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長大的野花花(上)
(2006-10-21 22:08:00)
下一個
小的時候,從樹葉開始落的時候就盼過年。老家秋忙結束了有一年一次的物資交流會,大人會在交流會上買好我們小孩子過年的穿的新衣服。從新衣服買到家,就開始追著大人屁股後邊問,還有多少天過年?兩個月多月有多長呀?我能不能過陽曆年的時候就穿新衣服呀?那時候就覺這一年怎麽就這麽長,這到底是誰定的這麽長,這個人可真有耐心。那時候就納悶大人們怎麽就不喜歡過年,爹和娘幾年才買一次新衣服,他們從不盼新衣服,娘會說,去年那件的卡還挺挺括,再穿一年,過完年就又收到箱子底,不緊不慢的等明年這個時候拿出來再穿。我有時候就問,“娘,你為啥不盼過年?” 娘就說年是小孩子的,大人一年到頭到頭忙不過來恨不得一年有兩年長還盼過年?
一年年在盼望中流過,第一次覺察到不再有對年的期望是高中三年級的時候,那個時候家裏生活條件好了,新衣服再也不要留著,藏著等年初一穿,一年到頭可以買好幾身衣服,還有就是怕轉過年就是最後的衝刺了,心裏總是希望這個時刻晚點來,晚點來。年還是不緊不慢的走來,放了寒假,一天到晚悶在家裏做那些模擬題。爹說,大了,懂事了,不再象小時候那麽咋呼著過年了。
這些事情仿佛就是發生在昨天,我穿上厚厚的棉襖,棉褲,套上新衣服走街串巷去看別的小孩的新衣服有沒有我的好看,我的可是戴了兩個小領結的;無論多晚,都要求了姐姐去看誰家放的大土罐的煙花,每次去了都圍了裏外幾層,怎麽也看不到那些火星星是怎麽從大土罐裏噴出來的;後來就是年初一約了同班的女同學去鎮上照相,三個人都戴了照相館提供的海軍帽,上麵有金光閃閃的五角星。再後來的年味就越來越淡,高三的那年開始禁止煙炮,許多人家放鞭炮的磁帶,讓我覺著搞假,這年也有點假。大學的時候逢中學同學開始約了不停的聚會,喝酒,這年怎麽這麽短,誰那還沒排上就開學了,年再也不是年,就是打牌,吃飯,吐了再喝。
從上研究生開始突然忙了,每年寒假都是匆匆而過,娘都要說,一年就歇不上這幾天?我就應付,不行,得趕快回去,趕文章呢。
直到研究生畢業出國,我也沒有正兒八經的在家從小年呆到十五,陪父母過一個完完整整的年,而我,也再也不盼望過年,隻是每轉過一年,我又虛長一歲,總覺得過得好快,老多事還沒做這一年就過去了。有時真的很茫然,我二十三了麽?怎麽會呢?
我突然想起來小時候的我,一幕幕那麽生動,我反複看見了昨天的我,有淚有笑的跌跌爬爬的向前走,我看見了那個鄉野間的女孩子,一點點成長起來。正如一棵長在山溝溝裏石頭縫的野花花,一點一點倔強的將枝椏展開,也迎風開出美麗的花朵。
山溝溝裏的大家庭
原先學地理的時候,總不明白什麽是高原,平原,難道就真的一眼望不到邊的平?有個老師講就是平的連想磕掉鞋底泥巴的小壟都沒有。我心裏羨慕呀,那能看多遠啊。我們這可差遠了,是高算不上高,平又不平的丘陵。一個個小山包散落在村與村之間,這自然屏障劃分著各村的勢力範圍。
我們村幸運的鄰了三個小山丘,三麵環山,風景這邊獨好。可那時沒精力看風景,隻認這地肥不肥,地勢怎麽樣。那時的耕地都統分為上坡地和下坡地。我們家在二隊,絕大部分是山上的上坡地,這種地的耕耘注定了男性在我們村的統領地位。
不幸的是,我們家男丁極缺,獨爹一員大將,帳下全是女兵。等我出生的時候,我已經有了三個姐姐,我的可憐的父母,為了生的一個兒子,已經苦苦經營了十一年,年複一年的失望,卻從未讓他們斷了這個念頭。他們總在短暫的休整以後,再做一次賭注。其中有一次幾乎成功了。那時我的後麵的一個。終於生下個是個男孩,卻是個死嬰。母親卻從這個悲劇的另一方麵看到了希望,自己還是可以育出男孩的。於是有了四年以後妹妹的出生。妹妹出生在計劃生育頒布的秋天。整整四個月,鎮上不同意給妹妹落戶口。娘天天堵在人家的辦公室門口,最後,妹妹終於得到法律的批準,成為我們家裏一口人。父母也自此順應了國策,接受了命中無子的現實。
該講一下我們小家庭外的大家庭了。爺爺奶奶是典型的重男輕女的老式家長。隨著我們家接二連三的女孩子的出生,爺爺和奶奶的中心徹底轉移到了叔和嬸子一家身上。順便講一句,爺爺和奶奶可以算得上執行計劃生育的早期良民了。他們隻養了爹和二叔兩個孩子,並且二叔是在生了爹三年之後,經過了他們的深思熟慮,僥幸出生的,但這僥幸出生的小兒子成了他們的掌中寶,似乎是作為讓他晚出生幾年的回報。自我記事開始,我就知道爺爺不喜歡我們一家。那時和爺爺住在一個院子裏。爺爺和奶奶住向陽的大北屋,我們一家八口擠在一間南屋裏。晚上三姐,四姐和我睡在一個床上,妹妹小,跟著娘睡。大姐和二姐則被強行趕到爺爺奶奶的屋裏去睡,每天晚上兩人的離開都是以娘的威脅和嚇罵下成功的。我們都怕爺爺怕的要死。爺爺從來不與我們搭話,也從來不拿正眼瞧我們,他隻用眼角掃我們,記憶裏他的眼角棱角分明,分外威嚴。
二叔和嬸子則在另一方麵增進助長著爺爺和奶奶對我們的歧視。嬸子要陳述一件有關於我們一家的事情時,起始句一般是,“那一窩X……”,我們也給予了他們回報。在暗地裏,我們從來不叫他們嬸子二叔,我們叫他們大老黑,大老瘸。嬸子之所以被稱作大老黑,不僅因為其膚色極黑,而且心黑。那時二叔在一家小磚廠工作,是那種時有工傷死亡的小廠,娘看不起任何把自己丈夫送到那種廠上的女人,,嬸子為首。有一天,磚廠來了幾個人,麵色凝重。爺爺奶奶已經感受到了不好的消息,嚇得不知所措。相反嬸子倒是平靜,還能應付自如。磚廠的人終於開口了:“XX(二叔的名字〕今天在碼磚的出了點事,砸到了腿,人已經送醫院了。” 嬸子這時一下子反應了過來,滿臉皺成一團,大聲歎到:“你可說說,這不是前天才穿上的新棉褲,哎!”自始至終並沒有詢問她丈夫的腿與性命。幾個月後,二叔從醫院裏回來了,人由身高1米三幾青壯年變成了一個不足一米六,且佝僂著腰的瘸子,也在我們中間贏得了他的情侶稱號,大老瘸。
戰鬥的童年
由於爺爺名下還有那麽一點值錢的東西,這些家族財產主要集中在現在住著的兩個四合院;兩塊圈起來的宅基地,還有圈著的兩棵大柿子樹,有一棵嫁接了兩個品種要更值錢;一片種在自留地裏的槐樹林。當時爺爺體壯如牛,奶奶身輕如燕,這點財產何時能夠劃分到我們和二叔家是漫長遙遠的。我們家和二叔家為了這點不可預測的家產存在著尖銳的人民內部矛盾。每次二叔嬸子經過我們的院子到爺爺奶奶房裏去,都被娘視為頭等敵情。這時娘會放下手裏的活計,靜靜的凝視著北屋裏的一舉一動。等爹回到家裏,娘會壓低聲音,細致的將事情發生的時間,人物,可能的情節描述一遍,並且不準我們偷聽,以防我們走漏消息,讓敵人察覺到我們已經掌握他們的內部活動。爹和娘與嬸子,二叔這些大人之間的較量是暗地裏悄悄的進行的,比的是內功與智慧,也有黑幕攙雜其中。
相反,我們這些兒童後備軍之間的鬥爭就直白,激烈的多了。嬸子二叔共有三女二男。鬥爭主要在沒有上學,但已經熟練操作直立行走與一切農村肮髒詞匯的學齡前兒童間展開。嬸子家符合這一切要求的隻有她最小的女兒。我們家有我小姐姐和我。從數量上我們占了優勢,但由於對手比我小姐大兩歲,而大我四歲,在這個年齡段2到4歲的差異就基本上是準白癡與正常的距離,所以在智力因素上我方明顯處於劣勢。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戰場主要分布在爺爺的目光所能掃射的範圍內,這一震攝因素嚴重影響了我們的臨場發揮。
這一切並沒有迫使我們放棄戰鬥,相反,更加激勵著我們去開發智力,發憤成長,變不利為有利。一旦目標出現在我們門口,小姐會平靜的靠近,我也跟上,用超出爺爺耳背的分貝小聲喝罵,激怒對方。一般我們會便罵便把戰場向外轉移。等移到街上,便立刻把戰鬥公開化,我們變成了厲聲叫罵,對方也經過短暫的熱身後,迅速進入角色,以更加尖利,更加肮髒的詞匯回報我們。這種對罵一般會每天重複一到兩次,極少有機會發展為武力衝突。現在想來,那真是一種娛樂啊。它讓我們的童年變得多麽的富有激情,富有挑戰。
偶爾有時候,我們會主動出擊,將鬥爭發展到嬸子家裏。農村那時候還是以生產隊為最小工作單位,等隊長的哨子把所有的大人都吹到四野八鄉裏之後,我們就成了村裏的主宰。我們可以上樹,可以爬牆,我們就是新時代的遊記隊,就差爬火車,炸橋梁了。這也有其客觀原因,火車,橋梁等先進設備離我們有三十裏之遙,我們那時根本意識不到他們的存在。
那時候的社會治安真的沒的說。家裏即使沒人也極少有人家將院門鎖上。現在想來,是那時候農村太窮了,連賊都認為沒有什麽東西值得一偷。但我和我姐慣於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小到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是財富,都會對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大家庭裏的小家庭起到深遠的影響。所以,我們決不眼高手低。於是嬸子家裏的一切放在了我們的高度重視下。這不但可以增長我方的建設,而且消減著敵方,比偷其他人家更有了不同尋常的意義。
我們會若無其事的從嬸子家門口經過,用眼角的餘光作出判斷,是家中無人,還是奶奶在他們家,還是他家小女兒在家。後一種情況我們斷不敢貿然動手。而如果前兩種,那就可以見機行事,準備戰鬥了。一般情況下奶奶根本察覺不到我們的偷竊行為,即使她在,我們也大可放心破門而入。進去後,一般先掃場,看有沒有什麽不同於往常的東西存在。若有,不外乎兩種情況。一種是他家小女兒從其他人家偷來的。但絕大多數是第二種情況,是逃過我們倆的嚴密監視,從我們家偷來的。我們會以最快速度運回,順便查看還有沒有能夠攜帶的東西。有一次實在一無所獲,我們便把嬸子家喂雞用的臭氣烘烘的雞食盆子給抬回來了。這次目標太大了,並且為農家生活必需品,旋即被嬸子發現,到我們家裏大吵了一場,又給端回去了。
我的學前教育
這種戰鬥的童年並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嬸子家女兒和小姐的先後入學,我的生活一下子子平靜下來了。我猶如一根失根的浮萍,沮喪,沉默,無所作為。我對這一段時期的記憶幾乎接近於零。這更加證明了久經沉浮的我,這一段確實是我的潛伏期。最後由於家裏實在沒人帶我,我開始了我的陪讀生涯。幾乎忘了交代一下老爹的神聖職業。爹是當時村裏四個民辦教師裏其中一個。爹在早期是公辦教師,但總想著脫離組織會有更大的一番作為。於是離職組織了一批人馬跑到了馬鞍山。聽這名字,多野,一聽就是年青人拋灑熱血的地方。可最終,爹被當地的饑餓所降服,又回到了村了幹起了老本行,可給他恢複公辦教師的待遇卻是十幾年後的事情了。爹的第二職業是帶我,每天吃完早飯,我們會拉著手,從村西頭走到村東頭那所搖搖欲墜的小學,開始一天的工作。
到了學校,我會先查看爹的抽屜,看有沒有新沒收來的好玩藝。玩累了,我便開始去陪讀了。起先,我並沒有察覺不同屋裏的學生的知識水平有所不同,我隻是努力去尋找曾經和我玩過的或打過的小男小女們。我會坐在他們的門檻上,看他們在做什麽,順便聽老師講課。由於爹是他們的同事,於是我贏得了這坐門檻的特權。一天之內,我會輪流出現在不同年級的門檻上。漸漸的,我開始能斷章取義的背誦小九九了,我開始在地上狂草“毛主席萬歲,華主席萬歲!”。這時旁聽的我再也不甘於寂寞,我積極的與屋裏的那些正規軍們搶答,剛開始還不對題,後邊就互有勝負了。我成了老師們鞭策“紅椅子“們(成績倒數的學生用紅筆書寫,俗稱坐紅椅子) 的工具,“看看,還不如人家屎孩子(對一切沒上學的孩子的統稱) 。” 現在想來,我跟他們間展開的就是不公平競爭。我已經聽了幾乎所有的小學課程,盡管不係統,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偶爾嚇唬他們一下還是可以得手的。
我的無師自通最終驚動了從事教育工作的爹,於是轉年他便把我收歸到他的門下,成為他執教的一年級的一員。肥水不流外人田,他要親自出馬,把我雕琢成一名村裏人做夢都認為不現實的大學生。
我也成學生了
雖然從五歲就呆在那個破學校裏,可畢竟不是正規編製。人家坐板凳我坐門檻,人家戴紅領巾我直能紮一條小圍脖。盡管我努力的混雜其中,可明眼人一掃就清楚我是個還沒馴化的屎孩子。
這一切都在1987年的夏天有了曆史性的改變。我也被編入了正規軍,開始接受文明馴化的漫長曆程。
由於當時教室緊張,我們一年級便和二年級共用一個教室,上課那叫熱鬧。兩個老師跟比賽一樣,聲嘶力竭,遙相呼應。兩個班級的孩子是背對背坐著,但這並不能阻止我們相互偷聽。誰背老師罰站,誰被丟了粉筆頭,誰考試美滋滋的吃了雙黃蛋,我們相互之間一清二楚。
這種共用教室的特殊教育方式有其獨到的優點。它為智利超長的學生提供了廣闊的天地。聽自己的老師說的不耐煩了,便用另外一隻耳朵聽對麵的課。一段時間下來,便有學生從教室的一端換到了對麵一端,跳級了。
對麵二年級的老師有一特長,就是起外號,每個外號都形像貼切。幾乎所有他經手的學生都有其愛稱。他們班裏有一位留了好幾級的大女生,極為沉靜,任你老師百般解釋,示範,我自巋然不動,任何“水多了泡倒牆”,“鐵杵磨成針”的真理都在她這裏遇到了強有力的挑戰,最好,老師哀歎一聲,“真是一頭老皮牛啊。”這個名稱真是說到人的心窩子裏去了。開始,隻有學生們喊她:“老皮牛!老皮牛!”
後來,這一名稱迅速在民間普及,她的媽媽也直呼她老皮牛。這個名字可謂影響她一生。她退學不久便說了鄰村的婆家,有一次鄰村有人從我們村頭經過,輕蔑的談起,“我們莊的XX竟找了你們的老皮牛。”
還有一個女生,也是對麵班的,說話短舌頭,發不出“死”音,發“喜”。有一次她又在“喜”來“喜”去,這位天才老師發話了,“你喜了嗎?”在我們老家,這句話可非同小可,這裏的“喜”是名為動用,意為懷孕,有喜。農村的孩子從村婦的對罵中受到了良好的性啟蒙教育,這句話一下子就在所有的孩子裏引起了共鳴。一時間,下課後,從三,八歲到十幾歲不同大小的男孩子都追尋著這位小姐,關切的詢問,“你喜了嗎?”
小姐姐的追星
轉年夏天,爹終於不滿對麵老師的師德,將小姐從對麵調了過來,小姐姐降到了我們這一級。從技術成分上這個過程簡單極了,就是由麵東背西變成麵西背東,但實際上它缺給小姐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小姐開始了給我這朵小紫花(紅得發紫〕做綠葉的生涯。不久,所有見了爹的老師都這樣打招呼,“老四不如老五,哈?”
小姐的一腔熱血最終在外界的壓迫下改了道。她無比虔誠的投向了娛樂業。那時候她還沒有那麽時髦,不知道給自己的追求定性,這就更可貴了,對著一個模糊的目標奮不顧身,拋棄學業,唾棄批評,真是大無畏啊。那時我們家隻有一個破收音機,小姐天天抱著,聽李穀一,於淑珍,還有後來的程琳,朱小琳,朱明英。小姐的服裝也開始變化,纏著娘春節時給買了一件前邊是拉鏈的條絨夾克。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拉鏈,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娘和大姐手工縫製,並且大許多。他們總認為我會長高,可我總是低於預算。一年到頭小小的我包在碩大的粗布套裝(上下衣一般是同種粗布裁成,算作早期套裝〕裏,現在想來總算明白小時候我有多醜了。小姐在服裝方麵的造詣已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穿上她的紅色條絨夾克,告訴我這是幸子衫,就是山口百惠那個幸子。並且再冷的天拉鏈也要敞開著,告訴我幸子就是這樣。小姐的另一件寶貝是一雙白帆布鞋,也是照幸子買的。可我們家這幸子天天走的是泥巴路,幾天這幸子鞋就黑了。小姐會把它先用清水漂洗幹淨,然後把兩隻鞋在浸在藍汪汪的一大盆墨水裏。小姐說這樣可以進一步增白。每隔幾天,小姐就會漂白處理一次。奶奶對著那一大盆墨水驚叫,“糟錢,糟錢啊!”
矛盾統一的聯盟
我們學習成績的差異並沒有影響我們的戰友關係,我們是一種時戰時友的關係。我們有時聯合,有時對抗。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抗的次數漸長,有一段時間我極少叫她姐姐,我憑什麽喊一個差生姐姐!小姐也恨我,她的理論是“如果沒我,她不會那麽笨,都是我耽誤了她”。小姐貼著明星照的歌詞本總要東躲西藏,從來不讓我看。有一次我翻遍了家裏的角角落落,甚至幾個大糧食缸我都用小木棍攪了幾下,也沒有找到。但決不是一無所獲,我發現了她放在米裏麵的西紅柿。後來,我就經常偷吃。有一次在攪缸的時候被她當場抓獲。我們開始大吵,被偷的怒不可遏,偷竊的也不氣短,最後被娘揮動著苕帚疙瘩追了出來。所有米缸裏的西紅柿也都充公了。
我們有時會建立統一戰線。這多發生在偷妹妹的好吃的時候。妹妹從我記事起就是娘的小嬌嬌。娘每天都會給她蒸雞蛋,煎麵餅。早上會分別有一個換油條的和換大米糕的扯著悠揚的嗓子經過我們的家門。一聽到“拿麥子來換油條”或者“換------大米糕”,我就適時的提醒妹妹,“換油條的來了。”,妹妹馬上就會喊餓。娘衝我們喊,“老三(有時是老四) ,去舀碗麥子換點油條來。” 這時我和小姐會欣然結伴前往。端著油條或大米糕回來的路上,我們會對這碗寶貝進行一番前處理。我們會把較小的不太起眼的油條吃掉,把米糕周遭的大棗瓜分掉。我們在偷吃的時候相互提醒,相互監督,相互製衡。在長達兩,三年之久的偷吃活動中,我們謹慎,節製,無一失手。這種以物質為基礎的合作是多麽成功,一根油條將我們緊緊的連接在一起,我們暫時的忘掉我們的衝突,精誠團結,思考著獲取最多,又可以讓油條或是米糕保持原形的最佳方案。
小學在我難過的淚水中結束
轉眼我們到了小學五年級。這一年我們的學習環境發生了小變化。在一場老師間的政治鬥爭中,爹不幸出局,被分配到了鄰村去教書。我們落到了外號老師手裏。他接管我們的時候肯定在暗暗的獰笑。他要把和爹的恩恩怨怨延續到我們身上。
爹對我的要求是人不在陣地在,要保住第一的位置,要考上縣重點初中,讓村裏人知道我們啥啥家的孩子就是聰明。
但我和小姐顯然沒有重複領會爹的指戰方針。我和小姐重操戰鬥舊業,徹底放棄了學習,專心致誌的對付階級敵人,替爹報仇。
我感到心虛的時候是那天娘特意給我們倆做了好吃的早飯,囑咐我看題要仔細,別搶著交卷子,等考上了給你們肉火燒吃。我想吃肉火燒。有一次爹在一次鄉會考中許諾我,考了第一就帶我去趕集吃肉火燒。結果我卻名落第二,就這樣和肉火燒擦肩而過,想著近在咫尺的火燒我哭的淚眼滂沱。外村考了第一的學生的老師非常過意不去,跟爹說,這孩子要強,將來有出息。爹也說,是啊,想吃火燒呢。
這一次的承諾又是肉火燒,我心裏已經難過起來。再說,老忙活著和老師頂牛了,學得怎麽樣也有點沒底。
我們排著隊出發了。沿路碰上出坡的家長,都過來拍拍自家孩子的頭,“好好考,中午回來給做好吃的。”
爹早就去鄰村上課了,沒有臨場督戰。遠遠站在南坡的大姐衝了我們大聲喊,可別粗心!
考試就是一天,沒覺出好壞。爹認為沒覺出好壞就是好。天天樂嗬嗬的說大姑娘了不能光知道吃肉火燒了,等去上初中了給你買輛自行車。
考試成績來的有點戲劇化。爹到鄉裏開會帶回了一封給我們校長的信,說,老四,去王老師那給他,去了在門口喊,別進去,別讓他們家的狗咬著。
我拿了信就走。在路上突然注意這封信口沒有用漿糊封上,那我就要先看一下,我要趕在校長前邊知道些大事。信隻有三行。
王老師,
通知你校學生XXX於9月16日到3中報導。
XXX
天那,隻有XXX考上重點了,我沒有!我的肉火燒,我的自行車!我開始恨肉火燒,這個東西對我不吉利!我再也不要樹立任何和肉火燒有關的理想!
我還是堅強的完成了任務,也許是心裏過於悲痛,印象裏沒覺得他們家的狗有多嚇人,也許我看上去更嚇人。
我回到家開始地動山搖的大哭,並不是簡單為了那些物質誘惑,我真的感到了一種失敗,我第一次品嚐失敗,在我還不知道人生艱難的時候。
You are so brilliant!!!!
祝姐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