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時刻準備著
記那個曾被政治化裹脅的少兒組織
2011年7月22日，挪威首都奧斯陸西北部的於特島發生槍擊案，其時，正是挪威工黨青年團在島上開辦青年營活動。槍擊造成了10人死亡，多人受傷。一時輿論嘩然。
槍擊事件雖然吸睛，可是從曆史上看，對於青少年組織的最大傷害，還是來源於戰爭。雖然人們將定期把青少年集中組織起來，加以進行必要的身體、心智和宗教訓練的曆史推至1907年（英國軍官貝登堡與在英國南部多塞特郡勃朗海島上建立的童子軍）。但早在公元紀年以前，少年兒童作為軍人，戰死疆場的例子就史不絕書。其中既包括希臘城邦斯巴達殘酷的青年武士選拔，也有戰國時秦國將15歲兒童組成“小子軍”征發到前線，參加了那場曆史上著名的長平之戰。
隨著世界各國紛紛進入了職業軍人的時代，兒童軍逐漸退出了曆史舞台，但仍然不時會出現兒童上戰場的例子，比如1212年童子十字軍東征（部分曆史學家認為這隻是傳說）；二戰末期，納粹德國派遣少年充當炮灰防守柏林，日本神風敢死隊中的少年殉道者等。這些例子無一不被作為野蠻、殘酷和非人道的代名詞，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本文所關注的少年兒童組織，與以上的例子有些類似，他們曾在特殊的曆史時期，高度注重思想政治訓練、軍事化訓練，在曆史上也都參加過實戰。而與那些短命的軍事化少年組織不同的是，中國少年先鋒隊（也就是本文的主題）一直留存到今天，並成為中國最廣泛的少年兒童群眾組織。
少年先鋒隊最早產生於十月革命後的蘇俄。十月革命之後，俄共（布）將國內各種各樣的兒童組織、團體等整合起來，於1922年5月的共青團全俄代表會議上通過了各地普遍建立少先隊中隊的決議，這一天也成為了蘇聯少先隊誕生的紀念日。在1922年10月俄羅斯共青團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組建一個兒童共產主義組織——斯巴達克少年先鋒隊，後於1924年1月改名為蘇聯列寧少年先鋒隊。
與蘇俄（蘇聯）少先隊組織成立於十月革命勝利後不同，中國少年先鋒隊的雛形孕育在中國工人運動中，從一出生就注定經曆更多血與火的考驗。1924年，在中國工人運動的發源地——江西安源，我黨在做工人工作的時候注意到，礦上有很多童工和成年工人的孩子，缺乏必要的教育，平時沒人照管也不學好。於是就在當年5月成立了安源童子軍，把孩子們組織起來，接受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教育。
安源童子軍（後改名“安源兒童團”）從成立之初就有很強的政治性，因為它是伴隨著共產黨組織的工人運動而生的，因此所受的教育也是革命教育。安源兒童團建在安源路礦工人子弟小學內，大部分教師都是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采用的教材也是由路礦工會印發的《小學國語教科書》，書裏的內容有：五一節的起源、勞動者的覺悟，列寧傳略……除此之外，兒童團員們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進行工人運動的時候“打掩護”。比如我黨教員在夜校裏麵給工人上課，可不能被工頭發現。怎麽辦呢？就安排兒童團員在街麵上假裝玩貓捉老鼠，實際上是在站崗放哨。工頭一來，孩子們立刻打做一團，其中一個孩子就乘亂跑回夜校去報訊。這樣一來，等工頭到了夜校，工人們的學習內容早就換成了“1+1=2”了。還有在各種紀念活動中發傳單、張貼標語、做宣傳等各種各樣的革命活動。
安源兒童團建立以後，在1924-1927年的三年間，中共在上海、廣州、武漢、天津、唐山等城市很快都建立了勞動童子團組織，這些兒童組織無一例外地參與到直接的政治鬥爭去，比如1925年5月，為了支持上海工人大罷工，勞動童子團在上海舉行了一次大檢閱，到會的童子團員有兩萬多人。
服裝，作為身份識別的標誌，在安源兒童團創立之初就已經設計好了。1926年，北伐戰爭期間，安源兒童團員已經開始在胸前係上一根紅帶子，作為身份的標記。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在發動武裝暴動建設紅軍的同時，十分重視並廣泛發展暴動隊、赤衛隊等群眾武裝組織，少先隊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在蘇區初具規模。到1930年5月，根據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各報告的合計，全國少年先鋒隊隊員達到了八十萬以上，在不足三百萬人的中央根據地，少先隊就有三十萬人。
1930年6月，青年共產國際致函中國共青團，指示要將少先隊打造成一個群眾軍事化與武裝工農的組織，在共青團的領導下，為中國的反帝和土地革命而鬥爭。在這樣的指導意見下，蘇區的少年兒童很快就被組織起來了。當時兒童團的工作主要有：做宣傳、參加生產勞動、操練（到操場上練習打仗）和參加列寧學校接受一般性的文化教育和共產主義政治教育。而16歲以上的青少年則被編入少先隊。根據1931年1月團中央局通過的《蘇區少年先鋒隊工作決議》，少先隊“工作上行動上都須絕對的執行革命紀律——隊員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在作戰、演習、警備時，則完全服從軍事紀律”，除了在蘇區參加沒收地主階級土地，維護地方治安，嚴控投機倒把和高利貸錢莊等之外，還積極參加武裝作戰，成為紅軍中的骨幹。
1932年11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與王稼祥、彭德懷發布《中革軍委給軍區和各作戰區域關於赤衛軍少先隊的訓令》,指出國民黨對全國蘇區和紅軍的第四次“圍剿”已經進行了半年多,現在正逐漸轉移其進攻重心到江西來;號召中央蘇區近百萬的赤衛軍少年先鋒隊在這“決生死戰”的緊急關頭“起絕大的作用”,“更要加緊所負起的軍事和政治責任，來配合紅軍作戰，要將白軍數十萬的槍支奪取過來武裝自己”。據統計，在第四次反“圍剿”時，有數以萬計的少先隊員參加了戰鬥。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之後，蘇區紅軍傷亡慘重，兵員嚴重短缺。1933年6月，在江西、福建、湘贛、粵贛等省和邊區的少先隊隊長聯席會議上，朱德親臨大會講話，號召團和少先隊幹部、團員和少先隊員踴躍參軍。8月5日，“少共國際師”宣告成立，歸紅一方麵軍總部直接指揮，由年僅17歲的肖華任政委。全師轄3個團，共1萬餘人，平均年齡在18歲左右，更有年僅14、15歲的小戰士，個頭還沒有槍高。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少共國際師奉命赴廣昌地區防禦，在拿口、蓮花山、團村等戰鬥中，連戰連捷，又在大腦寨、驛前、石城保衛戰中打敗敵軍，時稱“浴血閩贛銳無敵”。
不過，由於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的失敗，中央紅軍被迫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少共國際師也跟隨主力踏上了長征之路。在湘江掩護紅軍主力過江的戰鬥中，國際少共師曾發揮重要作用、力挽狂瀾，但部隊減員嚴重，從原來的8000多人剩下2700人，被迫取消了番號。
在之後的歲月裏，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兒童團和少先隊組織根據革命任務的不同，活躍在抗日根據地、解放區和國統區，在宣傳、生產、革命鬥爭各個方麵都發揮了作用。在抗日戰爭中，我們的小英雄——13歲的王二小同學華麗麗地登場了，他把鬼子帶進埋伏圈，又被鬼子殘忍殺害的故事成為後世少先隊思想教育的榜樣性事件。
新中國成立以後的50年代，我國的少年兒童組織正式更名為中國少年先鋒隊。進入和平年代，原本思想政治教育為“裏”，軍事訓練為“表”的戰時模式顯得不合時宜起來，但是，在少年兒童中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導思想並沒有改變。當時的教育理念認為，既然教育從來都是為了階級利益服務的，是階級鬥爭的工具，那麽無產階級教育工作者的教育任務就是要“使整個少年兒童一代從小就逐步建立起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從小就聽黨的話，緊緊跟著黨，繼承革命傳統，沿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於是，一種新的、以發動少年兒童參加“為中心任務服務”的群眾化運動的模式迅速興起。”比如建國初期，少年兒童被組織起來參加三反五反運動，鬥地主、捉特務，為抗美援朝搞捐贈，慰問軍烈屬等等。53年，我國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出台，少先隊也提出了：“大人有大人的五年計劃，我們小孩子也有小五年計劃，我們也要為祖國建設做貢獻”的口號，少先隊員收集廢鋼鐵、撿糧食、節省零用錢捐拖拉機，除四害、植樹造林等等，開展了一次又一次轟轟烈烈的少年兒童“群眾運動”。
同時，在集體主義盛行的年代，少年兒童自然也被灌輸“集體至上”的觀念，因此也就冒出了草原英雄小姐妹為了保護集體的羊群，差點凍死自己的“英雄事跡”。
由於少年兒童團體與政治風向過於緊密的結合，在文革中，自然而然地也卷進了這場政治風潮。當時少先隊被批“犯修正主義錯誤”、“抹殺階級和階級鬥爭”，名稱也被改成了“紅小兵”，留下了曆史的汙點。順便一提，這批孩子也成了當今活躍在神州大地上廣場舞中的主力軍。
改革開放以後直至今天，我們慢慢發現，少先隊組織已經和以前大不相同了。雖然還是不忘繼續強調向少年兒童“灌輸”（2010年中國少年先鋒隊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用詞）某些政治內容，但工作重心已經轉變為以少年兒童自身的全麵發展上去了。發動少先隊參加“服務中心工作”，既不符合改革開放以來讓人民群眾遠離政治運動的趨向，也不符合高度資本化時代的經濟運行模式的要求。於是，要求孩子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主要是考試分數向上）”就成了全社會對這一代孩子最標準的期待。
翻開現在的各種少先隊教材，依然告訴孩子們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鮮血染成的，世界第一麵紅旗就是巴黎公社時期豎立在街壘上的，十四歲的巴黎公社小戰士恩斯特·杜南為了保護紅旗頭部中彈而亡，是第一個載入史冊的共產主義小英雄；依然告訴孩子們“時刻準備著”的呼號來源於列寧1902年向黨員發出的號召，如今則是少先隊員向黨表決心，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依然告訴孩子們右手五指並緊，高舉頭上，表示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音猶在耳，而從者寥寥。
空泛的理論和讓如今孩子無法理解的“英雄榜樣”帶來的結果就是，前些年一部很火的被禁短片《紅領巾》裏麵所呈現的“紅領巾特權”已經慢慢被消解，五道杠大隊長成為一時網絡冷嘲熱諷的話題，我們聽到的更多是某問答網站“我不想讓孩子加入少先隊，該怎麽辦？”的疑問，以及身邊朋友“大夏天還戴個紅領巾簡直不人道”的抱怨。“紅領巾啊，是我們中國孩子的胎記”（友人語），現在這個胎記已經慢慢變淡。崔健在《紅旗下的蛋》裏唱到：
紅旗還在飄揚沒有固定方向
革命還在繼續老頭兒更有力量
錢在空中飄蕩我們沒有理想
雖然空氣新鮮可看不見更遠地方
也許，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少先隊政治性的最終消失會是它“光榮而漫長”曆史的必然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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