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陳伯達談毛、劉關係破裂之內情和1957年的“反右運動”

晚年陳伯達談毛、劉關係破裂之內情和1957年的“反右運動”

   （本文轉自公眾號，作者“桃源問津”。內容基本都是直接引用陳伯達的原述，供對中共曆史感興趣的網友參考。）
 
【陳伯達，從延安時期開始擔任毛澤東的首席秘書。“文革”中,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1970年被隔離審查。1971年入秦城監獄。1981年被認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獲刑18年，同年獲準保外就醫。1989年去世，終年86歲。】

毛、劉關係逐漸惡化的曆史成因,是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的研究者們關注的問題。陳伯達晚年在回憶往事時，曾多次談及這個問題——

     六十年代初,國家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自然災害、黨在工作上的失誤、蘇聯斷絕經濟援助,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國內外對新中國懷有敵意的人對此感到高興,感到有機可乘。蔣介石派遣了一些武裝人員襲擾沿海,中印邊界也發生了戰事。在這種形勢下,毛主席重提了階級鬥爭。

毛主席從蘇聯的變化中受到了刺激,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存在不穩定因素,存在倒退的可能。……我們不諱言自己的失誤,黨中央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糾正錯誤。但是,隻要回想一下那幾年很多公共汽車頂上都背著一個大氣包的情景,就應明白赫魯曉夫撕毀合同,中斷石油等物資的供應,給中國經濟的打擊。

蘇聯的變化引起毛主席的思索。他認為社會主義曆史時期,階級關係出現了新的情況,共產黨內部產生一些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利用職權搞特殊化,對下壓迫群眾,對上欺騙拉攏。毛主席認為這些人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說他們是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終歸是要搞資本主義。……所以他決定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這個詞最早是河北省保定地區叫的,指清賬目、清倉庫、清財務、清工分。後來中央采納王任重的意見,改稱：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四清”的重點是要解決幹群之間的矛盾。

“四清”的兩個文件,“前十條”是毛主席主持的,彭真負責起草,很多重要的段落是毛主席親自寫的。“後十條”少奇同誌管得多些,田家英負責起草。我按照毛主席和少奇同誌的意見，參加了兩個文件的討論修改。

當時劉少奇同誌和中央其他同誌都是讚成搞“四清”的。通過“四清”蹲點,中央和國家機關的許多同誌擺脫了高高在上的狀態。大家深入農村,接觸了農民,了解到農村基層的許多情況。

那時,毛主席對文藝界的工作也很不滿意,認為文藝沒有很好做到為工農兵服務。毛主席要我轉告周揚同誌,讓他下去到農村接觸實際。毛主席還說了一句很嚴重的話:“如果他不願意下去,可以派軍隊讓他下去。”這雖是一句氣話,但表明毛主席態度很嚴肅。

我和周揚同誌談了,又和天津市的同誌談,要天津市給周揚同誌安排一個離市不太遠的地方。天津市的同誌安排了小站。周揚同誌去後,我去看他。那時他是住在一個支部書記的家中。我向他建議,最好不住在支部書記家,住到普通農民家,群眾反映問題方便些。結果這樣一個變動，群眾反響很大,紛紛揭發支部書記的問題。

天津市委寫的關於小站“四清”的報告後來被中央批轉了,少奇同誌寫了批語,毛主席也稱讚過。現在小站“四清”被完全否定了。這事我還不能完全理解。我在報上看到,那個翻了案的幹部說她是受國民黨特務陳伯達的迫害,集體向她進行退賠,現在還欠她四千多元錢。四千多元錢在那個年代可不是個小數目,那時候不像現在這樣通貨膨脹，她一個農村支部書記,又不參加勞動,哪來那麽多錢?

說我是國民黨特務,也是一件怪事。特務總是有組織的,怎麽也沒有人問一問我這個特務都和誰聯係?再說特務總得有任務,難道給我這個特務的任務就是寫《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編出這種瞎話隻能讓國民黨看笑話。

少奇同誌是承認階級鬥爭的。他與毛主席的差別在於：他認為問題主要出在基層,在下麵;而毛主席認為問題主要出在上麵,在黨內的當權派。少奇同誌與毛主席曆史上就有過一些分歧,這時他們的矛盾又發展了。

關於毛、劉兩人在曆史上的分歧，晚年陳伯達這樣說——

    劉少奇同誌最早一次和毛主席的分歧大概是抗日戰爭時期，他寫給續範亭（原西北軍將領,後來參加了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工作,1947年病逝後被追認為共產黨員。）的一封信。續範亭拿給毛主席看了,毛主席當時就在信上批了一些話,表示不同意劉少奇的觀點。

抗日戰爭結束後,在與國民黨的和戰問題上,毛主席與劉少奇之間意見不同,知道的人不多。少奇同誌1949年在天津的講話,1951年對山西省農業合作社的批語,毛主席有過批評意見。但那時的不一致,是黨內同誌之間的正常現象,毛主席並沒有當成大的問題。

從總的方麵說,毛主席對少奇仍是非常信任的。所以解放後高崗拿少奇的天津講話攻擊少奇,說少奇不執行“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當時毛主席是反對高崗的,是保護少奇的。

當然,高崗的話可能也給毛主席留下了印象。後來毛主席繼續與少奇發生矛盾時,毛主席就把過去的分歧聯係了起來。

關於對毛主席講的1962年的右傾問題，晚年陳伯達說——

   大概指的是兩件事。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做了報告。說造成“三年困難”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毛主席另有看法，認為在之前的“人大”的報告中，說全國形勢一片光明，這次七千人的大會，卻來了個一片黑暗，這樣，“我們怎麽向全國人民交待呢？”

     另一件事指的是包產到戶。包產到戶的做法1961年曾希聖在安徽省就搞過一次,那次搞得不成功。……1962年,陳雲同誌聽了他的一個江蘇同鄉的建議,認為可以搞包產到戶。他這個同鄉是個有名的勞動模範,名叫陳永康。

有一天,田家英來找我,說陳雲的意見他已經和少奇、小平同誌說過了,大家都同意。他對我說:“你什麽都不要說,我去找毛主席談。”結果他去找毛主席談後,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要我立即起草一個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這是1962年夏天的事。

關於毛主席1970年在和斯諾談話時說,他是在1965年1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晚年陳伯達這樣說——

     那次中央會議上,有一天毛主席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麽,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少奇卻自己一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一聽就明白，他是在說劉少奇不許他發言。

針對有人不理解，認為即使在一般的單位,第一把手的發言如果被第二把手半截打斷了,不能講完,也會被看成是不尋常的事。劉少奇為什麽會這樣?是不是犯糊塗了,忘了是毛主席在講話？晚年陳伯達說——

    我也不明白,按理是不應該出現這種事的。……毛、劉衝突後的一天晚上,毛主席連夜把我找去,要我起草一個文件。他口說,我匆匆記了下來,後來他又做了幾次修改,經中央討論修改後通過。這個文件就是 “二十三條”。

    毛主席找我談時,表示了對劉少奇同誌的很大意見,這使我感到很不安。我想,少奇同誌和毛主席的團結很重要,要想個辦法 避免事情發展。我與列席會議的王力商量了一下,就找陶鑄同誌、彭真同誌一起去和少奇同誌談,請他向毛主席做個檢討,緩和一下關係。

    為調和毛主席和少奇同誌之間的關係,我做過幾次努力,這一點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是清楚的。後來毛主席批少奇同誌時,說我在他和少奇之間搞投機,就是指我調和他們的關係的事。我夾在他們兩位之間, 很難啊!對毛主席最後確定了的事,我也隻能服從。秘書是不能自行其是的,古今中外都如此。

     有一次,少奇同誌說他那裏缺秘書,我曾說過,我可以給他當秘書。這是隨口說的話。“文革”中,江青就經常拿這件事攻擊我,說我願意給劉少奇當秘書,不願意給毛主席當秘書了。

    我在毛主席那裏工作,是有過困難的時候,毛主席對我也並不滿意,經常批評我“拿不住事”,“就怕得罪人”。可是連外國人都知道我是毛主席的助手,我怎麽可能自己離開主席呢？……我作為毛主席領導下的一個工作人員,總是要服從毛主席的意見,這是大局。在這點上,我沒有過多的想法。”

   1957年發生了眾所周知的“整風反右運動”，但至今人們沒有看到陳伯達專為“反右鬥爭”寫過什麽文字。當然,陳伯達當時沒有、也不可能對中央做出的“反右”決策提出異議,他沒有超越時空的見解,隻是一個消極分子而已。

晚年，陳伯達回憶1957年的情況時,說——

      這一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我覺得毛主席的提法與我1月份寫給他的信中提出的“調整幹部和群眾的關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問題”的提法是有聯係的。毛主席在“人民內部”後麵加了“矛盾”兩個字,比我的提法更明確、更理論化。毛主席的這個講話也主要是由我整理的。

   根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358-359頁的注文,毛主席於5月10日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第一次修改稿上批示——

印小型12份,大型三份,連原稿送來。版留。請收到此件的同誌提出修改意見,交陳伯達同誌匯總修改。

毛澤東五月十日。

這段注文印證了陳伯達晚年的回憶是準確的。

毛澤東在1957年3月10日的一次座談會上說——

……不久以前,陳伯達同誌回到他的家鄉福建搞基層選舉,就是這樣的。有些幹部貪汙了,叫他把錢吐出來,向群眾認錯,結果群眾批評了他之後,幹部仍舊當選。這個經驗很好。

毛澤東講的這個事例，說明陳伯達主張“整風”應當是和風細雨地進行。

晚年，陳伯達談到“整風”開始以後的一些情況——

    我的印象,整風開始以後,李維漢代表統戰部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民主黨派中一些人的發言,認為這些發言中有一部分是很錯誤的。統戰部的報告對毛主席有較大的影響。後來民主黨派互相之間也出現矛盾。黃炎培給我打了個電話,要求約我談話。我過去沒有單獨和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談過話,這件事我自己不能做主,就去向毛主席請示。毛主席說:“你可以和他談,但時間不要太長了。”黃炎培主要和我談了章乃器的一些情況,對章乃器很有意見。談話以後我向毛主席做了匯報。

     當時,北京大學也出現了許多大字報,新華社和北京大學黨委向中央反映,認為情況嚴重,說是北大已成了海德公園了。毛主席叫我去看一看,我就去看了。其實,學生的大字報就是給學校黨委和領導提了一些意見,沒有什麽不得了的,不值得大驚小怪。回來以後我向毛主席談了我的看法。

      關於陳伯達去北大看大字報這件事,毛澤東在1959年2月2日省、市委書記會上的講話中曾這樣談到過——

      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1957年報導北京大學問題,說是右派猖狂進攻,鬧得很厲害。陳伯達去看了，不是那麽了不起。

   上述情況表明,陳伯達當時確實對中央以及新華社一些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持不同看法,認為並沒有出現什麽嚴重的情況。

晚年，陳伯達談了“整風”轉變為“反右”以後的情況以及他個人的一些看法——

    當時，陳嘉庚先生對一些人提出“輪流坐莊”也是反感的。應當說,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是總的來說,當時一些領導同誌對情況的估計超出了實際。在反右開始以後,僅憑在整風中有一些言論,有些還隻是一時看來是錯誤的言論,而不看一個人的一貫表現,就都定為右派分子,這就造成了很不好的後果。

中央當時做出“反右”的決定,與那個時期的國際形勢也是有關係的。1956年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給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領導同誌的印象是深刻的,擔心中國有可能發生同類事件。同時,由於在各地的“整風”中還出現了一些反對蘇聯的言論,蘇聯方麵提出質問，這些情況對中央的決策都是有影響的。所以,中央的決策發生錯誤,也是有曆史背景的。

我參加過鄧小平同誌主持的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他在那次會上對各地的領導人說:“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你們要趕快回去收集右派們的言論,否則時間晚了,就收集不到了。”我當時很驚訝,人總是會說錯話的,這樣抓緊時間去專門收集言論,牽涉的人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