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性靈與學力
隨園論詩主性靈，薄格律，亦曰：“詩是性情，近取諸身足矣。”《詩話補遺》卷一。初學讀《隨園詩話》者，莫不以為任心可揚，探喉而滿，將作詩看成方便事。隻知隨園所謂“天機湊合”，參觀卷二“村童牧豎皆吾師”條，卷三“意境最寬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條，卷十五“下筆構思全憑天分”條。忘卻隨園所謂“學力成熟”；參觀卷四“蕭子顯自稱”條，卷五“詩有有篇無句者”條，又“作古體詩天籟須自人功求”條，《補遺》卷六“詩如射”條。粗浮淺率，自信能詩。故隨園此書，無補詩心，卻添詩膽。所以江河不廢，正由涯岸不高；惟其平易近人，遂為廣大教主①。錢梅溪《履園叢話》卷八雲②：“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多；自宗伯三種《別裁》出③，詩人日漸少。”可以見矣。郭顀伽《靈芬館詩話》卷八雲④：“浙西詩家，頗涉餖飣⑤。隨園出而獨標性靈，未嚐教人不讀書也。餘見其插架之書，無不丹黃一過，《文選》、《唐文粹》尤所服習⑥，朱墨圍毋慮數十遍。其用心如此。承學者既樂其說之易，不複深造自得，輕薄為文者又從而嗤點之，此少陵所謂爾曹者也。⑦”餘按元微之《上令狐相公詩啟》雲：“新進小生不知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為元和詩體。”隨園輕俗，差類元白。按微之《酬孝甫見贈》十絕稱少陵雲：“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或有引此語以說隨園宗旨者，卻未確切。微之《樂府古題序》曰：“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辜，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鹹為贅剩。尚不如寓意古道，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意焉。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即事名篇，無複依傍。予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⑧，遂不複擬賦古題。”又《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序》曰：“世理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予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據此二節，則“直道時語、不傍古人”者，指新樂府而言，乃不用比興、不事婉隱之意，非泛謂作詩不事仿古也。是之者毋為微之所謂“新進小生”，而非之者亦求免於少陵所謂“輕薄爾曹”，斯兩得矣。夫直寫性靈，初非易事。性之不靈，何貴直寫。即其由虛生白，神光頓朗，心萌忽發，而由心至口，出口入手，其果能不煩絲毫繩削而自合乎。心生言立，言立文明，中間每須剝膚存液之功，方臻掇皮皆真之境。往往意在筆先，詞不逮意，意中有詩，筆下無詩；亦複有由情生文，文複生情，宛轉嬋媛，略如謝茂秦《四渠詩話》所謂“ 文後之意者”⑨，更有如《《文心雕龍》·神思》篇所雲⑩“方其搦翰，氣倍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者。曾滌生《求闕齋日記類抄》下卷己未十一月雲⑾：“古文一事，寸心頗有一定之風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證自慰”；辛未五月雲：“每一作文，下筆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筆則一無是處”；辛酉二月雲：“往年深以學書為意，苦思力索，困心衡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不甚思索，但筆不停揮，十年前胸中之字，竟能達之腕下，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此皆個中過來人甘苦有得之談。即隨園亦不得不言：“天籟須自人工求”也。《詩話》卷四。（204—206頁）
①廣大教主：唐張為撰《詩人主客圖》，以白居易為廣大教主，這裏借來比袁枚。
②錢梅溪：清代作家錢泳字。有《履園叢話》二十四卷。
③宗伯：清沈德潛官禮部侍郎，故稱宗伯。編有《唐詩別裁》二十卷。《清詩別裁》三十二卷，與周準合編《明詩別裁》十二卷。
④郭顀伽：清麡號。撰有《靈芬館詩話》十二卷，續六卷。
⑤餖飣（dòudìng豆定）：指文辭因襲堆垜，與作者的實際水準不相符。
⑥《唐文粹》：宋姚鉉輯，一百卷。
⑦爾曹：杜甫有詩《戲為六絕句》之二雲：“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譏刺輕薄後生抵毀前輩。
⑧李公垂：唐代詩人李紳字。
⑨謝茂秦：明代作家謝榛字。有《四溟詩話》四卷，即《詩家直說》。
⑩《《文心雕龍》》：南齊文評家劉勰撰。
⑾曾滌生：清曾國藩字。撰有《求闕齋日記類鈔》二卷。
袁枚雲：“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而足矣。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隨園詩話補遺》卷一）這是他對詩的總的看法，主張抒寫性情，也就是韓愈所謂“詞必己出”，或寫自身最為熟識的，以為使語言、色調、韻味、聲律做到令人滿意的程度，便是好詩。因此，袁枚主張留意自身周圍的生活，他說： “非止可師之人而師之也；村童牧豎，一言一笑，皆吾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如有野僧為他送行，曰：“可惜園中梅花盛開，公帶不去！”他因此而得句雲：“隻憐香雪梅千樹，不得隨身帶上船。”（《隨園詩話》卷二）他認為“詩境最寬”，然有大學問的人，也有一輩子寫不出詩的，相反倒是有些學識不高的婦人女子、村夫凡子，會偶有佳句，所以隻能“求詩於書中，得詩於書外。”（《詩話》卷三）這個看法與他主張抒寫性情是一致的，他認為“詩文自須學力，然用筆構思全憑天分”（《詩話》卷十五），正如陸遊所謂：“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袁枚強調“天分”，也不完全否定“工力”，亦正如葉酉所說：“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雖雲天籟，亦須從人功求之。”（《詩話》卷五引）對此，袁枚有具體形象地說明：“詩如射也，一題到手，如射之有鵠，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能之精者，正如其心；次者中其心之半；再其次者，與鵠相離不遠；其下焉者，則旁穿雜出，而無可捉摸焉。其中不中，不離‘天分學力’四字。孟子曰：‘甚至爾力，其中非爾力。’至是學力，中是天分。”（《詩話補遺》卷六）也就是說能不能作詩靠天分，作詩好不好靠學力，詩之大家，必是天分高、學力足的人。學力靠孜孜不倦的努力可以得到，而天分則是與生俱來的。對有天分者，學力可以促其更加發展；對少天分者，學力亦可助其另辟他業。袁枚的這個主張平易近人，一旦公諸於世，便鼓舞了一班自以為有天分者搖筆欲試作詩，所以錢先生評其《詩話》曰：“無補詩心，卻添詩膽。”錢泳也說：《詩話》出，詩人日漸多，而沈德潛三種《別裁》出，詩人日漸少。這一方麵說明袁、沈主張固有不同，另一方麵也說明人們對袁、沈主張的認識，僅限於“粗浮淺率”而有所偏頗。
袁枚主張抒寫性情，並非不要讀書，郭麡便親見袁枚用功之勤，以此指責有些人僅喜歡袁說作詩之易，並不求上進；有的人又對袁說嗤點不已。郭麡批評的這兩種人，在我國曆來不少見，正如元稹所指的“新進小生”（《上令狐相公詩啟》），杜甫所指的 “輕薄爾曹”（《戲為六絕句》。直寫性靈，其實並不是易事，“性之不靈，何貴直寫”，即便寫出，也不會有意義。
總之，這一則認為文學創作必待“心葩忽發，而由心至口，出口入手’，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唯其如此，也往往會有“意在筆先，詞不逮意，意中有詩，筆下無詩”者；或有“由情生文，文複生情”，互為啟發，產生謝榛所謂“文後意者”；亦或有劉勰所謂開始覺得有很多可寫，及至寫成卻比開始想的打了折扣，因為“出口入手”，需要靠語言表達，這中間有個距離，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得心應手的。這裏舉引曾國藩的幾段日記，其中都說到“出口入手”的不容易。如：下筆前似有佳境，下筆時一無是處； “胸中有字，手下無字”等，而後來，他不甚思索了，卻筆耕不停，反而將往昔寫不出的胸中字寫出來了，由此，曾國藩得出結論：“思與學不可偏廢。”這一則所舉引的看法，都是過來人的經驗之談，也就是袁枚的“天籟須自人工求”的見解，值得學習作詩文者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