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將使世界上隻有兩個國家ZT

北京——你對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世界有何擔憂？

這一問題的答案常常像是科幻驚悚片的情節。人們擔心，人工智能的發展將催生技術史上的“奇點”——也就是人工智能超越人類智力極限，在人類事務領域引發無法想象的革命的時刻。他們想知道，為我們所控製的人工智能，是否會反過來控製我們，實際上把我們變成了賽博人。

這些問題琢磨起來很有意思，但並不緊迫。人們擔心的情況即便會發生，也要在千百年之後。我們目前還不知道，如何從我們最優秀的人工智能工具（例如最近擊敗了世界上最好的圍棋手的穀歌計算機程序），走向“通用”人工智能，即擁有自我意識的計算機程序，可以進行常感推理，獲取多個領域的知識，感知、表達和理解情緒等等。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沒什麽可擔心的了。相反，現有的人工智能產品正以超出大多數人想象的速度得到改進，很有可能讓我們的世界發生根本性改變——不一定就是變得更好。它們隻是工具，而非某種與人類競爭的智慧形式。但它們將重塑工作的含義和財富的創造方式，引發前所未有的經濟不平等，甚至改變全球力量均勢。

我們必須把目光轉向這些迫在眉睫的挑戰。

今天的人工智能是什麽？大致來說，它是一種從特定領域（例如貸款償還記錄）獲取大量信息，並利用這些信息在特定情況下作出決定（是否貸款給某人），服務於特定目標（讓貸方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技術。它就好比是打了雞血——接受了大數據訓練——的電子表格程序。執行特定任務時，這些工具的表現可以好於人類。

這種人工智能正拓展至成千上萬個領域（不隻是貸款），在此過程中，它會讓很多工作崗位消失。銀行出納員、客服代表、電話推銷員、股票和債券交易員，甚至律師助理和放射科醫師，都將逐漸被此類軟件取而代之。假以時日，這種技術將會控製自動駕駛汽車、機器人等半自動化和自動化硬件，取代工廠工人、建築工人、司機、快遞員以及其他很多職業的從業者。

不同於工業革命和計算機革命，人工智能革命並不是讓特定工作（工匠、使用紙筆和打字機的個人助理）消失，並代之以其他工作（裝配線工人、熟練使用計算機的個人助理）。相反，它有可能造成工作崗位的大規模減少——其中大多是低薪崗位，但也會有一些高薪崗位。

這種轉變將為開發人工智能以及運用人工智能的企業帶來大量利潤。想象一下，如果優步(Uber)之類的公司隻使用機器人司機，會賺多少錢。想象一下，如果蘋果(Apple)不使用人力就把產品生產出來，會有多少盈利。想象一下，如果一家貸款公司無需人力介入便可一年發放3000萬筆貸款，會獲得多少收益。（碰巧，我的風險投資公司已經投了這樣一家貸款公司。）

我們由此將麵臨兩種無法和諧共存的新情況：大量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大批人員失業。該做些什麽？

其中一種對策是就人工智能並不擅長的任務，對人員進行教育和再培訓。人工智能非常不適於從事涉及創造性、規劃性和“跨域”思維的工作——比如庭審律師做的事情。但需要這些技能的通常是高薪工作，可能很難讓經過再培訓的失業工人去做。承載更多希望的是涉及人工智能所缺乏的“人際技能”的工作，比如社會工作者、調酒師、看門人——從事這些職業需要進行細微的人際互動。但這裏也有一個問題：一個社會真正需要多少調酒師？

我猜想，大規模失業問題的解決方案會牽涉到“愛心服務工作”。這些工作人工智能做不了，社會需要，又能給人以使命感。例如陪伴老年人去看醫生，在孤兒院教書，以及在匿名戒酒會——或者很快就可能出現的匿名戒斷虛擬現實會（Virtual Reality Anonymous，麵向的是那些沉湎於由計算機生成的模擬世界，對平行世界生活成癮的人）——當一名協助人。換句話說，今天的誌願者服務工作或許可以在未來變成真正的工作。

其他一些誌願者工作或許薪水更高，也更具專業性，比如富於愛心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充當診斷癌症的人工智能程序的“人機界麵”。不管怎樣，人們都將可以選擇讓自己的工作時間比現在短。

誰會為這些工作支付薪水？這時候那些有大量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領域就該起作用了。在我看來，由人工智能創造的財富有一大部分要不可避免地被轉移給那些因之失去工作的人。看起來，這一點似乎隻有通過實行增加政府開支的凱恩斯經濟政策才能做到，而政府開支的增加或許可以通過對有錢的公司征稅實現。

至於這種社會福利將是什麽形態，我會讚成提供一種有條件的普遍基本收入：也就是給有財務需求的人提供的福利，條件是他們要麽顯示出接受培訓、以便讓自己有受雇資格的努力，要麽承諾做一定時長的誌願“愛心服務”。

要給這些福利提供資金，勢必要提高稅率。政府不僅必須給大多數人的生活和工作提供補貼；還必須填補此前從受雇個體那裏征收的個人稅收的損失。

這會給人工智能帶來最終、或許也是最重大的挑戰。我設想的凱恩斯政策方案在美國和中國或許是可行的，這兩個國家會有足夠多成功的人工智能企業來通過稅收資助福利措施。但其他國家呢？

它們將麵臨兩個難以克服的問題。第一，由人工智能創造的大部分財富將流向美國和中國。人工智能是一個強者更強的行業：你獲得的數據越多，產品就會越好；產品越好，收集的數據越多；數據越多，就能吸引更多人才；人才越多，產品也會越好。這是一個良性循環，美國和中國已經積聚了足夠多的人才、市場份額和數據來啟動這個循環。

比如，以市值論，中國語音識別公司科大訊飛，以及曠視科技和商湯科技等幾家中國麵部識別公司已經成為所在行業的領導者。美國則引領著自駕車的發展，由穀歌、特斯拉(Tesla)和優步等公司占據領先地位。至於消費者互聯網市場，有七家美國或中國公司——穀歌、Facebook、微軟(Microsoft)、亞馬遜(Amazon)、百度、阿裏巴巴和騰訊——在大量運用人工智能，並擴展它們在其他國家的業務，基本已經占領了這些人工智能市場。看起來，美國的公司將主導發達國家市場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市場，而中國企業將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市場獲勝。

中國和美國之外的許多國家麵臨的另一個挑戰是，人口在增加，尤其是發展中世界。盡管不斷增長的龐大人口也可以成為經濟資本（就像中國和印度最近幾十年的情況），但在人工智能時代，它會成為一個經濟責任，因為這些人口會構成大多數的失業工人，而不是多產的員工。

所以如果大多數國家無法從利潤極高的人工智能企業征稅來補貼自己的工人，它們還有什麽選擇呢？我能想到的隻有一個：除非它們願意讓民眾陷入貧困，否則就必須與供應最多人工智能軟件的國家——中國或美國——談判，最終成為這個國家的經濟依賴者，以允許“母”國的人工智能企業繼續從依賴國的用戶身上獲利，來換取福利補貼。這樣的經濟安排將重塑現有的地緣政治聯盟。

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開始考慮如何將日漸臨近的、由人工智能加大的貧富差距最小化，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與國之間的。要麽就得把這件事看得更樂觀一些：人工智能給我們提供一個在全球範圍內重新思考經濟不平等的機會。這些挑戰太過廣泛，任何國家都無法將自己孤立起來，獨自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