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朝鮮戰爭停戰六十年祭（節選）zt

編者按：此文曾刪減後發表在2013年《炎黃春秋》第12期，標題為《抗美援朝的得與失》。這是未刪減版。

朝鮮戰爭停戰已經過去了六十年。按中國紀年，這正是一個甲子，很值得做些回顧和反思。不過六十年來，國內外輿論對這場戰爭的資料收集和研究成果，可說早已十分充分。我今天隻是想換一個角度，著重談我國在這場戰爭中所應記取的教訓或者說是有哪些失誤。在我看來，主要的失誤就是：同意和支持金日成發動戰爭；乾綱獨斷地決定抗美援朝；拒絕對中朝極為有利的聯合國停戰建議；以戰俘問題為由長期拖延戰爭；以及處理中朝關係上的一些問題，等等。

　　抗美援朝戰爭的結果是：誌願軍雖然蒙受重大損失，最後仍隻能推進到三八線附近，南北間的界線還得按停戰生效時雙方部隊的接觸線劃分。結果，南方（韓國）在東邊北進最遠達50公裏，北方（朝鮮）在西邊隻南進最多10公裏，朝鮮反而喪失近三千平方公裏領土。朝鮮也就是大體上保住了1950年底1951年初頭兩次戰役取得的戰果，在聯合國內則和中國一起，成為專指的被譴責對象。

　　抗美援朝最大的“得”，就是以誌願軍的近百萬傷亡的代價保留下了北朝鮮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金家政權。如果沒有抗美援朝，這個國家和政權大概隻能消失了，與我國隔江相望的近鄰則可能是樸槿惠總統領導下的大韓民國。為什麽要抗美援朝，過去一直有個“唇亡齒寒”的說法。其實仔細想來，當時（上世紀五十年代下半期）與韓國相鄰，並不能說我們一定會受到多大的威脅，發生什麽“齒寒”的問題。事後中韓關係的發展就證明了這點。

　　朝鮮戰爭結束三年之後，毛澤東就已一再表示，幫助朝鮮打這場仗是錯誤的。隻是他把這筆賬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頭上。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來參加中共八大的朝鮮代表團會談時就說，“對朝鮮勞動黨的做法，過去就有意見，例如朝鮮戰爭，開始就提醒過金日成不該打，後又警告他敵人可能從後方登陸。”9月23日，他對也是來參加八大的米高揚說，“朝鮮戰爭根本錯誤，斯大林應該負責。”1957年7月5日米高揚到杭州通報蘇共打掉以馬林科夫為首的“反黨集團”問題時，毛澤東又和他談到朝鮮戰爭問題，還抱怨說，“斯大林、金日成對中國刻意隱瞞發動戰爭的時機及作戰計劃，最後，中國卻被牽連進戰爭，這是錯了，絕對錯了。”這說明，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承認抗美援朝不對，斯大林去世後在發泄一下他對斯大林的不滿時，朝鮮戰爭也成為問題之一。但赫魯曉夫認為，該負責的應是毛澤東。1960年彭真在各國共產黨代表參加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曾就此同赫魯曉夫吵了起來。赫魯曉夫說，“如果毛澤東不同意，斯大林就不會那麽做。”彭真反駁：這種說法“完全錯誤……毛澤東是反對打仗的……是斯大林同意的。”

下麵先談朝鮮戰爭帶給中朝方麵的傷害和損失，並從中國談起。

　　由於我方采取的是被人們稱之為“人海戰術”的辦法，就使我們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遭到近百萬人的傷亡。有人找到我們一份題為《抗美援朝衛生工作經驗總結》的文件，裏麵談到我們先後出動的誌願軍人數達135萬，最後健全回國的隻有37.2萬人，包括凍傷致死致殘在內的減員人數達到97.8萬。另按丹東市抗美援朝紀念館的統計數字，誌願軍直接戰鬥犧牲的人數為183，108人。再加上負傷的38萬多和被俘者，一共減員56.54萬人。按犧牲18萬多人同美國的陣亡人數（名字被鐫刻在華盛頓一麵紀念牆上）54，246相比，大概平均美國方麵死一個人，我們得賠上三個多。

　　抗美援朝戰爭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原來局限於歐洲地區的冷戰，一下子擴大到了亞洲，且激化為相當規模的地區性熱戰。從這時開始一直到毛澤東離世，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好戰好鬥的大國，先後站到了反對世界頭號和二號大國的第一線，這就是反對“美帝”和 “蘇修”，後來還加上反對民族主義國家的所謂“反動派”（以印度尼赫魯為代表），毛澤東也就擔任了全世界反對“帝修反”的革命領袖。但這卻使我國喪失了二戰後世界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發展的黃金時代，全麵倒退了三十年，國民經濟絕對下降，人民生活更加貧困，同發達國家和不少新興國家進一步拉大了差距。

　　抗美援朝對於我國對外關係產生的巨大負麵作用，主要是由於我們傲慢地拒絕了聯合國的停戰建議。美國得以煽動並聯合大多數國家通過譴責我國為“侵略者”的決議，從此世界上許多國家都以我國為勁敵。為防止產生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美國在朝鮮戰爭後同我國周邊國家簽訂了一係列針對我國的軍事條約。這些又迫使我國不能不進一步強化對蘇聯的“一邊倒”和對西方國家的閉關鎖國政策，使我國被排除在大半個世界（主要是發達國家）之外，沒能跟上世界發展步伐。

　　抗美援朝也耽誤了台灣問題的解決。連毛澤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說過，沒有抓住最有利的時機攻打台灣是“我黨'七大'後所犯的第一個大的曆史錯誤……這是不能挽回的錯誤，是百分之百地錯了。”他雖然沒有說這是抗美援朝帶來的一個後果，但人們心裏都是明白的，將來的曆史書也會講清楚，決策者的責任是逃不了的。當然，攻打台灣並取得勝利給那裏的民眾帶去的會是福還是禍，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抗美援朝隻有在軍事建設上使我國收獲巨大，人民解放軍基本改裝了。中國有上百個師都是在抗美援朝時期改裝的。按彭德懷的說法就是，原來我們是非正規的，現在正規化，變成正規軍了。因抗美援朝，蘇聯在軍事工業上對我國的幫助也很大。原來人民解放軍用的多是二戰結束前後的舊式武器，特別是繳獲日本的武器。在抗日戰爭期間，解放區能夠自己製造的武器，最高標準也就是迫擊炮。斯大林雖然隻秘密派出空軍參戰，但卻拿出大量現代化軍事裝備廉價（按半價計算）賣給中國。抗美援朝期間，在蘇聯幫助下，基本上解決了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裝備問題。我們連個子彈都生產不了，後來全軍首次實現了槍械型號的同一，還開始生產坦克、大炮、飛機、導彈了。

　　談得失，還應看抗美援朝戰爭給朝鮮究竟帶來了什麽。抗美援朝本來為的是解放全朝鮮，讓全朝鮮人民都過上光明、進步和富強的好日子。但是，抗美援朝戰爭後，早已得到解放的北朝鮮基本上一直處於貧窮落後狀態；被它始終當對頭的韓國，日子反而越過越好。

　　停戰後兩個朝鮮的發展大不相同，就和二戰後兩個德國從底子差不多的水平上開始發展，不久就一個飛速前進一個長期停滯的情形一樣。韓國從比朝鮮相差很多的起點上很快就上升為亞洲的“四小龍”之一，現在更進入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比較均衡的發達國家行列。朝鮮則從一度突飛猛進竟然落到大批民眾多年來食不果腹的境地。

　　其實，朝鮮在戰後也曾經有過一段輝煌時期。上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它的工業化水平，可與當時被稱為經濟發展“奇跡”的日本媲美，把韓國遠遠甩在了後麵。原因主要是得到蘇聯和中國的大量援助，另一方麵也由於金日成在國內執行了著重發展生產搞經濟建設的正確政策。停戰後頭十年，經濟年均增長25%，創世界記錄。1984年，朝鮮糧食總產量突破四千萬噸，自給有餘；工業也得到飛速發展，和中國一起成為蘇聯東歐經互會的觀察員。

　　斯大林死後，因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而導致中蘇矛盾急劇上升，雙方都想把朝鮮拉到自己一邊，這就使朝鮮占了大便宜。1960年中國由於“大躍進”造成嚴重經濟危機，但還是不惜國內大量餓死人也繼續慷慨援助朝鮮。1959年10月赫魯曉夫推遲訪朝引起金日成不滿。金日成1960年5月訪華時表示要親華遠蘇。過了半個月，赫魯曉夫邀請金日成秘密訪蘇，決定取消給朝鮮的全部軍事債務，還給他看了毛澤東1956年11月30日和尤金的談話記錄。裏麵談到金日成不讚成毛澤東拖延停戰談判的主張和作法，想將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但聯合國是朝鮮戰爭的交戰一方，所以引起毛澤東的一時反感和懷疑，順口說道，金可能叛變革命，成為朝鮮的鐵托或納吉。金讀後大怒，當即說中國就是想把朝鮮變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國人了，表示將支持蘇共一切方針，不再去中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趕快彌補，1960年9月撥給朝鮮大量援助。周恩來表示，中國可以對別的國家欠賬，但要保證對朝的援助項目。這一年中國正在大量餓死人，仍給朝提供了23萬噸糧食。同年10月5日，周恩來接見朝鮮副首相李周淵，同意分四年貸款4.2億盧布，還說：至於償還期限，能還就還，否則可以無限延期，等後代再還也行。

　　蘇聯和中國戰後給朝鮮的援助規模巨大。據蘇聯統計，到1960年4月，蘇對朝的無償援助已達13億盧布，還有36億盧布的低息貸款，並幫助建設了大批成套項目。

　　中國自然不甘落後。根據中朝1953年11月的政府間協定，中方把從戰爭開始到1953年援助的全部物資和費用無償地贈送給朝方，還在三年內向朝方無償提供時值近八億人民幣的生產建設物資和生活用品。在戰爭期間，不僅兩國部隊並肩戰鬥，就是在其他一些方麵也近乎不分彼此。停戰之後援助仍在繼續。戰爭的破壞，不光使許多城鄉變成廢墟，而且青壯年勞力也極為缺少，幾十萬誌願軍在戰後當即轉身成為遍布北朝鮮城鄉的施工隊，直到1958年回國。平壤、元山等七十座大中城市，百餘個工廠和水利設施，主要靠誌願軍的義務勞動。從1958年到1963年，正是中國最困難的時期，仍以無息貸款的方式為朝鮮援建了紡織廠等29個成套項目。那個時期，隻要朝鮮提出需要而我們又有，就首先滿足他們的要求。例如他們看到北京建地鐵，就要求先幫他們在平壤建地鐵，因為平壤是反美“前線”，所以工程既緊迫而且還要求修得更深更結實。於是北京地鐵緩建，連器材帶施工人員移師平壤。又如，一次朝鮮急著要建造兩座紡織廠，中國就將自己已建成尚未開工的邯鄲兩個紡織廠的設備全套拆掉，運往朝鮮。類似例子，不勝枚舉。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情況急轉直下，朝鮮經濟已從衰退變得嚴重惡化。原因是蘇聯解體後國際援助大為減少，但更重要的還是朝鮮領導層改變了政策，推行所謂“先軍政治”和閉關鎖國方針，集中力量發展軍事工業，特別是搞花錢最多的導彈、核武器，要成為“軍事強國”；政治上則不斷加強專製獨裁，鞏固家族統治和領袖世襲。為此，搞了不少新花樣，如拋棄馬克思主義，以“主體思想”統領一切；立新年號，以金日成出生的1912年為主體元年等等。其結果是，國民經濟凋敝，民不聊生；但對外又胡作非為，一再破壞國際關係準則，如搞核試驗核擴散、發射導彈等，遭到全世界的反對和聯合國的一再製裁，成為少有的國際棄兒和影響東北亞安全和穩定的一個重大危險因素。

　　在抗美援朝過程中，金日成和中方多次發生矛盾和衝突，有時弄得關係相當緊張，不得不由斯大林出麵幹預。因為金日成雖然看不大起中國，但對斯大林和蘇聯還是百依百順的。例如，抗美援朝一開始就產生了兩國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雖然朝鮮人民軍已基本被打垮，但戰爭仍在朝鮮境內進行。因此金日成認為，作為朝鮮人民軍最高統帥，中國誌願軍也應由他統一指揮。對此，中方當然不能同意。因為這時戰爭的主力已經是誌願軍，同意金日成統一指揮，無異於把誌願軍的指揮權完全交給他，這當然既不妥當也不現實。在第二和第三次戰役結束後，金日成急於求成，屢次同主張進行必要休整後再戰的彭德懷意見相左。停戰談判開始後，金日成想早點把戰事停下來，好讓國土不再遭受破壞、朝鮮人少受點傷亡，毛澤東卻堅決主張繼續打。還有，在鐵路運輸中究竟由中方還是朝方負責管理，運送軍用和民用物資常因搶車皮鬧摩擦，弄得不可開交。最後都是由斯大林裁決，按中方意見辦。這些都使金日成十分惱火。直到多少年以後，在朝鮮還流傳著這種說法：沒能把全朝鮮統一起來，都是因為中國不聽金日成的話，沒有在第三次戰役後一鼓作氣地打下去，而是實行長時間的休整。

　　金日成政權的保全和戰後的鞏固自然與中國的戰時犧牲和戰後援助分不開。但朝鮮當局卻有意抹殺這些。朝鮮停戰後，當局在平壤建了個戰功博物館，十二個展廳中隻有一個是關於中國抗美援朝和誌願軍的，還主要供中國人和一些外國人參觀。其他十一個展廳都是說，仗是朝鮮人民在金日成領導下打的，也因此取得了勝利，一概不提中國的抗美援朝和誌願軍參戰。

　　對於中國為朝鮮做出的犧牲和提供的援助，朝鮮官方輿論還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為是他們為中國做了犧牲，而且犧牲很大，是他們為中國把美帝國主義擋在了中國的家門口外，因此中國幫助朝鮮是理所當然。其實這也不能全怪朝鮮人，毛澤東和其他某些中央領導人也就是經常這麽講的，特別是對朝鮮客人和其他某些外賓。

　　中朝關係搞不好，還有個曆史和民族感情問題。朝鮮是長期向中國進貢的國家。它認為過去一直受到中國的侵略和壓迫。所以，在接受中國的援助時態度一直非常謹慎，在國內事務上更是嚴防中國插手。不到不得已，絕對不願中國軍隊跨過國境幫他們打仗，怕的是戰勝了一個外國敵人，又來了一支新的外國占領軍。這種觀念根深蒂固。越南的情形也類似。

　　中朝關係搞不好，更有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要按世界革命的原則處理國家關係的問題。金日成領導著朝鮮，卻並不能完全由自己說了算。朝鮮戰爭時，他第一得聽斯大林，第二得聽毛澤東的。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的地位上升，要讓金日成完全聽他的了。金日成對這種情況很有意見，1955年底提出了“主體思想”，以此取代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上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區分開來。在國內，他為了獨攬大權和排除異己，在戰後特別是1956年大肆清洗黨內所謂的“延安派”和“莫斯科派”。為此開了一次勞動黨中央全會，把那些被認為屬於這兩派的中央委員一下子都給開除出中央委員會，有的甚至被開除掉了黨籍。這碰巧就發生在中共八大會議期間。金日成這一做法，當即引起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極大不滿，尤其是毛澤東。毛澤東和蘇共中央商定，派彭德懷和米高揚前往朝鮮，批評金在幹部問題上犯了“路線錯誤”，他們“黨內充滿恐怖情緒”，要他開中央全會改正，還要登報。金日成當時隻能接受批評，一時做了一些改正，如重開中央全會，恢複了此前開除的一批“延安派”和“莫斯科派”的中央委員地位，但不予重用，反而更加給以歧視和擠壓。這些人中大多為了防止進一步遭到迫害，不久後就自動逃到了中國或蘇聯。但金日成對這次中共、蘇共幹涉他們黨內事務一直耿耿於懷，非常不滿，在對外關係上提出了反對“事大主義”，矛頭直指中國和蘇聯。不過在實際上，金日成不可能有什麽作為，因為朝鮮不但在防衛和外交上還離不開蘇、中的維護，而且經濟上還依賴它們的援助，特別是國內還駐紮著幾十萬中國人民誌願軍。所以1958年2月我隨周恩來為首的政府代表團出訪朝鮮時，除看到朝鮮舉國上下的熱烈歡迎外，也看到金日成和朝鮮其他領導人畢恭畢敬的態度。一次金日成到代表團駐地來看周恩來，周正在午睡，我說我馬上去叫醒，他卻堅決不讓，硬是一直在客廳裏轉悠著，等了半個小時。

　　中國卻並不因金日成和金正日另搞一套而改變對朝態度。我們不但承認朝鮮是社會主義國家，還始終稱其為“兄弟國家”，更曾經號召全國向朝鮮（還有古巴）學習。

　　毛澤東也一直以國際主義（按，這一口號在上世紀下半期就已被各國共產黨先後放棄）態度處理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邊界問題。他的想法是，一個國家隻要由共產黨執政，兩國之間有爭議的邊界問題就好解決。他在1967年12月13日會見印度共產黨總書記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團時說過，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權，中國不僅會承認麥克馬洪線，而且將把該線以南9萬平方公裏的藏南地區領土讓給印度。這塊地方上世紀五十年代被印度占去，後來建成了一個“阿魯納恰爾邦”，成為幾十年來中印邊界爭端的重點。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時曾為我方收回，但停火後毛澤東即下令撤出，還從全線後退20公裏。不同於斯大林，毛澤東似乎還同時繼承了中國天朝大國皇帝的傳統，在領土問題上仍有點視周邊國家為“進貢國家”，對它們的饋贈依然大方。他按這種思路解決中朝邊界問題，就使金日成占了大便宜。在劃分中朝邊界線上滿足了朝方的要求，把本來完全在我國境內的長白山白頭山峰和天池的一大半劃給了朝鮮；中朝間的界河也不按國際慣例根據主航道劃線，而是把邊界線一直劃到我國岸邊，鴨綠江裏好幾十個沙洲、島嶼就連居民帶土地都劃給了朝鮮。（當時我還在外交部工作，了解這件事是由姬鵬飛奉命具體經辦的。）但是朝方不但毫無感謝之意，還認為那些地方本來就是屬於它的，迫使當地的原漢族居民離開。他們在曆史教科書上說的更遠，連東北地區一直到長城這一大片地區在以前也是它的。

　　直到現在，我國的一些主流媒體還在說，不進行抗美援朝不行，否則金日成政權垮了，敵人就開到鴨綠江邊了，因此這個仗是非打不可的。這個邏輯一直占著統治地位。其實仔細想來，這恐怕不一定對頭。人家韓國怎麽就是敵人？和韓國交界就受到威脅？現在實際上我們和韓國的關係似乎還比和朝鮮好一些，起碼是比較好相處一些。韓國經濟比我們強，起碼不要我們的援助。我們非得在朝鮮北部保持金日成留下來的這個“主體”國家作為前哨陣地、同韓國之間的緩衝區不可嗎？

　　實際上，在中朝關係上，一直都是我們在背包袱。背了抗美援朝這個大包袱之後，還接著背，直到現在也沒有解除。毛澤東在世時，未因戰爭結束而放下包袱，還為加強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地位和赫魯曉夫爭相拉攏金日成。例如，毛澤東曾罕見地在金日成麵前認過錯。1957年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曾向金日成承認1956年犯了偏聽偏信和幹涉朝鮮內政的錯誤。後來毛澤東還在金日成麵前多次表示，中朝關係中發生的不愉快，都是中國的過錯，中國內部有人搞大國主義，並指名彭德懷和曆任中國駐朝鮮的大使。

　　金正日對中國已不像金日成時期那樣還比較客氣，可我們對他卻更加優待。金正恩對我們的態度更差，連他父親對我們承諾的重大事情必定事先通知都不履行，如第三次核試驗（場地距我邊境隻一百公裏左右）和失敗了的那次導彈發射。即使做做樣子的事前普遍通報，有時對我國也在對美國之後。可他一上台，我國政府就從2012年2月下旬開始對朝鮮提供價值高達6億人民幣的無償援助。這在中國援朝史上是規模空前的一次單筆援助，數量為1994年金日成去世時所給的兩倍。

　　（四）抗美援朝阻礙中美早日走上建立正常關係的軌道

　　還在解放戰爭發生轉折時，美國就積極同我們拉關係，並認真準備承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建立中美間的正常關係，雖然一再碰釘子，但仍未放棄努力。直到抗美援朝，美國才最後放棄幻想，決定與我為敵，進行遏製與包圍，開啟了中美的全麵對抗。鑒於美國在二戰後急劇發展的經濟、政治、科技、文化國際化進程中的地位和影響，這就使我國在相當程度上被排擠到邊緣地位。我國建國後三十年沒有發展反而倒退，不能說與此毫無關係。

　　在整個朝鮮戰爭過程中，我國對美國的意圖有兩次誤判。支持金日成發動南下進攻，雖然斯大林和金日成做決定時是誤以為美國不會幹涉，中國即使不完全相信也不能不給予正麵回應，但我國也對美國不會幹涉心存僥幸。美國軍事介入後，我們又過高估計它的戰略意圖。1950年6月28日和8月26日，周恩來兩次表示，朝鮮戰爭不過是美國對東亞發動更大範圍的侵略的借口，美國企圖在朝鮮打開一個缺口，準備世界大戰的東方基地，美如壓服朝鮮，下一步必然對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國家加以壓服。毛澤東8月4日也說，“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所以必須幫助朝鮮。

　　事實是，美國並不想和中國打仗，更無意打世界大戰。美軍在第二次戰役中失利後，杜魯門政府1950年年底和1951年年初曾兩度考慮過讓美軍撤出朝鮮，1951年4月又撤了想把戰火燒到中國境內的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的職。1951年5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在政策辯論中說：“把戰爭擴大到共產黨中國會把我們卷入一個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敵人進行一個錯誤的戰爭。” 毛澤東對戰爭對美國做出誤判，主要是沒有認識到新舊時代的交替。世界已經進入和平與發展時代，中國領導人還認定仍然處在戰爭與革命時代，按照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為美國定位。

　　抗美援朝後，美國開始對我國采取敵對政策。它在我國周邊建立了一係列軍事條約組織，為的是防範我國繼續在這片地區推進紅色革命，所以實際上主要還是為了防禦。凱南提出並由幾屆美國政府推行的遏製政策，含義就是以蘇聯和其他共產黨當權的國家為敵國，企圖把它們關在國門以內，擋住它們向外擴張，防止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冷戰一結束，老布什總統就宣布今後要變遏製為“超越遏製”，也就是不再以這些國家為敵人，打交道的辦法也一改而為歡迎它們對外開放，走出國門，融入國際共同體。因此，把遏製政策說成是一種進攻性和擴張性的軍事侵略政策，並不符合美國原意。但對此至今仍有各種不同的解讀，以美國為我國主要敵人的輿論，仍傾向於以往對美國的理解，即它“亡我之心不死”，始終是我國防禦和鬥爭的主要對頭。

　　借抗美援朝在國內掀起仇視、蔑視、鄙視美國的浪潮，大有助於我國政府在國內肅清被視為親美以至整個西方的勢力和影響，自封為國際上堅決反美的旗手。所以在蘇美拉關係，大肆宣揚“戴維營精神”的時候，毛澤東特別提出“我們要頂住美帝國主義的大肚子”。經過長期的國內群眾教育和積極的對外行動，再加上其他措施如炮打金門等，都為我們在對外關係上以美為敵的決策夯實了基礎。朝鮮戰爭停戰三十年後，我國采取了“一條線”（實為聯美反蘇）的外交戰略，美國也以尼克鬆訪華為標誌積極拉攏中國，以改變蘇攻美守的態勢。直到這時，中美關係才出現鬆動和取得突破，使中國的外交局麵和國際地位起了轉折性的變化。中國進入聯合國和一些重要國際組織，同世界多數國家建立了正常關係。這才改變了我國長期處於國際大家庭邊緣的孤立地位。

　　事實證明，建國後頭二十多年那種盡量推遲和西方國家建交，盡量拖延參加重要國際組織的政策，是一種繼承落後的封建社會閉關鎖國的政策。這使國家遭到很大損失和危害。例如，後來為了改變那種吃虧多年還喪失關貿總協定創始會員國資格、長期被置於觀察員地位的狀態，我國進行了爭取參加這一國際組織的談判。可一談十多年還是沒有爭取到創始國的資格。而長期沒能加入這個組織，使我們在外貿上遭到巨大損失。

　　事實上，無論是對於打朝鮮戰爭的積極還是在和平談判問題上的消極，同斯大林相比，毛澤東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鏡湖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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