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兒
用文字留住歲月的芬芳
置身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出國潮中，對於同學或年輕同事拿到獎學金出國留學已經見怪不怪了。這期間幾次聽到我媽媽講起她教研室的一個同事老金出國的事，她感歎著到了這個歲數還要出國重新開始。沒想到幾年後我們和老金一家在大洋彼岸的紐約成了名副其實的鄰居。
剛到紐約不久的一個晚上，我們一家三口外出回來走進公寓的電梯。電梯啟動前又進來了一個年輕的亞裔男子。中等身材的他帶著一副眼鏡，幹淨的臉上洋溢著淡淡的笑意。先生對他點頭致意，他用英文問先生說：Korean or Chinese? 得到Chinese的回答後， 他又問：Speak Mandarin？先生回答說是。這時三樓到了，出電梯前他回頭說了句：I live at #302. Good night.
回到家和先生弄明白他們的對話後我興奮不已，我們樓裏居然住了一家講普通話的中國人。壓抑了自己幾天後決定去拜訪這個中國鄰居。晚飯後帶著女兒下到三樓，激動又有點忐忑地按了302的門鈴，應門的正是那天見到的男子。他看著我們開心地笑了，接著問：你們從國內哪來的？我回答說西安。他臉上的笑出現了惡作劇的成分：還是冶院來的呢！我說就是從冶院來的。我父母工作的那所大學在西安被稱為冶院。看我沒有開玩笑的意思，他一臉的壞笑變成了驚訝，回頭喊他媽媽說遇見了冶院的人。循聲而來的媽媽是個慈祥的老婦人，她親切地問我爸爸媽媽叫什麽，在哪個小單位工作。原來她就是媽媽同事老金的太太陳阿姨，她和我父母也都互相認識。這個愛笑的年輕人就是曉鋒。
曉鋒一家是通過他的外婆申請親屬移民來到美國的。美國生活對一把歲數不通英語的金叔叔和陳阿姨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已在美國站穩腳跟的親戚們盤下了位於曼哈頓哈萊姆區的一家洗衣店交給金叔叔管理，好讓剛到美國的曉鋒一家可以自食其力。當時金叔叔每天天不亮就開車去洗衣店，天黑以後才能到家。因為洗衣店地處紐約最危險的哈萊姆區，在店裏工作時還要擔心隨時可能發生的搶劫。曉鋒起初和爸爸一起在洗衣店工作，經濟狀況允許後他重返校園在亨特學院學習計算機工程。陳阿姨和朋友在紐約大學附近開了一家幹洗店，每天也是早出晚歸。看著陳阿姨幾乎全白的頭發和蒼老的麵容，我不能相信她和我媽媽其實是同齡人。曉鋒一家的生活讓我意識到新移民的生活遠比我的想象要來得艱辛。
聽我抱怨說美國東西太貴和舍不得買家具，陳阿姨指著客廳裏的沙發說它們都是撿來的。她告訴我在美國撿東西不丟人，如果在街上看到別人扔掉的家具合心意，隨時可以把它搬回家。先生找房子時沒有經驗， 我們的公寓位於頂層而且所有房間的窗子都朝西。不在乎空調費的老美喜歡這種一眼望見曼哈頓的景觀房。在屋頂和夕陽的夾擊下，整個家下午以後就熱得像一個蒸籠。我和女兒每天下午四五點後就隻好離開家以躲避難以忍受的酷熱。陳阿姨知道我們的情況後馬上把她家一個用得不多的空調借給我們，這樣我們的日子終於好過了一點。
陳阿姨每周四休息，她提議利用休息日帶我和女兒出去走走。她先帶我們進了住家附近的一家九毛九店，告訴我可以在那裏買到價廉物美的日用品。我才發現美國的東西也不全是很貴，我花九毛九買了一條浴簾，又用九毛九給女兒買了一包頭飾，這些頭飾可以讓女兒換著戴一陣了。陳阿姨帶我們乘地鐵來到了法拉盛。她執意要給我買地鐵票，理由是作為我父母的朋友，照顧我們是她的責任。那一頓豐盛的廣式早茶，自然也由陳阿姨買單。一直被灌輸崇尚個人奮鬥的美國人情淡薄，凡事要盡量靠自己。陳阿姨長輩般的嗬護，就像嚴冬的陽光一樣，溫暖和感動著人生地不熟的我們。
當時金叔叔正好回國在西安辦事，得知這個消息的媽媽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他。思女心切的媽媽一定覺得看到金叔叔就像看到女兒一樣，托他給我帶回了不少東西。有了曉鋒家這麽一個鄰居，生活竟有點回到了國內的感覺，有一次做晚飯發現沒醋了，打電話問了一下，就差先生下樓去要了一小碗回來。
一天在電梯裏見到曉鋒，和他提起在地下室看到有人扔下的一個五個抽屜的櫃子。曉鋒說他爸爸也看見了而且很喜歡，還和他商量要不要撿回去被他一口否決了。他說櫃子很不錯，他可以幫我們搬回家。在他的幫助下，我們終於擁有了一件撿來的家具。這件實木的櫃子一直伴著我們直到我們離開紐約，我們當時的保姆很喜歡它就把它要走了。我突然想也許可以打電話問問保姆是否還留著那個櫃子，可能的話真想把它找回來。
聖誕節快到了，陳阿姨提前告訴我她家有一顆聖誕樹可以給我們，這讓我和女兒很興奮。我們多次到九毛九店搜尋裝飾，如願架起了美麗的聖誕樹。後來，我們有了更高大的聖誕樹，積累了許多更漂亮更昂貴的裝飾。回首一下，還就是那個聖誕節在我的記憶裏最鮮活最喜慶。
曉鋒的新婚妻子小麗也終於拿到移民簽證來到美國與曉鋒團聚了。小麗是一個鋼琴教師，女兒順理成章地成了她在美國的開門弟子，淘淘等幾個女兒的朋友也相繼成了她的學生。生活在不知不覺中變化著。記得剛認識陳阿姨時，她非常謹慎小心。一次和她等電梯，她看到一個黑人過來就示意我不要進去，她告訴我擔心黑人打劫。每次敲她家門，她都會通過貓眼反複確認後才開門。隨著學生的增加， 為了方便他們出入，小麗幹脆連房門都不鎖了。年輕人的樂觀和活力影響了金叔叔和陳阿姨，他們終於笑得更多了，也開始設法減少工作時間，計劃退休了。
應該提一下的是三年後我生兒子還是由曉鋒送到醫院的。美國醫院接收產婦有嚴格的指征，被醫院趕回來兩次以後我和先生再不敢輕舉妄動，待在家老老實實地等著密集的宮縮。這一次卻等得太過了，在趕去曼哈頓醫院的路上又恰遇堵車，痛極的我已風度全無。曉鋒情急之下請警察開路並且多次闖紅燈終於把我送到醫院，兒子就在抵達醫院後半小時降生。
畢業後的曉鋒順利找到了IT業的工作。美中不足的是他們一直沒有懷孕的消息，小麗甚至開始準備谘詢不孕症的醫生。九一一發生時曉鋒的公司就在雙子大廈對麵，他眼見絕望的人們從樓上跳下。小麗在家裏焦急地等待曉鋒的消息，當繞道布魯克林步行回家的曉鋒出現在門口時，小麗第一次深切地意識到她是多麽離不開她的先生。一個月後小麗經朋友推薦去看不孕症的中醫，老中醫搭了她的脈後就恭喜說她已懷孕了，他們在第二年六月迎來了一個美麗的女孩。看到一個報道說九一一在紐約造成了一個小生育高峰， 原因是當人們處在驚恐中會更多的通過伴侶尋找安慰。曉鋒和小麗打破了不孕的擔憂生下了一個九一一Baby。
認識曉鋒一家幾乎二十年了。金叔叔和陳阿姨早已退休，在新澤西的老人公寓安度晚年。曉鋒和小麗看中了德州便宜的房價和慢節奏的生活而搬到了達拉斯。幾年前借出差機會去了他們在德州的家。也許是隨他的媽媽，四十出頭的曉鋒頭發已經花白，不變的是他的熱情和幽默。小麗開心地說終於有人說曉鋒看上去比她大了，個性潑辣的小麗在房地產投資和行銷方麵頗有斬獲，不用再教鋼琴，儼然已是了一個商界女強人了。
看來我們有些緣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