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黨內鬥爭
1927年到1935年期間，圍繞著領導權和政策，黨內充滿複雜的鬥爭，毛澤東最終贏得了黨的指揮權。當時黨內的重要人物都安全地呆在上海的租界內，他們和斯大林不斷尋找“革命暴動”，並且按照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教條，準備進攻城市。毛澤東被隔絕在農村，因為農民的“異端”而受到批評，盡管他並不能隨時得知黨內最新的變化，而且是在很晚之後才知道自己被降級。1927年和1930年，他曾經兩次接受命令領導對城市的攻擊，兩次都以災難性的失敗告終。毛澤東後來回憶，“對於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中國共產黨人是早有切身體會的。”
井岡山是毛澤東逐漸形成他自己戰略思想的地方。這裏仿佛是故事書裏的場景，江西與湖南交界地帶的崇山峻嶺，是一片幾乎難以攻破的廣袤地帶，隻有星星點點的幾座小村落，還駐紮著幾夥土匪。毛澤東同土匪聯合，靠減輕地租拉攏農民，到了1934年，已經把手下的1000名士兵發展到10萬人。江西南部的瑞金被定為共產黨人的首都。
毛澤東的成功恰恰導致他的失勢。1931年，黨的中央委員會從上海遷到江西，接下來剝奪了毛在黨內和軍內的一切職務。1933年，周恩來接替他擔任總政委。當時，毛為數不多的堅定支持者中就有鄧小平。1976年，身居要職的鄧小平被毛打倒。
喪失領導權是雙重意義上的災難，因為恰在此時，蔣介石發動了旨在消滅共產黨的第五次圍剿。毛澤東避敵主力、集中優勢兵力突襲敵人小股孤軍的戰術，瓦解了前幾次圍剿。這一次，黨的領導人嚐試正麵迎擊國民黨軍隊。但是蔣介石有70萬人，是共產黨軍隊的七倍，他還聽取了納粹將軍漢斯·馮·塞特克(Hans von Steeckt)的建議，用鐵絲網和機關槍火力形成包圍，一點一點扼殺共軍。
逃跑是唯一的出路
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走。1934年10月15日，共產黨軍隊的主力突破國民黨封鎖線，向西南進軍，開始了長征。向哪裏走，目標是什麽，都不清楚。有些人想尋找新的根據地；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其他人則希望北上抗日，自從1931年以來，日軍的勢力已經日益深入中國。
突圍出來的9萬名共產黨人，經過一年時間和6000英裏的跋涉，最後隻有2萬人到達了西北部的新根據地陝西。盡管經曆了各種艱難困苦，但長征拯救了共產黨，讓它更強大，有了一支不可戰勝的軍隊。
這支軍隊以遊擊戰為指導思想，有鐵的紀律，團結一致，還有了一個新的領導人——毛澤東。在長征中，經過不少挫折，1935年1月，當軍隊駐紮在貴州省偏遠的遵義縣時，毛澤東終於獲得了指揮權。當時，靠著完全來自《三國演義》的計謀，使用繳獲的國民黨製服和旗幟，共產黨軍隊不費一槍一彈占領了遵義。
新的黨，新的政權
長城腳下的延安地區，是3000年前中華文明的起源地，毛澤東建立起完全打上了他個人色彩的一個新的黨，和一個新的政權。這是一段關鍵時期，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他發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還將無限懷舊地重拾自己在延安形成的那些思想。這些思想包括把黨的幹部送到鄉下，接受意識形態改造、強調自力更生和農村的互助生產隊，以及普及教育。
或許他在1936年2月，到達西北不久後創作的詞《雪》最能體現他當時的心情。這首詞用鏗鏘的語調把他和中國輝煌曆史連在了一起，也表達了他對這片土地的熱愛。詞是這樣寫的：
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抗日的象征
毛澤東決定性的一步，就是天才地把共產黨塑造成了中國抗日的象征。日本的侵略始於1931年入侵東三省，終於在1937年對中國發動了全麵戰爭，激起了全民族巨大的憤怒。
麵對這種局麵，蔣介石繼續堅持先消滅共產黨，再對付日本。1936年12月，這個戰略產生了事與願違的效果。被日軍趕出東北的青年軍閥張學良率領親國民黨的部隊，在距離中共根據地不遠的西安劫持了蔣介石。蔣介石被迫同意與中共結成第二次統一戰線，一致抗日，才被釋放。
盡管從一開始就明顯存在摩擦，但兩黨之間的協議給了毛澤東迫切需要的喘息間隙，讓他有機會借抗日的名義，在整個中國北部擴大共產黨的領地。善於遊擊戰的共產黨在這方麵可謂訓練有素。到1945年戰爭結束時，重新命名為八路軍的共產黨軍隊已經發展為一支強大的力量，有100萬人，其統治的地區內有1億人口。
由於曆史的偶然，日本的侵略“或許是毛掌握權力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施拉姆在他的傳記中這樣寫道。
毛澤東利用這段相對穩定的時期大量閱讀和寫作，把自己的思想進行了係統化。他的一些最重要的書和講話都是在延安時期寫成的，其中包括《論持久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實踐論》和《矛盾論》。
“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他最常被引用的一段話出自1938年：
“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
1942年，為了控製成千上萬新招募的官員，確保他們忠於他的思想，毛澤東發起了第一次整風運動。那是思想改造的開始，也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開始。他下令全黨學習他的著作，助長了這種崇拜（在文革中，他曾宣傳一篇他參與撰寫的讚揚他的思想的文章）。
整風運動有另一個目的——結束在毛澤東看來對蘇聯指導的過分依賴：“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這是要求中共脫離莫斯科而獨立的號召。
1944年至1945年，有很短一段時間，毛澤東和美國人曾經互相示好。美國政府希望促成共產黨和國民黨共同抗日。那些被允許進入延安的美國外交官和記者，都對毛及其軍隊的成就印象深刻。毛則是看到獲得美國部分援助的可能性——當時美國的援助都給了蔣介石，用於抗擊日軍。
“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1944年7月4日中共官方報紙的一篇鼓舞人心的社論這樣寫道。不過，蔣介石的不妥協阻擋了這方麵的所有努力。
1945年戰爭結束時，美國政府努力扮演雙重角色。一方麵幫助蔣介石，繼續支援他，把他的數萬大軍空運到東北，在向那裏進軍的共產黨到達之前占領日軍的地盤。另一方麵，發起組建聯合政府的談判。在美國的敦促下，毛澤東飛往重慶——那是他第一次坐飛機——在那裏，他與蔣介石進行了43天最終無果的談判。1945年11月，哈裏·S·杜魯門總統(Harry S. Truman)派喬治·C·馬歇爾將軍(George C. Marshall)作為他的特派員前往中國。馬歇爾繼續嚐試促成停火和聯合政府，一直到1947年1月，但全麵內戰已於1946年初爆發。
蔣介石非常自信。美國支持他，斯大林看上去保持中立，並不渴望看到毛獲勝，他的兵力是毛的四倍。不過，他的軍隊被腐敗、嚴重通貨膨脹以及完全根據忠誠度升遷的無能的軍官拖垮。民眾普遍的厭戰情緒以及對國民黨的敵意也產生了影響。
到1947年中期，國民黨的兵力已降至共產黨的兩倍，到1948年中期，雙方基本持平。國民黨的將軍們開始大批投降，此後不到一年，戰爭就結束了。
走蘇聯道路
在接下來的五年裏，中國的很多發展是按照正統的蘇聯模式進行的。毛澤東在1949年宣布，中國之後將實行“一邊倒”政策，與蘇聯合作。看上去也的確如此。按照蘇聯的模式，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強調重工業、中央規劃、技術專長和大規模的國防建設。幾所技術學校要求學生修交際舞課程。從彼得大帝開始，俄羅斯人便是這麽做的。
這在一定程度上大概是毛澤東後來堅持說的自己1949年決定退居“二線”，把“日常工作”交給其他人造成的。他自稱這麽做是“想要使國家安全，想吸取斯大林在蘇聯的教訓”。“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麽震動，”他寫道。“但是處在一線的同誌處理得不那麽好。”
無論是哪種情況，1950年朝鮮戰爭中斷了中國的建設。盡管戰爭具體緣由仍鮮為人知且頗具爭議，但重要的證據表明，它從根本上來說是蘇聯發動的，且未征詢毛澤東的意見。這場戰爭對新成立的國家產生了糟糕的影響。它促使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保衛蔣介石1949年退守的台灣，導致毛澤東與華盛頓的關係冰封二十年。此外，中國還付出了數以萬計的生命代價和國家建設迫切需要的大量資金。
戰爭結束後，毛澤東開始無法忍受中國的發展速度和引入社會主義的方式。1955年，他下令加快農村地區的集體化速度。在那年7月的一次講話中，他似乎又重新相信人的力量會戰勝物質上的困難。這也預示了接下來很多事情的發生。
“一九五五年，在中國，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決勝負的一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煙瘴氣，陰霸滿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卻完全變了樣，成了另外一種氣候，幾千萬戶的農民群眾行動起來……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衝走了。”
改弦更張
如果隨後多年裏中國所走的道路常常看上去呈之字形，這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麵對顯而易見的經濟困難，毛澤東在其好戰的烏托邦式展望和更慎重的現實主義之間搖擺不定，不斷換擋的結果。
1956年，赫魯曉夫揭發了斯大林的劣跡，波蘭出現騷亂，匈牙利發生暴動，這些都促使毛做出新的政策嚐試，提出了“百花齊放”。在嚴厲的控製稍有放鬆後，他希望能激發人們對共產黨提出一些有益但有度的批評，來避免類似問題在中國上演，與此同時鼓舞中國知識分子成為優秀的共產主義者。但他沒有打算進行全麵自由化。
在1957年2月的一次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通過他慣用的兩麵性或矛盾論角度，概括了這一轉變的理論依據。中國應該同時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管製，這在西方人看來是不可能的，但毛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類似的矛盾或二元對立比比皆是。他說，“沒有矛盾鬥爭，就沒有世界，就沒有發展，就沒有生命，就沒有幸福，就沒有一切。”
困難在於正確分析矛盾。正如他在1957年所說：“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麵，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麵地強調某一個側麵而否定另一個側麵。”
毛的這一論證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得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但中國的陰陽說也可能是一個來源，毛在小時候接觸到了這種關於兩股交替力量的理論。
大量批評湧現
讓毛意想不到的是，百花齊放引起了大量的批評聲，矛頭直指共產黨，為此他迅速轉向了另一麵——管製，發起了嚴厲的整治運動。
就是在那段時間，他在1957年第二次訪問莫斯科時表示無需害怕核戰爭，掀起了軒然大波。“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
這符合他對人的信念，他認為決定性因素不是機器或武器，而是人。1947年的一次訪談中，他宣稱：“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這是一種遊擊戰的觀點。
據毛的回憶，這段時期，也就是1957–58年冬天，是中國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他對蘇聯的憂慮已經突破極限，決心結束對俄國人的亦步亦趨。他回到在江西和延安的源頭尋找啟發，重新強調農村以及農民在克服物質困難方麵的潛能。中國需要進行一場“大躍進”。毛希望用公社對農民進行重組，釋放他們的能量，大幅增加農業產量，一夜之間趕超西方。這是一個構想，不是計劃。
正如毛自己所說：“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全中國立刻熱火朝天地行動起來。農民在院子裏建起熾熱的熔爐，自己提煉作為工業化象征的鋼鐵。成功讓幹部們欣喜若狂，農業產量一年裏報出了100%的增長。湖南農民的一首歌謠體現了當時的氣氛：
“入了公社如上天，一夜賽過幾千年。”
但事實沒那麽簡單。這之後出現了嚴重的混亂，食物短缺，一些地方甚至出現饑荒。整整過了三年經濟才得到恢複。
領袖遭到攻擊
這些舉措讓毛澤東的領導權自30年代初以來首次受到嚴重挑戰。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在度假勝地廬山召開。會上，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對他進行了大膽的批評。由於受到彭德懷的抨擊，毛澤東變得緊張煩躁。“你們講了那麽多，允許我講個把鍾頭，可以不可以？”他最後對與會者說。“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他坦率地承認自己對這場災難負有一定責任：“這個亂子就鬧大了，自己負責……對建設根本外行，對工業計劃一點不懂。”
毛澤東也以極具殺傷力的手腕發起反擊，撤銷了彭德懷的職務。做完這件事，毛澤東心滿意足地把國內日常事務交由別人管理，在隨後幾年裏集中精力處理外交事務，尤其是與莫斯科之間日益升級的爭執。
當時的外交政策似乎常常像國內的政治運動一樣劇烈搖擺；從出兵朝鮮半島，到（印尼）萬隆會議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呼籲解放全世界，到尼克鬆總統的中國行及上海公報。學界認為，在外交政策的這些轉向背後，所有基本決定都是由毛澤東本人做出的，盡管周恩來常常以大使的身份代表中國與外界溝通。
此外，在搖擺不定的表象之下，毛澤東堅守著他深信不疑的幾個觀念。
首先，中國奉行僅限於防禦的政策，比如說不會出兵越南。“不主動惹事，不挑起爭端，不越出國境，”毛澤東告訴中共中央委員會。
幫助第三世界鬧革命
其次，他致力於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運動。不過，他推崇辯證法，摸索出了一條路線，既和一國政府保持正常的外交關係，又向旨在推翻該國政府的共產黨遊擊隊施以援手。
再次，毛澤東致力於把中國重新打造成一個大國，而且他很早就意識到，中國隻有在經濟和軍事上強大起來，才能得到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認可。時間證明他是對的。中美關係破冰後，在70年代中期，以前和中國處於敵對狀態的中南亞鄰國紛紛效仿美國的做法。
與此同時，毛澤東越來越為蘇聯感到困擾，認為它既是外部威脅，又可能在內部形成會顛覆中國革命的異端。在1959年遭到彭德懷批評之後，毛澤東或許已經覺得黨背叛了他，已經掌握在想追隨蘇聯模式的官僚手中。這種模式是基於黨內精英、物質刺激和重工業來實現漸進式發展。此外，毛澤東也開始懷疑中國的年輕人；就像他在1965年對馬爾羅所說的，“這批年輕人表現出危險的苗頭。”
“放任人性，不一定會讓資本主義重新抬頭，但是會讓不平等重新抬頭，”他說。“催生新階級的力量是很強大的。”
“革命和下一代要健康發展，必須接受錘煉，”他接著表示。“年輕人要接受考驗。”（以上三段引語僅見於中共發表的英文會議記錄——譯注）
考驗：文化大革命
這個考驗就是毛澤東在那年秋天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從很多方麵講，這是他人生中最長的一次巔峰，將他青睞的所有主題凝聚其中。“什麽人間奇跡，我們都可以創造出來。要革命，就必須掌握階級鬥爭的規律，”他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不久說道，可能屬於他的語錄的一部分。這場運動也是他對蘇聯影響的終極反抗，針對的是它的精英主義和官僚主義。
對於自己離世後會發生什麽，毛澤東並沒有把握。就像他在1965年告訴埃德加·斯諾的，一千年後，就連馬克思和列寧大概都會“顯得相當可笑吧”。
去年，在獻給臨終的周恩來的一首詩中，毛澤東以更心酸的筆觸寫道：
“父母忠貞為國酬，何曾怕斷頭？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業未竟，身軀倦，鬢已秋。”
結尾稱，“你我之輩，忍將夙願，付與東流？”
