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意晃進友人回眸的窩窩,忽然看見林徽因的這篇文獻,強烈而又清新的香氛呼之欲出,心熏醺然,搖散...忍不住,還是給她轉了收藏,因為很美,因為喜歡的很.
林徽因（1904-1955）是中國現代著名建築學家和文學家，為中國第一位女性建築學家，被同時代的胡適等大家譽為中國一代才女。原名林徽音，因三十年代有一男作家名林微音，為避免混淆，更名徽因。林徽因出身名門，其父林長民是一位才華出眾的政治外交家和思想開明的新事物探求者，曾任中國駐英國國際聯盟主任——徽因便是在父親1920年任
上於英國結識徐誌摩的。林長民官至黎元洪政府司法總長，後不幸死於軍閥混戰。當時林正與未婚夫梁思成留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1927年思成和徽因畢業於賓大，1928年3月二人舉行婚禮，隨即轉道歐洲回國。
一、畢生事業：建築和文學
30年代初，林與夫婿梁思成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成為這個學術領域的開拓者，取得巨大的學術成就。從三十年代初至中日戰爭爆發，期間他們走遍中國15個省200多個縣，實地勘察2000餘處中國古代建築遺構。他們的工作為中國古代建築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並寫下《中國建築史》專著和有關建築方麵論文、序跋等二十餘篇，如《平郊建築雜錄》《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徽因很早就罹患肺結核，但為更好地保留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精髓，她不顧自己病弱的身體，與夫婿和事業夥伴梁思成輾轉於鄉間，奔波於山西、河北、山東、浙江15省的古文物建築作艱辛的考察，“不要忘了，她肺、腎俱損，可是在照片上我看見她趴在河北正定開元寺鍾樓梁架上，站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一座“經幢”側的木架上；沈陽北陵、山西大同雲岡，陝西躍縣藥王山藥王廟、山東滋陽興隆寺、河南洛陽龍門、北京香山，15省份200縣2000座古建築，她踏訪大部；有一幅圖片兩人一同倚坐在北京天壇祈年殿屋頂上，1936年的林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敢於踏上皇帝祭天宮殿屋頂的女性。工作艱苦而充滿興味，徽因與熱愛的事業熱愛的人一起總是生機勃勃地，感染著身邊的人，難怪同事莫宗江會對這樣的野外調查發出讚歎，“看上去弱不經風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準能上得去”。”（何向陽《懷念林徽因》）
在文學方麵，林徽因一生著述甚豐，涉及散文、詩歌、小說、劇本、譯文和書信等不同題材，其代表作詩歌《你是人間四月天》、《那一晚》，小說《九十九度中》等。“再沒有看過比《悼誌摩》更好的懷人文字了，在對詩人人格的解釋裏其實不正說著自己類近的品質——純淨、認真、虔誠、善良、人性與不折不撓非堅持到底不可的理想主義；也再難看到《旅途中》這樣文辭幹淨的詩了，“我卷起一個包袱走，過一個山坡子鬆”，真是要把一場人生都放在裏麵了。這兩條路，如經緯來去，交互織著，“生命早描定它的式樣”麽？薄弱的身體加之無止的顛簸奔走勞頓與她爭奪著時間，死亡嗬，她已見了太多，友人的，親人的，最後是自己的，醫生也要大大驚訝了，她與疾病爭奪了10年，正是這生命的最後爭來的10年，使她為新中國做了一個知識分子該做的一切。生命己到秋天，紅葉的火總要燃著的，哪怕流血般耗盡生命，也要去做，準又能擋住一個情願。”（何向陽《懷念林徽因》）
“生命記載了它最後的三次拚搏：第一次是參與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她是梁思成，莫宗江、朱暢中、汪國瑜、高莊等同誌組成的清華國徽設計小組中惟一的女性，繪圖、試做、討論、修改都在病中完成，定稿圖案下的說明辭中林徽因寫下了“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稻穗，象征中國人民自‘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一行字，1950年6月23日全國政協一屆二次大會召開並在毛主席提議下全體起立鼓掌通過梁、林主持設計的國徽圖案時，她已經病弱得幾乎不能從座椅上站起來；第二次是搶救景泰藍，這個代表中國藝術高成就的國寶工藝就是在她的帶領下，發現、發掘、設計、製作才在新中國不致失傳而發展壯大的，她帶學生，跑工廠作坊，誰能相信這時的她已是肺布滿空洞、腎切除一側、結核菌已到腸而一天隻吃二兩飯隻睡四五小時覺的人呢；第三次拚搏是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工作，主要承擔紀念碑須彌座裝飾浮雕設計，這也是她生命最後的英雄樂章。”（何向陽《懷念林徽因》）
二、佳偶天成——事業同道和生活伴侶：梁思成
由於徽因不止有才情，還有罕見的美貌與出眾的氣質，是以成為她同時代的許多才子、文化人景仰愛慕的女神，她是英年早逝的詩壇“新月派”盟主徐誌摩與哲學家、邏輯學家金嶽霖的紅顏知己，與徐、金二人有著超越世俗的偉大的終生友誼。但世人出於某種庸俗心理，對其夫婿、著名學者梁思成公卻多有不公之辭，對他們夫婦多年來相濡以沫的感情也多有歪曲和誤解，實際上梁思成先生的才識智慧，其為人所顯示的真正男子漢的胸襟氣度，皆是凡夫俗子與心理陰暗者無法望其項背。
梁、林二人的朋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女士在其著作《梁思成和林徽因》中文譯本序中說：“美國的讀者看了這本書後，給我寫信，說這本書帶他們走進一個從來就不知道的中國，但這個故事的發展又使他們對於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理想和毅力十分感動，甚至有的朋友感動得流淚。這兩位非凡的人物，他們生活在一個劇變的時代，曆盡磨難，處處受到生存的威脅，但仍能堅持下去，為中國建築研究作出偉大的貢獻，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該書中史景遷所作《前言》也提到：“當我們細細地品味關於他們的故事的時候，從費慰梅向我們展現的那些感人而親切的細節裏，我們就會越發清晰地感受到這對堅強而又壓抑的夫妻所迸發出的生命之光。我們聽見，他們那高朋滿堂的起居室裏夾雜著杯盤之聲的歡笑，我們看到，他們那堅韌不拔的學術研究所逐漸破譯的古代建築典籍的含義，我們欣賞到，他們靈巧的手指駕馭著繪圖筆遊刃於同樣優雅的中英兩種文字的每一細節之間，我們還看到，已經消失的建築重新在國人的意識之中獲得他們恰當的位置，我們感受到，即使在羸病纏身的痛苦之中，他們那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車、坐卡車、甚至駕騾車跋涉於人跡罕至的泥濘之中，直至最終我們一同攀緣在中國曆史大廈的梁架之間，感受著我們手指間那精巧的木工和觸手既得的奇跡，以及一種可能已經永遠不可複得的藝術的精微。”
假設一下，如果林徽因選擇的人生伴侶不是梁思成先生，那我們或許還有“文學家”的林徽因，但多半不會再有作為“建築學家”、作為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者的林徽因。而梁思成選擇“建築”為終身事業，卻是受徽因影響，據說徽因早年有一位倫敦學建築的朋友，向她描述了建築這個職業，徽因當即覺得這正是她所要的職業——一種將藝術創造和實際用途結合起來的事業。當她把這種想法告訴思成後，一向熱愛繪畫藝術的思成感到建築正合他的心意，建築遂成為二人共同的終身事業。梁林這一對天作佳偶，在二十世紀希望與彷徨並存、苦難與戰亂不絕的中國，他們一起，留學美國，探求西方文化藝術；他們一起，風塵仆仆穿越半個中國，進行艱苦的古建築考察，在戰亂中拯救瀕臨失傳的祖先留下的寶貴豐富的文化遺產；他們一起，在日寇侵華年代拋卻北京的家園流亡西南，顛簸的塵土與疾病的折磨，饑餓困頓，卻始終不放棄理想和事業，不失麵對生活的幽默與豁達；他們一起，為挽救北京故城與當權者進行無望的抗爭。
以下摘自費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
（49年以後）思成被任命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他曾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國首都的建議。
1．北京市應當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業中心。
2．必須阻止工業發展。因為它將導致交通堵塞、環境汙染、人口劇增和住房短缺。
3．嚴格保護紫禁城。
4．在老城牆裏麵的建築物要限製在兩層到三層。
5．在城西建造一個沿南北軸向的政府行政中心。
黨中央隻接受了他的第三點建議，即保留紫禁城。關於工業，彭真市長在他們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南望時說，“毛主席希望有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他說他希望從天安門上望去，下麵是一片煙囪。”
我們必須假定這個消息使思成非常喪氣。他有一切理由愛北京的老城。這不僅是他的家，而且在他整個事業進程中他和徽因研究了它的美麗。保留紫禁城是不夠的。城牆圍起的偉大城市一定不能毀壞。
他轉而提出他的第五條建議，即在城西沿著南北軸向建設政府的行政中心。這樣就既能進行重要的新建又不破壞城市原有的中軸線。在留學英國的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的幫助下，思成把他的計劃寫成了建議書。他把它印出來並自費發行。他還發表了題為《北京——都市規劃的無比傑作》的文章，期望得到公眾的支持。
然而，1950至1960年期間大批湧入中國的蘇聯專家堅持政府必須以天安門為中心。而且，天安門前麵的廣場必須擴建以備公眾**和**。他們設想的是他們自己的莫斯科克裏姆林宮加紅場的的翻版。盡管不讚成或至少是不回答思成的建議，黨中央在其規劃中還是尋求他的幫助。梁氏夫婦都被任命為設計國旗國徽小組的成員。他們提出國徽要有中國特色（不要鐮刀斧頭），最後金色和紅色的天安門正麵圖案成為國徽，直到現在還在用著。
新政府要求的一個重要的曆史象征是人民英雄紀念碑，以追念最終導致共產黨勝利的曆次革命運動的先烈。1951年就開始籌劃，到1958年它才最後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中心。
它應該是什麽樣子？一座塔？一個亭子？思成說它應當像一座中國到處都能找到的石頭紀念碑的建議說動了設計小組。由於在巨大的天安門廣場中碑體不能太小，他設想了一個和城門相配的高度。徽因參加了基座的設計並引進了她在雲崗石窟研究過的卵與尖形圖式。根據中國傳統在附近栽種了常綠的鬆樹以表示對死去的英雄的永久懷念，但後來它們被移走了。
當局決定拆掉大城牆和城門樓使得梁氏夫婦非常震驚。拆的理由是，這些城牆是封建帝國防禦工事，現在已經無用，它妨礙交通並限製城市的發展，它又是可以用於建造房屋或鋪設馬路的磚頭的來源。
1950年5月思成針對這一點提出了一個建議，主張城牆和門樓應該保留來服務於人民的健康和娛樂。他指出，城牆頂部“十米或更寬的”空間可以變成有花圃和園藝基地的永久性公園。有雙層屋頂的門樓和角樓可以建成博物館、展覽廳、小賣部和茶館。城牆底部的護城河和二者之間的空地可以建成美麗的“綠色地帶”供“廣大勞動人民”劃船、釣魚和滑冰之用。他又加了一段舉出蘇聯有關例證的有力論據，蘇聯在1950年時是中國正在努力模仿的“老大哥”。
“蘇聯斯摩棱斯克有周長為七公裏的城牆，人稱‘俄國的項鏈’，二次大戰時毀於戰火，全蘇聯人民獻出愛心來修複了它。北京的城牆不能僅僅叫做‘中國的項鏈’，而應該是‘世界的項鏈’。它們是我們民族的珍寶，而且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文物。我們已經繼承了這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無價之寶，現在怎麽能夠毀壞它呢？”
然而當局不為所動，它拒絕了思成提出的最簡單可行的建議，即不破壞門樓和城牆的整體性，在每座城門的兩邊打開一個車輛的進出通道，這樣交通堵塞問題就可以得到緩解和控製。在以後的20年中，城牆整個被毀。所有的漂亮的塔樓都被拆毀，隻留下了東南角樓和南麵的前門和北麵的城門樓，二者的碉樓都已拆毀。護城河不見了，城市的擴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牆的輪廓。
1953年黨中央製定了指導和控製建築設計的方針：“經濟、實用和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思成被責成設計出一種符合這個方針的全國性建築式樣。在多年的戰爭破壞和新政府成立以後，對新建築的需求很大。但是有實際經驗的建築師少得很，而思成本人盡管是一個著名的建築史學家，還不屬於這個範圍。
他遇到了一個巨大的難題。盡管他是過去兩千年間中國建築的民族風格方麵的公認專家，但這個時期的建築規格是圍繞著庭院建成的不超過一兩層的建築物，而在需要擴展時也隻是在地麵水平上加些別的建築。僅有的較大規模的建築都是皇家的宮殿和陵墓，以及佛家、儒家的或其他的寺廟。
現在是20世紀，政府各部的機構需要辦公室，它的許多大學需要學生宿舍，旅館、禮堂、研究所、博物館和工廠等等也都需要大房子。市區有限的空地要求建築物向高層發展。怎麽辦？
為了適應這種需要，尤其是在上海和南京，20年代一些外國建築師曾應一些西方和中國企業的要求設計和監造了幾座四到五層高的鋼筋混凝土房子。這些建築物頂上通常都有凹型彎曲的寺廟式大屋頂和外伸的屋簷，以表明它們源於中國。
對於這種不協調的房子，思成曾批評為“穿西裝戴瓜皮帽”。然而，要創造一個巨大的現代半高層建築的全國規範風格，使用鋼筋混凝土仍是必不可少的。他早就驚異於現代建築的鋼筋骨架和中國傳統的木結構的柱梁支撐的相似性，二者的設計目的都是支持屋頂的重量和取消承重牆，以便容許開窗戶的充分自由。
他對全國性規範風格的建議並不是很清晰的，但是1955年對他的批評是他搞“形式主義和複古主義”而忽視了“經濟和實用”。琉璃瓦的大屋頂浪費了國家資金，畫梁也是一樣。古代的風格被死搬到現代建築中令人啼笑皆非。號召對思成進行批判：“反形式主義、反複古主義和反浪費”。他成了所有的反對者和支持者、同事和學生的批判對象，大家都被要求對他進行嚴厲的批判，誰也不敢公開為他辯護。
到了1955年，思成多年來不懈地為黨工作和在他看來是同失誤的鬥爭把他帶到了衰竭的邊緣。年初他就住院了。在醫院裏他被發現染上了肺結核，有好多個月他都必須臥床休息。
思成住院不久，徽因也到了同一個醫院，住進了鄰近的病房。1945年埃婁塞爾博士曾對我說，她的情況非常嚴重，也許隻有5年好活。她又活了10年對她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然而到1955年她生命的過早結束已經臨近。4月月日她去世了，終年51歲。
對已經病魔纏身並在指令下受到羞辱的思成來說，在27年的共同生活以後他親愛的妻子的死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鬱。沒有她，他怎麽活下去呢？
同一年，他從醫院搬到頤和園去進行三個月的療養。1952～1953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他批判了對他影響很深的他父親的保守的改良主義。他承認他一度有過一種封建觀念，“暗下決心要讓我著名的父親為我驕做。”以後幾年他學習了馬列主義，並在1959年1月最終被吸收為共產黨員。
由於他的國際聲望，把他作為代表團的成員送出去參加國際會議是有利的。早在1953年他就和一個科學院的代表團一起被派往蘇聯去過。1956年他參加了在波蘭和東德舉行的國際建築會議。1958年他去布拉格，又到了莫斯科。第二年他參加了斯德哥爾摩世界和平大會。1963年他在一次延長的出國旅行中到了古巴、墨西哥和巴西，在那裏他高興地和建築學家奧斯卡·尼邁亞再次會麵。他最後一次出國是1965年到巴黎出席一次國際建築會議。
除了不時受到這些出國日程和許多中國國內的委員會、學會和專業會議的打斷，更不用說他有時生病，思成繼續作為建築係主任在清華教書。一直到1953年，他教中國建築史課都是沒有教科書的，但那一年清華用膠印複製了他和徽因在李莊研究出的手寫稿。這不是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專著，它被認為不適於正式印刷發行，隻能在內部傳閱，也沒有思成或研究所的署名。1955年，清華從思成在重慶拍的縮微膠卷中重印了研究所的建築圖片的一個小冊子。它們也沒有署名，隻限學生內部使用。有些圖片傳到了歐洲，那裏的一些研究中國建築的作者把它們發表了，也沒有署思成或研究所的名字。這在當時似乎是一種厚顏無恥的剽竊行為。
那一時期由於外出和各種公務纏身長時間不在家，思成的生活陷入了麻煩。在他的係辦公室，沒打開的信件和雜誌積成了堆。他需要幫助。他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找了年輕的女子林洙，她後來和清華建築係的一位教師的婚姻在1957年由於離婚而結束，留下一個小兒子和一個小女兒歸她撫養。她的母親住在城市的另一部分，擔起了看孩子的責任，而她就繼續在建築係供職。當思成請她來幫忙處理他的文牘工作時她欣然接受，並安排為此隔一天來他家。她自己是這麽敘述的：
“大約一周後，我拆開一封信，不由得笑了起來。我連忙過去向梁先生道喜。原來是一位人大代表毛遂自薦地來向梁先生求婚，還附來了這位中年婦女自己的照片。梁先生也笑了。那天我們談到了各自生活中的問題。後來每天都在工作之餘小談一會兒。從生活到工作，從文藝到建築，什麽都談。我不是健談的人，但他總是靜靜地聽我講，和我交換著看法。可以與之推心置腹地交談的知音，我一生中隻遇見過這一次。當時林先生已去世七年，思成一個人生活，身體不好，也很孤單，這使我們在感情上接近起來並彼此珍重。我們決定生活在一起。
“如果說1962年我同思成結婚後，由於我們在年齡、學識和生活經曆方麵的差異，許多人包括思成家裏一些人不理解，也不讚成我們的婚姻，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多少感到過惶惑的話，那麽幾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認識了他的價值。我們的命運已經緊緊結合在一起，不能分離了。”
林洙女士是徽因的學生和梁林夫婦的密友，在費慰梅女士這部著作的上一節，記載有林洙女士對徽因的回憶：
1948年，一位新朋友進入了梁家的生活。林洙是一個剛剛從上海的中學校畢業的年輕姑娘。她到北京來是想進清華念書，她父親給徽因寫了一封介紹信。她根據對梁氏夫婦的最初印象把他們描繪得栩翎如生，同時也使我們對這位作家在她這麽小的時候有個初步印象：沉默而靦腆，聰明而敏感。她成為梁家的密友是毫不奇怪的。
“我想著要去見梁思成夫婦這兩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我和他們談些什麽呢？我還從來沒有單獨和父輩的人打過交道呢。但是，真的見到他們之後，我所有的顧慮都消失了，林先生熱情地為我安排在吳柳生教授家借住。當她知道我的學業英語最差時，又主動提出為我補習英語，並規定每周三五兩次。因為我不善交談，所以最怕和生人打交道，但是去看林先生，我隻要帶著耳朵去就行了，她是那麽健談又有風趣，我除了不時發出咯咯的笑聲外，再也插不上嘴。她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風度的。當然，我見到她時她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隻剩下一把骨頭。但是一旦和她接觸，實體的林徽因就不見了，你所感受的隻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與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對她的欣賞中。
“那時她的健康狀況極壞，下午常常發低燒，還堅持教我這個不用功的學生，我感到十分內疚。但是她又是那麽吸引我，使我不願放棄每次可以接近她的機會。我們總是在下午三點半開始上課，四點就開始喝茶。梁先生在家時就和我們一起喝。有時候賓客滿堂。當客人不多時，林先生就給我講北京城的規劃，談建築，或者談文學藝術仿佛從不考慮我那時還是個‘建築盲’，與她相比簡直是個無知的孩子。而就在這種閑談中使我多少增加了對建築的知識，並對建築發生了興趣。
“有一天，林先生問我北京的古建築都看了哪些。我說城裏的基本都看過了。
“她又問我最喜歡哪幾處，我說最喜歡天壇和太廟，因為天壇經過長長的神道到達仰視晴空的潔白的圜丘真正給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覺；太廟門內的大片古鬆是那麽寧靜肅穆。
“聽到談太廟的古鬆，林先後忽然笑著問我聽過她和梁先生逛太廟的故事嗎？我搖搖頭，於是她說：‘那時我才十八九歲，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擺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進了太廟的大門不久，他卻咕嚕一下，爬到樹上去了，把我一個人丟在下麵！真把我氣壞了。’我回頭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支眉毛調皮地一笑說：‘可你還是愛上了這個傻小子。’他們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後合。又有一次林先生講完了英語問我對哪個學科有興趣時我說我愛好文學，但自知不是這塊料，所以也不準備向這方麵發展，隻是愛好而已。她又問我喜歡哪個作家的作品。我說國外的太多了，但是中國的作家我隻喜歡沈從文的，其次是曹禺的劇本。她聽了非常高興，滔滔不絕地和我談論沈從文的作品，並說現在這祥對待沈從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區著名的作家趙樹理的作品就受沈從文的影響很深，她介紹我讀一讀趙樹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認識共產黨正是從趙樹理的作品開始的。
“林先生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生活的領路人。而且，連我當初的婚事都是她在病中一手為我操辦的。不久因為林先生病情加重，我們停止了英語課。但因為那時梁再冰已南下，梁從誡正在上大學，所以我還是常常去梁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夫婦對祖國文化的熱愛，對事業的執著，以及對生活的樂觀精神。
“那時每到供暖季節梁先生的負擔就極重。因為當時清華的教工住宅沒有暖氣，要靠煤爐取暖，而病弱的林先生又特別怕冷，家中必須生三、四個約半人多高的大爐子。而怎樣保證這些爐子常燒不熄隻能由梁先生親自管理。我常聽到他們向我描繪前一天晚上如何搶救快滅的爐子的一場‘戰鬥’。現在我才體會到，按當時林先生的健康狀況，爐子滅了真是意味著生命的終止。但他們每次談論這些卻都是那樣幽默與風趣，絲毫沒有牢騷和抱怨。”
三、文學知己：徐誌摩
林徽因是詩人徐誌摩真正的“紅顏知己”，竊以為她會是徐一生的最愛與最了解徐的人，從其《悼誌摩》的深情文字中可見一斑。那麽，他們為什麽沒有“終成眷屬”？
徐林初相識於風景如畫的倫敦康橋——徐與林氏父女的結識，還緣於師尊梁啟超的介紹，他首先與林長民成為知交。那年，徐24歲，而徽因隻有16歲。當時徐在家鄉不但已有妻張幼儀，還與之育有一子，但浪漫派詩人徐誌摩崇尚愛、美和自由，他在這個才情飛逸的少女身上發現了自己夢寐以求的東西，比起這個飄落凡間的精靈，在詩人心中，他對妻、子的義務就變得輕如鴻毛了。
可以想見，詩人燃燒般的激情，飛揚的文采，對於16歲情竇初開的少女，很難做到對此無動於衷。林長民發現二人之間的“苗頭”，便斷然決定帶女兒回國，從而阻斷林徐的交往。
而在林氏父女回國之前，1921年初，徐在中國的父母便安排其妻子張幼儀到英國陪讀，她在1921年春抵達，他們搬進離劍橋大學六英裏的一所租來的房子，他每天坐公共汽車到學院去上課和上圖書館。同期徐與林保持密集通信，他總是急切地等待林的來信並迅速回複。他的妻子又懷孕了。1921年秋他建議她做流產，並去了倫敦，從那裏捎話來說他想離婚。在這以後張幼儀很快前往德國，她的第二個孩子在那裏出世，但很快夭折。
之後，徽因隨父親於當年10月回到中國，並被長輩安排與梁思成交往——之前他們已在1919年相識，時年她15歲，他18歲。而徐誌摩，開始“冒天下之大不韙”要求離婚。
徐誌摩於1922年3月與張幼儀協議離婚。當他懷著一腔熱望回北京再見到徽因時，佳人依舊，卻意外已成為他一向敬重的恩師梁啟超先生長公子思成的未婚妻，徐誌摩的尷尬與失落可想而知！他不甘心地充當著一對熱戀情侶的“電燈泡”，卻被一紙字條“Lovers want to be alone.”拒於圖書館門外。
關於林選擇梁而非徐作為終身伴侶，我覺得與林本人的身世和徐的第一次婚姻有關。林長民先生正妻無子嗣，於是他娶了第二個妻子即徽因的母親來給他生孩子。她生了三個孩子：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可是兒子在繈褓中、第二個女兒在孩提時代相繼夭折，徽因是唯一活下來的一個。
1912年左右父親從福建娶了第二房妾，她很快就接連生了一個女兒和四個兒子。徽因和母親的生活從此蒙上陰影。
父親很愛徽因，而她的母親卻失寵了。母親為此妒忌、抑鬱。她那善感的女兒夾在中間，既同情母親的痛苦失意，同時又愛著自己的父親，而且明知道父親也同樣深愛著她。這樣的家庭環境，使徽因不可能無視徐誌摩原配張幼儀的存在——在一起離婚事件中，一個失去愛情的妻子被拋棄，而自己卻要去取代她的位置。想起她多年痛苦失意的母親，我認為這種處境是徽因無法接受的。
於是，在徐尚未辦清離婚手續之前，林選擇思成，思成家學淵遠，論才識、智慧、人品，均不遜色於徐誌摩，性格則比熱情洋溢、容易心血來潮的詩人更穩重，又有兩家的世交淵源，徽因作這樣的抉擇，似乎並不出人意料。
但徐誌摩並沒有就此失去徽因，在此後的歲月，他們共同創辦“新月社”，編輯出版新派詩集。這是徽因寫作生涯的開始，她寫出了最早的一批詩歌、短篇小說和散文。據梁思成說，她第一次發表的作品是奧斯卡·王爾德的浪漫派散文詩的譯文：《夜鶯和玫瑰》。
二十年代初北京的文化活動是非常活躍的，尤其對於來訪的西方文化使者表現
得特別友好。徐誌摩和徽因負責組織了提琴家弗裏茨·克萊斯勒一次非常成功的音樂會，那是一位西方藝術家首次把西方著名的古典音樂節目帶到中國古都來上演。
他們一起接待印度詩哲泰戈爾，同台演出根據泰戈爾《摩訶德婆羅多》改編的抒情詩劇《吉特拉》，並分別扮演劇中的男女主人公。徐、林與泰戈爾被人並稱為“歲寒三友”鬆竹梅；舞台上，兩人是那樣默契、和諧，仿佛又回到康橋時那種心有靈犀、縱論詩文的感覺。泰戈爾也看出詩人對徽因的情感，這位天才的老人忍不住親自為徐向林陳情，但林並沒有改變決定。這之前的1923年5月，梁思成由於摩托車車禍，落下左腿行走不便的後遺症。在他躺在病床養傷期間，徽因每天下午都去陪伴他，同他說話，開玩笑或安慰他。
可能是在此前後，梁啟超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愛徒徐誌摩，他熟知徐那放蕩不羈的“野馬”脾氣的危險性，在這封長信裏，梁啟超譴責了徐誌摩拋妻棄子的不負責任的作法，並提醒徐不要“把自己的歡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夢中的極樂世界。”
徐誌摩以一封充滿感情的長信，回答了梁啟超責罵他和妻子離婚的警告信：“我於茫茫人海訪尋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在陪伴詩哲離開北平的時候，徐誌摩油然生出一種訣別的感覺，昨日還同台演出美目盼兮，今天就要勞燕分飛天各一方，他不禁思潮起伏，潤濕了眼睛，在火車將要離開時，悵然寫道：“離別！怎麽的能叫人相信？我想著就要發瘋。這麽多絲，誰能割得斷？”那是1924年5月，徽因下月將與思成一起動身到美國，四年後才會回來。徐誌摩則陪泰戈爾到了日本，回到中國後又卷入另一場愛情糾葛。
林徽因最終與梁思成結縭，而徐誌摩經過一番周折後，也娶陸小曼為妻。但二人還是相互關心和理解，在文學上更是經常切磋。徐誌摩創辦的《詩刊》曾發表林徽因的詩作，而徐的一首《你去》的詩，據說是為林徽因而寫，詩中洋溢著動人的溫情摯愛，表現了他心底那份永不褪色的情誼。
據徽因的堂弟林宣先生回憶，1931年，林徽因在香山養病，徐誌摩常去看她，把她看作可以一訴衷腸的人。徐誌摩每次上香山，家人都叫林宣作陪。林宣說，徐誌摩去主要是為了“躲氣”，“陸小曼生活奢侈浪漫，在上海搞得烏煙瘴氣，弄得徐誌摩心情很不好。他在北京城裏有許多熟人，但沒去，就是要上香山，並說‘我很不幸’，‘我隻有到這裏來了?’他到香山跟我姐姐是敘舊，舒舒心氣。他還說了很多陸小曼的不是。陸小曼也有優點嘛，他都不提。”林宣認為，徐誌摩講得有點誇張，且毫無自我反省之意，對此他甚有微詞。
林宣說，林徽因寫詩常常在晚上，還要點上一柱清香，擺一瓶插花，穿一襲白綢睡袍，麵對庭中一池荷葉，在清風飄飄中吟哦釀製佳作。“我姐對自己那一身打扮和形象得意至極，曾說‘我要是個男的，看一眼就會暈倒?’梁思成卻逗道，‘我看了就沒暈倒’，把我姐氣得要命，嗔怪梁思成不會欣賞她，太理智了。”
林宣講：“每次陪徐誌摩上山，我倆都住在香山的甘露旅館。梁思成極盡東道主之誼，旅館費都是他交代付的。每天我和徐誌摩吃了早飯就去林徽因住處，中晚餐一起吃，夜裏回來。”林徽因和徐誌摩談詩論藝時，林宣就在一旁看書。林宣先生用英語提起徐和林喜歡的作家：“拜倫、雪萊、勃朗寧……”他說林在香山讀的書，有許多是由徐誌摩挑選送去的。徐誌摩在英國初識林徽因時，就常常為她買書送書，藉機往來，寄幽思之情。從這些書目和他倆的詩作比照看，他們的詩歌創作具有影響的同源性和相當明顯的相互借鑒酬唱的印記。
林宣說：“林徽因受徐誌摩影響最大的是詩。他們的共同興趣也較多。”二人有一種靈性上的和諧與共鳴。（陳宇：《解讀林徽因》）
1931年11月19日，35歲的徐誌摩從上海飛往北京，以便第二天到北大上課。那天晚上他本應出席徽因為一些外國客人舉行的藝術和建築講座的。她到機場去接他。飛機過時還不到，她等了又等。實際上飛機已在大霧中撞山墜毀，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遇難。一個燦爛的年輕生命“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宛若流星劃過天際，“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當在北京的徽因得知這一噩耗，頓時不省人事……
梁思成立刻趕赴濟南，參與處理後事，並帶回一塊飛機殘片，後被徽因懸於臥室，以寄托哀思。
林徽因保存有兩架飛機的兩塊殘片，並且都是由梁思成取回的。一次即徐誌摩出事時，另一次是抗戰期間，林徽因當飛行員的胞弟林恒在對日空戰中為國捐軀，梁思成參與後事處理帶回的。兩塊殘片都用黃綾紮著，一直保存在梁林家中。
悲痛的林徽因給《北平晨報》寫了《悼誌摩》一文，長歌當哭、椎心泣血、不勝哀痛。此後，在給胡適的信中，林徽因剖析了自己跟徐誌摩之間純真的友情，在信中，她說：“這幾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著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變。也許那就是我不夠愛他的緣故。也就是我愛我現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確證，誌摩也承認過這話……”
幾年後，林徽因和梁思成路過徐誌摩的家鄉浙江硤石，觸境傷情，林徽因再次陷入了感情的撞擊不能自已，和著淚花和火車的轟鳴，她把不可名狀的思緒傾瀉到紙上：
別丟掉
這一把過往的熱情，
現在流水似的，
輕輕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暗的鬆林，
歎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著那真！
一樣是月明，
一樣是隔山燈火，
滿天的星，
隻使人不見，
夢似的掛起，
你問黑暗要回，
那一句話——你仍得相信，
山穀中留著
有那回音！
詩中真切地表現了對詩人的懷念和追憶。
在徐誌摩逝世四周年的時候，林徽因又寫下了《紀念誌摩去世四周年》的散文發表在《大公報》上，文中熱情肯定了徐誌摩的詩歌成就，讚揚了他的一生處處充滿詩意，愛、自由和美是詩人的靈魂，對世界的真誠、對朋友的真誠、對詩歌的真誠是詩人的品格。她為詩人死後受到的不公正而鳴不平，呼喚良知和友愛，她獻給徐誌摩的不僅僅是一篇悼文，而是“一顆種子在石縫裏砰然綻苞的聲音，是靈魂被鋸著的詩人的歌哭’’。
比真正的愛情少一點點，比純粹的友情又多一點點，不是情人間的那種靈與性的瘋狂，不是一般朋友間的那種隨意和淡然，他倆之間的感情無法真正言明，既刻骨銘心，又不可捉摸，既浸入骨髓、又超然永恒。（人民網《浪漫詩人徐誌摩和一代才女的第四種情感》）
林徽因在數十年後也很真誠地向兒子傾訴了內心的蘊藏，她說：“徐誌摩當時愛的並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象出來的林徽因，可我其實並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樣一個人”（梁從誡：《倏忽人間四月天——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
胡適曾說過：“誌摩的人生觀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裏麵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林徽因恰將這三者水乳交融成完整的一體，因而成為徐誌摩眼中人生理想達到至美至善境界的女神化身。
四、一生傾情——摯友金嶽霖
用“一生傾情”四字，來概括哲學家金嶽霖先生對徽因深藏一生的感情也許並不過分。
金嶽霖先生比徽因年長9歲，1914年畢業於清華，後留學美、英，遊學歐洲諸國，回國後主要執教於清華和北大，是中國現代哲學和邏輯學開山祖師式的人物。
據費慰梅女士《梁思成和林徽因》，金嶽霖先生最早是由好友徐誌摩介紹走進梁林的生活圈子，他是深奧的形式邏輯方麵的專家，高大瘦削、愛打網球，很矜持但又能說會道，熟識的人都叫他“老金”。
老金很快成為梁林夫婦的好友和他們家的常客，此後甚至多年“逐林而居”——梁林夫婦住在哪兒，他也與他們毗鄰而居。
林洙女士曾回憶梁思成有一次與她談到：“我們住在東總布胡同的時候，老金就住在我們家的後院，但另有旁門出入。可能是１９３１年，我從寶坻調查回來，徽因見到我哭喪著臉說，她苦惱極了，因為她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怎麽辦才好。她和我談話時一點不像妻子對丈夫談話，卻像個小妹妹在請哥哥拿主意。聽到這事我半天說不出話，一種無法形容的痛苦緊緊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連呼吸都困難。但我感謝徽因，她沒有把我當一個傻丈夫，她對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該怎辦？我問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還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個人反複放在天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