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昔望今：讀到史上關於《安妮日記》“負麵評價”這一段，和當今那些否認三年大饑荒和文革罪孽的行徑。是否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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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日記

（德國安妮·弗蘭克著個人日記）

《安妮日記》是德籍猶太人安妮·弗蘭克遇難前兩年藏身密室時的生活和情感的記載。作為一名成長中的少女，她在日記中吐露了與母親不斷發生衝突的困惑以及對性的好奇。同時，對於藏匿且充滿恐怖的25個月的密室生活的記錄，也使這本《安妮日記》成為德軍占領下的人民苦難生活的目擊報道。安妮日記的最後一則，所標的日期是1944年8月1日。戰爭結束，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決定完成女兒的夙願，將日記出版問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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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麵評價

自1950年代起受到公眾關注後，批評與質疑也開始不斷出現。有著作申述了這些批評，最早的著作來自瑞典及挪威。在這些負麵評價中，有人質疑日記的作者不是安妮·弗蘭克，而是劇作家梅耶·萊文。

1958年，當安妮日記改編的舞台劇在維也納上演時，出席的西蒙·維森塔爾受到一群抗議者的滋擾。那些抗議者認為安妮·弗蘭克這個人實際上不存在，並向維森塔爾挑釁，要求他找出當年逮捕安妮的軍官以資證明。後來維森塔爾於1963年找到了當時的警察卡爾·西爾貝鮑爾，在會談中，西爾貝鮑爾對當時的罪行直言不諱，並在一張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認出了安妮·弗蘭克。他還供認了整個逮捕過程，也記得在過程中曾翻倒了一個裝滿紙張的公文包。這些證詞後來全被其他目擊證人，包括奧托·弗蘭克予以證實。這次事件也平息了對安妮·弗蘭克存在與否的質疑。

除此以外，有批評者提出了對作者的新質疑。這些批評者認為，安妮的日記實際上是親猶太組織的宣傳品，而奧托·弗蘭克亦被指為騙子。1959年，奧托·弗蘭克於德國呂貝克對一名曾為希特勒青年團成員的教師洛塔·斯蒂勞（Lothar Stielau）提起訴訟，控告該名教師在校報上詆毀日記為贗品。後來奧托又同時控告了在呂貝克一份報紙上刊登來信支持斯蒂勞的海因裏希·布德貝格（Heinrich Buddeberg）。開庭審訊後，法庭分析了日記的手稿，在1960年確認日記筆跡與已知的安妮·弗蘭克筆跡相同，並確定日記為真品。法庭判決後，Stielau撤回其言論，而奧托·弗蘭克也沒有繼續追究。

1976年，奧托·弗蘭克控告弗蘭克福的海因茨·羅特（Heinz Roth），指他印發詆毀日記為贗品的小冊子，法庭其後判決海因茨·羅特罰款500,000馬克及監禁6個月。羅特其後提出上訴，但他於1978年去世，而翌年上訴也被駁回。

1976年，奧托·弗蘭克也對恩斯特·羅默（Ernst Romer）提起訴訟，指他印發一本名為《暢銷書〈安妮日記〉的謊言》（ The Diary of Anne Frank，Bestseller,A Lie）的小冊子。此案在法庭審訊時，一個名叫艾德加·蓋斯（Edgar Geiss）的人在庭上派發此本小冊子，結果他也被起訴。法庭其後判決羅默罰款1,500馬克，而蓋斯則被判監禁6個月。在上訴後刑期雖然獲得減少，但此次案件卻因為奧托·弗蘭克後來對刑期的再度上訴，超逾了當地有關誹謗的法律規定範圍而結束。

在奧托·弗蘭克1980年死後，安妮的日記，包括書信與分散的頁紙，按他的遺願被轉交予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研究所後來在1986年委托荷蘭司法部對日記進行司法科學鑒定。司法部分析了日記的筆跡並與過往案例作了對比，證實筆跡吻合，而且日記上的紙張，漿糊與墨跡亦被確認為與日記撰寫年代吻合，最後安妮的日記正式被荷蘭司法部確認為真跡。後來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綜合研究結果與原稿及其他資料，出版了所謂的“評論版”。1990年3月23日，德國漢堡地方法院對此版日記進行了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