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每次回家看望母親,都要繞經縣城,買上一打缸爐燒餅帶著,不管飽餓都要馬上吃上一個剛出爐的缸爐燒餅,滿口的香酥!
第一次聽說缸爐燒餅這個名詞,是我六七歲時村裏的一個富態老頭講到解放前時他帶人去縣城辦事,臨了每個人吃了五個缸爐燒餅,吃的直紮嘴。
第二次聽說缸爐燒餅是在我八九歲時的一個仲夏之夜,坐在街頭聽大人們談古。說到本縣首戶、四大家族之首的崔家,其某一枝當家人外號崔八廝,一次他老人家懲罰一個犯錯的仆人:“他媽拉個巴子的,縣大牢裏關他十天,不給他水喝,就給他吃缸爐燒餅,渴死他”。然後真的派一個仆人每天買缸爐燒餅送到縣大牢裏,結果當然是獄卒和犯錯仆人每天共享缸爐燒餅,自然水也是給喝的。
現在想起來,見到烤缸爐燒餅的那種烤爐應該是在我5歲左右的時候,爺爺帶我去距村子五華裏的一個鎮子去趕集。這是我第一次趕集,這一去一回的路上有很多趣見趣聞,以後再談,隻說的是在一個飯館裏見到半個水缸,倒扣在一個爐火上,不知是幹什麽用的物什。細想起來,這是烤缸爐燒餅的烤爐。
至於後來第一次吃到缸爐燒餅,則是1976年的事情。
記得臨近1976年元旦時,聽爺爺和人閑聊,說到這個龍年閏六月,是變動之年,易動刀兵。當然了,後來發生的是:康、周、朱、毛的相繼離世,大地震,乃至十月裏響春雷八億神州盡朝暉。具體到我們那裏,仍然是按著慣性過著日子,每天兩頓或三頓高粱米粥就鹹菜(取決於季節),照樣不用在課堂上念書(本人沒有學過初中幾何和初中物理第一冊,雖然本人是工科教授)。
1976年是我要大幹的一年!
但這可不是我在1976年初就未卜先知可以將來初中畢業考高中、高中畢業考大學、大學畢業考研究生。那時候我隻是一個吃不飽飯的瘦巴巴的鄉下孩子,一個12歲但就想方設法讓自己和家人吃飽飯的家中長子。至於是不是像八大樣板戲之首《紅燈記》裏麵開頭第一段,浩亮扮演的李玉和唱的“裏裏外外一把手,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不知道。
何為大幹?這是因為,在縣裏但距家很遠的地方上班的我爸爸有一次到我們村小學聊天,回家時談及:我的一個同班同學(他是我小學一年級時的班長,留美博士,著名美國大公司的科學家,三個美國人的爹),在1975年帶著他弟弟拔草,曬幹後的幹草,繳給了生產隊喂牲口,就換了300斤麥子!
我爸爸說的平淡中帶著一些激動,我心裏也開始激動,300斤麥子!那可是滿滿的兩大缸或者是滿滿的三大口袋!換成白麵可以蒸多少個大饅頭?
要知道,在我們這個冀東沿海小縣,70年代前半期,政策那是有名的左,一個體現是在窮(折騰)上,一個體現說在搞計劃生育上,我的那些初高同學中,隻要是老大的,兄弟姐妹一般是2~4個。雖然計劃生育從70年代就開始搞,可是看看我現在的這些父母與我相仿的研究生或員工們,一般是家裏麵有2~4個兄弟姐妹。所以我戲稱:中國搞計劃生育的地方,真正的隻有三大直轄市和我們縣。2013年有幸和一個中國工程院的副院長同席,德高望重的院士高興多喝了幾杯後對我說:“哦,你現在是外籍教授,是美國人,我是美國人的爹”。我一愣,當即想到了台灣地方領導人阿扁這樣講過的關於“美國人的爹”的話,隨口接著說“我也是美國人的爹”。副院長馬上說“我是美國人的爺”,我接口“我將來也是美國人的爺”。副院長“我是美國人的姥爺”。我“我將來也是美國人的姥爺”。副院長要轉話題,我馬上又搶了一句“我還是歐洲人的爹”。三比二,我贏!
可惜,我不是中國人的爹。
再說當年的窮。一個成年人,每年從生產隊分到360斤毛糧(我當時天真的認為毛糧就是毛主席給的糧食,所以叫毛糧),一個像我這樣的未成年人,一年隻能分到240斤毛糧。請注意,是240市斤,不是公斤。又請注意,毛糧,不是毛主席給的糧食,原來指的是帶皮的糧食,吃的時候還要磨成米或麵,一斤麥子可以生產出來0.85~0.95斤麵粉。當然了,一年下來,每個人還可以吃到3~3.5斤豬肉,一般是春節前生產隊殺豬分肉,偶爾國慶節殺豬分半斤肉也是有過兩三次的。雞蛋,一個人一年平均吃5~6個(包括個人過生日那天早晨的兩個白煮蛋)。至於牛肉,說不定幾年中生產隊會有一頭牛會病死或老死。
現在的家領導問過我,你小時候那麽窮,那麽營養不良,你怎麽腦袋不笨?我說“你看我還不夠傻的?這都是當年餓的?要不一個Nobel Prize Winner早就橫空出世了”。其實那是沿海地區能夠吃到蝦皮的功勞,蝦皮含有蛋白質、有鹽分、有碘、有鈣鎂、有磷脂、有歐米伽-3。那時候蝦皮兩三毛錢一斤。一個人一年3~5兩的蝦皮,差不多平均分到365天中,這不就是營養來源了。
360斤或240斤毛糧不是毛主席免費恩賜給種地的農民和他們的子女的,那要靠工分去換。
當時一個農村整勞力,幹一天農活下來,掙10個工分,我媽媽身體弱,也是幹一天下來,隻能掙8個工分。一個工分值多少錢。最低的1975年,隻值1.7分(即0.017元)。那一年,我媽媽掙了600個工分,價值10.2元。而她一年的口糧值70元,我們兄妹弟三人的口糧值45元。所以我媽媽勞作一年下來,我們一家還要欠生產隊200元。我爸爸是吃商品糧的教師,那時候工資是每月34.5元(中師畢業後就漲過一次工資,以後十幾年不變),所以我爸爸年工資的一大半用來給自己從國家領商品糧和給我們從生產隊買口糧了。
現在我經常在國內花著百元的大票,可是心裏麵的那個罪惡感,簡直是充盈著。
爸爸沒有辦法,隻得和同事們去借,我記得至少和三五個老師借過錢,一般是10~30元。今年春節後,我帶著從美國帶回去的深海魚油、多維(生素)和鈣片去看望一個86歲的當年大帥哥教師,他的妻子還說到“你爸爸借過好幾次,每次都按時還,你大伯說家裏緊就先別還了,你爸爸都是說,有用處的時候再借”。
所以說,300斤麥子,額外的,那是多麽大的誘惑?從1976年年初,我就暗下決心,今年一定要拔草,要換麥子,要吃白麵饅頭。
轉眼暑假就到了。我現在這個老白臉,那時候是什麽形象呢?一條短褲,光著上身,打著赤腳,帶著一條繩子,兩個饅頭(不是生活好,整天吃大饅頭,而是夏天以後已經沒有去年的陳糧,隻能吃當年夏收的麥子,一個人分40~60斤),兩根黃瓜,一瓶水(那時候農村沒有醋賣,一個家庭買一瓶醋精,用來兌幾倍水後當醋吃,那個剩下來的瓶子就被用來裝水了)。就這樣出門了,到了一公裏遠的田地裏,用雙手,從地上拔下雞爪子草(馬唐)、牛筋草、虎尾草(棒槌草)和狗尾巴草,這些是北方夏秋最常見的田間野草,但是青嫩的野草富含纖維素、蛋白質和糖分,是良好的飼草,其營養比自然死掉的老草營養高出很多。
所謂的雞爪子草,就是形容它幾乎每一個節骨都入地生根,用手拔起來很費力。可當年的我就是用裸手拔出來的。看著我現在皮膚光滑細膩的一雙肥手,誰能夠想象在40年前,隻不過是一雙長滿老繭、布滿傷口、遍體黑綠色的一雙瘦骨凜凜、類似雞爪子的一雙勞作手。現在看到手心手背手指上的疤痕,還可以想起來是哪一次用鐮刀割破或被硬草劃傷的。
記得上大學時,我們班一個本校教授子弟(現在的大地產商)對我說,“你是咱們班最白淨的,最不像農村孩子”。他那裏知道這張臉五、六年前經曆過什麽?夏天,青紗帳就起來了,就是說地裏的高粱玉米長得都一人多高了,密密麻麻的,人走在裏麵,還有彎腰拔草,臉和胳膊免不了被高粱玉米葉子的鋒利邊緣劃傷的。反正,我這個一幹活就特別投入、不管不顧的孩子,當時隻覺得臉上火辣辣的疼,肯定是帶鹽的汗水沁侵著細小的傷口吧。
那時候沒有陰霾,日光足,上下午拔下來的草就會曬的半幹,所以到下午太陽快落的時候,我才把半幹的草從地上收起來,用繩子捆好,就背著勝利成果回家了。我幹活手快利落,一天下來可以拔草很多,太沉了,自己把繩子套入肩膀以後起不來,就隻能挪到一棵小樹附近,用手抓住樹站起來。近一公裏的路,很累的,繩子深深的陷入兩肩的皮肉之中,疼的時候,隻好把兩隻手墊在繩子和皮肉之間,或者塞入一把草墊上。
媽媽把我背回家的半幹草再充分曬幹,然後垛起來,再用當時農村不常見的塑料布苫起來以防雨淋。到了晚秋,看到草垛在不斷升高著,我眼前閃著大饅頭的身影。
可是,我們生產隊不收幹草。
我們村那時候叫生產大隊有四個小隊,這四個生產小隊是如此之窮,沒有一個養有馬或騾子的,每個小隊隻養有幾頭牛和一兩隻驢。隻有吃夜草的馬和騾才需要吃精細草料,所以在本村是換不成麥子的,即使要換,也得給幹部家庭的換(我同學他爸爸是生產隊長)。那時候農村人分成三五九等的。記得當時順口溜是這樣說的:
一等人,當書記,閨女兒子都出去(上大學或招工)
二等人,跑外交,吃吃喝喝全報銷
三等人,當隊長,鍾一敲炕上躺
四等人,當會計,髒活重活算賬去
五等人,當保管,人家吃飯多一碗
六等人,在菜園,吃點兒蔬菜不花錢
七等人,趕大車,吃的燒的家裏挪
八等人,飼養處,喂豬喂人沒人顧(顧:管的意思)
九等人,推小車,響應號召去海河(高粱米,能吃飽)
十等人,扛大鍬,上頓下頓大雜交(當時的雜交高粱很難吃,澀的很,難以下咽)
十等人,老百姓,修理地球幹革命(這是另一個版本的說法)。
既然生產隊不收,怎麽辦呀?那時候就算是不割資本主義尾巴,也沒有在集市上買或賣幹草的。有一天,爸爸回家說縣家畜站收幹草。第二天是一個星期天,爸爸媽媽早早的起來,我住在姥姥家也很早起來回家了,把幹草垛推倒一個,然後把幹草用泡水擰過用腳踏扁的秸稈作為繩子緊緊地捆了好幾大捆,放在一個雙輪小車上。這時候把比我小兩歲的妹妹叫醒,一起吃過早飯,然後爸爸駕轅,我和妹妹各從一邊用一根繩子套在肩上幫爸爸拉著車,就向5公裏(10華裏)外的縣城奔去。
在去縣城的路上,有迎麵而來的路人,爸爸還不時地和熟人打著招呼。這就像一個牛和兩隻驢,或者別的村的一匹馬和兩隻騾子拉的一套車,躬著腰吃力拉車的我當時覺得怪難為情的(不知現居澳大利亞的妹妹當時如何想,還是別提這些吧!)。恰好這時候,一個初中男同學和他在城裏麵工作的哥哥姐姐一起三個人各騎一輛車回家,迎麵而來的他還主動和我打了招呼。我含糊回了一聲。
我們村子,和縣城隔著一條河(1938年,灤河沒有改道以前的主河),有一個近三米高的河堤(大壩),爸爸、我和妹妹吃力的拉著車上了大壩。這是一個裏程碑標誌,過了大壩就意味著走了五分之四的路程了,我和妹妹都很高興。
這時候,遇到一個好心人對爸爸說,前麵城南的W莊的一個生產小隊正在收幹草,每一百斤比縣家畜站多5毛錢,你們去那裏賣草吧。爸爸就和我們商量為這五毛錢,多走三裏地,奔那個村去。到哪裏一看果不其然,真的在收草,有幾個社員在用叉子垛著收過來的草,我看到那些草的成色不如我家的。
我們順利地把幹草賣了,爸爸還和社員們聊過幾句天。我記得縣家畜站收草是四塊錢一百斤,他們村是四塊五一百斤。哪一次買了17塊多,我們興衝衝的拉著空車往家走。經過縣城東關時,爸爸帶著我們兄妹倆,還專門去了吊橋飯店,用一塊兩毛錢買了十個缸爐燒餅(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姥姥姥爺我妹弟,都有份)。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缸爐燒餅,像”雜拌”點心那樣大小,一層烤的油黃的麵皮,上麵正麵還有很多芝麻粒在上麵,裏麵是蔥花豬肉餡的。爸爸當時就讓我們倆分吃了一個算是犒勞。吃起來酥的很,香極了、鮮極了。真的是有豬八戒吃人參果的感覺,恨不得再吃一個。多賣了一塊多錢是意外,吃到傳說中的缸爐燒餅更是意外,我和爸爸妹妹快步拉著車,一路想象著媽媽知道我們賣了17元的喜悅心情,還有缸爐燒餅讓全家人享受呢,這可是我自己的勞動成果!
(再續)
馬唐應該有二十多種,我在中國見過五六種,美國有三四種。
那種草每一個關節都會生根,長大後很難拔。
馬唐你們那裏叫雞爪子草呢!有意思!和美國的馬唐差不多樣子?
這個應該是河北特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