國去反省。他命令身邊的趙參謀，去二營執行他的處決命令。 ……

副教導員給保下來了，撤職任副指導員。回國轉業回四川，在一家大廠做保衛股長。 多年後，我見到已是某步校教研室副主任的趙參謀。舊事重提，他說，這明明是團長好勝喜功，不惜人命，自己下不了台，還諉過於人，要那個副教導員給他墊背。 養兵用兵，為祖國生存而戰，是我們應有的責任，在朝鮮用了“保家衛國”的口號多少還體現了些愛國主義精神，可我們這位團長打的這一仗，我不知該用什麽詞匯來為它定名。”

——以上取自《表演戰爭》原文

上述描寫可謂活靈活現、栩栩如生，稱得上是歎為觀止！該文作者是誌願軍老兵，回憶的又是其親身經曆，難道這還會有假？於是，許多不明就裏的讀者，不禁被唬住了，而且還義憤填膺！可這在筆者眼裏，這不啻為彌天大謊！

筆者為何敢下如此定論呢？請關注此事的讀者，隨著筆者的分析和考證，來探究到底是誰在“表演”——是作者筆下的誌願軍某部，還是這位劉姓作者本人？

                 二、不存在的“四川分團”和“喬哥”

該文作者在“表演戰爭”這一章節一開頭的描述就告訴我們，因為有來自其家鄉四川的慰問分團來到作者所在部隊慰問演出，所以他所在部隊就要表演戰爭給慰問分團看。結果不但表演失敗，還被美軍殺了個屁滾尿流。因此要想知道事情的真偽，首先搞清楚，到底有沒有一個來自“四川的分團”？第二屆祖國赴朝慰問團裏，是否存在一位名叫“喬哥”的代表？

客觀地說，有關1952年第二屆祖國赴朝慰問團的資料大都語焉不詳，大都是籠統簡要地介紹而已，所以要想查到能證實有或沒有“四川分團”和“喬哥”的曆史資料，的的確確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巧的是，筆者手頭，恰好有這方麵資料。

依據文中給出的時間、地點和人物，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表演戰爭”發生的時間是1952年秋，地點是當年朝鮮戰場的金城前線，人物是祖國赴朝慰問團——具體地說，是該作者所稱呼的“喬哥”等。

令人萬分遺憾的是，當年還真沒有這段曆史！

根據明確的史料文獻，第二屆慰問團由劉景範為總團長，陳沂、李明灝、胡厥文、周欽嶽為副總團長，規模比第一屆大了一倍，共有九個分團，代表性也更為廣泛，還包括了宗教界、海外華僑及少數民族代表。慰問團到達朝鮮時，上甘嶺戰役正在激烈進行。

我們先來審視一下，中國人民第二屆赴朝慰問團總團及各分團團長、副團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名單（括弧內為所代表的單位）：

總團團長劉景範（中國共產黨），副團長陳沂（中國人民解放軍）、李明灝（無黨派民主人士）、胡厥文（中國民主建國會）、周欽嶽（無黨派民主人士），秘書長李頡伯（中華全國鐵路工會），副秘書長嚴仁賡（北京大學教授）、馬儀（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第一分團：團長吳覺農（中國民主建國會）。副團長沈茲九（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張修竹（中華全國總工會）、葉篤義（中國民主同盟）、於振瀛（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於洲（中國鐵路工會上海區委員會），副團長兼秘書長吳釗統（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部隊），副秘書長羅子為（中國民主同盟）、江漢（中國共產黨中央直屬機關）。

第二分團：團長辛樹幟（西北農學院院長，無黨派民主人士），副團長玉蘇甫夫（維吾爾族，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曹醒華（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周維新（回族，甘肅臨夏南關清真大寺教長），副團長兼秘書長秦川（中國共產黨中央西北局宣傳部），副秘書長馮一航（陝西省文教界）、郭羽才（中國共產黨西安市委員會）。

第三分團：團長王文彬（中國民主建國會西南辦事處），副團長朱丹南（西南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尹超凡（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

第四分團：團長胡厥文（兼），副團長陳同生（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華東總分會）、朱春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方令孺（女，複旦大學教授，上海市民主婦女聯合會），秘書長章靳以（複旦大學教授，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副秘書長李玉軒（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華東總分會）。

第五分團：團長張軫（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副團長盧文新（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孫耀華（中國民主建國會）、唐午園（中國農工民主黨湖北省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王道金（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副秘書長季冠清（河南省總工會）。

第六分團：團長張明河（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副團長譚誌清（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副團長兼秘書長王炳炎（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空軍部隊），副秘書長田野（天津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第七分團：團長陳先舟（中國民主同盟東北總支部臨時工作委員會），副團長陳元直（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鬆江省分會），謝鳳山（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秘書長關夢覺（中國民主同盟東北總支部臨時工作委員會），副秘書長邵正田（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公安部隊）、鞏天民（中國民主建國會沈陽市分會籌備委員會）、喬傳玨（中國民主同盟旅大市支部籌備委員會）。

第八分團：團長王向立（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副團長王力華（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

第九分團：團長寧武（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東北臨時工作委員會），副團長蟻美厚（歸國華僑聯誼會籌備委員會）、李象九（中國民主建國會西安市分會），秘書長崔明山（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後勤部隊）。

——名單取自：抗美援朝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

上麵這段史料文獻十分清楚地證明，第二屆赴朝慰問團中沒有來自四川的分團！與四川有關的，是第三分團。而這個第三分團的正式稱謂是“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西南分團”，由來自雲貴康和重慶及四區（川南、川北、川東、川西）的代表組成。全分團共有七十人，其中正式代表為四十人，文工團二十三人，工作人員七人。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第三分團裏確有來自四川的代表，所以該文作者非正式地稱其為“四川分團”，似乎也馬馬虎虎、勉強說得過去。如此就要再仔細核查一下，這正式代表裏麵，究竟有沒有該文作者所說的那位：“他是四川省的勞模，我哥哥當年的車工徒弟，我叫他喬哥，現在已是所在絲廠的車間主任，分管動力部。”

我們來查閱一下，第三分團的具體代表名單：

第三分團團長王文彬（中國民主建國會西南辦事處），副團長朱丹南（西南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尹超凡（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

部隊代表薑潔（女）、朱玉峰、肖風岐、張克剛、房澤山、韋晨爽、王青農、武健初、於世法、唐超漢、李根沅、王振明。

工人代表（勞模）牛汝森、袁盈初、馬忠才、李忠和、楊嘉華（女、勞模）。

農民代表（勞模）鄔紀發、張莉蓉（女）、李萬貴。

青年代表何大海、劉文權。

婦女代表車毅英（女）、龔子楊（女）。

文教界代表劉繼祖、王福明。

兄弟民族代表巴登（藏族）、何現龍（彝族）、梁紹福（女，苗族）。

民主黨派代表鄧後炎、林誠毅，工商界代表朱已訓，宗教界代表宋傑人，歸國華僑李鏡天，模範軍屬易登瀛、王淑貞（女），機關幹部代表黃宗卿。（名單引自《支援抗美援朝紀實》第426、427頁，為行文方便，次序等略有改動）

工人代表名單中，勞動模範隻有兩人：（勞模）牛汝森、楊嘉華（女、勞模）。其中隻有牛汝森，與該文“他是四川省的勞模，我哥哥當年的車工徒弟，我叫他喬哥，現在已是所在絲廠的車間主任，分管動力部”的條件，有些相符或相類似的。但顧名思義，這“喬哥”亦當姓“喬”啊！這位卻是姓“牛”，叫汝森，與該作者文中的“喬哥”似乎根本不搭界！當然不排除有人會梗著脖子硬說，姓牛就不能叫“喬哥”了？！幸好這位勞模牛汝森名氣夠大，而且的確到金城前線觀過戰，所以我們可以進一步印證，是否能與文中的“喬哥”對上號！

盡管牛汝森也屬於的第三分團，而且也是勞模，但卻是雲南省的代表，與四川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巧合的是，這位牛汝森勞模去過前線也觀過戰，但與該文作者描述的“喬哥”觀戰地點大相徑庭！牛汝森勞模去的是武聖山，而絕非作者所說的“龍鳳山”；與牛汝森勞模一起到武聖山觀戰的，則是大名鼎鼎的作家陸柱國！該作者描述的是“到炮兵觀測所來的三位代表，自然有喬哥”，顯然也對不上號！更重要的是，這位牛汝森勞模是雲南的代表，與該作者所說的“他是四川省的勞模”的“喬哥”，顯然是八竿子打不著！

通過以上分析和探討，可以得出基本正確的結論：1952年秋天，到朝鮮金城前線慰問誌願軍的祖國第二屆慰問團中，根本就不存在該文作者在文中宣揚的“這支慰問分團來自四川”以及那位被稱為“喬哥”的代表。既然沒有所謂的“四川分團”和“喬哥”代表，這戰爭表演給誰看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當然，僅憑這一條證據，還不足以確證該文作者的造假。

三、子虛烏有的“川劇表演”

既然不存在該文所說的“四川分團”和叫“喬哥”的代表，那會有“川劇的折子戲”嗎？

答案同樣是否定的！

還是先來領教一下，該文繪聲繪色地的描繪：“慰問團帶來一台川劇的折子戲。最有名的演員都來了，醜角有周企何，旦角有陳書舫，他們在四十年代就紅遍川南川北。”，“第一個節目是周企何的《花子罵相》，花子嘲弄官僚，體現了古代的階級鬥爭，周扮演的花子罵得痛快之極，四川方言幽默，看得觀眾滿堂喝彩。第二出是陳書舫的《秋江》，她把尼姑陳妙常思凡的心境演得纏綿又細膩，直看得人回腸蕩氣。第三出是《小放牛》，由青年演員曉艇、曉舫(陳書舫的女兒)載歌載舞的用舊調新詞讚美四川改天換地。……。最後一出是《八仙過海》，表現何仙姑、呂洞賓等仙人和蝦兵蟹將大打出手。”

——以上藍字摘自《表演戰爭》原文

文中提到的川劇折子戲演員，計有周企何、陳書舫、曉艇、曉舫、何仙姑、呂洞賓等八仙以及蝦兵蟹將，再加上跑龍套的和樂隊，差不多至少得三十人才能打住。可惜的是，這個分團裏總共隻有23名文工隊員，其中三人還是電影放映隊的！這在時任分團副團長的朱丹南回憶裏，記載的很分明：“另有文工隊20人，電影放映隊3人”，具體的人員的組成是：“……李根源任隊長，有著名曲藝藝人、雜技演員李德才、鄒忠新、周連春、劉翠英參加的文工隊。”（引自《支援抗美援朝紀實》第414頁）裏麵並沒有出現周企何、陳書舫等著名川劇演員的名字，所以完全不具備演出川劇折子戲的條件！

那麽，有沒有可能是曆史漏記了？或者周、陳二人去了漏記？答案同樣是否定的！因為，如果周企何和陳書舫想要在該作者編寫的時空裏，到“龍鳳山”去表演所謂的“《花子罵相》”和“《秋江》”等劇目，那非得有孫悟空的分身術或跟鬥雲的本事才行！

筆者之所以敢說的如此斬釘截鐵，蓋因為其時的周企何與陳書舫等，正在北京參加“全國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

根據史料記載，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辦的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是建國之後舉辦的第一次全國性的戲曲會演。於1952年10月6日——11月14日在北京舉行，共有京劇、評劇、越劇、川劇、豫劇等二十三個劇種一千六百多名演員，演出了八十二個劇目，包括傳統戲六十三個，新編曆史劇十一個，現代戲八個。也就是說，全國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舉行的時間段，恰好與第二屆赴朝慰問團在朝鮮活動時間基本相同！

綜合各種史料及文獻記載，參加此次演出的川劇演員，主要有張德成、賈培之、陳淡然、曾榮華、袁玉堃、謝文新、陽友鶴、楊雲鳳、陳書舫、許倩雲、劉成基、周裕祥、周企何、吳曉雷、唐彬如等，參演的主要劇目有《柳蔭記》、《秋江》、《評雪辨蹤》、《送行》、《五台會兄》等。這些史料文獻充分證明，周企何與陳書舫等絕無可能在這同一個時間段，去朝鮮參加該文所編造出來的所謂“川劇折子戲”！

                   1952年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圖片取自網絡）

陳書舫、周企何的大名赫然在列——截取自中國音樂學（季刊）2009年第3期第20頁。

行文至此，回過頭再來看看該文作者栩栩如生的描述：“這出戲得到七團團長的百般讚許，他對慰問團表示，他的七團要打一仗給慰問團看，邀請代表們到前線觀戰!”（摘自《表演戰爭》原文）這段文字清楚地告訴讀者，正是由於這台“川劇折子戲”演得好，所以“七團團長”要給來家鄉的代表——“喬哥”等，“表演戰爭”！

如前文考證，在這“第二屆赴朝慰問團第三分團”裏，隻有一個二十人的文工隊，不僅演不了該文作者所說的“川劇折子戲”，更不存在周企何與陳書舫等演員在該文所說的時間段裏，跑到朝鮮的金城前線演出“川劇折子戲”的任何可能！如此一來，“表演戰爭”的基礎何在？冰山的兩角都化掉了，冰山還能不塌嗎？！

最為可笑的是，該文作者編造出的這段虛假“回憶”，卻充滿了真摯的、火辣辣的感情：“……四川方言幽默，看得觀眾滿堂喝彩。……把尼姑陳妙常思凡的心境演得纏綿又細膩，直看得人回腸蕩氣。第三出……。鄉音鄉情喚起我們思念之情，激動地把手掌都拍痛了。”這段妙文就像一條無情的降妖索，將該文作者牢牢縛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四、記憶錯誤還是故意編造？

本來行至上文，基本可以確證，所謂的“表演戰爭”是地地道道的虛構！但令人意外的是節外又生枝——偏偏又有人跳出來，硬找理由替劉文辯護：“那麽，我就想，他有沒可能記混了呢。我們知道周企何和陳書舫，參加了第三屆慰問團，他們是在1953年10月以後去過前線，而12軍是1954年從朝鮮回國，應該有可能在朝鮮遇見過。由於慰問演出的環境相似，作者又是四川人，應該比第二屆的感觸更深，所以，判斷他是記混了。”

表麵上看，這個理由似乎是成立的——隨著歲月的推移和年齡增長，人們的記憶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在所難免。那麽，該文作者會不會是真的記憶錯誤呢？比方如上述那段話所言，由於某些客觀原因，錯將第三次慰問發生的事，誤記成是第二次慰問了呢？

為了避免節外又生枝的事再次發生，筆者隻好斷然采取排除法，索性將抗美援朝三次慰問的情況，統統簡要地歸納分析考證一番，看看到底會出現什麽結果。

根據文獻史料記載，中國人民第一屆赴朝慰問團是於1951年3月12日至5月底，趕赴朝鮮進行慰問的。這第一屆慰問團的成員共有五百七十五人，其中正式代表為二百一十人，另有曲藝服務大隊八十六人，文藝工作團八十五人，電影放映隊十七人，工作人員及記者八十八人，還有行政及警衛人員等九十二人。

來自西南區（包括當時的四川）的代表組成第二分團，其中正式代表十八人，另有文工隊人員十一人。具體如下：

團長王文彬（重慶市民主建國會），副團長陳播（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秘書長王一知（女，雲南省華僑聯誼會）。

代表：歐鬆波（解放軍西南軍區）、崔宗複（民盟）、紀希辰（重慶市新聞工作者協會）、劉文權（重慶市學生聯合會）、楊文遠（解放軍西南軍區）、唐超漢（解放軍西南軍區）、丁乙（解放軍西南軍區）、輝野（解放軍西南軍區）、陳臨彬（川南學生聯合會）、許庭星（重慶市民革）、劉盛亞（重慶市文聯）、李義芳（女、朝鮮族、重慶市新聞工作者協會）、文路（女，西南民主婦女聯合會）、沈底天（重慶市總工會）、孟貴彬（解放軍西南軍區）

文工隊：宣海池、潘茵帆、徐爾充、劉致中、王嘯（回族）、高如星、李書軍、陶英、王昭麒、王萬喜、曹家定

(名單取自《抗美援朝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

上述文獻資料，佐證了這樣幾個基本事實：1、第一屆慰問團赴朝的時間為1951年3月12日至5月底，時間與劉文對不上：“1952年秋，祖國赴朝慰問團來到金城前線。”（摘自劉的原文）；2、中國人民第一屆赴朝慰問團正式代表名單中，也沒有劉某人言之鑿鑿的“喬哥，現在已是所在絲廠的車間主任”（摘自劉的原文）；3、中國人民第一屆赴朝慰問團第二分團文工隊中，也沒出現該文中所說那幾位川劇演員的大名，所以斷不會有“川劇折子戲”的演出。由此可以確定，第一次赴朝慰問期間，無論時間還是空間以及人員組成情況，都不存在劉文所講的“表演戰爭”所需要的條件及任何可能。

有關第二屆赴朝慰問團的有關情況及分析研究，前文已有詳述及考證，此處不複贅言。

中國人民第三屆赴朝慰問團是於1953年10月4日赴朝，12月18日離開朝鮮。這屆慰問團的總團長，是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和西南軍區司令員的賀龍。總團以下設八個總分團，共五千四百四十八人。川劇演員周企何和陳書舫等，確實參加了第三屆慰問團，該文作者所在的部隊，也確實有可能觀看這二位的川劇表演。

可曆史卻告訴我們，這根本就沒有繼續探討的必要！——問題的關鍵所在，就是劉某人所編造的“表演戰爭”在1953年秋季，已絕無任何發生的餘地及可能性。

    1953年10月，第三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總團長賀龍率領慰問團到朝鮮慰問誌願軍，後排左四為賀龍，前排左三為康克清，前排右三為軍長吳詠湘。（照片取自網絡）

為什麽呢？因為早在1953年7月27日，交戰的雙方就已簽訂了《朝鮮停戰協定》！所以，該文作者即便是真的遇到了他口中所言的“喬哥”，他所說的第七團團長觀看了文中所描繪的川劇折子戲後哪怕再激動，也不存在組織和實施“表演戰爭”的條件與可能！因為即使是該文作者所在的團有心要“表演戰爭”，可美軍呢？到哪兒去找美軍過來配合？！由此可見，所謂的“記憶錯誤”，充其量也不過是虛無縹緲、滑稽可笑的借口而已。

通過以上分析研究和考證，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這位曾當過“《炎黃春秋》的主編”的劉某人“能接觸到各種的資料”，當然很清楚地知道第一次慰問時十二軍還未入朝，第三次慰問時已停戰。所以編造的這個“表演戰爭”的謊言，必須、也隻能發生在1952年的秋季！否則這看起來像真的一樣的彌天大謊，哪有表演的時間和空間！？

其實該文作者編造的這個謊，編的還真不是一般的好！因為網上還真不太容易查到，有關第二屆赴朝慰問團的詳細資料。

不難想象，如果不是恰好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於1952年10月6日—11月14日，在北京舉行；如果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恰好沒有評獎也沒有對外公布獲獎名單；如果不是川劇著名演員周企何和陳書舫恰好也參加了這屆大會，恐怕這“表演戰爭”的彌天大謊，還真就很難被戳破！

該文作者很不幸的是，筆者恰好對這段曆史有所了解，而且恰好手頭又有這方麵的資料。於是，該文作者編造出的這場虛擬戰爭，自然隻能壽終正寢！

既然這篇“表演戰爭”前提是徹頭徹尾的謊言，該文的其它部分又有多少是真實的？又有多少是令人可信度呢？！

至於這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作者，為什麽要編造出這樣一個彌天大謊來，恐怕隻能由他自己來解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