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北京SARS疫情緊張,摩托羅拉集團總裁邁克紮菲羅夫斯基(Mike Zafirovski)卻準備不走尋常路,決定冒險訪問中國。
飛機降落在彌漫著消毒水氣味的首都國際機場,在穿過了無數由測溫計、白口罩和鐵欄杆組成的防線後,紮菲羅夫斯基抵達了東道主為他安排的釣魚台國賓館。第二天,他在這裏代表摩托羅拉向中國捐贈了價值1180萬人民幣的設備物資,並對發改委主任馬凱說:我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
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碳難。無獨有偶,在他抵達北京20天後,高盛集團CEO亨利保爾森的專機也降落首都機場,《人民日報》海外版在頭版頭條稱讚患難之中見英雄。這些長期耕耘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高管們心裏清楚,患難之交的身份在東方的文化和生意裏,是一筆無形的資產。
這筆無形資產是紮菲羅夫斯基急需的,在他訪華的同時,一場秘密談判正在南方的深圳進行。
談判的對象,是日後橫掃全球的華為。到紮菲羅夫斯基訪華的2003年5月,兩家公司的談判已經進行了接近一年。二者彼時體量懸殊,摩托羅拉2002年收入高達267億美金,華為勉強超過100億人民幣。但另一方麵,他們的互補性又很強:摩托羅拉電信部門的短板是核心網,這正是華為的強項。
紮菲羅夫斯基很清楚華為的價值,因此極力推動此事。結束了北京的訪問後,他旋即飛往深圳,督促項目組繼續談判。又經過了6個多月的反複拉鋸,收購條款才最終敲定:摩托羅拉出資75億美金收購華為100%股權,華為的6個業務部門3個獨立發展,3個合並吸收進摩托羅拉[1]。
2003年12月底,紮菲羅夫斯基再次回到中國,入駐海南亞龍灣的喜來登酒店。這座剛開業不久的五星級度假村,被談判雙方包下了一半房間。後來任正非回憶道[2]:合同簽訂了,所有手續都辦完了,就等對方董事會批準。所有談判人員都在酒店買了花衣服,在沙灘上比賽跑步、打乒乓球,等待批準。
一張內部照片被拍了下來,運動員身材的紮菲羅夫斯基和一臉輕鬆的任正非在沙灘上散步,直到談判的15年後,這張照片才公布與眾。
海南亞龍灣,2003年12月,圖片來源: FT
紮菲羅夫斯基對此胸有成竹。事實上,摩托羅拉CEO小高爾文(Christopher J. Galvin)由於跟董事會嚴重分歧,在2003年9月被迫退休,留任崗位直到董事會決定繼任人選。出身通用電氣的紮菲羅夫斯基業績突出作風強悍,被小高爾文連續火箭提拔,在公司內部呼聲極高,是接任CEO的完美人選。
天雷滾滾的是,2004年1月5日,摩托羅拉董事會突然公布了人事任命,銀湖資本(Silver Lake)董事總經理愛德華詹德出任CEO,紮菲羅夫斯基被判出局。詹德既不了解華為,也不重視中國,直截了當地否決了收購,正在等待消息的華為和任正非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
曆史的必然往往通過大量的曆史偶然去實現,在那個星期,兩家公司的命運都被改變了。
紮菲羅夫斯基心灰意冷,更是跟新領導水火不容,這是個空降老大和強勢老二之間的經典博弈,但擁有董事會支持的詹德逐漸占了上風。知道大勢已去的紮菲羅夫斯基選擇離職,加入了另一家科技巨頭擔任CEO,這家公司就是加拿大最大的科技公司北電網絡(Nortel Network)。
並購華為的交易無疾而終,但無論是執掌摩托羅拉的愛德華詹德,還是執掌北電的紮菲羅夫斯基,他們跟華為的糾纏和故事遠遠沒有結束。
01. 餘暉:首席執行官的6輛跑車
紮菲羅夫斯基的新東家北電網絡血統高貴,其誕生可以追溯到電話的發明者亞曆山大貝爾。
貝爾早年跟父母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個農場裏,1876年他在美國發明了世界上第一部電話機後,很快就成立了貝爾電話公司,並在加拿大設立分公司來製造電話機。後來這家分公司的機械製造部門於1895年逐漸獨立,並於1914年成立了北電網絡的前身北方電子。
Northern Electric成立儀式,加拿大,1914年
這家公司自成立以來,就是加拿大國寶級科技公司,其在二戰時為軍隊源源不斷地提供軍用電話、微波雷達和無線電設備,戰功彪炳。後麵幾經重組,公司在1995年100周歲生日時更名北電(Nortel),並迎來了其誕生以來最強勢的CEO:John Roth(中文名羅世傑)。
羅世傑1969年就加入北電,從工程師做起,一路做到北電的研發中心BNR(Bell-Northern Research)的總裁,並在1995年擔任集團CEO。他上台時對媒體說了一句經典的話:很多人喜歡防禦,而我卻喜歡進攻。而時代也給了他也一個豪賭進攻的機會:90年開啟的光纖革命。
羅世傑,Bell-Northern Research,,1986年
當時光纖通信已經大規模應用,但人們普遍認為2.5G的帶寬就是極限,再高的速度也不會有人用。羅世傑對此有不同看法,上任伊始就豪賭研發,帶領北電開發出10G的光通信產品,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徹底甩開最大的競爭對手朗訊,市占有率高達90%,羅世傑一戰成名。
在豪賭研發的同時,羅世傑大手筆並購,先後將Bay Network、Aptis、Qtera、Cambrian等公司納入麾下,用以完善公司的產品線。而隨著90年代科技股和互聯網熱潮的升溫,羅世傑發現一個秘密:並購可以大幅度提升股價,而資本市場似乎並不在乎你到底買的是什麽。
股價跟羅世傑的獎金激勵息息相關。工程師出身的羅世傑此時已經完全是一副跨國公司CEO派頭:熱衷豪宅、賽車和高爾夫,他需要高額的獎金來滿足自己的生活。而90年代末的科技股狂熱為他提供了便利,他利用泡沫化的股價進行增發並購,又進一步推高股價,形成良性循環。
從1997年底到2001年10月,北電花了321億美元進行並購,但所收購公司的淨資產總額全部加起來,隻有11億美元[4]。
除此之外,北電向員工,高管和董事會成員發放了十幾億美金的股票期權,甚至一塊巨大的電子屏幕豎立在了位於Brampton總部的大堂裏,上麵滾動著公司股價,每個員工在路過時都在暗自計算自己的身價,而伴隨著公司股價的節節高漲,公司每天都洋溢著狂熱和興奮的情緒。
北電員工參加公司組織的高爾夫球培訓課,1999年
締造這一切的羅世傑更是獲益豐厚:僅在2000年就兌現了1.35億美元的股票期權。憑借著拋售股票所得,他在風景秀麗的Caledon Hills建造了華麗的豪宅,為求安靜甚至把周圍鄰居的房產全部買下,把昂貴精致的模型火車擺在翻新的穀倉裏,還在車庫裏塞了6輛頂級跑車。
2000年,北電的收入和股價達到了頂峰:2000年收入高達303億美元,占據全球光纖設備市場的43%,幾乎是第二名朗訊的3倍;同時總市值飆漲到2670億美元,占據了整個多倫多交易所總市值的37%,並催發出驚人的財富效應:總部所在地渥太華的房價一年漲了60%。
參加Nortel招聘活動的人群,2000年
這一切全部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後結束:科技股大幅度下跌,電信運營商紛紛破產,北電的客戶數量從4000家縮水到400家,昔日的訂單全部化為烏有,殘存的客戶寧肯支付違約金也不願提貨,超過65億美元的產品被積壓在北電的倉庫中,其業績和股價遭遇重創。
人們在回過頭來複盤時,才會發現泡沫對企業的傷害:例如北電花10億美元收購了一家叫做Promatory的公司,17個月後就把公司關掉人員裁光;再比如,北電2000年花了78億美元收購美國公司Alteon Websystem,等到9年之後將其賣掉,價格隻有1800萬美元,縮水98%。
於此同時,公司最重要的中央研發部門BNR卻被隨意拆解,研發能力逐漸掉隊,自2000年起,北電就再也沒能推出革命性的產品。
但這一切都跟羅世傑無關了,他在2001年2月向董事會提出辭職。啼笑皆非地是,其指定的繼任者,北電首席運營官Clarence Chandran不想接這個爛攤子,借口舊傷複發拒絕接班,董事會敦促羅世傑繼續留任直到找到繼任者,這讓羅世傑非常生氣,但也隻好勉強同意。
最終,公司首席財務官Frank Dunn(中文名鄧富康)接任北電CEO,隻比任正非大兩歲的羅世傑功成身退,拿著股票套現的巨款去過逍遙日子了。這家百年曆史的公司,盡管還擁有4萬名員工、8000項專利和百億美金的營收,但已經露出了頹勢,無可救藥地向深淵滑去。
02. 垂危:棺材板上密集的釘子
鄧富康搞財務出身,擅長控製成本,這對陷入虧損泥潭的北電來說似乎很對路,但也正是他,用嫻熟的財務技巧又給北電捅了一刀。
互聯網泡沫破滅對北電影響極大,2001年二季度虧損高達192億美元,股價從120美元暴跌到10美元,影響了所有高管的獎金。因此,董事會要求鄧富康在2002年之前結束虧損狀態,但這在互聯網寒冬的背景下談何容易,無米之炊的鄧富康隻好在自己擅長的財務領域做起了文章。
當然,鄧富康對於搞好業績有很強的個人動機:他勸說董事會通過了一項議案,規定隻要北電扭虧為盈,就要向管理層發放盈利回歸獎金。二到了2004年1月,在鄧富康的妙手騰挪下,北電終於回春,公布了一份靚麗的年報:盈利7.32億美元,股價隨即大漲。
Frank Dunn在北電業績發布會,2004年
根據之前的議案,北電要向43位經理人發放總計7,000萬美元的盈利回轉獎金,其中780萬美元的獎金發給了鄧富康。但靚麗的業績引起了北電獨立審計師德勤和公司一位董事的懷疑,他們秘密聘請了WilmerHale律師事務所對財報進行審查,發現了鄧富康造假的痕跡。
董事會痛定思痛,決定清理門戶。2004年3月10日,北電表示要重新審計年報,推遲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2003年度報告,這引起輿論大嘩;3月15日,鄧富康以及相關財務人員被強製休假。4月5日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啟動對北電的調查。4月28日,北電解雇了鄧富康。
財務醜聞給北電的棺材上又釘上了一顆釘子,不僅讓股價暴跌名譽掃地,更把北電拖入了集體訴訟和巨額罰款的泥潭,最終向股東賠償了24.5億美元。
鄧富康被解雇後,退休的美國海軍上將比爾歐文斯(當時是董事會成員)被任命為臨時CEO,但很顯然,北電急需一個救世主來拯救公司,正在這時,北電向擔任摩托羅拉總裁的紮菲羅夫斯基伸出了橄欖枝,鬱鬱不得誌的紮菲羅夫斯基正想跳槽,於是兩者一拍即合。
紮菲羅夫斯基是那種標準的西方公司白人CEO:精力充沛、熱愛運動、毫不疲倦。他出生於南斯拉夫,15歲時隨父母移民美國俄亥俄州,一點兒英語都不會說,但兩年後卻能考入大學。他熱衷遊泳和鐵人三項,在摩托羅拉擔任總裁時,他經常冒著30度的高溫跑步,讓同事瞠目結舌。
北電的新CEO紮菲羅夫斯基,2006年
困境中北電對紮菲羅夫斯基寄予厚望,不僅代他向摩托羅拉賠償了1150萬美元的跳槽違約金,但交給紮菲羅夫斯基的攤子確是一筆爛賬。更重要的是,公司連年虧損和巨額罰款,已經無法承受巨額的研發投入,北電必須選擇性放棄一些業務,節省資金來做重點突破。
在紮菲羅夫斯基接任北電CEO的當天,北電的股價大漲5個百分點,這位差點兒買下華為的人,能讓北電起死回生嗎?
03. 崩潰:大象如何被衝進馬桶
2006年11月,紮菲羅夫斯基再次訪問北京,他的身份已經變成了北電網絡的CEO。
跟摩托羅拉一樣,北電跟中國淵源很深,早在1972年,其就為尼克鬆和毛主席的握手提供衛星轉播設備;1988年4月,北電和電子工業部成立了中國第一家電信合資公司;1990年北京亞運會前夕,北電捐了一台當時最先進的8000門程控交換機,號稱價值400萬美金,很會來事兒。
紮菲羅夫斯基此次訪華的目的,一是為了維護北電在中國的市場關係,二是出席中國區總部大樓的落成典禮。大樓位於北京望京,投資3200萬人民幣,占地5.5萬平方米,氣派非凡。但時隔三年重返中國,無論是華為,還是中國的發展的速度,都讓紮菲羅夫斯基感到驚歎。
北電中國區總部大樓,望京,北京,2006年
沒有賣身成功的華為,內部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任正非後來回憶道[7]:這個想法(賣掉華為)沒能實現之後,高層領導表決還賣不賣?少壯派一致表決不賣,我也不能違背。我告訴他們,遲早我們要與美國相遇的,那我們就要準備和美國在山頂上交鋒,做好一切準備。
走出冬天的華為,開始展露出狼性的獠牙,無論是摩托羅拉還是北電網絡,很快就感受到了這種強大的衝擊。
為了節省研發費用,紮菲羅夫斯基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在3G技術路線上押注CDMA2000,並將UMTS(即WCDMA技術,也是當年中國聯通的3G路線)部門以3.6億美元賣給了阿爾卡特。後來結局證明:WCDMA大獲全勝,CDMA2000 則被邊緣化,北電在3G時代徹底淪為看客。
與此同時,華為卻在重點開發WCDMA技術,國內賣不出去(3G牌照2009年才發),就出海遠征,結果勢如破竹,2005年的海外收入就超過了50億美金,後來更是開發出了明星級的Single-RAN產品,橫掃歐洲幾乎所有運營商,讓無線產品收入躍居世界第二,逼近愛立信。
除了錯失WCDMA之外,紮菲羅夫斯基還將押錯了WiMAX。這門技術表麵上是Intel、IBM和摩托羅拉等一眾美國公司推動,背後推手(電視劇)是美國政府,後者用政治手段在3G標準提交截止9年之後,將WiMAX強行納入成第四個3G國際電信標準。加拿大的北電緊跟美國,並不令人意外。
後來的結局令人意外:WiMAX路線被歐洲和中國合謀做掉,北電大量投資打了水漂,無法轉化成收入,2008年金融危機又讓財務問題進一步放大。
危急時刻,紮維羅夫斯基向加拿大政府求助,但哈珀政府拒絕了北電10億美元援助申請,他們認為糟糕的局麵是北電自己一手製造的,因此拒絕援助。但諷刺的是,2009年加拿大聯邦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毫不猶豫掏出137億美元,來購買美國通用和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股票。
終於,在2009年1月14日,北電無法償還一筆1.07億美元的債務利息,不得不向法院申請了破產,百年科技巨頭就此終結。
破產後的北電被巨頭分食:愛立信11.3億美元買下CDMA和LTE資產,Avaya4.75億美元收購了企業網業務, Ciena花5.21億美元收購了光纖城域網部門,GenBand1.82億美元收購網絡電話部門。而在2011年7月,蘋果、微軟、愛立信等組成的財團以45億美元收購了北電的6000項專利。
加拿大自由黨領導人Michael Ignatieff 對此評論道[7]:歐洲永遠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在諾基亞和愛立信身上,但加拿大卻允許北電資產落入外國手中。在他們拯救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的時候,他們並未想過我們能否重組北電,以保留加拿大的知識產權和研發能力。
北電總部,2000年,現為加拿大國防部所在地
北電破產對加拿大科技行業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2008年,北電所在的渥太華和加蒂諾地區高科技行業就業人數為5.8萬人,十年後這個數字下降到4.4萬人。渥太華當地媒體的一名記者傷感地寫道:北電就像一頭被肢解的大象,屍體被衝進下水道,什麽都沒有剩下[6]。
排隊領取養老金和補償金的北電員工,2009年
除了北電之外,加拿大其他科技企業也後勁不足:昔日風光無限的黑莓(RIM公司)追隨諾基亞後塵,最大的芯片公司ATI被並購,最大的醫藥公司Valeant被曝光為製藥業的安然。在2018年世界500強加拿大上榜的11家企業中,絕大多數都是銀行等金融類公司。
在破產10年之後,昔日北電所在的安大略省也迎來新的明星企業Canopy Growth,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大麻公司。
04. 抹黑:誰殺死了北電?
在北電破產的2009年,渥太華大學(University of Ottawa)的一群研究人員就行動起來,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研究北電到底因何衰落?
這項研究的工作做得非常紮實:他們采訪了從1997年至2009年1月期間所有北電高管人員的48%,還采訪了53位北電的客戶,以及若幹競爭對手、記者、學者、行業觀察員、產業顧問和政府官員,做了133次直接采訪,收集到了343項調查報告,素材筆記多達2,500多頁[8]。
報告給出了三個結論:1. 外部環境變化:北電誤讀市場,無法應對競爭和技術的快速迭代;2. 客戶質疑:醜聞導致主要客戶不再相信北電長期服務客戶的能力;3.缺乏彈性:北電糟糕的戰略、架構、財務、人員和文化降低了公司適應全球經濟衰退和競爭加劇等環境的能力。
結論相對枯燥,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長達35頁的報告概述中,華為被提到了0次。
2009年之後,兩本研究北電衰落的出版物相繼麵世:Adventures in Innovation: Inside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tel和100 Days: The rush to judgement that killed Nortel。在這兩本研究北電破產的專著中,華為僅被提到了2次,且被純粹稱作來自亞洲的低成本電競爭對手。
事實上,基本上所有的北電研究者,都會把北電破產歸咎在公司自己身上。但從2012年起,事情開始起了變化,一位叫做Brian Shields的前北電員工,開始四處散播關於華為黑客攻擊北電的謠言,並將北電破產的原因直接扣給了華為:華為黑進了北電係統,所以北電破產了。
一副神秘打扮的Brian Shields,2016年
這種要證據沒有,但我偏要這麽說的態勢,在2018年之前並沒有多少市場,媒體也懶得理他。但在2018年之後,形勢突然變化,北美媒體紛紛開始采訪這位Brian Shields,CBS甚至在著名節目《60 Minutes》也采用了這種說法,這顯然為華為恐懼症添油加火了一把。
北電的失敗,是由草率並購、財務醜聞、研發失誤等一係列因素造成的。其真正衰落是在2000年之後,此時北電技術上跟華為基本上是兩條路,華為偷走北電技術導致北電破產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但這種陰謀論在一個恰當的時間點,就有人那麽輕易地信了。
一位前北電員工在Hacker News上這樣評論道:北電消失並非因為華為,如今,中國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被當做替罪羊。
如果說華為跟北電的破產有什麽關係的話,那就是在北電破產後吸納了不少人才,例如在北電做到了全球網絡技術實驗室主管的童文博士,其於2009年北電破產後加入了華為渥太華研究所,成為華為無線通信首席科學家。他現在的身份則更加知名:華為5G首席科學家。
中間捧獎牌者為童文博士,2019年
當然,北電作為一個大型企業失敗標本,完完整整地展現在任正非麵前,這是千金難買的商學院案例。華為從中得到的,遠遠不止幾個頂級人才那麽多。
05. 教訓:科技企業的九死一生
任正非從北電身上學到的第一條就是:永不上市。
北電一名叫做Tom McKinney的前研發經理在接受某家媒體采訪時,指出了北電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現任和前任北電員工都有一種強烈的觀點公司高管的所有薪酬都與股票激勵相關聯,這種隻關心股票價格,不關注真相和長期的機製,最終決定了公司的存亡。
北電的管理層在2001年互聯網泡沫暴跌之後,就陷入維護股價的疲於奔命之中,卻意外地造成了財務醜聞,進而大幅影響了公司對研發的投入,隻能螺獅殼裏做道場,在技術路線之中做選擇題,最後卻賭錯了方向,喪失了所有東山再起的機會,終於被債務拖進破產的漩渦。
任正非從北電身上學到的第二條就是:死貼客戶。
在早期(1970年代和1980年代),北電通過為大客戶提供技術服務,與客戶建立了牢固的關係。但在90年代後期,傲慢的研發部門不再傾聽客戶需求,而是想當然的認為我研發什麽,你就應該用什麽。事實上,北電之所以賭錯了WCDMA和WiMAX,主要原因就是離客戶太遠。
而反觀華為,摩根斯坦利斯蒂芬羅奇曾帶隊去華為考察,任正非安排同事接待,沒有親自出麵。事後羅奇有些失望:他拒絕的可是一個3000億美元的團隊。任正非對此事的回應則是:他羅奇又不是客戶,我為什麽要見他?如果是客戶的話,最小的我都會見。
《毛選》中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的任正非,深諳這句話的意義。
任正非從北電身上學到的第三條就是:居安思危。
北電在鼎盛的90年代末期,揮金如土並購如麻,卻再也沒有為下一代技術做提前準備,結果2000年後技術儲備嚴重不足,沒能推出過任何新的重磅產品,基本上以升級為主。導致到了2005年至2006年,大多數客戶擔心北電無法在未來五年內生存,不願意做出長期銷售承諾。
相反,華為居安思危的案例很多,這裏講一個小案例:研發中心二線化。
1995年至2008年間,華為在深圳一共拿到了160萬平方米土地,一共才花了6個億,均價隻有375/平,當然那個時候地便宜,地方政府自然也願意給低價土地,在2010年之後,華為在一線城市拿地成本也極少超過2000元/平。不過即使這樣,華為仍然不停地將研發中心向二線城市遷移。
華為的一位高管給我算了這樣一筆賬:公司在北上廣深核心地段搞快地不難,但假設員工坐公共交通上班,單程30分鍾內最低房價7萬,單程1小時內最低房價4萬,按照平均每天加班2小時左右的強度,年輕員工要麽買貴的房子背不起房貸,要麽買便宜房子每天通勤累死,如何奮鬥?
因此,在其他公司還在為自己物業升值而沾沾自喜時,華為已經意識到了房價會削弱年輕人的戰鬥力,開始把研發中心向東莞、南京、武漢、成都、西安等地遷移。
百年北電的破產,對電信業界和華為最大的震撼,就是讓他們認識到了科技行業的九死一生。從cc08萬門機研發的豪賭,到差點兒被摩托羅拉收購,華為其實是由無數偶然鑄就的。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有華為這樣的企業是非常幸運的,而非曆史後視鏡裏呈現出的必然。
06. 尾聲:中國拖拉機產業的損失
2009年8月,紮菲羅夫斯基在北電破產12天後辭職,成為加拿大媒體唾棄的對象。這位有著運動員身材的標準美式公司CEO,可能到今天也無法明白:昔日弱小的中國同行,是如何一步步摘得電信領域的皇冠,營收15年狂飆60倍,並在2018年舉世聞名,成為全球所有媒體的焦點。
不過對於摩托羅拉那75億美金的收購巨款,任正非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透露了當年的想法[9]:
為了避免跟美國競爭,在十幾年前我們真的想把公司出售了,連出售以後的計劃都已經想好了。有一種假設,是把中國所有大大小小的拖拉機廠全部收購,中國拖拉機的最大問題是漏油、不耐高溫,我們用IPD的研究方法,能解決這個問題。那時拖拉機1000美金一輛,我們把質量提高以後賣2000美金,如果走了這條路,也許我們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機王國。
曆史沒有偶然,中國拖拉機行業沒能迎來屬於自己的光輝時刻,這是它們的重大損失。
一位日本網友在讀了任正非的采訪之後,寫了如下的感慨:現在,明明是最新的報告,卻有種在讀江戶幕府末期與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家的文獻的感覺。
很幸運,我們有一個華為。不那麽幸運的是,我們隻有一個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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