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天京迷霧（一）

在文革期間，我家有部翦伯讚的《太平天國簡史》。我識字後經常閱讀，發現和自己從牆報和宣傳中讀到的曆史有很大不同，而且那種曆史分析的方法，給了我很大啟發，不是直接得出結論，而是從不同資料中，進行邏輯分析取舍，並堅持曆史地看待問題。從那部書中，我對太平天國的曆史非常了解，僅次於本黨曆史，和從三國演義裏了解到的三國曆史。

太平天國最驚心動魄的一段就是”天京事變“，也是天國由盛及衰的轉折點。但關於天京事變的具體過程，由於太平天國失敗了，當事人多已故去，其史料也被毀。天國被俘的大人物，幾乎無一例外被殺，除了李秀成被開恩斬首，其他多被淩遲。洪秀全兒子被淩1800餘刀，慘絕人寰；石達開兒子當刑時年紀太小，被養到16歲受淩遲刑，滿清真是慘無人道！有些人死前留下供詞，這些就成了目前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主要資料，但這些人明知要死，能寫多少真話，而提審的官員也可能會篡改，如曾國藩明顯篡改了一些李秀成的自述。這為天國曆史研究留下一片迷霧。其中關於天京事變，困惑最多。

最近看到一個公眾號，”一品灼華“，專攻太平天國史，寫的天京事變一章，非常有新意，就編輯一番，以饗讀者！

公元1856年初秋的一個夜晚，天京城行將宵禁，燈火稀疏，街道一空。太平天國天官正丞相、東王楊秀清的近臣陳承瑢以軍情緊急為名，下令打開天京城南的三山門，迎接北王韋昌輝及其三千親兵入城。

按理說，韋昌輝此時應坐鎮江西瑞州府（今江西宜春市高安市），率軍牽製南昌的曾國藩湘軍側翼，隨時支援武昌和九江兩大戰場，如此緊要關頭他突然回軍天京，更異常的是韋昌輝並沒有楊秀清的調動軍令，若不是陳承瑢開城，他想要順利進入天京城都很難。

入城後，韋昌輝馬不停蹄，與先幾日回到天京的西征軍副帥秦日綱會合，二人隨即下令三千親兵迅速控製各處街巷，將距離三山門不遠的東王府團團圍住。韋昌輝和秦日綱等親率百餘精銳徑直進入東王府大門，不由分說將東王府負責安防的衛隊全部殺掉。隨後，韋昌輝的親信將領許宗揚攀柱而上，跳入內院打開內門，韋昌輝等衝入一路砍殺。秦日綱率先闖進東王楊秀清的寢室，將已經就寢的楊秀清從床上揪下。

身材瘦小的楊秀清此時剛剛吸食完鴉片，精神恍惚之下，根本無力抵擋。韋昌輝親自操刀將楊秀清斬首，然後又引兵對東王府展開殺戮，包括老弱婦孺千餘口盡數喪命。混亂引發了東王府失火，周邊不明情況的城防衛戍軍隊和官員紛紛趕來救火，結果遭到韋昌輝所部截殺。喊殺聲又加劇了混亂狀況，等到第二天清晨時，整個天京城南已是血腥一片。

順便一提，那位攀柱打開東王府內院的許宗揚，正是我們前文提到過的北伐救援軍主要將領之一。他在金田起義之初追隨東王楊秀清麾下，屢立戰功，是不折不扣的楊秀清親信將領，這就是他對東王府內情異常熟悉的原因。可是隨著楊秀清的權柄越來越重，許宗揚卻自認為沒有得到相應的顯耀官位，於是對楊秀清漸生怨念。同樣不忿楊秀清獨攬大權的北王韋昌輝趁機延攬，許宗揚隨即暗中改換門庭，投靠了韋昌輝。

等到許宗揚救援北伐軍不力，被楊秀清治罪下獄，這讓他更加憤恨。在韋昌輝的運作下，許宗揚脫罪恢複軍職，最終死心塌地跟隨韋昌輝參與了天京之變。許宗揚的最終結局沒有見著史料，但他的恩主楊秀清和韋昌輝下場悲慘，恐怕他的命運也好不到哪兒去。不得不說，我們從許宗揚身上感受到了人性的複雜和世態的多變。

韋昌輝之所以敢如此肆無忌憚發動政變，陳承瑢敢背叛恩主楊秀清，是因為他們得到了太平天國最高領導、天王洪秀全的勤王密詔。盡管這份密詔沒有實物留存至今，甚至有學者認為是否存在密詔都是存疑，但是合理推論之下，如果沒有密詔，韋昌輝、陳承瑢絕對不敢在太平天國與清帝國軍事拉鋸的關鍵時期貿然發動政變。要知道，東王楊秀清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即使不考慮楊秀清的個人能力，僅是追隨在其身後的各方勢力就難以撼動，若不是天王洪秀全參與甚至主導，韋昌輝政變成功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太平軍離開廣西東進時，洪秀全將軍事指揮權交由楊秀清，自己則專心內政和教務。等太平天國定都天京，有了固定地盤之後，洪秀全又將內政權交給楊秀清。事實上洪秀全已經成為太平天國的宗教精神領袖。如果太平天國是一個真正政教合一的政權，洪秀全就應該是至高無上、無可替代的存在。可實際並非如此，洪秀全在太平天國中的地位相當尷尬。

洪秀全創立的“變異基督教”教義隻是基督教和儒家理念的混合體，他本人並沒有新思維，且也沒有能力將這兩大哲學體係融合一處，其中存在相當的邏輯悖論和理論硬傷。一個理論基礎不牢靠的政權是無法統一內部認知、形成共性動力的，因此洪秀全“精神領袖”的地位和權威也是不穩固的。

威脅洪秀全權威的就是以楊秀清為首的“東王府”勢力。

楊秀清的個人能力遠超洪秀全，他清晰看清了洪秀全倚賴的“神權光環”無法服眾，太平天國根本不是體係嚴密的政教合一政權，隨著楊秀清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產生取而代之的想法是必然的。尤其是在金田起義之初，為了解除危機，洪秀全認可了楊秀清擁有“天父附體”的特權，讓楊秀清有了超越權力等級的手段，使得楊秀清的僭越野心愈發膨脹。

據不完全統計，楊秀清行使“天父附體”特權一共26次。最初楊秀清的“附體代天父言”是為統一內部認知，確定太平天國的戰略方向而為，但是後來卻漸漸變味，逐漸成為打擊洪秀全權威、否定洪秀全決策的利己行為，完全失去了行使“天父附體”特權的初衷。這就使得洪秀全與楊秀清的矛盾逐漸尖銳起來，最終發展到相互拆台的地步。

當時太平天國的另外兩個高層領導人韋昌輝和石達開麵臨被迫選擇陣營的窘境。

年輕的石達開實力較弱，隻在軍中頗具影響力，因此基本保持中立。但是楊秀清忌憚石達開的軍事能力，刻意壓製石達開及其部屬，使得石達開逐漸傾向洪秀全陣營。

韋昌輝在金田起事之前由蕭朝貴傳引信教，他散盡家財，整個家族投身太平天國之中，是太平天國的創立者之一。很多學者認為韋昌輝是“混入農民起義隊伍中的封建地主投機分子”，這未免太過於臉譜化。韋昌輝能夠舍棄家業加入太平天國，固然有“來土之爭”的緣由，但他絕對是有信仰根基的，否則絕不可能放著富家翁的生活不過，去冒殺頭誅九族的風險。

韋昌輝的人生經曆與洪秀全類似，屢試不第，痛恨官府，但他畢竟是讀書人出身，與赤貧階層曆練出來的楊秀清性格極為不投，且韋昌輝身修體長，相貌堂堂，而楊秀清則是身材矮小，渺目腿畸，因此金田起義初期楊秀清在韋昌輝麵前有深深的自卑感。等到楊秀清掌控大權，封爵“九千歲”之後，開始對韋昌輝不斷施壓，並肆意侮辱，若不是韋昌輝受到洪秀全的庇護，恐怕早就被楊秀清搞掉了。因此韋昌輝在洪、楊之爭中堅決站隊洪秀全，成為楊秀清的死對頭。

公元1853年末，楊秀清為了打壓洪秀全的天王權威，假借“天父附體”問罪，竟欲當場杖責洪秀全，後經群臣苦勸才罷。堂堂一國之君竟然無法保持基本威嚴，這簡直是駭人聽聞。而據後來石達開回憶，當時他和韋昌輝跪在堂前瑟瑟發抖，生恐楊秀清借“天父附體”發難，將他們一並殺掉。由此可知，楊秀清的僭越野心已昭然若揭。

公元1854年春，一個意外事件的發生更加使得洪秀全與楊秀清的政治鬥爭表麵化。

清帝國安插在天京城的間諜頭目張繼庚被太平軍抓獲，負責審問此案的正是剛剛投降太平天國的清帝國原廬州知府胡元煒。在急於立功的胡元煒威逼哄騙之下，自知必死的張繼庚大肆攀誣太平天國的34名中高級官員是他的同夥，其中洪秀全的親信劉春山，楊秀清的親信嚴定邦，韋昌輝的部將陳桂堂，石達開的府臣周北順等均位列其中。

對太平天國內部人事關聯還不熟悉的胡元煒根本不辨真偽，就將審問結果上報負責刑獄的上級主官、石達開的嶽父黃玉琨。不敢擅自做主的黃玉琨又上報至負責天京防衛的北王韋昌輝。麵對這個燙手山芋，韋昌輝幹脆寫了兩份奏章，分別上報給天王洪秀全和東王楊秀清。結果這麽一個隻要仔細核實就能辨清楚的間諜案，最終演變成了太平天國高層的政治傾軋。

間諜名單上報洪秀全之後，洪秀全認定其中一部分不可能是間諜，令楊秀清慎重處理，其餘可全部處死。而楊秀清則力保他的親信絕不可能叛國。因此洪楊二人分別下達詔令，欲將對方的親信處死。雙方僵持之下都不能如意，最終這34人無一保全，連同張繼庚一起全部被殺。這其中究竟有誰是冤死，遂成疑案。

從此天王詔令和東王詔令各行其是，洪楊二人不和已是太平天國統治階層公開的“秘密”。到後來甚至到了堂堂天王連自己“小舅子”賴漢英的性命都無法保全的地步。

公元1856年夏末，太平天國大破清帝國江北大營與江南大營，解除了天京城的戰略危機。自恃功高的楊秀清忘乎所以，再次表演了“天父附體”的“絕技”。

楊秀清以“天父爺火華”名義責問洪秀全：東王大功，何止於九千歲？

洪秀全被迫回答：東王亦當萬歲。

“天父附體”的楊秀清再問：東王世子何止千歲？

洪秀全答：東王既萬歲，世子亦萬歲，且世代皆萬歲。

這就是所謂的楊秀清“逼封萬歲”事件。這成為引爆“天京之變”的導火索，一場政變已不可避免。

受辱回到天王府的洪秀全與天官正丞相陳承瑢商議對策。

長期協助楊秀清處理內政事務的陳承瑢是勇將陳玉成的叔父，他本是窮苦車夫，身材矮小、其貌不揚，可是處世精明，頗有謀略。恰恰這樣類似楊秀清的出身、外貌、性格，在金田起事時就受到楊秀清的賞識，加之陳承瑢曲意逢迎洪秀全，使得他成為洪、楊兩派都信任的人，不僅被封侯爵，而且擔任了“天、地、春、夏、秋、冬”六部官員的首官。

然而隨著楊秀清的不斷僭越，陳承瑢對他極為不滿，表麵上陳承瑢還是楊秀清的親信，其實已暗中效忠洪秀全。最終在二人秘議之下，當即下達兩道“密詔”，分別給北王韋昌輝和翼王石達開，令二人回天京勤王，共誅“東逆”。韋昌輝積極響應，迅速帶兵回到天京，終於血染東王府……

我們回頭再仔細梳理一下“天王密詔”是否存在這一疑題。

由於記述太平天國的史料繁複，記載相互之間多有矛盾，使得天京之變的真實過程陷入迷霧不能顯露。究竟有沒有天王勤王密詔，這是定論韋昌輝在天京之變中是奉命行事還是擅自行動的關鍵所在。可是這一問題卻始終沒有定論。

大部分學者認為勤王密詔是有的，這完全符合洪、楊之爭的實際情況。然而在石達開、洪仁玕、李秀成等人被捕後的自供中，都詳細記述了天京之變的過程，卻均沒有提及洪秀全下達過誅殺楊秀清的勤王密詔。洪仁玕、李秀成倒也罷了，可石達開卻是接受密詔的二者之一，怎會不敘述密詔這麽重要的細節？更加驚悚的是，石達開完全否認了洪秀全參與誅殺楊秀清的政變。

據石達開敘述：（太平天國）七年，我在湖北聞有內亂之信，韋昌輝自請洪秀全誅楊秀清，洪秀全不許，欲加楊秀清偽號（指封其萬歲之事），韋昌輝不服，遂將楊秀清誅殺。

這段敘述明確說是韋昌輝未經洪秀全首肯而自行其是，甚至連楊秀清“逼封萬歲”的僭越行為都一並否定，而是洪秀全主動“加封萬歲”的。按照石達開所說，楊秀清完完全全是被冤殺的，這就徹底顛覆了我們對天京之變的固有認知。可是關於洪秀全主動“加封萬歲”的說法，搜遍相關史料，僅見於《石達開自述》一文，其餘的全部認定“逼封萬歲”是洪、楊決裂的誘因。因此，邏輯分析之下，石達開的敘述是有問題的。

當時太平天國的規製中，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的權力最大，韋昌輝次之，石達開又次之。諸王之下的權力排位依次是秦日綱、胡以晃、陳承瑢等等。除了胡以晃當時已病死在江西臨江府（今江西宜春市樟樹市）外，楊秀清、韋昌輝、秦日綱、陳承瑢均死於天京之變中。如果是韋昌輝擅自誅殺楊秀清，以秦日綱和陳承瑢的權位，絕對不會聽命於韋昌輝，能指揮動秦日綱和陳承瑢的，隻有可能是天王洪秀全。

因此天王密詔絕大概率是存在的，石達開很可能說謊了。

有相當多的史料揭示，石達開在接到天王密詔之前，已經深度參與到誅殺楊秀清的密謀之中，隻不過是行動時間沒有確定而已。那麽，既已參與，石達開卻在接到密詔之後，沒有及時按密詔行事，而是繼續以無法脫離戰場為由，停留在武昌前線數日，明顯有坐山觀虎鬥的投機嫌疑，實在有損石達開的大義名聲。

進一步分析，石達開的家人在天京之變中被韋昌輝屠殺殆盡，二人仇深似海，他在敘述時是帶有傾向性的，隻會將韋昌輝說成是自私自利、目無尊卑之徒。這也許就是隻有石達開否認有密詔這回事的原因。

記述太平天國的史料如此繁雜，是因為當時世界資訊的傳播已日漸加速，盡管清帝國在這方麵還相當落後，但是在租界、香港等地區已形成以報紙為主的媒體傳播渠道，清帝國與太平天國曠日持久的戰事成為報紙登載的新聞熱點。

當時的香港報紙《中國之友》登載了據說是“天京之變”親曆者雷諾茲的係列文章《鎮江與南京》，文中生動記述了韋昌輝與秦日綱趕回天京發動政變的細節：

第五位（指韋昌輝）說：你（指秦日綱）得跟我一起回南京，因我有天王信件，這是你不知道的。

結果在他們到達南京前，第七位（指秦日綱）始終不知道怎麽回事。直到他們在南京城外停下，第五位才告訴第七位，他得到了第一位（指洪秀全）的命令，要殺掉第二位（指楊秀清）。

《中國之友》早在1870年前後就停刊了，是公信力不足的非官方刊物，頗有聳人聽聞博眼球之嫌。仔細梳理這篇文章，其中最明顯的錯誤是，秦日綱比韋昌輝早幾日回到天京，二人並非同行。根據天京之變的進程分析，韋昌輝與秦日綱必定早有預謀，否則根本達不到精準一擊的效果。

百餘年來關於太平天國的文章很多取材於這些新聞報道，而這些報紙的消息來源參差不齊，事實真假難辨，評論立場偏頗，最終影響了後世對太平天國的評價，其中的曆史細節更是沒入迷霧之中無法澄清。

這就需要我們在眾多的信息中仔細梳理並思考了。

下一篇繼續敘述天京之變的後續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