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才是中國僅存的貴族，年輕人卻對她一無所知！
當我們為“網紅”不斷喝彩時，有沒有人還記得那些真正為中國做過貢獻的人？
這個時代糾結成全了誰？又遺忘了誰？
她是“兩彈一星”元勳的遺孀，被稱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
如今她的家房價早已超過10萬／每平，也因此她的家成了中關村的一片孤島。
如今，知道李佩這個名字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
這位老人和李政道一起幫助中國第一批自費留學生走出國門。
當時沒有托福、GRE考試，她就自己出題，李政道在美國選錄學生。
81歲那年，她創辦中關村大講壇，從1998年到2011年，總共辦了600多場。
她請的主講人也都是各個領域的“名角兒”，黃祖洽、楊樂、資中筠、
厲以寧、饒毅等名家，都登過這個大講壇。
唯一的女兒郭芹病逝了。沒人看到當時近八旬的她流過眼淚。
幾天後，她像平常一樣，又拎著收錄機給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語課去了。
進入人生的第99個年頭，李佩大腦的“內存越來越小”，記憶力大不如以前了。
她一個月給保姆發了3回工資；她說現在的電視節目太難看了，“民國的人去哪兒了？”
在她狹小的客廳裏，那個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發，60年間，承受過不同年代
各色大人物各種體積的身體。錢學森、錢三強、周培源、白春禮、朱清時、饒毅、
施一公……都曾是那個沙發的客人。
但是有時人來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兒，都得坐小馬紮。
她曾跑遍了半個地球，如今，她的背駝得像把折尺，一天的大多數時光蜷縮在
朝南書房的沙發裏，困了就偎在電暖氣上打盹，即使三伏天，她也覺得冷。
前些年，眼看年輕人騎車撞了中關村的老科學家，她還特氣憤，跟在後頭追。
如今，她連站到陽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氣都快沒有了。
隻有牙齒和胃，還頑強地工作著。她的胃曾裝過胡適家的肉菜、林家翹家的餃子、
錢學森家的西餐，那個時候，廚藝很差的周培源隻有洗碗的份兒。
如今，她還像年輕時在美國一樣，愛吃蒜香麵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
她的眼眉越來越低垂，這雙被皺紋包裹的眼睛，見過清末民初的辮子、日本人的刀、
美國的摩天大樓，以及中國百年的起起伏伏。
如今，沒什麽能讓這個百歲老人大喜大悲了。
她一生都是時間的敵人。70多歲學電腦，近80歲還在給博士生上課。晚年的她
用10多年，開設了600多場比央視“百家講壇”還早、還高規格的“中關村大講壇”。
沒人數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學家，有多少是她的學生。甚至在學術圈裏，
從香港給她帶東西，隻用提“中關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
她的“郵差”之多，級別之高，令人驚歎。
在錢學森的追悼會上，有一條專門鋪設的院士通道，裹著長長的白圍巾的李佩
被“理所當然”、“舍我其誰”地請在這條道上，有人評價這個隻有幾十斤重的
瘦小老太太“比院士還院士”。
她被稱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關村的明燈”、“年輕的老年人”。
李佩先生參觀“兩彈一星”紀念館 熊衛民/攝
生活就是一種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這位百歲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樣，頗有些年歲和綿長的掌故。
中關村科源社區的13、14、15號樓被稱為“特樓”，那裏集中居住了一批新
中國現代科學事業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
第一批254位學部委員中的32位、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的8位。
錢學森、錢三強、何澤慧、郭永懷、趙九章、顧準、王淦昌、楊嘉墀、
貝時璋等人都曾在這裏居住。
如今，破敗不堪的“科源社區”牌子，“科”字隻剩下了“鬥”字，老樓的樓道裏貼滿了
“疏通下水道”的小廣告，小院裏四處堆放著雜物。這裏不再是“中國最聰明頭腦的
聚集地”，而是租住著很多外來打工者，隨便敲開一扇門，探出一顆腦袋：
“王淦昌？貝時璋？郭永懷？沒聽說過。”
中關村的房價都快十萬元一平方米了。
不遠處的LED超大屏幕閃爍著最新款的高科技產品廣告。
李佩先生60年不變的家，就像中關村的一座孤島。
這座島上，曾經還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懷先生。
郭永懷李佩夫婦帶著女兒從美國康奈爾大學回國，是錢學森邀請的。
錢學森在1956年數次致信郭永懷：“請你到中國科學院的力學研究所來工作，
我們已經為你在所裏準備好你的‘辦公室’，是一間朝南的在二層樓的房間，
淡綠色的窗簾，望出去是一排鬆樹。”“已經把你的大名向科學院管理處‘掛了號’，
自然是到力學所來，快來，快來！”
回國後，郭永懷在力學所擔任副所長，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
直至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懷和好友一起開心地喝酒，
李佩才意識到什麽。
1968年10月3日，郭永懷再次來到青海試驗基地，為中國第一顆導彈熱核武器的發射
從事試驗前的準備工作。12月4日，在試驗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線索後，他在當晚急忙到
蘭州乘飛機回北京。5日淩晨6時左右，飛機在西郊機場降落時失事。
當時飛機上十幾個人，隻有一個人幸存。他回憶說，在飛機開始劇烈晃動的時候，
他聽到一個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後來的事情就不記得了。
在燒焦的屍體中有兩個人緊緊地抱在一起，當人們費力地把他們分開時，
才發現兩具屍體的胸部中間，一個保密公文包完好無損。
最後，確認這兩個人是59歲的郭永懷和他的警衛員牟方東。
郭永懷曾在大學開設過沒幾個人聽得懂的湍流學課程，
而當時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經曆著人生最大的湍流。
據力學所的同事回憶，得知噩耗的李佩極其鎮靜，幾乎沒說一句話。
那個晚上李佩完全醒著。她躺在床上幾乎沒有任何動作，
偶然發出輕輕的歎息，克製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懷的追悼會上，被懷疑是特務，受到嚴重政治審查的李佩一個人
孤零零地坐在長椅上。在當時的環境裏，敢於坐在李佩旁邊，
說一句安慰的話，都需要莫大的勇氣。
郭永懷走後22天，中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獲得成功。
那些時候，樓下的人常聽到李佩的女兒郭芹用鋼琴彈奏《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段
“我爹爹像鬆柏意誌堅強，頂天立地……”
後來，李佩將郭永懷的骨灰從等級森嚴的八寶山烈士公墓請了出來，
埋葬在中科院力學所內的郭永懷雕塑下麵。
同時，李佩還將一同犧牲的警衛員牟方東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麵。
“小牟太年輕了，太可惜了，也是為著跟他，所以才犧牲的。”李佩說。
郭永懷走後沒兩年，十幾歲的女兒去內蒙古當知青下鄉，李佩到合肥中科大
繼續接受審查和勞動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們卷進漩渦。
此後的幾十年來，李佩先生幾乎從不提起“老郭的死”，沒人說得清，
她承受了怎樣的痛苦。隻是，她有時呆呆地站在陽台上，一站就是幾個小時。
更大的生活湍流發生在上個世紀90年代，唯一的女兒郭芹也病逝了。
沒人看到當時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過眼淚。老人默默收藏著女兒小時候玩的能眨眼睛
的布娃娃。幾天後，她像平常一樣，又拎著收錄機給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
上英語課去了，隻是聲音沙啞。
郭永懷、李佩夫婦陪女兒彈鋼琴
“生活就是一種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同事
顏基義先生，用米蘭·昆德拉的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女兒郭芹最後一次見到住樓下的作家邊東子，用一雙誠懇的眼睛說：
“寫寫我爸爸吧。”邊東子後來寫了《中關村特樓的故事》，他說：“即使是功力深厚，
又如何能寫全、寫透、寫準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樣了不起的媽媽！”
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會堂，國家授予23位科學家“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郭永懷先生是23位“兩彈一星”元勳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後，女兒郭芹的朋友們都嚷著來她家看“那坨大金子”。
該獎章直徑8厘米，用99.8%純金鑄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確實沉得嚇人”。
4年後，李佩托一個到合肥的朋友，把這枚獎章隨手裝在朋友的行李箱裏，
捐給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時任校長朱清時打開箱子時，十分感動。
捐就是捐，要什麽儀式
在李佩眼裏，沒什麽是不能舍棄的。
幾年前，一個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讓小她30多歲的忘年交李偉格陪著，
一起去銀行，把60萬元捐給力學所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各30萬。
沒有任何儀式，就像處理一張水費電費單一樣平常。
“捐就是捐，要什麽儀式。”老太太對李偉格說。
至今，李佩先生客廳裏的茶幾還是60年前回國時家裏的陪嫁。
早年從美國帶回的手搖計算機、電風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懷走後，
寫字台、書、音樂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學的英語教案，捐了。
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為智障幼兒園，她都捐錢。
有後輩說她對待名利的樣子，就像居裏夫人把最大額的英鎊當書簽，
把諾獎的獎牌隨意給孩子當玩具。
直到前年，郭永懷104歲誕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幾十年的藏品，捐給力學所：
郭永懷生前使用過的紀念印章、精美計算尺、浪琴懷表，以及1968年郭永懷犧牲時，
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裝的郭先生遺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鏡片和手表。
如今，這些東西就保留在力學所的304房間，深棕色的門上麵寫著
“郭永懷副所長辦公室”。隔壁是“錢學森所長辦公室”。
錢學森說得沒錯，從辦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蔥綠的鬆樹。
隻是已經半個世紀過去了。
時間拔高了鬆樹，也饋贈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禮物。
當文革結束，她重新恢複工作時，已經快60歲了。她籌建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後更名為“中國科學院大學”）的英語係，培養了新中國最早的一批碩士博士研究生。
當時國內沒有研究生英語教材，她就自己編寫，每次上課，帶著一大卷油印教材發給
學生。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她做英語教學改革，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語言學係主任Russel Campbell稱作
“中國的應用語言學之母”。她大膽地讓學生讀《雙城記》、《傲慢與偏見》等
原版英文書。所有畢業生論文答辯，她都要求學生用全英語做陳述。
很多學生回憶，李佩先生從不大聲訓斥學生，卻有一種“微笑的嚴厲”，
她把最淘氣的學生調在第一排，這種無形的壓力讓人做夢都在說英語。
如今，在中國科學院大學英語係主任彭工眼裏，總給同事帶小點心的李佩先生
做事果斷，是一種“有人情味的果斷”。
金錢、年齡，對她而言都隻是一個數字
這個經曆過風浪的女人，在那個年代做了很多擦邊的事，有的甚至是“提著腦袋”在幹。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學生介紹美國大學招收研究生的辦法，
鼓勵大家申請自費留學。
剛剛文革結束，人才匱乏。李佩就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進過監獄的英語人才，
從事教學工作。事實證明，她的眼光很準。她請出山的“右派”許孟雄，
是鄧小平同誌1979年1月出訪美國時英文文件的把關人。
她還和李政道一起推動了中美聯合培養物理研究生項目，幫助國內第一批自費留學生
走出國門。到1988年該項目結束時，美國76所優秀大學接收了中國915名中美聯合培養
物理研究生。當時沒有托福、GRE考試，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題，李政道在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選錄學生。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興地說，坐公交車可以免票了。
可她沒有一天退休，她接著給博士生上英語課，一直上到80來歲。
中國科學院大學黨委副書記馬石莊是李佩博士英語班上的學生。
如今，他在大小場合發言、講課，都是站著的。他說，這是跟李佩先生學的，
“李先生70多歲在講台上給博士生講幾個小時的課，從來沒有坐過，
連靠著講台站的姿勢都沒有”。
他說，他一生中遇到過很多好老師，但“我見過的最偉大的老師是李先生”。
李先生傳授的不僅是知識，而且是“人學”，人格的完善。
如果一個教育者隻是傳授知識，那無非是“從小硬盤變成了大硬盤”。
在馬石莊眼裏，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閨秀”。她在燕京大學念書，北平淪陷後，
她從天津搭運煤的船到香港，再輾轉越南，進入雲南西南聯大。
她在日本人的轟炸中求學。
她曾作為中國代表，參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聯大會和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
她和郭永懷放棄美國三層的小洋樓，回國上船時把汽車送給最後一個給他們送行的人。
“他們這代人回國為的是什麽？她一生對教育的關心，對國家命運的關心，
不是今天的我們能完全理解的。”馬石莊說。
多年的交往中，他感覺這個老太太淡定極了，從沒有慌慌張張、一丁點邋遢的時候。
“一個人從戰火中走出來，經曆過無數次政治運動，走過大半個地球，中年喪夫，
老年喪女，還有什麽讓她‘不淡定’、‘不沉靜’？”
“100年裏，我們所見的書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見過，而且一起生活過、
共事過，她見過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錢、年齡對她而言，都隻是一個數字。
一個連孤獨都不懼怕的人，還懼怕死亡嗎？”
馬石莊說，老人從沒跟學校提過一件私人的事兒。
隻有一次，老太太給馬石莊打電話，說“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學校”。馬石莊心裏一咯噔，
李先生從沒開過口啊。
原來，李先生住的樓後麵有一間鎖了很久、沒人用的平房，李佩希望學校把鑰匙給她，
她想給小區老人收拾出一個讀書看報下棋的地方。
最近，上海大學的博導戴世強帶來了蘇州豆腐幹，顧淑林先生帶來了大涼山苦蕎米，
李佩送給盧鼎厚教授月餅，八九十歲的老人們像孩子一樣分享美食，
交流怎麽使用微信。
隻是，李佩先生越來越忘事。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裏，她7次提醒戴世強回上海後幫她
買一瓶瑞典出口的藥，臨離開的時候大家才知道她是幫照顧她的保姆要的。
“李先生一輩子哪裏有過私人的事兒！”馬石莊感慨。
他不喜歡用“玫瑰”這樣的詞形容李佩先生，“太輕太花哨了，李先生是永遠微笑著迎接
明天的人”。
一個老朋友也認為“玫瑰”太輕了，她說，李佩先生有極大的氣場，像磁鐵一樣，
能把周圍的東西都吸引過來。
畢業後，馬石莊選擇了當老師，他說，這種選擇是受了李佩先生影響，
“從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師就是這個社會的精神遺傳基因”。
探求“錢學森之問”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從80歲才開始。
81歲那年，她創辦中關村大講壇，從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總共辦了600多場
，每場200多人的大會廳坐得滿滿當當。
她請的主講人也都是各個領域的“名角兒”。黃祖洽、楊樂、資中筠、厲以寧、程鬱綴、
沈天佑、高登義、甘子釗、饒毅等名家，都登過這個大講壇。
大講壇的內容也五花八門：農村問題、中國古代文學史、天體演化、昆蟲、
愛斯基摩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美國總統大選、天津大鼓等等。
“也隻有李佩先生能請得動各個領域最頂尖的腕兒。”有人感慨。
開論壇是極其瑣碎的工作。有時候和主講人溝通，從主題到時間確定，
來來回回要打幾十個電話。確定了主題，她就帶著年輕的朋友在中關村四處貼海報，
她說，不能貼得太早，也不能貼在風口處，以免被風刮跑了。
請來這些大人物講課，全都是免費的。有一次，她邀請甘子釗院士，“老甘啊，
我可沒有講課費給你，最多給你一束鮮花”。甘院士說：“你們的活動經費有限，
鮮花也免了吧。”後來，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買的。
等到94歲那年，李佩先生實在“忙不動”了，才關閉了大型論壇。
在力學所的一間辦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齡超過80歲的老學生，
每周三開小型研討會，“除了寒暑假，平時都風雨無阻”。這樣的講壇延續至今。
有人回憶，在討論“錢學森之問”求解的根本出路時，三個白發蒼蒼的老者並列而坐。
北大資深教授陳耀鬆先生首先說了“要靠民主”四個字，緊接著，鄭哲敏院士說：
“要有自由”。”隨後，李佩先生不緊不慢地說“要能爭論”。
這一幕在旁人眼裏真是精彩、美妙極了。
她和老朋友李政道也探討這個問題。李政道說單用一個“答”字不太合適，
所以用了“求答錢學森之問”。李政道說，學習最重要的是要問，“要創新，需學問，
隻學答，非學問”。
喜歡音樂、年輕時編排過《白雪公主》，演小矮人的李佩先生，
也常和李政道談藝術和科學的關係。
春節時，李政道用炭筆畫虎、畫狗，當賀年卡送她。他倆認同：
“藝術和科學是一個硬幣的兩麵，都追求著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義。”
當然，李佩先生也有發飆的時候，不管自家客廳裏，對麵坐的是什麽大人物。
她反對大學擴招。她反對現在大學減少英語課時。她對坐她家沙發上的一名大學副校長
直搖頭，她反對人民大學辦物理、化學學院，反對清華大學辦醫學院。她反對“北大要把
1/3副教授篩選下去，改革進行不下去”的悲觀論調。
她主張教育不能趕熱鬧。“要坐得住，不要趕熱鬧”。以前這句話常從郭永懷厚厚的
大嘴說出來，他開口講話時笑意總是從嘴上放射到整個臉部。
在她90多歲的時候，她還組織了20多位專家，把錢學森在美國20年做研究用
英文發表的論文，翻譯成中文，出版《錢學森文集（中文版）》。
對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講錢學森，卻很少提郭永懷，旁人說李先生太“大度”了。
我一點兒也不孤獨 腦子裏好些事
她本可以得到很多榮譽，幾十年裏，無數協會想讓這個能量超大的老太太當會長，
她都拒絕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個長壽老人之類的獎牌。
因為訪客太多，李先生家客廳的角落擺了很多小板凳。有小朋友來看她，
八卦地問：“您愛郭永懷先生什麽？”她答：“老郭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人，
不會講假話。老郭脾氣好，不像錢學森愛發脾氣。”
曾有人把這對夫婦的故事排成舞台劇《愛在天際》，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劇，
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人們從她的臉上，讀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演著別人的故事。
這群年輕演員曾拜訪過李佩先生。一位演員說，當他見到了郭先生生前最後一封家書，
見到了郭先生的自畫小像，郭先生不再是那個遙不可及的雕像。他開始明白李佩先生的
那句台詞了：“我等你，你不回來我不老。”
可“不老”的李佩先生確實老了，她的背越來越彎，開始隻是小銳角，後來角度越來越大。
曾經在學生眼裏“一周穿衣服不重樣”、耄耋之年出門也要把頭發梳得一絲不亂、別上卡子
的愛美的李佩先生，已經顧不上很多了。
她曾趴在窗邊送別客人的陽台蒙滿了灰塵，鋼琴很多年沒有響一聲了，她已經忘了牆上
的畫是她曾和郭永懷相戀的康奈爾大學。記憶正在一點點斷裂。
早些年，有人問她什麽是美。她說：“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數學也很美。”
如今，她直截了當地說：“能辦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當麵對她提及“孤獨”兩個字，老人說：“我一點兒也不孤獨，腦子裏好些事。”
“與其說她忙碌，不如說這是一種忘記。”馬石莊評價。
她也過了說理想的年齡。“我沒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隻能幫助周圍
的朋友們，讓他們生活得更好一些。”她淡淡地說。
相反，她感慨自己“連小事也做不了”。看到中關村車水馬龍，騎自行車的人橫衝直撞，
甚至撞倒過老院士、老科學家，她想攔住騎車人，但“他們跑得太快，我追不上了”。
盡管力氣越來越小，她還是試圖對抗著龐大的推土機。
在寸土寸金的中關村，13、14和15號樓也麵臨拆遷命運。李佩和錢三強的夫人何澤慧
院士等人，通過多種渠道呼籲保護這些建築。2012年，北京市政協通過動議案，
要求將中關村“特樓”建成科學文化保護區。中關村的居民們感慨：多虧了這兩位老太太！
澤慧院士幾乎成了李佩先生僅存的老鄰居。院裏的老人紛紛走了，錢學森走時，李佩
先生還能去送行，等到錢學森的夫人、她的摯友蔣英去世的消息傳來時，她已經沒力氣
去送最後一程，隻能讓李偉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傷心的她連續3個月沒睡好覺。
2015年她又給老朋友、101歲的張勁夫送去了悼詞。
何澤慧曾對多次登門、甚至有次坐著小馬紮的溫家寶說：“在這裏住慣了，哪兒也不去
了，除非上八寶山。”
李佩先生也對旁人說：“現在，除了到力學所，我就待在家裏，哪兒都不去了。”
如今，“內心強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來越黏人，有好友來看她，
她就像小孩一樣，鬧著讓保姆做好吃的，離開時，她總是在窗邊看好友一步三回頭地
走遠，一點點變小。
摘下助聽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來越安靜。似乎也沒有太多年輕人願意聽她嘮叨，
知道李佩這個名字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
但每一個踏進13號樓李佩先生家的人都會很珍惜拜訪的時間，會努力記住這個家的
每一處細節，大家都明白，多年後，這個家就是一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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