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最近哈佛大學著名的中國史學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去世，使我了解到還有一部關於中國文革的經典史學專著，《文化革命的起源》（Origin of Cultural Revolution)。於是就到網上搜尋，找到了第三卷（走向災難 1961-1966）， 花了五個業餘的晚上看完了它。
中國傳統史學著作，以史記為代表，類似於敘述文，其中總有一些來源不明的故事，讓人印象深刻，讀來饒有興趣，但對於這些信息的來源，通常沒有一個認證和分析的過程。而西方的史學著作，以《羅馬帝國盛衰史》為代表，則有很大篇幅分析論證有關史實，可看性較差，比較枯燥。《文化革命的起源》就是一部典型的西方史學書，隻是因為對這段曆史比較感興趣才讓我耐著性子看完了它。希望中外史學界能取長補短，創造一種雅俗共賞的史學文體。
按馬若德的思路，文革可源於新中國成立時。自建國到1956年左右，新中國模仿蘇聯，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國家體製，有黨政軍還有憲法，法院，軍官們都戴著金光閃閃的軍銜勳章。但新中國的關鍵決策體製則有別於蘇聯，也和中國古代王朝不同。毛澤東很特別，他沒有一個專屬自己的機構來行使職權，在文革前也沒有聽命於他的秘密警察機構，貼身的就屈指可數的幾個秘書。毛的權力是通過控製，驅使少數的幾個權臣來實施的，如周恩來負責政府，鄧小平負責黨，林彪負責軍隊。毛的權力機構裏，始終有個接班人的位置，此人的地位高於其他權臣，在得到毛授權或毛不在時，可以行使最高權力，接班人很累，分擔了毛的大部分瑣稅的事務。除了在60年代初，毛曾公開宣布劉少奇為接班人外，之前他都是對此模棱兩可的，以此驅使權臣們互相競爭。另外，毛喜歡變更部門職權，或新設小組行使某種職權。如58年後，由書記處負責經濟，而到66年又由國務院負責經濟。總之，毛的治理高度依賴權術，是個典型的人治。
毛不是個事無巨細，事必躬親的人，最經常的工作地點就是家裏的床，工作方法就是在報告上批注，更多的時間在看書思考，也對文學詩歌和女人有愛好。他還特別喜歡和一些非專業人士，如護士，小情人，警衛戰士，醫生談國家大事，一談就幾個小時，應該是通過這種類似自言自語的方法為自己理思路。閑暇的時間多了，他腦子裏就產生了很多千年大計。
建國初時，毛的威望並沒我們想象的那麽高。但在他堅持和督導下的農村和城市的集體化（社會主義改造）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並沒有引起如蘇聯曾發生過的嚴重副作用，加上新中國政權的迅速鞏固和發展，極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也使他產生了強大的使命感。毛雖名為馬克思唯物主義者，但他的思想核心有很強的唯意誌論；另外他把鬥爭看成一種永恒的動力，這從他的《矛盾論》一書中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被他理解為主要是鬥爭。
56年後，毛的運氣一直不太好。他想建立一個言論自由，“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治者從諫如流，人民暢所欲言的和諧社會，結果以反右收場；他想通過激發農民的巨大創造力，開創一個意誌勝利的大躍進新經濟，結果以大饑荒結局。像希特勒軍事失敗後，最怨恨的就是他的將軍們一樣，針對這些失敗，毛不自省自己的錯誤，卻把怨恨投向黨，和那些他認為無能的幹部們。他認為是黨辜負了他的偉大，為了實現他的偉大理想，他需要“新人“。 希特勒的新人是具有高貴雅利安血統的，在戰爭中淬煉出來的。 毛的新人，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也將是無產階級出身的，在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裏鍛煉成長起來的。
國內的一連串失敗，再加上和蘇聯的決裂，使毛對現行體製和蘇式社會主義道路失望之極。他繼承和發展了托洛斯基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他認為，革命成功了，革命的領導者就會享受權力所帶來的利益而成了新生的資產階級，隻有發動人民起來革命，才能保證權力階層不腐敗，社會才能向前發展，沿著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社會發展規律，直到共產主義。就是到了共產主義了，也仍然需要群眾運動。革命不是和風細雨式的，那沒有用，革命將是暴風驟雨式的。能在革命中生存下來的革命者，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接班人，在革命中生存下來的老幹部也是。反複的群眾運動，是讓這個製度永遠保持活力的唯一途徑。
馬若德沒有妖魔化毛，他的書在中國大學的圖書館裏也可以找到，當然當局不會去宣傳他的觀點。我覺得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來保持政權的活力，和民主是異曲同工的。民主用和平的方式變更政權，而文化革命用暴力的方法。毛看到了一黨專製的蘇式製度沒有前途，他的處方是用群眾運動來使政權保持活力。文革的實踐，證明了這條路走不通，但並不是說明一黨壟斷權力的方法就走得通。權力是無法壟斷的，變化是永恒的，暴力的或和平的。而最近中共打擊毛左的行動，也體現了毛主義對現政權是有威脅的，是一把從另外一個方向插向一黨專製的尖刀。
關於馬若德的信息來源，他聲稱全部來源於公開發行物，但也承認有來自於內部發行物，和文革時的大字報。文革時的大字報，是各國情報機構的大寶藏，美蔣特務都受命收集，台灣還以此破獲了很多共諜。美國出版過了大字報合集，幾百卷。這也是本書的資料非常翔實的原因。
書中有關文革過程的敘述，有這麽幾個與我通常了解的曆史不一樣的地方。一，在7000人大會上，出來阿喻奉承毛的，並不隻有林彪，還有周恩來，周提出在大躍進中毛一直要求大家謹慎，但很多幹部不聽，所以惹成大禍。二，65年底，毛在會上就四清問題和劉少奇公開吵翻，有諷刺意味的是，劉要把人口的20%定為反動派，意圖用極左的方法把禍水從自己身上引開，而毛指定鬥爭方向是黨內走資派，鬥爭目標反而是縮小的。三，不是赫魯曉夫的20大報告，而是赫的下台讓毛寢食不安，意識到麵臨自己的不但是死後焚屍，而是死前下台，有一段時間大捧劉少奇。四，毛離開權力的時間，隻有62年的大約8個月左右，從62年夏天起，就重掌權柄。
馬若德引用毛對斯諾的話，毛決心要將劉幹掉的時間是1965年一月。我認為，相比於毛的偉大社會理想，幹掉劉少奇是個小事。除了62年短短的半年，毛一直牢牢控製著權力，無論劉少奇還是鄧小平，都沒有反抗的機會。權力鬥爭不是文革的主要目的，毛澤東想通過文革來驗證他的關於實現理想社會的方案。劉少奇和所有黨的官僚，以及革命造反派，都將在鬥爭中決定他們的命運。文革初期變得如此慘烈，劉少奇要付一定的責任。他把四清運動擴大化了，在一個20萬人的窮縣，派了一萬多人的工作隊，把窮村的隻有片瓦的舊地主和村幹部整得十死九傷。他也要整人，隻不過是黨整群眾，而毛的號召，是群眾整黨。劉的四清，激起了民憤，所以當516毛發表了他的大字報後，憤怒的群眾以百倍的暴力衝向了黨，摧毀了各級黨組織。文革除了顯示人性之惡所能達到的程度，也演示了沒有管理的民主的危害程度。文革確實是民主的一種類型，多數暴力民主。
如果說這段曆史給了我們什麽教訓的話，我認為，第一，必須限製領導人的權力，杜絕個人崇拜。沒有毛，沒有對他的個人崇拜，就不會有文革。第二，政權必須吐故納新，用暴力群眾運動，多數暴力民主這條路是走不通的，而製度化有管理的民主選舉更迭政權是更可行，也有實踐基礎的道路。
願這段曆史能被世界了解，教訓被吸取，而錯誤不要重犯！
方法是大民主,或者群眾運動。或許他沒有其他辦法搞黨內的走資派。
大民主，群眾運動，因為沒有章程，沒有規則，基本上誰（群眾中的一些人）都可以認定某某某是走資派，是牛鬼蛇神。搞法是批鬥戴高帽子，體罰，逼供信等等。因為沒有章程，沒有規則，沒有限製，誰想怎麽搞就怎麽搞，一句話，沒有“法”。 結果搞成了災難，搞成了浩劫。 毛說過，文革 成了 “打到一切，全麵內戰。” 等於承認文革時失敗的。
教訓最重要的是： 法和規則。
基本等同於樓主的說法： [而製度化有管理的民主選舉更迭政權（或者任何目的） 是更可行]
1. 收繳天下財富盡有之 （“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
2. 收繳天下土地盡有之 （“人民公社化”）；
3. 收天下人口盡食邑之 （“城鄉戶口製度”）；
4. 收繳天下物產盡撒之 （“支援亞非拉人民和社會主義大家庭”）；
5. 收壓天下文化盡毀之 （“批武訓”，“反右”，“文化大革命”，“破四舊”，“上山下鄉”，“廢除高考”，“批林批孔”等等）；
6. 總而言之，俘虜（“解放”）中華民族盡情淩虐愚蠻之（1949 - 1976）！
2. “如果說這段曆史給了我們什麽教訓的話，我認為，第一，必須限製領導人的權力，杜絕個人崇拜。沒有毛，沒有對他的個人崇拜，就不會有文革。”
對這兩點矛盾之處，作者作為50後，深受毛主席教育毒害，對毛主席的認識能有這樣的認識有情可原，甚至難能可貴。
對於毛主席與文革曆史問題的研究，《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和《晚年周恩來》是最有價值的文獻。
沒讀過或聽說過《萬曆十五年》嗎？那種雅俗共賞的史學作品，猶如科普文章，有助於傳播專業性的知識，讓更多人明白真相，或至少得知事情的更多側麵。
史學文體？那是神馬？是學問還是演義？要說大眾化的演義，美國還真有，荷裏活的劇本就是，有關納粹集中營的電影年年有，每五年就有一部獲奧斯卡獎的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