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十五

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十五
原創 思目（jocole）

十五、餘波難平

1949年4月20日，鑒於南京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當晚20時，解放軍中突擊集團首先渡江，並迅速突破國民黨軍安慶、蕪湖之間的防線。4月21日晚，東、西兩突擊集團，分別從鎮江、江陰之間和貴池、湖口之間渡江。4月22日，人民解放軍摧枯拉朽般突破國民黨軍綿延近千裏的江防陣地，勝利登陸長江南岸，並控製封鎖了長江。
得知長江防線被全線突破後，國民黨政府於4月22日下午倉皇部署總退卻——留在南京的許多機構狼狽遷往廣州，“代總統”李宗仁則逃往桂林。23日，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心南京，被人民解放軍順利占領。人民解放軍中、東兩突擊集團在粟裕的統一指揮下，采取東西對進戰術，迅速在皖南郎溪、廣德地區包圍殲滅南京、鎮江逃敵五個軍，於5月3日解放杭州，開始進逼上海。
5月5日，“華東局宣布，從山東濰坊特別市委和渤海區黨委三地委抽調的、隨華東局機關行動的兩個大隊和所屬五個中隊的幹部，負責接管上海郊區的大場、真如、新市、楊思、高橋五個區。另五個郊區由昌濰地區一大隊所屬五個中隊隨9兵團33軍南下完成隨軍支前任務後負責接管。”（注1）
5月23日夜，解放軍發起對上海市區的總攻——各部以快速勇猛的動作，多路直插市區追殲國民黨軍隊。戰至5月27日，國民黨軍除湯恩伯率五萬人登艦逃跑外，其餘十五萬餘人全部投降或被殲滅，大上海終於回到人民手中！當天，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陳毅任上海市軍管會主任兼上海市市長，粟裕任軍管會副主任。在進占上海的過程中，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模範地執行黨的城市政策，露宿街頭，不進民房，保護外僑，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贏得了上海市民的熱烈歡迎和愛戴。 

解放軍列隊進入上海受到市民熱烈歡迎。（圖片取自網絡）

1949年5月26日，鄧小平率領總前委、華東局機關及數千名山東南下幹部，冒雨離開丹陽，乘火車向大上海進發。27日，總前委與華東局，進駐上海市的瑞金二路三井花園（即後來的瑞金賓館）。當日上午各部迅速展開，按照事先的部署與分工，開始全麵接管上海。由於此前接收人員（南下幹部），在丹陽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集中學習和訓練，整個接管工作基本未出大的、原則性的差錯，整個接管任務有條不紊地順利完成。
根據史料記載，山東南下的幹部實際高達二萬二千九百六十八人之多——多出的那近八千人，主要為土改中被“搬石頭”後一直未得到分配的那部分幹部。這些山東幹部像種子一樣灑向大江南北，基本上得到了當地老百姓的好評。如果再加上解放軍中的山東指戰員，那就更多的了——據說毛主席曾感歎道：“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還動員了幾萬兵，都是從山東動員的。”
上海解放之後，根據高克亭回憶，康生自己是要求去上海去工作的，但任弼時同誌卻要他留山東。隨即康生便向華東局提出，要將張鼎丞、魏文伯等留在山東工作，但卻遭到饒漱石的拒絕，康生為此非常不高興。1949年10月康生因病去青島休養，此後一直在青島養病，中間隻回過濟南兩三次。為了不影響工作，華東局決定將已去南方的傅秋濤調回，臨時主持山東分局的日常領導工作。至於康生的山東省政府主席一職，則由第一副主席郭子化代理。
1950年初，傅秋濤返回濟南，開始主持山東分局的工作。可令傅秋濤沒有料想到的是，他的麻煩也接踵而至——1950年春的一天，康生的夫人曹軼歐突然半夜找到省公安廳副廳長季明，神情緊張說，她在山東分局內已遭到嚴密監視。無論季明如何解釋，曹軼歐就是聽不進去。第二天傅秋濤等分局領導得知後，安排她去醫院或休養所遭其拒絕，最後隻好將她送到青島康生養病處休養。
是年6月，傅秋濤去中央開會，自此離開山東。鑒於此，華東局決定將分局第二副書記向明由青島調到濟南，代理主持山東分局的日常工作。8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向明任山東分局第二書記並主持分局日常工作。之後又被任命為山東分局代理書記、山東軍區副政委、山東省人民政治協商委員會副主席、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等職。大約就在向明正式主持山東分局工作不久，饒漱石突然致電中央和康生，建議康生離開青島去杭州療養。這一舉動，很容易使人與向明的調任產生聯想，因此“被康視為饒要把他趕出山東，結下了仇怨。”（注2）
隨著華東局的離去，山東幹部的際遇各不相同。南下幹部中，除黎玉等部分職位較高的少數人外，絕大部分幹部的歸宿都比較好。而留在山東的幹部卻在後來的歲月裏，一遍又一遍地被“翻燒餅”。其中有些少數所謂頭腦比較聰明的幹部，跟著“饒大將軍”等學精了，每次來了運動都采取投機和整治他人的做法來自保。
進入上海之後，僅被保留華東局委員的原副書記黎玉，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市委秘書長。1950年2月，景曉村被任命為上海市委副秘書長，華東局工業部副部長兼政研室主任；1951 年8月，被任命為華東工業部副部長；1949年2月，李人鳳被調入山東南下幹部的行列，進入上海先後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農林水利部副部長、黨組成員，華東水產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華東工業局黨委書記、局長等領導職務。而曹漫之則被任命為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政務接管委員會副主任，之後又任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黨組成員、第一副秘書長兼民政局局長、市人民政府區政指導處處長。
這裏麵比較幸運的是林浩。新中國成立以後，林浩同誌曆任南京軍事學院政治部教育部部長兼訓練部副部長，宣教部第一部長，政治部副主任(院黨委常委)，高等軍事學院政治部副主任(院黨委常委)、主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在院校工作期間，林浩在劉伯承元帥的直接領導下，為我軍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建設，特別是軍隊院校的全麵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常年堅持親自授課，言傳身教，為培養大批軍隊政治工作幹部、軍事指揮人才和高水平教研人員，傾注了大量心血。
1951年4月，上海市政府成立市政建設委員會，黎玉被任命為主任。在隨後的成立大會上，黎玉作了《本市市政建設過去和現在的情況及今後努力的方向》的報告，從現實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出發，把“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首先為工人階級服務”的方針貫徹到各項市政建設的實際工作中。黎玉最為關心的問題是解決工人的居住問題，9月16日，1002戶工人住宅在普陀區開工。這1002戶工人的住宅於1952年竣工，1953年8月被正式定名為“曹楊一村”。新華社發布新聞稱其為“中國第一座工人住宅新村”。
可世事難料！1952年，中共在黨內及政府機關，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運動。由於受到1948年山東土地改革時期不公正批判和處理的影響，黎玉在上海“三反”運動中再次受到不公正待遇！1952年2月29日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公開宣布撤銷上海市委秘書長等職務，連降三大級——被直接降為上海市委勞動工資處處長。
那麽，其時的上海市委，到底以何罪名處分黎玉的呢？根據當日報載：“市委委員兼市委秘書長黎玉，曆史上一貫犯有嚴重錯誤，雖經一再教育和幫助，仍然沒有改進，在上海兩年多來的工作中，繼續保持其一貫的家長式的作風和嚴重的官僚主義，濫用職權、擅作威褔，妨礙了市委的正常領導；在‘三反’運動中，又缺乏嚴肅認真的檢討。決定予以撤職處分，並令其深刻反省。至於其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市政建設委員會主任等兼職，則建議有關方麵一並撤除。”
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難看出，所妄加的罪名與“三反”運動能聯係上的，隻有那條所謂的“嚴重的官僚主義”。這顯然還是、也隻能是饒漱石的意思，其卑劣陰暗的心理難登大雅之堂！

圖片截自網上

 可能細心的讀者會注意到，筆者在上麵這張參考圖例中，用紅筆圈出了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黎玉，那這另一個人會是誰呢？仔細看一下那篇文章的副標題就會發現，前麵（右邊）那一排隻是被撤除職務的，後麵（左邊）那一排不僅是職務連黨籍也一並被開除。後麵（左邊）那一排的頭一名，享受與黎玉同等待遇的是原膠東區行署主任曹漫之。雖然黎玉被打“三反”的具體原因語焉不詳，但曹漫之被打“三反”的原因較為清楚，所以可以通過他的被整來一窺豹斑。
 曹漫之於193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6月，擔任中共榮成縣城裏支部書記。被“饒大將軍”從膠東區“搬石頭”後，十分幸運地被調到劉、鄧、陳領導的淮海前線總前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1949年2月，三野南下至徐州的賈汪時，陳毅親自找到時任司令部城市政策組組長的曹漫之，交代他一項重要任務——起草第三野戰軍《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陳毅說：自古以來，軍隊進入城內，住進民房，幹好事的不多。……我們進城以後，一定要嚴守紀律，給他們一個好的“見麵禮”。因為老百姓接觸我們，首先注意的是軍隊的紀律，所以，入城紀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入城紀律搞不好，以後影響很難挽回。你要好好把這份文件起草好，提請總前委領導討論。最後又特別交代他說，你去找些曆史書查一查，看上麵有沒有軍隊“不入民宅”這句話，作為我們起草文件的參考。
陳毅之所以選定曹漫之來起草入城紀律和守則，當然是有原因的——曹漫之號稱“膠東四大才子”（另外三人為穀牧、李耀文和王一平）之首，雖然其學曆隻是高小畢業，卻算得上是學識淵博。三野解放濟南時，華東局搞了個《約法七章》，主筆人就是曹漫之。《約法七章》上報中央後，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

左起：曹漫之，李耀文，穀牧（圖片取自網上）

接到陳毅交代的任務後，曹漫之邊起草文件、邊到圖書館查閱《二十四史》等古籍。由於沒有找到“不入民宅”之類的話語，隻好又去請示陳毅。陳毅笑著對他說，你真是個書呆子！古書上沒有，我們就不能寫嗎？反正軍隊進城後，在沒有找到營房之前一律睡馬路，這一條一定要寫上，否則那麽多人一下子湧進老百姓家裏，肯定要出問題的，弄得不好就會天下大亂。
曹漫之聽後頓時恍然大悟，隨即將“進城後一律‘不住民房店鋪’”，編為十項守則的第二條。《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擬好後，由總前委上報給黨中央並很快收到了中央同意的電報——毛澤東在上麵，批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八個大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曹漫之被任命為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政務接管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政府黨組成員、第一副秘書長兼民政局局長等職。在接管上海的過程中，曹漫之還直接領導了改造妓女的運動，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就取得了顯著社會效果，被譽為在新中國娼妓改造史上，留下非常成功的一頁。
沒想到時至1952年2月20日，曹漫之兜頭被澆了一桶冰冷的水——在上海市委召開的黨員幹部大會上，被市委第三書記宣布為“四個品質及惡劣，已經完全喪失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條件的壞分子，予以開除黨籍的處分。”
可曹漫之究竟犯下了何滔天大罪，以至於連黨籍都被開除了？根據筆者網上查證的史料顯示，曹漫之是被冠以“極其嚴重的鋪張浪費、官僚主義和極端惡劣的家長式領導作風”的錯誤，被處以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紀律處分。與黎玉相比，大同小異，隻是多了個“極其嚴重的鋪張浪費”的罪名，這大概就是被開除黨籍的緣由。
那曹漫之到底又是如何“極其嚴重的鋪張浪費”？根據孟中洋所寫的《我幫曹漫之整理回憶錄》中透露：“1952年，在“三反”運動中，有人反映他用美國進口的20桶汽油清洗家裏牆壁油漆。由此曹漫之因“浪費國家財物”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調離上海市委，到最高人民法院華東分院編纂室當了一名研究員。”
這就有些滑天下之大稽了！其時是供給製，所居房屋是由公家提供和管理修繕的，退一萬步講，曹漫之住多大的房子需要20桶汽油清洗！？更加吊詭的是，大概是時過境遷，覺得當初的處置有些不妥，可又羞刀難入鞘——兩年後又要求他重新申請入黨。沒想到曹漫之寧折不彎，強硬地說你們怎樣把我開除的，現在就怎樣給我恢複，叫我重新入黨我不幹！十分有趣的是，學曆不高的曹漫之“被教授”了——先是調到複旦大學為教授，華東政法學院成立時又被調到學院任教。
   無獨有偶，上海這邊黎玉、曹漫之被打了“三反”，留在山東被打“三反”的則是郭子化！關於郭子化到底因何原因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語焉不詳，筆者始終沒有查到明確的史料記載，隻是說在1952年3月受到誣陷。可以確定的是，像郭子化這一級的幹部，其時的山東分局無權處置。郭子化被撤職後，於是年的6月經華東局批準，被調到上海休養。直到1954年1月郭子化才重新出山，被調到華東行政委員會擔任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一職。1955年2月調至北京，到中央衛生部任部長助理，分管中醫工作。
黎玉被降職後並未哭天搶地，而是仍然一如既往地做好分擔的工作，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1953年，中央將黎玉調至中央財經委員會工作，並先後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農業機械部、第八機械工業部第一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等職務，為實現我國機械工業“從修配到製造”的發展做出貢獻。
那麽，黎玉等山東幹部到底犯了多大錯誤？對於華東局饒漱石等對黎玉等山東幹部的整治，羅榮桓及陳毅等到底持何態度？這是個值得玩味的問題。在公開場合及官方文宣裏，羅榮桓及陳毅等當然不能違反黨的紀律另說一套，那私下裏呢，私下裏又是什麽態度呢？弄清這些問題，對於區分黎玉錯誤的性質——即到底是一般錯誤還是原則性錯誤，以正視聽，不僅是有益的，而且也是必須的。
   山東土改與整黨親曆者王力認為：“當時對黎玉同誌的批判，實際上牽涉到陳毅同誌。1945年底，組織華東局的領導和工作班子。1946年1月，陳毅軍長來臨沂。當時華東局書記饒漱石還在北平、沈陽、延安做停戰調處工作。華東局副書記是陳毅和黎玉。當時主持工作的是陳毅同誌而不是黎玉同誌。陳、黎的關係是協調的。陳強調尊重山東幹部，黎強調尊重華中幹部，下邊幹部一般都很和諧。”（注3）“饒漱石乘羅榮桓去了東北，陳毅在前線打仗，他就來整黎玉。……把山東黨說的一團漆黑，這不符合實際。”（注4）
據山東的老同誌回憶，陳毅在淮海戰役取得勝利之後，曾在幹部會上講過一段很感人的講話，大致的意思是：淮海戰役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是我二野、三野遵循毛主席的戰略方針打出來的！也是山東幾十萬民夫用小車推出來的，用扁擔挑出來的！這些民夫推著細糧，冒著槍林彈雨上前線送，他們吃的卻是懷裏揣的粗糧餅子，大蒜頭，而無怨言，且自覺地不動用其所運的細糧。有的民夫挑的彈藥和北海鈔票，在戰火中勇往直前，盡心保護鈔票和彈藥的安全而不開小差，像這樣高尚品格的群眾，實在罕見。
隨即話鋒一轉，又說道：難道不是在山東黨長期教育下才有了這樣的覺悟嗎!?有人說山東黨糟糕的一無是處，是絕對不符合事實的。據郭子化同誌回憶，山東的幹部們聽後作為喜訊盛傳，說還是陳老總主持公道，大家高呼共產黨萬歲!郭子化同誌還曾興高采烈地說，陳老總的話是以鐵的事實為依據，那種信口開河的說法不攻自破了！同誌們也就不必為過去聽到的刺耳之詞，再耿耿於懷了
王力在1985年9月18日致中央領導的信中明確地說：“1947年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給副書記黎玉戴的‘富農路線’、‘反黨的本質’、‘類似鐵托的錯誤’之類十幾頂帽子，居然至今還未平反。因為這不僅是黎玉同誌個人問題，而且涉及對山東黨以至全黨這一段重要曆史時期的估價問題，涉及到對羅榮桓同誌領導時期山東分局工作的估價問題，涉及到陳毅同誌領導的華東局初期工作的估價問題，所以請中央領導同誌看一下。”（注5）
“一、當時對黎玉同誌的批判，牽涉到對抗戰時期山東黨的估計問題。對山東分局持否定一切的態度是不對的。我當時向陳毅同誌和羅榮桓同誌先後集報過這個問題，他們都表示同意這樣的看法：……”
“二、當時對黎玉同誌的批判，實際上牽涉到陳毅同誌。……當時華東局書記饒漱石還在北平、沈陽、延安做停戰調處工作。……當時主持工作的是陳毅同誌而不是黎玉同誌。陳、黎的關係是協調的。……在這個時期中山東的工作是符合中央路線的。山東的‘九·一’指示也是對的，是符合當時中央的方針的。”
 “三、宣傳一下山東省政府主席黎玉，是中央確定的同國民黨政治鬥爭的方針。因為：”“1、1945年重慶雙十協定時，我黨代表力爭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四省主席由中共方麵擔任。其中特別是山東。”；“2、略”；“3、何思源於十一月回濟南。山東選舉黎玉為省主席，為全國各省最早的一個。為著針鋒相對，華東局決定，凡是掛何思源像的地方，就掛黎玉的像。第一並未在全省普遍掛；第二並不是黎玉同誌自己的決定。”
“四、饒漱石書記回山東不久，就發動批判黎玉副書記。最後給黎玉戴的那些帽子，在1947年5月，饒在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上就都講了。”
“五、‘宣傳個人’問題，前麵的事實已經說清楚了。‘近似鐵托的錯誤’，那更是毫無根據。”
“六、‘抵製華東局領導’不能成立。陳毅同誌主持工作時期，陳、黎合作得很好，已如上述。饒漱石書記下車伊始，就整黎玉了。二人沒有共過幾天事，不產生抵製不抵製的問題。何況饒漱石不等於華東局。饒漱石先叫黎玉不要把機要電台交給他，後來又拿這點來整黎玉，說黎玉不肯交權。”
“七、至於‘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地方主義’等等，那不屬於政治性、組織性的問題，而是屬於一般思想作風問題。”（注6）
“八、陳毅軍長、羅榮桓政委、肖華主任都對我表示，不同意饒漱石書記批判黎玉副書記的做法。”“（一）一九四七年五月，劉格平同誌和我奉命到孟良崮前線向陳毅軍長匯報在渤海區視察的情況。我們順便報告了華東局回憶的情況。陳軍長不同意對黎玉批判的內容和做法。他說：‘黎玉是老實人，不是那樣的人，現在敵情很緊，怎麽能這樣搞法。’他還說：‘我這個人，有話就當麵說完，沒有背後文章。當麵不說背後又搞一套，最傷腦筋。我上的當太多了。’”；“一九四九年二月，北平解放不久，我奉羅榮桓政委之命，到北京飯店向他談山東情況。他很關心批判黎玉的問題。他聚精會神地聽了以後說：‘黎玉做過不少好事，是個正派人，實在人。他的毛病，是一般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問題。整黎玉是不對的，對山東黨過去的評價更不對。’”；“（三）批判黎玉時把山東黨說得漆黑一團，對此，留在山東的將領不敢公開罵，但從山東去東北的將領很多人罵娘。解放後我同肖華主任談起這件事，肖華大罵饒漱石混蛋。說：‘他是借著整黎玉，給山東黨抹黑。山東工作那麽糟，能出那麽多兵嗎？’以上這些話，都是在高饒事件以前講的。”（注7）
王力等親曆者之所以建議中央給黎玉等應徹底平反，不僅關係到黎玉等個人的榮辱，而且還關聯到一大批“挨整”的山東幹部——幾十年來，他們背負著沉重的曆史包袱！當年土改親曆者、參與預審“四人幫”的王文正多年後說道：
“我沒有想到郭家店區的土改複查混亂的後遺症，幾十年之後還影響到被無辜打死的下一代。1980年，我在北京特別法庭審判‘四人幫’時，偶然遇到一位在中央文化單位工作的同誌，我問他是哪裏人，他說是掖縣郭家店人；我說1947年郭家店土改複查亂打亂殺嚴重；他說他當時在西海中學讀書不在家，父親就是那次被打死的，至今檔案中還記載著他有‘殺父之仇’和背著‘被鎮壓家屬’的包袱。”（注8）
時光匆匆，轉瞬幾十年過去。1986年初，黎玉病危之際，中央領導同誌十分關心，專程到醫院看望慰問。同年3月，中共中央撤銷了華東局1948年對黎玉所作的錯誤結論，給予平反，為黎玉恢複政治名譽，使黎玉生前感受到黨中央的溫暖。2012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對黎玉60年前在上海被撤職一案進行了複查，做出《關於撤銷在“三反”運動中給予黎玉同誌撤銷職務處分決定的批複》，撤銷1952年2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關於給予黎玉同誌撤銷職務處分的決定，恢複其政治名譽。
黎玉同誌逝世後，羅榮桓的夫人林月琴，在其所撰的《黎玉和羅榮桓在一起》一文裏說道：“1948年，我們在東北期間，聽到了黎玉同誌在山東受批判被撤職的消息。當時，羅榮桓雖不了解詳細情況，但在與山東老同誌交談時，就曾不止一次地談到，黎玉同誌工作勤勤懇懇，在抗戰時期做過許多貢獻，同時對饒漱石、康生的搞法表示懷疑。”
通過以上史實可以得出基本結論，饒漱石對黎玉等山東幹部的整肅，並非完全出於公心。饒漱石的確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沒人否認，但“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饒漱石飛揚跋扈、心胸狹窄，非但整人有術，而且極其陰險——據王力回憶：“饒漱石先叫黎玉不要把機要電台交給他，後來又拿這點來整黎玉，說黎玉不肯交權。”（注9）這不僅是他留給很多山東幹部的壞印象，而且也是其後他“翻車”的重要原因。
注釋：
注1：見《總前委華東局駐丹陽大事記（1949年4-5月）》。
注2：見淩雲著《讀<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引出來的話——康生與山東土改整黨及其他》《炎黃春秋》“讀者來信摘登（2012年第8期）”。
注3、9：見王力《致致山東省紀委和中紀委的信》。
注4：見《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第155頁。
注5：見《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47頁。
注6：見《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47—252頁。
注7：見《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53頁。
注8：見王文正著“1947年膠東解放區土改複查的問題”，《百年潮》2005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