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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統計過，從二十世紀開始，在世界民主的大本營美國，關於民主還是專製製度好的討論，大約三四十年一個輪回。第一次是三十年代，第二次是八十年代，現在又是一次了，特征是人們普遍厭倦了民主的煩索和低效，轉而追求魅力領袖和高效的專製政治。
民主和專製其實是一對孿生兄弟，自從人類形成了社會，它們就形影不離。最早的部落都是民主製，有重要事情大家投票決定，少數服從多數。人多了以後又發展出代議民主，一群人選出個代表，代表們對重大事務討論和表決決策。甚至一些很大規模的國家都是民主製的，如希臘的那些城邦共和國和羅馬共和國。行政和立法，司法的分工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就很成熟了。由大英帝國的君主立憲製，美國的總統製和法國的議會製為代表的一係列民主製的強國，在二十世紀初已經主宰了世界。美國更把民主由一種管理模式上升到一種價值觀，民主製成為一種優勢的製度和意識形態。二戰戰敗國日本德國在美國刺刀下被迫實行了民主製，以後發展得很好重新成為經濟強國，這樣，排在世界前列的強國中民主國家占了絕大多數，民主就如一個曆史學家所說的，似乎成了曆史的終點。
但民主製在早期社會中就暴露出了缺點，尤其是在戰爭時，眾口難調往往貽誤戰機，造成災難性後果。因此部落群眾常在發生戰爭時推舉一個強人獨斷專行，這非常有效。但問題是在戰爭之後，這個強人往往拒絕交回權力，以後還把權力世襲給自己的子孫。這就是專製的起源。
各種類型的專製是人類幾千年文明史中的主流政治製度。古代的碩果僅存的民主製國家羅馬，最後也變成了專製的帝國。在大英帝國崛起之前，所有的強國都是專製帝國。即使是英美法民主強國崛起的時代，也還有專製強國與之爭鋒，如德意誌第二，第三帝國，沙俄和蘇俄，日本帝國，當然還有本朝。
即使在民主國家內，也定期會向專製返流。德國魏瑪共和國向第三帝國返歸是最具代表性的時刻，德國人民歡呼著埋葬了民主製，迎來了救世主，年輕的希特勒元首。
美國在三十年代出現過對蘇德體製的崇拜熱，1933年當選的羅斯福就是個很強勢的人，代表著一些人回歸專製的願望。八十年代在越戰陰影下，美國人又很羨慕蘇聯，裏根也是以強人形象當選的。現在，美國人又開始羨慕中國體製，很多人預言美國製度肯定要敗給中國。中共十九大提出了“道路自信，製度自信”，習總當仁不讓地要將“中國道路”推向全世界，對“美國道路”提出了公開挑戰。
這種自信有基礎嗎，這種挑戰能成功嗎？當下中國毫無疑問是專製體製，中國憲法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專政”不就是專製嗎？雖然也稱民主，就如北朝鮮的國名還叫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呢，但現代民主的特征首先是，通過竟爭方法選舉領導人。至於決策過程，美國軍隊打仗也不是投票決定如何進攻的，美國總統也是一人決斷在其權力範圍的事務的，這不是民主的關鍵特征。在中國別說國家主席，連個鄉長，鎮長都不是治下老百姓所能決定的，因此肯定不符合現代民主的通常定義。因此這種挑戰就是專製對民主的挑戰！
專製沒有什麽不好，人類迄今為止大多數的文明曆史都是在專製製度下度過的，曆史經驗更豐富，如果深入總結，取長補短，是有可能比隻有短短三百餘年的現代民主製做得更好的。但如果盲目自信，那是必敗無疑。最近的兩個專製明星納粹德國和蘇維埃俄國，都曾有很好的表現，但最後都滅亡了。僅僅總結這兩個例子，也能有很多的經驗教訓。
蘇聯是新中國的“老大哥”，它的成就和失敗都是寶貴的經驗。蘇聯實行的國有的完全的計劃經濟是失敗之源，沒有激勵失去了競爭，效率極低人浮於事，國家經濟成了一架投入多產出少的老虎機，出不敷入，最後難免崩盤。蘇聯國家機器的基本機製是需要一位權力極大政教合一的領袖，思想上通過宣傳和監控形成一種信仰和道德體係，組織上是對上負責的黨政一體的官僚體係，監控上依賴直接由領袖控製的超法製秘密警察和鼓勵互相告發的機製。其最成功的例子恰恰是最恐怖的斯大林時代，人民的生活談不上好，但畢竟經濟上迅速成長為經濟強國，戰勝了強大的外敵入侵，整個政府運行有效，總體上是成功的。
但蘇聯一旦失去了鐵血鋼心的領袖，言論自由化了，官僚監控寬鬆了，再加上低效的經濟，馬上就走下坡路了。這個體製就是為斯大林式領袖量身定製的，前述的幾個前提：集權領袖，個人崇拜，控製言論，秘密警察，告發體製似乎一個都不能少。而如何製衡領袖及領袖的繼承則是一個大難題。
納粹德國的滅亡並非由於其體製的失敗，而是軍事的失敗。其實它還是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和值得借鑒的地方的。納粹德國的經濟是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大多數企業包括軍工企業都是私有的，市場競爭和經營自由化是得到保證的。國家通過投資公共工程解決就業，提供國家免費福利（醫療教育等），解散工會等方法，起到幫助工商經營者的作用。除了在戰爭的後期全國動員後外，納粹黨國政府的管理還是相對寬鬆的，僅限於公共事務。相比蘇聯政權，二者的最大區別就是經濟模式的不同，德國是市場經濟而蘇聯是計劃經濟。二者都是成功的體製，都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有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和一個紀律嚴明的黨。如希特勒所說，領袖就像大腦，是一切的核心，而黨就像神經係統，通過一級級的神經元領導整個社會。
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種體製太依賴領袖了。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天才的精力充沛，冷酷無情，有常人難以企及的組織能力的人，因為他們要實現絕對控製，勢必壓製一切反對意見，這樣留在體製內的多是順從的庸才，以拍馬為能事。這樣由於聽不到反對意見，沒有任何製約，領袖就會剛愎自用，犯了錯連個刹車都沒有。其次，當領袖死亡或退位後，剩下的都是群庸才，很難出現具有駕馭如此複雜局麵才能的人，就會造成人亡政息的後果。或者經過殊死爭鬥，終於出現另一個超魅力領袖，但可能已是萬千人頭落地了。
中國的鄧體製更像改良的納粹體製（有中國學者曾在專業雜誌上發表過相關課題）：黨政一體，市場經濟，國家投資引導.....但鄧力圖改變過於依賴領袖的弊端，做出了集體領導，代間製衡，任期製，禁止個人崇拜，加強法製等等體製改革，應該說成就還是非凡的，但弊端也顯露了。腐敗，低效，社會失去凝聚力....蘇聯不戰而亡的陰影又籠罩在中共的心頭。
仿佛一種體製的優缺點總是如影相伴的，是一個package, 沒有僅有優點毫無缺點的組合。如果要采取一黨專製體製，就不能言論自由，就不能集體領導，就得搞個人崇拜，就得搞秘密警察....這樣才可以高效決策，果斷改革，排除利益集團的幹擾，犧牲少數發展最重要方麵.....但是這樣就無法約束領袖，就算他發瘋了你也得跟著喊好；他會一直幹到死，死後可能會一場大亂，甚至血雨腥風，驚天動地；國家可能很偉大，但你可能屬於被犧牲的螺絲釘；你不能亂聽，亂說，要隨時準備先發製人以防被人告發.....
魚和熊掌不能兼得。看來最好的辦法是，中美和平競爭，而兩邊的人民可以自由移民。喜歡國家偉大而個人奉獻的到中國一邊，喜歡個人自由而國家管他娘的到美國一邊，那樣倒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如果可能的話！
否則如果蘇聯勝利了，那多尷尬呀。
民主這事實際上也是這樣。老百姓可以不喜歡這不喜歡那，但當沒多少人會為這“不喜歡”去做點什麽時，那麽社會就不會受他們這些“不喜歡”的影響。當然，當前的政權在這些方麵自然要多花些精力來對抗這種“不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