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dom Walk
此心安處
朱=朱學勤，費=費孝通，李=李友梅（上海大學教授），惠=費宗惠（費孝通之女）
早年為什麽傾向左翼？
朱：有位朋友問你，中國再要出一個費孝通，還要多少年？當時你很清醒地回答說，50年。有這個說法嗎？
費：我說了？噢……我說接班人出不出來還不知道。我想這中間還有一段，中國的事情不能跳，要一步一步來的……我提出要求，骨灰送到太湖裏麵去，避免一切儀式。這也是革命，但一切都要遵照規定的辦法做，難得自由的。
朱：您出來搞社會調查，這麽多人前呼後擁地跟著您，您自己心裏也覺得無可奈何？
費：那是當然的，這是不合調查方法的。
朱：先生當初走的是英美實證主義路子，當中一段被那個巨大的東西吸引過去，到那個歐陸的革命啊，左傾啊。現在又回到英美的路上。
費：回來很容易，被吸引的時候不容易。有一個 tension，張力。
朱：像費達生先生這樣宗教般的熱忱，您覺得她這種熱情來自哪裏？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費：我是瞎說說，我覺得她同她的老師一直有一種感情歸宿在裏麵，後來結婚了。她受《同心結》這本書（是寫她的老師）的影響。她的事情也很有意思的。她的老師同我父親差不多年齡，可是（兩人的感情）一直不說出來，不能說，不能表現出來，隻有他們兩人心裏知道。男的後來說出來了，女的一直沒有說出來，我們也不知道。感情的背後有東西在裏麵，devotion（獻身精神），宗教的 devotion在裏麵。她心裏有個圖像，就是她的丈夫。她現在穿的衣是她丈夫給她買的，她不舍得扔掉。
惠：沒有，她現在已經換掉了，您想象豐富。她開始不肯穿羽絨衣，後來我給她買了一件，她穿上了。
朱：那個學校是不是後來的蘇州工學院？
費：是滸墅關學校，現在並到蘇州大學。她還是名譽副校長。
費孝通（1910-2005）和姐姐費達生（1903-2005）
朱：當時那些人實踐實業救國、工業救國、教育救國，都是非常實在。我們就從這個話題講起，您說當時的知識分子您看不慣，庸俗。另外您覺得也有些很好的知識分子，像丁文江、翁文灝這樣的人，但是太少，丁文江您見到過嗎？
費：沒有。
朱：他跟您不是一輩人？
費：不是一輩，他比我長一輩。我們都是清華的，可是我沒有見過他。我完全是民國人，他是前清的。而且我是一個新學派，我父親帶來的新學派，從來沒到私塾裏麵去過，也沒念過《三字經》、《百家姓》。
朱：您的文集裏麵，還有青年時期的文學作品，有些是小說。我想您青年時期喜愛文學，曾經可能想過做小說家，受“五四”以後左翼文學影響比較大。
費：對。郭沫若，那時叫創造社。我最佩服的是鬱達夫，我認為他的文章比郭沫若的好。郭沫若我到底是不喜歡的，到後來我們接觸很多，我還是不喜歡他。他很低的，鬱達夫是高的。鬱達夫寫的東西是有人性的。郭沫若他聰明是很聰明，腦筋很好，但誌向不大。鬱達夫有文人的東西表現出來。
朱：像先生這一代的人，後來被左翼吸附過去，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不是跟青年時期受左翼文學的影響有關係？
費：有，要求進步啊。同她們（指陳群）一樣，要時髦呀。這都是相同的，可是內容不同了。進步文學，要求進步。
朱：您大哥當時參加革命時是大學生嗎？
費：是大學生。上海的南洋大學。大概有五六個（共產黨員），我知道的。裏麵有一個變成國民黨，後來做江蘇省省長。陸定一並不是這裏麵最好的。我大哥是帶頭的。還有一個是翻譯亞裏士多德的，商務印書館出的亞裏士多德的書都是他翻譯的，他是直接從希臘文翻譯的，我叫他稀有金屬（中國沒有幾個），叫吳壽彭。他自然科學也懂，詩也寫得好。是表現中國士大夫的一個人，我很佩服他，一直到後來我都同他聯係的。
“飛機上”掉下來的血人
朱：1930年代您受社會學的係統教育，而且當時下決心到瑤族這樣偏遠的地方去，這種精神氣概現在的知識分子都未必有啊。
費：那時還是個探險家。我這本有關 Park的書要好好看，有很多意思在裏麵的。
朱：那次您在瑤山受了難，王同惠老師去找人援救，您在山裏麵困了一個晚上，我看了真是驚心動魄，一個學者有過這種經曆！您現在還想得起來，那天晚上，您腦子裏有什麽念頭嗎？
費：那次不是在洞裏，是在平地上踏上機關，一下子被石頭壓住，整個腿不能動了，差一點打在腦袋上，我就完了，也就絲毫之差。我大難不死，我的老婆替我死了。這一個晚上，我是痛啊，我不是神聖呐！後來我決心爬下去，她死沒死，我不知道，我要見她一麵！我自己撐著地這麽下來，從山上一半是滾下來的。到後來看見一頭牛，我想有牛就一定有人，當時腦筋還清楚，我就守在牛旁邊等。
朱：天也快要亮了，您爬了一夜？
費：是啊。手腕、全身都是血。跟瑤族人話也不通，他以為我是飛機上掉下來的。他把我背回去，這個人還在，他背我回村子，這個村子現在還在。這家人家還在。背出來……我等王同惠的消息，等七天，真難過。他們瑤族裏麵有個巫師，他可以知道在什麽地方。
朱：他可以通靈的？
費：是，他每一條路都在心裏麵跑一跑，他說王同惠在水裏。我做夢也做到“誌在水中”。變了個迷信嘛。後來，找了七天，在水裏找到。這七天不好過，我想死了，沒有希望了，我身上帶了藥的，什麽藥我都吞下去了，我想死了算了。藥全部吞下去後，還有一瓶消毒的酒，我也全喝了，結果全吐出來了。
死不了，我就決心活下去，走出來。她是在山澗裏找到的，現在安葬在北京人民公墓。這裏麵故事長了，你們可以當故事來聽，我都沒有寫出來。這樣，一個死人，一個活人，就出來了，他們開山開出來的，根本沒有路。
出來到桂平，接下來都是奇遇。來了個燕京的老朋友，他自己從廣西趕來，他叫黃石，是個怪物。燕京大學分兩種人，一種是紈絝子弟，有錢的。還有一種窮的，不住在普通宿舍裏，他們不交費的，住在閣樓上，黃石就住在閣樓上。他是個奇奇怪怪的人，很有義氣。他從廣西趕來，把我的事情都包下來了。我一個熟人都沒有，廣西給了我一筆撫恤金，我交給他，讓他處理我愛人的身後事，我是不能動的。
後來，又來了一個東吳大學的老朋友，叫孫寶剛，是個民社黨，是張君勱傳給他的，他參加第二國際的。他跟我在東吳大學同房間的，我有一篇文章《64號的早上》就是寫我們的事。我們當時搞運動，非基督教運動，通過惲代英、蕭楚女。
朱：都是留法的學生。
費：孫寶剛當時同張君勱在廣東的一個什麽學院，知道後趕來桂平，他把我背出來，順著西江坐船到廣東，他照顧我從廣西一直到梧州，送我到了醫院。大概路上耽誤一個月，痛得還要厲害咧！
當時到廣西大學，這些都是跟神話一樣的，有個叫馬什麽，很有名的，送我到醫院。醫院裏麵來了一個人，這個人是個物理學家，我們認識的，他知道後來看我。
之前不久，廣西大學出了一個事情，一個化學家在試驗炸彈，他愛人開門進去，他一抬頭看見愛人，手一亂，炸彈爆炸，看見愛人被炸了，他一下子就跳樓，也不想活了。他跳樓摔傷，來了一個土郎中把他的骨頭都接好了。我去了，他們就叫這個土郎中來看我的傷，我和這個化學家情形一樣的。他看了我整個身體，說不要緊，要把我的骨頭拉出來，拉得出來就好了，可是你得忍痛。這個拉可是痛得不得了。他有武功的，有力量的，可是拉不出來。他說那就出不來了，到現在還是這樣呀。他拉的時候我才知道什麽叫痛了。他給我吃了一粒紅的藥，說“吃了之後不要緊的，你還能活的”。
然後，又從梧州到廣州，到廣州送到仁濟醫院，他們用外國辦法，開刀。開刀搞了半天也拉不出來，隻好放棄。在廣州養了半年，到上海又看了個有名的骨科醫生，他說你前麵的醫療都對的，隻能這樣了。他出了個辦法，在鞋裏放了個東西，走路可以好一點。靠這個東西，我到英國去了。從廣州到蘇州，到開弦弓村搞江村經濟還拄著拐杖。所以我決定把這個事做到底。我“丁集”裏的第一篇文章，觀點還是對的，《花籃瑤社會組織》把基本的社會組織搞出來了，我也沒有老師教我，無師自通。
去英國：從人類學到社會學
朱：當時到英國是庚子賠款去的？
費：是。我是清華的關係。Park來了之後，我們分散到下麵。我畢業後被送到清華去了，學人類學，什麽是人類學我們也不懂的。Park是人類學出來的，他的實地調查的辦法是人類學裏出來的。人類學在中國隻有史祿國。史祿國這個人講起來也很有意思，他是個俄國人，是個帝俄時代的年輕人，還沒有打仗時，他到西伯利亞來調查。他這個人知識豐富，什麽都懂，受的是德國的大陸式的嚴格訓練。他的家庭不錯，是俄國的上層，是個百科全書式的人。
Park提出來要在生活裏麵出學識，生活裏麵出理論。實際調查最好是人類學。Park的女兒也是學人類學的。這條路講起來長了。在燕京，吳文藻同他們都不對的，他是清華畢業的，應當回清華的，因為冰心到了燕京。他們夫妻倆以冰心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這樣，吳文藻是被愛人帶過去的，在燕京大學他沒有勢力，在燕京靠老婆。後來出了燕京，他才出頭。吳文藻的一生也複雜得很啊。我們燕京大學是跟老師的，一個老師帶幾個好學生，我是跟吳文藻的。社會學和社會活動家是不同的。社會活動家他們講不出道理的。
李：這個一直影響到我們這一代人。
費：吳文藻想派學生去學人類學，作為基礎。我認為李安宅作為一個學者是成功的，他後來搞西藏研究，叫邊政學。
當時，史祿國是人不知而不慍呢，沒有人知道他，不懂他。他當時在西伯利亞時，俄國發生十月革命了，突然麵孔都變了，同我們一樣，他就回不去了。後來他被派到海參崴大學，東方大學，什麽原因我不知道，他被流放到中國。到了上海，傅斯年把他挑了出來，可是沒有人懂他。是寶貝咧！
吳文藻的主意，他要培養一個人類學出身的人，從頭開始。於是找史祿國，他很不容易找到，他先在上海，後來到清華，怎麽來的我不知道，也複雜得很。吳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對的，搞不到一起的。吳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較遠，想從這裏麵打出一個基礎來，通過 Park這條思路，創造中國這一派。他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夠，他就培養學生，就把我送到史祿國那兒。
史祿國要我接受歐洲式的訓練，開了三門基礎課，體質人類學、語言、文化。體質人類學是先學動物學，清華有個很好的生物係，生物係裏麵有一間實驗室，很漂亮。整個房間都是死人骨頭，成天摸骨頭。研究history of human body，真的下工夫的。我用一年的時間念完。
我的生物基礎本來有的，談家楨曾教過我，我當時在東吳大學一年級，他是四年級，他給我們批分數。在清華，有兩門課沒聽懂，一個是胚胎學，就是發生學，現在來看是個生物工程。他給我受的是很優秀的訓練。他（史祿國）有道理的。講到語言、符號學用到社會學裏麵，我沒有興趣，他的意思是叫我進語言（符號學）這條路，這裏麵可以發展很大。這裏可以跟 Park的東西連起來，Park有兩層，從Symbiosis到Consensus，共識就是 language communication，人類學的開始。
朱：在清華跟史祿國受訓練是幾年？
費：兩年。他對我好極了，應該說他救了我的命。他特意給我做了一雙靴子，為了我的社會調查。
惠：沒有這靴子，他的腳就完蛋了。
費：他有經驗，他自己去瑤山調查過。這裏麵又複雜了，靠吳文藻同張君勱的關係，再聯係到李宗仁，否則進不去。完全脫離政治是不行的。到廣東把《花籃瑤社會組織》寫出來，現在我認為社會基本結構是從家屬出發，從親屬關係到民族關係。
朱：是庚子賠款的錢？庚款培養了中國第一代西學的骨幹。
費：是。要公開招考的，我是考出來的，要成績優秀才可以出去。考兩次，筆試和口試。我保留我出國的權利，先去搞社會調查。史祿國在國際上有地位的，他的學生出去，不能給他出洋相的。所以他說，你要出去，要寫論文，論文的資料必須在中國弄好。蘇聯崩潰以後，我到英國去，他的一個老朋友說，史祿國恢複名譽了。他還是記得我是史祿國的學生咧！所以，我是靠老師的牌子啊！
我準備出國，回到蘇州休息，準備出國事宜。休息期間到江村去了，所以我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我本沒有打算在江村做調查。從上海到倫敦，一路上時間不少，我把它寫成初稿，帶到英國去了。到英國，馬林諾斯基的第一個博士生菲斯接待我。當時他（馬林諾斯基）在美國開會，他是倫敦大學的代表，參加哈佛大學三百周年紀念會。吳文藻作為燕京大學的代表也去了，他們都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是一家人。馬林諾斯基當時還沒碰到我，吳文藻講給他聽，他有個學生到英國，馬林諾斯基心中有數了，否則我不會碰到他做我的業師。
倫敦很潮濕，對我的傷不利。菲斯叫我先多學英語，在英國要一個老師承認你是他的學生，這不容易。菲斯隻是我的reader，他問我準備了些什麽東西，我把瑤族的東西拿出來，又把江村的東西拿出來。當時人類學正發生變化，從研究原始民族轉到研究發達民族。
他一看我江村的東西，正好對上，他叫我不要去搞瑤族，搞江村。我起來也是靠這個變化，不是我創造出來的。他們變，正好我碰上。後來菲斯的方向也變了，他到馬來西亞，研究漁民。他本來也想跟我到中國來。所以，菲斯是我的director。後來上馬林諾斯基的課，課後叫我去喝茶，英國製度喝茶很重要的。喝茶時，什麽也沒問，就問我住在什麽地方？我住在普通人家，10個先令一星期。他一聽，叫我搬家，房東是一個英國人類學家的女兒，她嫁給一個軍官，軍官死後，她的pension很高的。
李：一戰死掉的人，國家給的撫恤金很高的。
費：她是個年輕寡婦，沒事做，就往來於文化界，馬林諾斯基同她很好，叫我搬到她家裏麵去住。在我之前住在她家裏的，是尼赫魯的女兒，後來做總理的英·甘地。這一段很有意思的，她規矩大得很，馬林諾斯基要我搬家，就是要我聞聞英國上層的味道。我很不適應，她要我一道喝茶，一道吃飯，她的客人來了，要我坐在她的旁邊，聞一聞咧！我那時年紀輕，隻有二十五歲，還是很容易接受的。可是，有一次不行了，她叫我穿禮服參加 party（晚會），我沒有禮服就沒有去，她就對我大有意見。後來，打仗了，我同老師說不一定有足夠的錢，於是他同她說了，把我放出來了。
朱：那時一個庚款的學生一個月是多少錢？
費：100美金。大概40多英鎊。夠用了。禮服，我不會去，鄉下人。我最怕同老太太講話。
朱：您說的是美式英語還是英式英語？
費：我去的時候是美式英語。馬林諾斯基的 seminar裏麵什麽英語都有，非洲、亞洲、美洲，是個 international。《江村經濟》就是在倫敦寫的。
回國：省下旅費做研究
朱：您到英國的時候是哪一年？
費：1936年。1938年回來就到雲南搞雲南三村。Earthbound China，這個是馬林諾斯基起的名字，本來是想給我的《江村經濟》起的名字，後來說不要，等你回去再寫一本叫Earthbound China。earthbound是被土地束縛住的意思，這個很難翻，不是中國人的英語。
李：我在法國的老師寫的是《被封閉的社會》，是寫被一個深層次的關係給束縛住的社會。
費：《鄉土中國》這本書翻譯成英文是最近的事，沒有多少年，我給它起的英文名字是From the Soil。
朱：到了西南聯大，燕京和清華的隔閡打消了嗎？
費：燕京已經不是燕京了，燕京是外國的東西。西南聯大的時候就是中國的，雲南大學（校長）是清華的熊慶來，他請吳文藻去組建社會學係。吳文藻很有用心，他到 Oxford去一趟，與路德林賽見麵，路德林賽與中國關係很好的，他們帶吳文藻去看伍爾梭斯大學，他想把他們的製度學過來，New Tutor System，但是到了雲南大學，沒有辦法發展。
後來冰心不願意在雲南，她的朋友顧毓琇——我現在是說閑話——顧毓琇想追冰心，沒有追到。冰心厲害，看中吳文藻。吳文藻一生受她影響。我的看法，他一直想自己獨立出來。所以他想搞一個英國的Tutor System。後來勝利以後，要派一個中國代表駐日本辦事處，這個代表的名字我不記得了，他後來到台灣去了，他把吳文藻帶去了，先到重慶。他把我們丟下了，我什麽都沒有了，沒有依靠了。這一攤子都丟給我了。
朱：這反而成全您，讓您獨立創業了。
費：給我創業，但是這個station不能繼續下去。他是教授，我是做研究的。我到了昆明後，先管這個係，我最好的一個助手張之毅，我培養了出來，他是個大學畢業生，《雲南三村》裏麵有兩篇是他搞的。是魁閣裏最成功的一個。我培養的人，一個張之毅，還有一個史國衡，沒聽我的話，我給他出書，什麽都弄好了，弄他到哈佛。
朱：當時您在雲南的時候，燕京還在北京？
費：燕京還在北京。司徒雷登去做大使了。你們曆史知道一點，吳文藻到了重慶，我在雲南沒有用雲南的錢，也沒有用燕京的錢，用的是中英庚款。所以我的愛人很生氣，人家工資都很高，我是沒有工資的，拿津貼。
我在英國早就準備回去不要錢，我想回去要打仗嘛，我要做研究，在英國的時候，100美金一個月，我可以積不少錢。回國的時候，他們給了我一筆回國費，叫我坐二等艙，當時是70多鎊，我想了個辦法，坐四等艙，16鎊就回到上海。我就拿這筆錢來做研究費了。
在路上碰到一批溫州人，溫州模式是從這兒開始。溫州人同我談得好極了。他們講給我聽，溫州人那一套，為什麽到外國去，出去之後怎麽樣，他的思想講得很清楚。我回國之後沒有同他們發生直接關係，但這一段的曆史對我有很大的影響……中國的華僑厲害，我寄托希望於華僑。將來，華裔要發生一個大作用。中國自己被earthbound，一開放就出來了，你看得諾貝爾獎的都是華裔。我相信中國有人才資源，可是沒有發展人才的條件，因為earthbound，一旦一不bound他就出來了。這一次我們能複興，華僑力量很大啊。
朱：改革開放，這麽多資金進來，華裔作用很大。俄國人很羨慕中國這一點。當時的政府也怪，您不拿工資，您拿庚款做研究，政府就不給你開工資了？
費：不開了。我的老婆有意見的。因為我們寄托在雲南大學……後來，到美國去一趟，《初訪美國》。同楊慶堃又見麵了，他和我都是 Park的學生，關係都連起來了。
（此時費孝通姐姐從滸墅關來吳江，兩位九旬老人擁抱，互敘親情）。
費：她們一起到滸墅關。潘光旦的夫人是滸墅關的，同我們都熟的。我一個舅媽在滸墅關做事情，她們是同事，你也不知道的（指費宗惠），也是很好的朋友。我這個舅媽很喜歡我的。舅媽的曆史也很有意思，我的舅舅在清朝的時候，演舊戲，戲裏有個情節，是一刀捅在心口，結果真的被一刀捅在心口死了。我這個舅媽對我很好的，很喜歡我。一個人的一生裏麵，小的曆史影響很大。
從美國使館到西柏坡村
朱：您是在抗戰勝利以後，從雲南回北京的？
費：這裏麵發生了聞一多事件。
朱：我就想問那段時間。
費：我開始出訪美國，這是羅斯福想出來的，他想請中國十名教授訪美。費正清的夫人是管我們的，我跟費正清的關係是從跟他夫人的關係開始的。
朱：當時，羅斯福邀請十教授訪美，可能也有意識地培養國共之間第三種力量。
費：不管怎麽樣，清華大學是美國人庚子賠款辦的，同化知識分子他要找一批。蔣介石很厲害，這方麵他還很開明，讓各校自己推選。我的校長是熊慶來，吳文藻正好走了，當然輪到我了。雲南大學要找一個講英文而且外國人認識的，隻有我了。我同台灣太平洋學會，它本來是個進步團體，後來變為麥卡錫主義，反華了。出去之前，要我們到中央訓練團去訓練一番，我抗拒不去。弄得很尷尬。美國支持我。美國領事館都是我的熟人，後來聞一多事件，我還躲到美國領事館。
朱：聞一多事件還波及您啊？
費：已經上了黑名單了。當時布告都貼出來的，也到我們家裏麵來的。特務在雲南大學靠近我們宿舍的圍牆上打了個洞，預備隨時進來。那時我已經去過美國一趟了，我同美國已經建立友誼了。我、金嶽霖兩人同費正清夫人很要好的。從美國回來加入的民盟。羅斯福還是發生作用了，他要搞一些民主傾向的。
朱：我還看了您對“二戰”勝利的性質的理解，您說那是平民的勝利，您那時的文章寫得很好。
費：我那時是知識分子的頭頭，經常發表政論。符合知識分子的心理，符合知識分子要求的水平，又要西方，又要中國，我兩麵都有了，所以那時是知識分子的代表。我當時是中國最好的columnist（專欄作家）。
朱：您那時的時論、政論寫得好，有點像 Park所說的 BigNews（大新聞）。
費：那時是我的社會活動和我的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權。
朱：今天看來，您還是對的。
費：我一生超前啊……一直到西柏坡，我去參加。第一次看到毛澤東，我佩服他。
朱：您的變化是從那時候開始的？親眼看到他，覺得他有魅力。
費：他講得是好啊！中國知識分子還是他呀，他的詩詞、文章多漂亮啊。
朱：您應該既見過毛澤東，又見過蔣介石？
費：當時初訪美國時，不是叫我去中訓團嘛，我本來不去，後來講價錢，我去了一個星期，到一到算了。那麽，這一星期裏麵，他（蔣介石）請我們吃飯，跟我們談話。他問我，費先生讀什麽書呀？我說我讀我這一行的書。他說，你得學點中國東西呀？我說我中國東西不通。我根本看不起他。因為從我大哥開始，都是反國民黨思想，吳晗、聞一多同我們都一樣的，反對做官的。我們當時都講清楚的，不為做官，回來教書，知識分子要還我知識分子本來麵目。所以我一直到最近退下來，才還我知識分子本來麵目。
朱：在西柏坡住了多長時間？
費：一個多月。
朱：參加民盟是怎麽回事？
費：從美國回來之後，我成了民主人士，民主人士是人家封我的，我當時說我們不要設黨的。民主教授是學生封出來的。
朱：那時侯的民盟主席是沈鈞儒。
費：我跟他們沒關係。我隻跟潘光旦、聞一多一起。我常到潘家去的，其他人我不管的。吳晗的愛人是共產黨，所以吳晗是民主人士裏有共產黨傾向的。
朱：聞一多的案子，現在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底下的特務自作主張殺他的，不是重慶的高層的決策。另一種說就是蔣介石下的命令。
費：我想是底下人做的，沒必要嘛。我跟民主黨派，他恨我們，他們也看出來失民心是從知識分子失的。他們失人心就是從知識分子開始的，我們這批人就鬧，我也從這裏麵出的名。
朱：那時章乃器、羅隆基……
費：我們都不是一派的，他們是民盟裏麵另一派。
惠：民盟裏麵也很複雜的。
費：一種就是要做官的，羅隆基是兩派之間的人，我們這一批人是不要做官，要民主，要議政。張瀾、章伯鈞都是想執政的……
朱：那時跟胡適有交往嗎？
費：胡適隻是認識，到美國見過。他已經從大使退下來，他是大隱隱於市，隱居在紐約。我到他家裏麵去吃過一餐飯。
朱：那時學潮迭起，學生跟著這批民主教授走的？
費：我們的力量在學生裏麵，學生把我們捧出來的。實際是共產黨在學生裏。胡喬木先到清華的，雲南大學也有很多，但雲南大學不重要的，西南聯大很重要。
朱：先生對羅隆基的印象？
費：他是想做官的人，政治興趣很濃。是中國傳統的……想執政的。我們是想影響政治，希望聽我們的話。馮友蘭也是這樣，為王者師。
朱：那個時候民主教授起來抗議國民黨，跟抗戰以後教授們生活狀況惡化有沒有關係？
費：有關係。我們窮得要命。我為什麽寫文章？家裏麵米不夠了。我是擺攤頭寫文章。雲南大學下麵有個茶館店，我就坐在那兒，這不是擺攤頭嗎？他們都到那兒來找我要文章，當天拿去，第二天報紙就出了。以稿費維持生活，薪水一半不到。最苦的時候她（費宗惠）來了。這段時間寫的文章還不錯，有活力。這一批知識分子我們都認得的，同學啊，朋友啊，講得通的。
朱：當時去西柏坡是怎麽一個去法呢？
費：這個內幕不知道了。被挑的人，有我、雷潔瓊的愛人、張東蓀……
朱：張東蓀那時候跟共產黨的上層有聯係的。
費：他是政治活動家。
朱：那時你們在哪兒？
費：在北京。聞一多事件之後，差不多殺到我了，美國領事館把我救出來的。領事館的車子開到雲南大學來救我，車子一開出去，特務就到了家裏麵了。我是到校長家等一等，東西都給特務拿走了。發生事情的前幾天，美國領事到我家裏麵來，我們都很熟了，他跟我說危險，必要的時候會派人來找我。是我叫我的學生趕緊去領事館報信，馬上汽車就來了。我先抱了一些東西到校長熊慶來家躲一躲，我是從校長家上的車，再把她們兩個救到車上，到美國領事館，住了好幾天。這個講起來又複雜了，美國裏麵又分裂了，兩條路，領事是站在史迪威將軍的路線。
朱：就是對國民黨很不滿意，保護民主教授。
費：司徒雷登是我的老師，他是我和王同惠的主婚人。所以都是幫我的。但是美國的國務院不支持。後來，這個領事被開除，我第二次到美國去還碰到他。後來，國民黨又到梅貽琦家裏找潘光旦，梅貽琦一看不對，趕緊去領事館講，領事館又重新叫我們進去，進了兩次。後來還是司徒雷登出來同蔣介石講“這樣不行”。蔣介石說不是他的命令，耍賴了。
後來國民黨教育部有一個潘光旦的朋友，他派人把我們從領事館接出來。接出來到了南京，潘先生有人招待，我沒有人招待呀，一下飛機，不知到哪兒去。正在猶豫，出來一個人，是個民主鬥爭的時候幫我們的同情者，我那時也膽子大，就跟著他走了，住到國民黨的警備司令部的一個旅館。這個人實際上是共產黨派來的，他一直等在那兒。然後就到英國，本來是要到美國，但當時美國杜魯門上台，費正清的愛人說到美國去不行了，她想出個辦法，到英國去，作為 distinguish guest（傑出客人）到英國，呆了一個季度，英國戰後窮得不得了，所以寫了《重訪英倫》。她們（女兒和妻子）在滸墅關。我回來後就到清華大學。然後從清華到西柏坡。
鄧小平：要去哪個大學就去哪個！
朱：上次在吳江談到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這段脈絡基本上談得很清楚了，接下來是否可以順著曆史的脈絡自然而然往底下繼續說？剛解放的時候，給您安排的什麽職務？
費：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我的生命路線的選擇，不是我選擇的，是共產黨決定的。向哪一條路走？當時有好幾條路呢。一條是做教師，在清華是我做事裏麵生活最安定的一段時間，待遇啊、條件啊都很好，朋友很多。當時彭真與李維漢爭我，彭真想給我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的職位，後來李維漢把我要去了，他是統戰部的，他地位很高，在江西南昌起義時被稱為“羅邁”，他權力很大，總理下來就是他，他是總理的秘書長。我本來是文教委員會的委員，後把我調到民族委員會。
朱：從文委到民委？
費：對，這是一個大變化，這決定了我不少事情。
惠：1950年到中央訪問團，1951年脫離教職。
費：先是做中央民族訪問團的副團長，正團長是劉格平。兩個副團長，還有一個是夏康農。我們是西南訪問團，在重慶碰到鄧小平，這是第一次見到他，他人很不錯的。在西柏坡時沒有碰到他。我分管貴州，很高興，為什麽呢？因為我是搞人類學的嘛。因為我懂一點民族，他需要一個人搞這方麵的事情，想聽聽我的意見。我們同李維漢處得很好的。他是賞識我的人，知識分子是要別人賞識的，李維漢是共產黨裏麵第一個真正賞識我的人。這一直影響到我後麵一些事情。我的仕途就這樣開始了。
我講講我的政治曆史。最早開始是在西柏坡，那時民盟裏麵同我比較熟的是張東蓀，張君勱同我很好的，但他是民社黨。我覺得民社黨不好，我要留在民盟。在民盟裏麵，我和張東蓀最熟。
朱：插一下，張東蓀的案子是怎麽回事，怎麽會把他說成是個特務？
費：當時不知道。他對我不錯的，但我不太買他賬。我在燕京大學時旁聽過他的一門哲學課，我聽不出什麽道理，到考試的時候，他給我70分。我從沒有70分的記錄的。我是記得他的賬的，他如果給了我90分，我就服了他了。這很有意思。他同我一直不錯的，我到西柏坡去，就是真正成立聯合政府，共同綱領就是這時寫的。他帶我一同到西柏坡。
惠：怎麽會找到你呢？那時民主教授很多的。你看雷潔瓊是因為她有一段對抗國民黨的曆史，你那時要不就是因為在雲南上黑名單的事？潘光旦沒去吧？
費：沒有。儲安平想去，沒有去成。他還怪我怎麽不叫上他，他也不知道內幕。但我們知道背後肯定有一套東西在運作。儲安平當時住在我家裏的，他在上海出了事情就躲到我家裏麵。他還說我，為什麽不帶上他？
惠：我也一直疑惑，為什麽會找上爸爸？不找你的話，又是一個情況。
朱：不找他的話，一輩子就是做一個教授。
費：是。這是我的第一次變化，第二次就是李維漢把我挑出來。後來第一屆政協我參加了，再後來搞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我參與寫憲法，這都是跟李維漢的事情。我與政治的關係，首先是張東蓀把我引到西柏坡。他是帶隊的，還有雷潔瓊和她的丈夫嚴井耀，加上我，一共四個人。
朱：那很奇怪，當時比費先生更有知名度更有影響的人還大有人在啊。
費：多了。是各個地方分批去的。香港也進來一批，我的大哥哥從香港接的他們，先坐輪船到東北，再到西柏坡。我們北京的人就四個。那時北京周圍都解放了。
朱：那您跟儲安平的關係很不錯嗎？您那時發的很多好文章都發在他的《觀察》上，那時文章寫得真好啊！
費：我跟他的關係也很有意思。我從英國回來到北京，儲安平是潘光旦的學生，他去找潘光旦，要辦《觀察》雜誌，潘光旦說找費孝通吧。這樣他來找我。我那時有《大公報》，還有我哥哥費清辦的《中國建設》，我有兩個雜誌咧。本來是一報一刊，這樣就一報兩刊，加一個《觀察》。他還是很厲害的，是個Manager（經理），他懂得市場，很精明。
他在北京的支持是我，我是支持他的，我寫文章也是（掙）我的生活費。他這個 Manager很闊的，一點不吝嗇的，他懂得收買知識分子的人呐！用金錢來交易，物質、精神雙方都有。我們結交之後，每個星期都有我的文章。有好多我都不署名的。
我從英國回來，田汝康在那兒搞一個援華協會，英國的左派知識分子辦的一個很出名的雜誌叫什麽馬丁，他們有一個圈子，田汝康和他們接頭的，我第二次到英國，就住在田汝康那兒。
幫助中國最厲害的是路德林賽，後來我到他家裏麵去，他帶我參觀議院，他是上議院的。他們這一批英國的援外派當時也很賞識我，每個星期，把英國主要報紙內容複製下來寄給我。所以我的信息資源快，人家都沒有這個資源，用航空信寄到我家裏。我的筆也很快，來了就寫。我的看法也代表他們英國那一派的，左派。
英國左派主要是費邊社、韋伯夫婦等，我是倫敦LSE出來的，有這批人捧我，給我資料，這個很重要的。後來美國的 Time《紐約時報》，說我是中國最厲害的 columnist。我在外國的地位，光靠一個人類學，我的老師的知識還是不行，還有一個政治力量支持我。到了解放之後，我在外麵的這個力量逐步消失了，一直到現在全部都完了。
朱：當時儲安平跟您是一個什麽狀況？
費：他當我是他的最大的助手了嘛。
朱：您是他的撰稿人。
費：實際我們很熟了，我也很信任他這個人，他的觀點同我一樣的。他也是倫敦 LSE的。知識分子隊伍都是差不多的，都是逼上梁山的。他上海呆不住,到北京我家裏去了，關係到什麽程度，很深的。搬到北京之後，解放之後，還是繼續維持這種關係。當時比較傾向於共產黨的知識分子都被我領過去了。北京市市長彭真對我很好的，他們這批人我都熟了，鄧拓、吳晗、廖沫沙等都熟。他們因為我是黨外接近共產黨的人，所以對我都特別好。
李維漢把我拉到民委去，所以抗美援朝，我都沒有參加，我都到少數民族地方去了，兩年。貴州呆了一年，回去之後我同李維漢說，我還願意去。他說，“好，你信任我！”我就又到了廣西。算是中央人民政府派的，因為李維漢是中央秘書長，中央訪問團是李維漢掌握的，把這批人放出去研究民族問題，背後是總理。總理同李維漢的關係很密切。到了西南就見到鄧小平了。
朱：當時鄧小平是作為地方長官見你？
費：他請我們吃飯，開西南政務會議也請我們參加的。我覺得鄧小平一直很厲害。我們大家的民族觀點是強調民族的差別，不要一樣待遇，要承認少數民族同漢人不同。他加了一句“不要強調得太厲害了”。他這點看法還是厲害，同當時的思想，當時有一種風氣是少數民族自居，他認為要擺穩，漢族還是主體，要擺穩民族關係。我記得我們兩個人吃飯的時候，他同我講這個事情。
朱：那麽1978年他複出再起用您的時候，他還記得不記得這件事？
費：他當時想留我在西南，中央訪問團要結束了，他同我談的，“你不要走了，你要哪個大學，我給你哪個大學！”當時有個華西大學，他想讓我去做校長。李維漢不同意，要我回北京。但鄧小平複出後，他沒有提過這件事。
社會學沒有一級教授
惠：回到北京就到民族學院了。西南一跑回來，就開始籌備民族學院。
朱：當時院長是誰？
費：烏蘭夫。
朱：那當時民族學院的地位要比現在高。
費：那是第一的，說起話來可以通天的。
惠：民族學院的學生都是各個地區來的，學生待遇比其他學校的待遇高得多，全部國家包的。
費：這裏有個小插曲。1952年要院係調整，1951年就提出來了，是陸定一講出來的。他說都是你們反對，所以推遲了一年。他到清華，我是帶頭反對。1952年他們決定了，早就不想要社會學了。當時教育部的錢俊瑞，他說教授要排級的，我們這批人應該一級嘛，錢偉長一級，我同他應該一樣。可是他說社會學不能給一級，所以我到現在還是二級教授。
惠：1952年院係調整的時候就取消掉了社會學。
費：我的薪水為什麽比錢偉長少一點，就因為這個。最近統戰部要給我恢複一級教授，我說算了，二級很好，我這個二級教授出去，人家說中國水平高啊，像我這樣的還是個二級教授。我說舊案不要翻了。
朱：就這樣您就做民院的副院長，實際上主持工作了，烏蘭夫不可能管那麽多。
費：我在民族學院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找一批教授，他們不知道要找誰呀，那麽我開單子要，通過中央的力量，把曆史、語言兩門打穩了，到現在還靠這兩門，這兩門最強。當時要教授還要搭幾個人，搭兩個社會學的。當時專門攻西北的曆史、東北的曆史、西南的曆史都有人的。可是請了這麽多好教授來了，沒有人願意講中國民族史，這是一門基礎課。沒有人願意講，他們說沒有學過。隻好我上台，我很用功，看書啊，搞出一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出來。講了大約一年。不過我的講稿現在找不著了。
朱：您在上海大學講過，和錢偉長搭配得很好。
費：1952年之前，我和錢偉長在清華一個管文科，一個管理科。還有一個教務長是周培源，頭頭是葉企孫，他是個好人，是被人害死的。
朱：實際上1949—1952年是在管清華的事。
惠：從1952年以後到民院，民院開始建起來了。當時在搞基建，所以1952年在城裏住了一年。
費：房子蓋好，教授找好。總務長是個老紅軍，吳家兵（音），真正的長征幹部，他是個好人，典型的紅軍。
朱：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是什麽時候？
惠：副局長和民委副主任基本上是在1956-1957年這一段時間。
費：是，一年連升三級，紅得發紫。
朱：民委副主任相當於副部級？
費：我在專家局時提出知識分子問題。李維漢說就是你提出之後，裏麵覺得要搞知識分子問題，搞大了，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
惠：其實知識分子問題，在知識分子改造的時候就提出了，在清華的時候就開始了，然後才是公私合營。肅反－改造－合營是這麽一個過程，你把時間弄顛倒了。你再提出知識分子問題那是後來的事了。他們說你是改良主義。
1957：大哭一場，大笑一場
朱：從1950年代初，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那個時候你是什麽感受？
費：我也要改造呀，心悅誠服，而且覺得很懂了，應當怎樣說話，怎樣批判，我有一套東西的。我要做樣子出來讓大家都這麽做，示範性的。這個我一直到現在都認為我有罪的，我對知識分子不起。
朱：寫《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的時候，那是反過來幫知識分子說了一些心裏話。
費：在寫文章的時候，我是客觀主義。知識分子到底什麽樣？我是專家局的副局長，專門研究知識分子的，其實他想出來，就是要搞知識分子。所以是我向徐冰講的，他沒想到知識分子要搞，是我提出來的，我就明白裏邊提出來要搞知識分子。我要解決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我感覺到知識分子是個問題，要研究，那麽我自己去研究，寫了點東西，有一點兒出來了，到比較熟悉的知識分子客觀存在的樣子，我摸出來了。
我對知識分子也看穿了，沒有多大本領，都是假的本領。自己吃飯的本領有，真的要管理世界的本領沒有。那麽再下去，就是《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我是主張慢慢改，要同馬克思主義合流。我以為會聽我的，周總理對我還不錯的，我對他們有影響。我準備真正的走合理的改造道路，改造是肯定的。
朱：但要溫和地、漸進的改造。
費：漸進的改造。其實還是西方思想。
朱：所以把你打成右派，你是很意外的。
費：是很意外。我沒有想到，我當時紅得發紫。所以宣布我是右派的時候，我大哭了一場，大笑一場，解決了。我懂了，曆史是怎麽一回事情。
朱：您是在1957年的下半年，大哭一場，大笑一場？
費：是。就是那一天，回到民族學院，宣布我是右派了。他們也很複雜，決定我是右派也是很複雜的事情，我一直幫他們的。他們後來也承認，統戰部後來幫我的人不少，李維漢幫我的，到後來也是他把我弄出來。所以我受的罪不多。我開始還承認這個方法不錯，思想改造的方法，1957年的時候我很同意他這個方法。
朱：打成右派的時候，沒有把你下放到北大荒這些地方？
費：沒有。待遇還是一樣的。一直到十年浩劫是真的，不好受了。思想改造我還是接受的。
“是玉，不是石頭”
費：我對知識分子這個隊伍看不大起，但也沒有垮，那時顧頡剛等人還在。真的像顧頡剛這樣的知識分子不多了，一般知識分子都是同現在的知識分子差不多，都沒有本領，沒有氣節，沒有東西。
朱：那您這個看法是怎麽形成的呢？對當時您那一代知識分子評價不高，認為他們都是很浮誇，不腳踏實地。
費：不是浮誇，是庸俗。不可能靠這批人。
朱：那這個看法是什麽時候形成的呢？
費：這個我要慢慢想。因為我是實地調查的人，我接觸的事物很多，我附近都是知識分子，我看穿了他們。
朱：一回到北京、上海，看到那些大學裏麵的誇誇其談的教授，他們講的根本不是中國，是另外一個中國。又覺得他們爭名爭利，所以您會說他們庸俗？
費：要靠這些人，中國起來，不行。所以寄希望於毛澤東。
朱：那您是在1949年以前就有這個看法，在民盟活動期間就有這個看法。
費：是的。對舊知識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沒有幾個，好的知識分子，有點學問的。像馮友蘭、金嶽霖、曾昭倫這批人，我是欣賞的。自然科學裏也有點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裏，叫他們來治國、平天下，又不行。到胡適的朋友——丁文江，我認為他有點本領的。像丁文江這樣的一批人太少了。
朱：您也是這個看法？我也是這麽認為。我覺得二三十年代就這麽幾個知識分子是好人，其他人都不行。
費：都沒有本領。在外國沒有學到東西，回來騙人哪。庸俗是中國文化裏麵的一部分。現在我又有個想法，我講講最近我的變化。前麵的事情我還要同你好好講，我現在身體不行了，老了，要用你的筆來寫了。最近我搞了一個題目，石頭變成個玉，石器變玉器。石器是一樣的，可是隻有玉器才能救中國。可是玉器是怎麽從石器中變出來的，這又是一個文化的大變化。
這個思想就是要超出原來的一般的東西，是中國文化裏麵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我覺得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出來一些精英主義。組織起來是新的，這實際本身要搞個精英，但這個精英要真正是玉才好，但都是整個玉不容易。現在是石玉不分，沒有變成玉，叫這個名字不行，真正的中國社會是靠這些分化，一個質地分化一個事實分化，分出一部分從石頭裏麵變出一個玉，從石製的，經過工藝再變成 elite，再深一層，就出來中國文化的精華了。中國真的做文化的是這一批人。
朱：你說中國是沒有宗教的，但是“五四”以後那一代知識分子，有一些先進的人是有宗教的，有這種宗教般的熱忱。
費：像顧炎武等都是一樣的，都有這個東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朱：我最佩服的就是這樣一群知識分子，像晏陽初、梁漱溟，還有費達生等，無論你是在日本還是美國學到的東西，你不是在大學裏麵騙人，而是拿下來，到民間去，給民間增加福利的這一批人，這是我很佩服的。但當時像這樣一批人畢竟是少數，大部分人讓你產生庸俗的看法。
費：就是我摸出來的紳權。這一條線，後來不許我講了。若再發揮下去，這一套就來了。
朱：其實這個紳權是應該伸張起來。
費：美國有人批評我，為什麽鄉村工業這一路長出來，紳權那一麵沒有長出來？我其實準備做這套東西，但後來封閉了整個這套東西。紳權不光是要有，本身中國文化裏麵有這個紳權。皇權、紳權、民權都有。我這個紳權論沒有發展出來。我的《鄉土中國》，一個美國教授，他翻譯成英文，請教我書名，我起為From the soil，這本書（英文版）我找不著了。這裏麵講了一段，前麵的曆史都清楚了，鄉土中國到鄉鎮企業，到小城鎮，這一路都清楚了，可是紳權這條路問我為什麽不發展。
朱：那美國人眼光還是銳利，一眼就看到這個問題。
費：我不能發展。一個人隻有一次生命，不能浪費這一次的可能性，這是我從經驗裏麵出來的。我的路子現在看來都有點超前，道理都對，可是還得走安全路線。現在我要在安全路線裏麵再發展一步，名字我已經想出來，叫“選區自理”。講自理不要緊。比如我們老頭子自理不了了，都要靠人了，靠誰呢？從單位包幹製變到選區服務製，現在兩製都有了。
李：這個是40年代提出來的，50年代以後，實際上你一直想把這個弄出來。
費：後來就搞民主黨派了。
與毛澤東的交往
朱：1949年以前，費先生見過毛澤東嗎？
費：見過，到他家裏麵吃飯的。
朱：他稱讚費先生跟他一度稱讚梁漱溟是一樣的。他看中的就是理論聯係實際的人，那您既然打成右派，他還說您文章好，怎麽不作點指示來改變您的處境？
費：1957年他請我到他遊泳池旁邊談話，他說：不要緊，右派有什麽關係。我自己戴多少帽子啊。他肯定他自己的話是對的。帽子戴上去，會飛掉的。他真的飛掉好幾次，他一直在帽子底下作事情的。
朱：當時在遊泳池旁邊，他找您談話總有個主題吧？
費：他請我吃飯，大家瞎談。這一聊，聊出很多東西出來。他說：千萬不要學蘇聯。這是1957年之前的事，我和馮友蘭一起到他家裏麵去吃湖南飯。吃過兩次飯，無話不談。他說：千萬不要學蘇聯，一學就不要革命了。
從右派到委員長
朱：那時跟儲安平還有來往沒有？
費：一直到他死啊，都有往來。
朱：兩個人都打成右派，老關係還在。
費：後來他說《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應該在他的雜誌上發表的，他說你再寫一篇，我就寫了《早春前後》在《觀察》上登出。他當麵跟我說，“你為什麽把好文章給《人民日報》？”
朱：《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是李維漢打招呼的，希望先生出來寫的？
費：我成右派後，李維漢請我吃西餐，在歐美同學會。
朱：那個時候工資啊等待遇都沒有變吧？
費：當四級教授。他們問毛澤東怎麽辦，他說：教授還是教授，可以工資降一降。所以從二級到四級，錢偉長從一級到三級。住房都沒有變。
朱：那就在民院裏麵繼續教書？
費宗惠：沒有，沒有資格了。
費：那就在家裏做研究算了。
惠：後來正好他們讓搞中印邊界問題，提供談判的資料。
朱：那都下去調查過的？
惠：沒有，找資料。找古代文獻，外國文獻說明這塊地方原來是我們的。冰心、吳文藻、潘光旦、爸爸等幾個大右派都在做這個。
費：打成右派之前，我還在做民族工作，在搞社會調查。
惠：出了四套叢書，叫《民族譯叢》。
朱：說起來，廣西那個地方的民族問題也很好玩，聽說壯語是人工製作的產物？
費：是沒有文字的，然後用的是拚音。這是周總理提出來的，定出一個標準符號，適用於一切民族。他們沒有文字，就為他們製造文字。
朱：像費先生這樣有名望的知識分子當右派，日常生活還沒有受到很大的衝擊。
費：沒有痛苦。到了“文革”就要死了。
惠：他沒有影響，對我可有很大影響。1958年我上大學就有問題了。
朱：那時候是40歲到50歲的樣子，對學者來說是人生黃金時段，可以出東西的。
費：那時每年還旅行。
惠：所謂的視察。因為還是政協委員。1959年給你摘了右派帽子，還在政協，政協委員就可以出去視察。
費：還是毛澤東的指示，這些人第一還是教授，第二留在政協。
惠：所以你們幾個人都摘了帽子，你，潘光旦等，算摘帽右派。
費：在“文革”是死老虎待遇，是陪鬥。鬥還是鬥，還是客客氣氣的鬥。後來叫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
朱：這段坎坷將近二十年。
費：23年。到1980年平反。
惠：其實1979年就有這個意思了，胡喬木叫你恢複社會學嘛。
費：所以，沒有胡耀邦我們出不來。
朱：那胡喬木來找費先生的時候，您還是個摘帽右派？
費：是，還沒有正式平反。平反也很複雜，是說表現得好，不是說做錯了。
朱：那到人大是什麽時候？
惠：1989年進人大，1989年前在政協，當政協副主席。因為楚圖南從民盟的主席退下來讓爸爸做，這樣上的人大。胡愈之死後，楚圖南做的民盟主席，楚圖南做的人大副委員長，他做了一年就不做了。然後到1989年換屆，爸爸上去。反正民主黨派的主席，肯定是上人大當副委員長。
“希望你能繼續下去”
費：中國的思想有好幾個頭，有幾段時間。你講的是從“五四”開始西學進入，中西文化接觸發生的問題，然後還出來一個中國本身的東西，否則不會出問題。現在材料不少，我腦子不行了，很多名字記不住。
朱：你的本錢比我雄厚，我30歲才進入學界。
費：我不在這個主流裏，一段時間我脫離了這個主流，被你們一衝衝出去了。
朱：我們這一段時間如果說是主流的話，實際上是中國的曆史走在彎路上麵。這是要引起教訓的。
費：走在彎路裏的主流。這種思想變化現在不敢說了，是不是中國曆史非得這麽衝一衝？否則舊東西不會過去。這個衝一衝有道理的，不會沒有道理的。
朱：當時費先生被排斥在所謂的主流之外，這段時間我想你的頭腦不會停頓下來，你肯定在觀察社會，在看“文革”瞎折騰，你的主要的想法是什麽？
費：這個在季羨林的《牛棚雜憶》寫的比較清楚。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我們真的覺得思想非變不行，曆史決定我們的。從金嶽霖開始，他也覺得非變不行。
朱：“文革”魅力就這麽大？
費：為什麽這麽厲害，我不敢說。像馮友蘭、金嶽霖等人都承認思想非變不行。而且認為是原罪論，這個是曆史給我們的，我們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擔下來。他這個是很厲害的，一下把舊的文化打下去，打得很深，我們這批人是幫凶啊，真的。在我們自己的隊伍裏就不行了，投降的投降去了。
李：當時是覺得你們自己的知識體係不行了，還是其它原因？
費：是知識體係不行了，曆史不是我們的了。這很厲害，很深。這個覆蓋麵很大，潘光旦也是這樣，認為自己也不行的。沒有人清清楚楚，都不清楚，都在曆史裏麵。現在可以看得清楚，所以你出來看看，你經過這一段，我經過那一段，我們可以在一起搞點東西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