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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為：中國選賢任能模式是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維為】
10月25日，黨的十九屆一中全會將產生黨的新一屆領導班子，中國的選賢任能模式也因此而再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五年前的這個時候，我曾就上一屆中共領導班子的組成，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一篇評論文章，談中國的選賢任能模式是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我當時是這樣寫的：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都在經曆最高領導人的換屆，這種巧合被西方媒體描述為一個不透明的共產黨國家與一個透明的大眾民主國家的鮮明對比。這種對比是非常膚淺的，它實際上涉及的是兩種政治模式之間的競爭：一種是更強調選賢任能的模式，另一種則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可能勝出。
中國最高決策機構，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選人幾乎都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或具有其他相應的工作曆練。在中國，治理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才幹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的規模。很難想象在中國這種選賢任能的製度下，像美國小布什和日本野田佳彥這樣低能的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
以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為例，他曾在經濟充滿活力的福建擔任省長，後又擔任過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浙江省委書記，其後又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上海是中國的金融和商業中心，還有許多強大的國有企業。換言之，在習近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過的地區，就人口而言，超過1.2億，就經濟規模而言，超過印度。其後他又有5年時間，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來熟悉整個國家層麵的政治、軍事等領域的領導工作。
亞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現實中這一理想並非輕易可及。美國的民主製度距林肯的理想還相當遙遠，否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會批評美國的製度是“1％有、1％治、1％享”。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改革的實驗室。中國這種“選拔+選舉”的模式已經可以和美國的選舉民主模式進行競爭。溫斯頓·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製度，但其他已嚐試的製度更壞。”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如此。許多中國人將丘吉爾的這句名言意譯為“最不壞的製度”，也就是中國偉大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壞領導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國儒家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盡可能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中國通過政治製度上的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製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保底的“下下策”（保證應該離開領導崗位的人離開）的結合，這是超越西方那種隻有“下下策”的製度安排的。
五年過去了，我的這些話無需修改，因為它準確概述了中西方政治製度的差異。令人感歎萬千的是：五年時間飛逝而過，中國的選賢任能模式產生的一流領導人及其團隊推動了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迅速崛起，而西方選舉政治模式產生的平庸領導人導致西方世界更快地走衰。一位英國朋友對我說，雖然我不信仰共產主義，但如果你把習近平主席和美國特朗普總統、法國馬克龍總統，英國特蕾莎•梅首相放在一起，那反差實在是太大了，你問我誰更值得信任，我會說習近平。
從中國人的視角看，西方社會今天極其缺乏具備戰略眼光和執行力的領導人，原因就是西方政治製度中缺乏“選賢任能”的製度安排。在許多西方國家裏，多黨民主製度早已演變成一種“遊戲民主”，即把民主等同於競選，把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拚金錢、拚資源、拚公關、拚謀略、拚形象、拚演藝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兌現，隻要有助於打勝選戰就行。這種沒有“選賢任能”理念的“遊戲民主”所產生的領導人能說會道者居多，能幹者極少。
此外，西方國家普遍陷入財政危機，一個主要原因是低能的政客隻會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福利支票，結果耗盡了國庫，最終惡果還是要老百姓來買單。希臘的帕潘德裏歐和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是這些國家的標誌性人物。帕氏祖孫三代擔任希臘總理，是西方“遊戲民主”裏小範圍選人的“家族政治”典型。貝盧斯科尼是意大利首富，坐擁億萬家產，控製意大利主要傳媒，盡管關於他的各種緋聞和醜聞幾乎從未間斷，但他還是三度出任了政府總理。這些國家都曾相當風光，但一代無能的紈絝子弟把國庫就弄了個精光。
中國選賢任能模式與此形成了鮮明對照。1978年，鄧小平提出中國必須確保各項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性，確保國家全麵現代化目標的如期實現，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他強調需要通過選賢任能，從組織上保證這些戰略目標的實現。他說過，“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在選賢任能的論述中，鄧小平把中國最高執政團隊的選拔看作是重中之重，他講過“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隻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
1985年9月22日，鄧小平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投票選舉
經過數十年的實踐，中國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經把“選拔”和“選舉”較好地結合起來。在過去數十年中，我們形成了能夠致力於民族長遠和整體利益的領導團隊和梯隊。這套製度安排意味著，高級幹部的晉升必須經過大量的基層鍛煉，經過不同崗位的工作實踐，經過包括初步考察、征求意見、民調、評估、投票、公示等一係列程序，最後才能擔任關鍵職務。雖然這種製度安排還有不足之處，還在繼續完善之中，但就現在這個水平也可以和西方選舉政治模式競爭。過去數十年中國的迅速崛起和西方的持續走衰就證明了這一點。
從思想傳承來看，這種事業成敗，關鍵在人的思想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源遠流長。“治國之道，務在舉賢”“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治”表達的都是這個思想。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一種深層次的心理結構，從百姓到幹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認同“治國必須靠人才”。像西方那樣，能說會道就可以競選當總統，與中國政治文化深層次的心理結構格格不入。
從製度傳承來看，這種選賢任能的製度源於持續了上千年的科舉選拔製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製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調和選舉等。這種集古今優勢和中外長處為一體的製度安排無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複興的製度保證。
寫到此，我不由想起了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人柏拉圖就選舉政治提出過的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他說，如果你患了病，你是到廣場上召集民眾為你治病呢？還是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會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那麽治理一個國家，其責任和難度百倍於一個大夫，你該找誰呢？柏拉圖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多少國家就是因為一人一票選出了惡人而走向了災難。
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德國的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當時的魏瑪共和國是良好憲政設計的產物，選舉公正，輿論自由，憲政民主。但納粹黨利用人們的各種不滿，采用民粹主義的手段，在1932年的選舉中，獲得37%的選票。而在1933年更是獲得了44%的選票，比另外三個政黨的票數之和還多，成為德國議會的第一大黨。以理性著稱的德國人結果選出了仇恨人類的希特勒執政，最終不僅給德國帶來了滅頂之災，也差一點毀掉了整個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圖活到1933年的話，他一定會說，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切。同樣，如果他活到今天，看到西方世界各種黑天鵝現象頻發的狀況，估計他也會說，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切。
西方自由派曾創造出一種“製度萬能論”的話語：隻要製度好，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選個傻瓜治國也沒有關係，但隨著全球化和國際競爭的加劇，隨著中國和中國模式的迅速崛起，這種“製度萬能論”不攻自破，連“曆史終結論”的作者福山先生也不會接受了。美國選出了低能的小布什當總統，美國的國運就連續八年走衰。美國再不進行實質性政治改革，其國運還將繼續走衰。
坦率地說，我們慶幸自己，中國人經過百折不饒的探索終於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們今天可以為許多國家提供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智慧，也可以為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指點一下迷津，讓他們反思一下自己製度中的種種問題。當然，如果西方還是迷信他們的政治製度是最好的製度，那就請他們繼續受用下去吧，我們不奉陪了。世界曆史正進入一個大轉折時代，正見證“西方500年支配地位的終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正處在人類曆史上一個最激動人心的變革時代，而中國是這場曆史性變革的中心。讓我們繼續沿著自己探索出來的成功之道大膽前行吧，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