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耳福－ 於 2004-09-15 20:37:56
91年在北京建國門外交公寓，美國使館的文化參讚戴伯（就是後來在“北京人在紐約”裏麵跟薑文演對手戲那個衣廠洋老板）周末搞了個 PART。 那時候他也是個單身的小夥子，據說原來在美國他所學的專業是動畫，不知後來怎麽就當上外交官了，既然在美國演員都能當總統，這也沒什麽稀奇的。
當時國內各路的牛鬼蛇神還不能隨便進出外交公寓，現在這規矩恐怕也改不了，因此需要戴伯一個一個的到大門口接，來的人多半是那種也許有點才華，生怕別人把他當成普通人看待的青年男女。有寫詩的，有演員，有畫畫的，以藝術盲流為主。朋友來多了，椅子不夠用，有人就索性坐地下，男男女女自己取酒後找人瞎聊，我的一個美國朋友桑萬彈吉它，一個“人大”的青年作家吹著口琴伴奏，兩人合作的非常鮮活。戴伯接了一個電話後，有點神秘的告訴我去接一個大家都認識的朋友，還順手遞給我一個印帝安手鼓，轉身出去了。我接過手鼓也不管會不會，伴著吉它的節奏猛拍一氣。有了鼓聲，大家的身體開始跟著鼓點晃起來了，我當時聯想到一個詞；所謂“鼓舞”真是言之不差。
氣氛扇起來了，另類青年們開始進入了狀態。這時候我透過跳舞的男女看見戴伯回來了，在他身後跟進來一個人――薑文，站在門口往屋裏打量，身材顯得挺魁梧，橄欖綠的寬條絨褲子，腳上一雙勞保鞋，那時候這種鞋是給國外加工的，很多時髦的年輕人都喜歡。不知大家還記得電影“輪回”嗎？片子裏給了男主人翁腳上的那雙鞋不少的特寫。此時，屋裏的人也都認出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但那時的聚會上好像沒有追星的習慣，隻是用目光說，知道了，你是薑文！
薑文出道的作品“末代皇後”那部電影是哪年的事我記不清了，應該在“紅高粱”前麵，他在裏麵演溥儀，有一段至今記憶深刻：溥儀穿著日偽時期的軍服上廁所，快步走進衛生間，取下手套交給下人，臉上掛著或許是內急或許是不堪政務煩擾的複雜表情，一邊坐在馬桶上，一邊抬起一隻手看都不看的對琴師說：“彈得流暢點”。一句台詞，幾個動作，把“政局與便密”“通與不通”的雙重語境，勾畫的淋漓盡致。那時候，薑文還不出名，看了這段戲，心裏想，這是誰嗬？演的太牛逼了！我就是從那時候記住他的。
薑文側過身子，繞過音樂中搖擺的男女，靠牆角坐在我的邊上，彼此點頭，算是禮貌性的招呼一下。之後他便用眼睛盯著我手下亂蹦的皮鼓。等音樂停了，自然要找個話題以防冷場：
“你鼓打的不錯，”他聲音甕聲甕氣的，和在“紅高粱”裏的朗誦聲音一樣，同時眨著眼睛，我感覺他心裏想的並不是手鼓，而在關注我對他的反應。
“瞎打，弄出點動靜，讓大家活動起來。”
“謙虛了吧，”他用那雙不雙單不單的眼皮下麵的半個眼球翻了我一眼，還是眨眼――。
“我是跟小鬆（劉嘯鬆，崔建樂隊的鼓手）那兒偷來的幾下子，他本來是玩架子鼓的，也不會這玩意，後來他媳婦讓他去西班牙學了兩套民間的手鼓打法，搖滾裏攙上手鼓挺有味兒，”
他好像有點不解
“他媳婦xx,西班牙使館的參讚，每次聚會上特能瘋的那女的。”
這時候戴伯端著杯酒過來了，拖著怪腔用中文問；“怎麽樣？” ，“怎麽樣”這三個字是常駐北京的老外，一見麵談話的開場鋪墊。 我就跟著不動腦子的瞎重複“怎麽樣！怎麽樣！”
薑文樂了，點頭算是回答。
“你現在還住在對麵嗎？”戴伯遞給薑文一杯酒。
“對，離－離－你這挺近，走過來得”一邊眨眼，還伴著結巴，他的結巴跟別人不大一樣，似乎是思考切斷了句子。
我知道他所說的對麵是指對麵的華僑公寓，薑文自己在那沒房子，是劉曉慶住在那。那時候兩人處的不錯。不過我倒是一直費解，他怎麽會跟劉曉慶和的上拍。
昏暗的燈光下，一位身上布料很少的女孩也湊過來跟薑文搭唌，薑文一邊品著酒，一邊應付著―――。
趁他們聊天，我打量了著這位“影帝”，他看上去沒有電影裏精神，臉上的肉好像有點鬆了，我心想，中國的星星還是不夠敬業嗬，在形體上對自己要求不大嚴格。對於男人的長相，我沒興趣，不過我對於形象和結構的感覺，還不算遲頓。銀幕下看薑文長得不算不帥，五官也沒什麽特別之處，可湊在一起反映在銀幕上就是比別人有意思。作為演員，薑文角色的可塑性範圍很大。早就聽說過，他在讀中戲的時候，就能模仿人藝的老演員於適之達到神似的地步，為了扮演一個小品裏的老人，他能一連好幾天，在大街上跟著老頭的屁股後麵仔細的觀察，我想；搞不好肯定會被人納悶：隻聽說過有拐賣兒童的，沒聽說還有惦記老頭兒的？
對薑文的表演才華我一直是佩服的，概括的說，他的演技，表麵的和內在的都有，是那種坐在那不動就能出彩的稟賦極高的演員，就算好萊塢的星星裏，也隻有羅博特的.尼羅才有這兩下子，在他的表演裏還夾雜著一種玩世不恭的黑色幽默。常常留給觀眾意猶未盡的餘韻。
他說：“電影應該是酒，哪怕隻有一口，但他得是酒。” 他在銀幕上的“味道”大概和他對電影的這番理解不無關係吧。電影對他來說，是即神聖又傷神的玩意，他覺得電影人不能把電影當飯吃，在中國能這麽想電影的導演和演員已經不多了。通過短暫聊天我覺得出來，他是一個很用心思考的人，在與別人談話的時候，也要照死了在腦子裏打轉。
當時屋內的氣氛十分另類，窗外長安街混濁的夜空下燈火朦朧―――――
幾年後，薑文在評論電影“活著”的時候說：“活著”是一個動詞，被電影當名詞使用了。他覺得富貴為了活著，內心應該是非常主動的，當他聽到家鄉土改槍斃地主的情況，預見到了自己的下場，為了活著，他采取主動放棄，利用一場賭博，把家業輸的精光，淪落為貧農，結果如願以償，躲過這一劫活了下來。把“活著”當成動詞來把握和演示富貴的內心世界，這是張藝謀筆下的葛爺的“富貴”斷然不會想到的。馮小剛後來在他的書《我把青春獻給你》裏也引用了這段話，不過馮小剛言辭詭異，這裏對薑文是捧還是諷，很難體會。書裏麵在把自己和薑文做比較時，有這樣一段議論：“我的問題是怎樣才能達到好的標準，薑老師則不然，他的問題是如何能節製他的才華，對於他（薑文）來說，，最大的敵人就是淤出來的聰明。” 我覺得馮小剛的話搔到了薑文的癢處。
書裏還有一筆更有意思；說有時跟薑文談話莫名其妙的就被他站了上風，薑文經常會跟你說：“你不能這樣吧？”馮小剛聽完之後馬上感到下次真的不能再這樣了，可過後又一想，“我哪樣了？
順便提一下；“鬼子來了”是近幾年來最值得一看的電影之一，同時也是對認識自己的民族具有相當價值的一部電影，它融合了傳統和現代的戲劇表現手法，影片黑白的攝影效果，凝重而豐富，遠遠超過“英雄”“埋伏”裏麵做作的顏色堆砌。
當然不例外片子裏也有遺憾的地方，比如“殺人”一場戲，薑文重新編排了情節：善良的村民由於沒有殺過人，特地遠道從天津請來了殺過“八大臣”，斬過譚嗣同的“劉一刀”來殺那個綁在麻袋裏的鬼子，可劉一刀原來是個光說不練的把式，一番裝神弄鬼之後，卻最終沒能了結那個鬼子的性命，這場戲雖然用意深刻，但放在故事裏，卻被薑文改的荒誕了，使觀眾一下子鬆了勁，遠不如原著裏麵寫的；請來本村殺豬的屠夫更有力度，更真實可信。
薑文是一個出生在軍人家庭的孩子，對父母非常孝敬。年輕的時候，瘦的跟一根麻杆兒似的，一晃變成了一個中年的漢子，成名之後，自我狂妄了好一陣子。會客廳的牆上，特意掛著“馬，恩，列，斯，毛”的象，有點政治波普的味道，一雙金魚眼珠在跟人說話的時候轉個不停，一對大扇風耳，有時候還會動――――。
（我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話說得顛三倒四的，大家湊合這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